译序

人类以海洋为舞台的战争已经绵延数千年。如果以海战的技术方式作为标准，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时代。而每个时代都会推出自己的英雄和典范。例如，萨拉米斯海战标志着古典时代海上战争的巅峰。在这个时代，海战以舰船为基本战斗单位，以撞击作为主要交战手段。雅典海军正是借此粉碎了波斯帝国的野心。但是随后，罗马人改变了游戏规则。他们利用“乌鸦”吊桥装置，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步兵优势，从而将海战变成了海洋上的步兵肉搏战。凭借此种技术改进，罗马人消灭了宿敌迦太基人。但是直至一千多年之后，西班牙人才在爱琴海上的雷班托岛附近，将此种作战方式推向顶峰。在此之后，技术发展再次峰回路转。随着火药和大炮的普及，水兵手中的轻兵器迅速贬值。海战再次回归到以舰船为基本单位的模式。只不过这一次，古老的撞击战术被新兴的火炮所取代。海战变成了舰船之间以高度机动性为基础，以火炮为主要攻击手段的搏杀。正是凭借此种技术革新，伊丽莎白女王的御前海盗德雷克，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雷班托的余晖终于在英吉利海峡落幕。英格兰一跃成为世界海洋的主人。此后三百年间，人类的经济、技术水准都大为提高。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出现，使得战舰从依赖风力驱动的木头，变成了依靠蒸汽驱动的钢铁。但是依靠大舰巨炮决胜负的海战模式，仍然一如既往，终于在1916年的日德兰海战达到了顶点。

日德兰海战堪称人类海战史上最具历史意义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海战，都体现为军舰与军舰之间，士兵与士兵之间的正面对抗。除了拜占庭舰队利用希腊火暗算阿拉伯舰队以外，人类的海战史总是充斥着一种壮烈与荣耀的气氛。交战双方就像古典时代的贵族武士，带着荣誉走向战场，直面对手，一决胜负。然而在日德兰的战场上，海军航空兵第一次参与到大规模的舰队对抗行动中来，从而预示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海战将从军舰与军舰之间的对抗，演变为海洋上的空中战争和空地较量。身形渺小的飞机，取代了海面上的庞然大物，占据了战争舞台的中心，犹如手持弹弓的大卫打败了巨人哥利亚。日德兰海战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此。它是传统海战时代的一场盛大葬礼，同时也是一个全新海战时代的接生婆。

百年来，围绕日德兰海战的书籍早已汗牛充栋。而本书的特点在于，从两个层面来呈现这场战役。

首先，通过《基尔和日德兰》展现这场战役的战术层面。作者哈瑟中校是德国海军中的炮术专家。他以战列巡洋舰德弗林格号第一枪炮官的身份，参与了斯卡格拉克战役（德国人对于日德兰海战的称谓）。其回忆录的价值在于，从一名身处一线的官兵的视角，观察了战役的全过程。这不仅有利于读者从德国人的视角审视这场海战，更重要的是，它呈现了无畏舰时代海战的技术细节。这些技术细节对于加深对海战的认识和理解，至关重要。

其次，是通过交战双方的两位舰队总司令的回忆录中关于日德兰海战的内容，展现这场战役的战略层面。这两位亲历者，从他们各自的视角，叙述了他们在这场战役中的经历。相信读者在自行比对他们双方的叙述之后，能够对这场战役形成一个较为全面且相对公正的印象。

平心而论，迄今为止所出版的关于日德兰海战的书籍和文章中，堪称优秀者绝不在少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档案的解密，再加上其他各类的资料，当代的历史学家们完全有能力调用成吨的文献档案，来还原这场海战在每一个时间节点上的每一个细节。在此基础上所撰写出来的著作，要比那些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录更加全面和准确。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录已经因此失去价值了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弄清楚历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究竟在哪里。

在以往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世界各地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文明，曾不约而同地将历史视为一种艺术。这种艺术所要表现的，与其说是绝对真实而客观的存在，不如说是为了让社会精英从这种艺术中获取有益的经验教益。没有人会把吟唱着特洛伊故事的荷马视为历史学家。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从他的故事里获得启发。数千年后，远在东方的司马光，更是明明白白地说明了自己撰写历史的目的：鉴古知今，资于治世。也就是说，阅读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那些已经逝去的，而是为了当下仍然存在的。

