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体育事业步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体育史研究也因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此期间，中国体育的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都有不少成果问世。

当然，从总体情况看，这些成果尚未达到预期的应有水平，出现在相关论文和著作中的一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也只是根据所见到的少数文献资料进行简单的分析或“史话”性的描述，使我们难以从整体上了解每个古代体育项目的出现、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轨迹。这种不尽如人意的情况出现，虽然是由种种原因造成的，但也应当看到，这同我国这些年在体育志方面的研究不足有着很大程度的关联。

20世纪80年代，我国体育界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了一次全面深入的普查，并编写了国家、省市等不同级别的体育志书，这些成果对于后来体育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但是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这批志书成果，却因资料收集不够充分、撰写方法上的缺陷以及撰写者选材的失严，致使学说水准未能得到完全保证。此后，体育史学界逐渐认识到，要提高体育史研究水平，就必须写出符合时代需要的体育志书。到20世纪最后几年，部分学者已经有了需撰写高质量志书的紧迫感。

正是出于这种需要，本课题组于2010年申报了中国古代体育项目志的课题，并作为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体育项目志（汉民族部分）》（10&ZD129）获得了立项。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对近些年产生于体育志书撰写工作中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认真总结，并对材料的收集、选择、志书的编写原则与体例进行了讨论。正由于这样，课题组内涌现了一批水平较高的成果，《棋牌博弈志》便是其中之一。

《棋牌博弈志》由内江师范学院体育学院副教授颜下里撰写，该成果有以下四点值得肯定。

第一，本志对中国古代棋牌博弈项目，大凡重要者无不收集，从而弥补了以往项目遗漏过多、不能反映其基本面貌的不足。而且本志也加强了域外资料的收集，使得项目内容更加充实。如从英国托马斯·海德1694年出版的《东方局戏》中，不仅获悉了古代中国棋牌博弈项目外传的某些细节，而且收得一些至今未为学界所知的棋戏或博戏。

第二，本书对于体育志撰写体例进行了首次尝试。首先，本志采用章节体与条目体相结合的体例，基本上体现了现代志书结构要求。其次，各项目之下，设释名、沿革、器具、形制、著述、人物、纪事、艺文等条目，涵盖了项目内容诸要点，层次分明，一目了然，这为今后体育志书的撰写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框架。

第三，本志本着传信存真、厘正讹谬的原则，对棋牌博弈领域中的研究结论进行了精审，最终纠正了诸如“围棋起源于西汉说”“八八象棋”等问题的错误。特别是对于“八八象棋”的正误，不仅纠正了对象棋早期形成的错误认识，而且对于中国象棋与国际象棋的关系也做出了新的说明。

第四，本志尽可能地采用了当代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如近年国内学者涂文学、张如安、曲义伟、宋会群等专家学者著作中的一些结论，也参考了美国学者Horst Remus、德国学者René Gralla Hamburg、乌克兰作家С.М.Пaykoв、印度体育史学者Shankar Nath Das、俄罗斯学者АлександрКалёнов等的新近著作，使得本志书的研究不脱离处于时代前缘的最新成果。

上述诸项是本志的亮点，体现出此志书值得重视的学术价值，遂为之序。

崔乐泉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分会秘书长

《中国古代体育项目志（汉民族部分）》首席专家

2015年3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