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兴起与展开
从中国管理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在早期其实是依附于西方管理理论之下逐渐成形的，具有强烈的学术主体倾向。随后不久，管理研究就显示了它的实用取向，逐步成为指导中国企业发展的工具。虽然管理的科学方法以及提高效率、增加效用的方法作为科学方法具有一般性，但是，在管理实践中，由于情境的差异，管理方式、管理类型等会因各个国家文化类型基础上的认知结构、价值偏好及行为方式等不同而迥异（王利平，2012）。管理学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支之一，不能只是依附于西方理论，毕竟各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文化存在诸多差异，必须审慎考察文化差异所产生的关键作用。同时，事实也证明从西方移植的管理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本土企业的管理实践。与其他许多国家类似，与其他许多学科类同，中国的管理学研究也必须经历一个“本土化”的阶段，而目前正是利用本土化研究探索和总结中国本土管理经验的关键时期。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台湾学者就率先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等领域展开了一场所谓的“本土化运动”式的反思和前瞻性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90年代中后期，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的管理学者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文化遗产，并以新的视角研究管理学科。直至21世纪初期，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内地学者开始意识到开展本土化研究的迫切性与重要性，并由此发出呼吁、展开讨论。而在管理研究领域，学者们亦发现，中国企业管理实践有其独特之处，发迹于欧美的西方管理理论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中国情境。这些发现使得身处其境的管理学者们开始进行深刻的思考与探索，并由此展开了一系列中国管理本土化研究与探索。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多年持续快速发展的势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名列全球第2位，30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具备组织管理研究合法性和可行性的情境（Tsui等，2004）。对中国管理实践进行总结和提炼成为现阶段的必然，而这种工作将有利于丰富和创新管理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国际学术界就已经开始关注中国管理情境及其研究。而近年来，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涉及中国情境的论文数量及比重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中国管理已经成为一个正统的研究领域，对于填补世界管理知识的空白具有重要意义（张玉利等，2012）。LI、TSUI及贾良定等学者分别对过去30年间在国际顶级期刊中发表的研究中国管理的学术论文进行了梳理。例如，贾良定所带领的团队对1981～2010年这30年，在国外7种组织管理类顶级期刊发表的有关中国情境的管理研究论文进行了统计（这7种期刊包括：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Organization Sci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统计结果显示，1981～1990年为6篇，1991～2000年为55篇，2001～2010年达到209篇（见表1-1）。而在国内，管理研究者们的研究也是硕果累累。对国内组织管理领域影响因子最高的10种期刊进行统计（这10种期刊包括《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中国软科学》《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科研管理》《管理科学学报》《管理学报》《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和《管理评论》），结果显示，1981～1990年年均32.8篇，1991～2000年年均113.8篇，2001～2010年达到年均418.1篇（尤树洋，2011）。
表1-1 1981～2010年有关中国情境的管理研究论文总数
资料来源：L. D. Jia, S. Y. You, & Y. Z. Du. Chinese Context a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search:A Three-Decade Review.
尤树洋，贾良定，蔡亚华．中国管理与组织研究30年：论文作者、风格与主题的分布及其演变．
致力于发现中国本土企业管理方式，尝试建立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采取本土视角来理解中国独特的本土现象，一方面能够为中国管理实践提供解释与指导，另一方面也能够为世界管理知识宝库添砖加瓦。我们可喜地看到，有关中国情境的管理研究已逐渐引起重视，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在这些成长与繁荣的背后，中国管理学科体系的建立依然任重道远，从中国本土企业管理实践中提炼中国本土管理思想与理论也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要想建立属于中国的管理理论需要管理学者与管理实践者长期的、共同的努力。
研究的缘起
中国管理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走进中国学者的专业视野，并全面进入中国的科研及高等教育体系，也就是近二三十年间的事情，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历史则更短。不容否认，在这期间，无论是对中国管理学教育或是管理研究，西方管理理论都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然而，越来越多的“水土不服”的现象证实，西方管理理论并不完全适应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中国情境，西方管理理论在应用到中国管理实践过程中会不断遇到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这使得管理学者们逐渐意识到，管理领域中已有的研究并不都具备普遍适用性（徐淑英等，2005）。中国数千年积累形成的传统文化使得中国管理实践问题更具复杂性和独特性，中国企业实践者们发现，他们所遇到的发展问题不同于西方企业管理理论所诠释的，完全依赖于西方管理理论已经无法适应中国企业的变化，生搬硬套西方的管理理论必然会导致严重的问题（陈春花，2010；李垣等，2008）。因此，单纯依赖学习获得进步已经不足以支撑发展的需要，拥有了一定发展基础的中国企业，需要解决自我发展的模式问题。管理实践者们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管理模式，也就是属于中国本土企业的管理之道。同时，中国本土企业对西方管理理论“水土不服”的现象也已经使中国管理学者意识到，管理研究的问题应当来自于具体的管理情境，在此基础上运用规范方法进行理论研究，才有可能构建具有不同程度普适性的、科学性的管理理论（贾旭东，2010）。中国学者应以中国本土的商业环境为背景，以中国问题为核心，开展具有创新性的本土管理研究。