然而自19世纪以来，将历史作为艺术的古老传统逐渐消亡。以至于今天，人们将历史学等同于物理学这样的针对绝对客观世界的研究，希望从中找到类似于牛顿力学定律那样的绝对正确且永恒不变的真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历史学正在演变成考古学和考据学。

只要收集到足够数量的史料，人们不难通过堆砌这些史料，来还原某个历史事件的所有细节。但是这样的细致描述，只会受到学院里的专职学者和学院外的少数珍玩爱好者的青睐，而对于千千万万喜欢阅读历史的普通人，却并无多少实际意义。正如一个人，无论他多么细致地研究一个乾隆朝的景泰蓝花瓶，也不可能对那个历史时期有一个整体印象。相反，一个人只需大略阅读几遍《红楼梦》，就能对曹雪芹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有一个大体直观的认知。

阅读历史的目的，在于增进读者对于世界和人性的了解，而不是仅就某个事件本身做无穷无尽的细节考证。前者是历史研究的真谛所在，要求把握整体，认知精髓；而后者只是技术性的考古工作，总是孜孜以求于细枝末节。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历史事件亲历者的回忆录的价值才得以凸显出来。因为这些文本反映了当事人在面对那个历史关头时，所表现出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模式。他们的成败功过皆由此引出。对于其中的因果关系的探究与评价，正是后人可以借鉴和学习之处。当然，基于种种个人利益的考虑，亲历者在撰写回忆录时往往也会有意无意地扭曲事实，以便涂抹和洗刷自己。然而即便是这样的歪曲之辞，也有其价值所在。因为鉴别这些虚假信息本身，就能帮助读者从反面了解历史的真相，以及当事人的心态。

另一方面，坐在书斋里的历史学家们只能用廉价的后见之明来还原历史。这虽然有助于解释最终结果，却无助于真正把握其中的过程。所以他们的叙述尽管经常细致入微，但在总体上显得隔靴搔痒。这绝非个人智力不足所致，而是基于一条古老的经验法则：旁观者的后见之明不能代替当事人的亲身体验。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才需要将这些百年前的回忆录翻译出版。坦率地说，百年前的这三位作者，在他们落笔著述之际，他们心目中的读者也仅限于他们所熟悉的那个欧美世界，特别是同时期各国海军界的同仁。他们肯定从未考虑过，有朝一日，他们的著作会在遥远的东方世界面世，去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里的读者。而且，当时人们的文风言辞与今天也颇有差异。这些因素使得整个翻译过程中经历了诸多困难。然而无论如何，还是本着尽可能忠实原著的原则，将它们译出。

由于这些回忆录由英德双方人员撰写，而他们对于某些基本概念的认知差异，使得三篇译文在一些细节上有明显的不一致之处。首先，德国海军采用的是中欧夏令时，而英国海军采用的是格林尼治时间，所以德国人的时间记录要比英国人快两个小时。其次，双方采用的距离单位不同。英国舰队司令杰利科习惯于英国人的长度单位码（yard）和英里（mile）。而德国人是公制单位的拥护者，使用米（metre）和海里（nautical mile）。第三，对于自己所指挥的完全以战列舰为核心的舰队，杰利科习惯于将其称为战列舰队（battle fleet），而舍尔则将其称为主力舰队（main fleet）。此外，双方军事条令中的某些术语也不一致。一战时期的德国海军，并未正式采纳“驱逐舰”这个概念。所有小型的以鱼雷为主战兵器的舰艇被统称为鱼雷艇。而按照英国海军的标准，这些舰艇就是驱逐舰。杰利科也是如此称呼它们的。而舍尔则坚持称它们是鱼雷艇。需要强调的是，两篇德国人的回忆录，都是根据现有的英文版翻译而来。其中已经夹杂着某些英国人的称为习惯。例如，哈瑟中校的回忆录中，已经采用了“驱逐舰”的称谓；而舍尔将军的回忆录中，则出现了“英里”的单位。基于遵照原文的精神，这些都被如实翻译。

本书所选取的三篇回忆录，均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然而近百年来却无缘于国人。由于哈瑟中校的回忆录篇幅相对较短，这次得以将其完整译出。这是此书首次以完整译本的形式面对中国读者。至于舍尔和杰利科的回忆录，由于其篇幅较长，当前只能满足于节选其中的片段，而暂时尚无法提供完整译本。这个遗憾恐怕只能留待将来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