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突出了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中国的管理研究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管理学者们所面对的选择是走康庄大道（中国管理理论），还是羊肠小道（管理的中国理论）（徐淑英，2009）。这一比喻清晰地概括了中国管理学研究未来发展之可能，就是一定要做出中国的管理研究。中国管理研究承担的最重要的使命应是为中国的管理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陈春花，2010），而“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则是建立中国本土管理学的最终目的。部分华裔管理学者凭借对西方管理学术科研体系更为深入地体察，从研究情境化、研究方法、研究路径及发展方向等方面出发，对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进行了思考，并为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系列的见解与帮助（Cheng等，2009；John，2009）。例如，2009年，由徐淑英等创办的《组织管理研究》期刊，在第5卷第1期刊发了一组有关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和中国式管理理论的专题，她呼吁学术共同体以及学术制度安排的改变，以促进中国式管理理论的研究与发展（Tsui，2009）。与此同时，中国本土学者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内涵、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路径等方面出发进行探讨，对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例如，郭重庆指出，管理思想根植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之中，因此必须本土化。同时，他还明确了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郭重庆，2008）。韩巍则对本土化学科构建过程中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了探讨，包括如何认识中国管理情境、发展新理论的必要性、学术探索中的“实然与应然”以及组织管理与文化的关系。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出发，刘人怀总结道：为借助独特基因来构建中国本土管理科学，学术界运用了文化核心植入式与文化情境嵌入式两种策略。前者忽视了其与当前管理实践之间的不匹配，而后者则忽视了文化的内生角色（刘人怀等，2013）。诸如此类的研究都推动了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良好发展。
此外，国内各大期刊也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管理世界》组织的一系列案例研究论坛旨在将“本土化”问题付诸企业实践，并希望通过案例研究的方式更加真实生动地反映中国本土管理实践。其刊出的一系列案例研究论文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毛基业等，2008）。而《管理学报》在创刊不久便发起了“创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的基本问题”的学术讨论，开辟的“中国管理论坛”“中国管理理论介绍”“中国管理学派园地”“管理学在中国”等栏目更集中展示了中国特色管理理论成果（张金隆等，2012），陆续介绍了包括和谐管理、东方管理学、和合管理及道本管理等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罗纪宁，2005；韩巍，2005）。同时，就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与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和企业快速成长的诸多本土企业的优秀管理实践已经为深入发展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现实资源，那么，探索和总结这些经验背后的规律，建立和发展中国本土管理理论则应成为中国管理学者们共同努力的目标。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发展之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也初具成果。中国管理学者或从传统文化出发，或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出发，为中国本土管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涌现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也推动了中国本土管理学的发展。这些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成果一方面尝试发现中国管理理论并解决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现有问题，另一方面致力于将中国本土管理理论推向世界，让更多西方管理学者了解并逐步接受和认同中国本土管理理论。
何谓中国本土管理研究
管理科学研究的特点之一即具有情境依赖性，其研究范式、可复制性以及结果的普适性、预测性等各方面与自然科学均存在较大差别。虽然，有部分学者认为任何研究都是根植于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中的，因此，任何研究都是本土化研究，且得到的都是应用范围有限的地方性知识（郭毅，2010）。甚至至今依然有学者质疑，中国本土管理学是否真正存在。例如，Whetten就认为，除非所有的西方管理理论均不能解释本土现象的独特性和新颖性，否则便不存在中国本土管理学。对于此，郭毅等人提出了反驳，认为任何时候都可以建立本土管理学，而不论西方管理理论是否能够解释中国所有的本土现象（郭毅，2010）。当然，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企业只是对西方管理进行了多年的模仿，因而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属于中国的管理之道。作为发展中国家，要想以较快的速度发展自己，当然需要模仿。但是，当单纯的技术模仿走到尽头，中国企业要依靠什么才能保持持续增长？中国企业的管理难道没有属于“中国”自己的部分吗？对西方管理理论的全模仿有价值吗？尽管各种西方管理理论广泛存在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但中国企业还是遵循着属于自己的管理方式，尤其那些行业先锋企业更是如此。中国企业家从来不乏创新精神，中国企业对资源、机会和变化的把握也往往有其独特之处，即便是那些需要企业精心策划的战略安排和精耕细作的管理活动，中国企业依然有其独创的应用。因此，对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本土化研究，不仅有其合法性，也有其现实的根源、价值与意义。
本土化的英文表达为indigenization，源自于indigenous，其释义为“在某种环境中自然而然产生或者发生的”，即“土生的，天生的”（高婧等，2010）。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以及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各类现象的涌现，有必要对中国独特的本土管理现象进行理论探索。本土化研究有助于理解和分析在中国独特本土情境中企业管理实践所遇到的管理现象和问题。然而，对于何谓“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确切而清晰的定义。目前，已有部分学者就本土研究的定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使用本地的语言、本土的研究对象和富有本地意义的构念对本地现象进行的科学研究”即本土研究。其中，本土化的特征是指，在这些研究中，情境因素无论作为自变量还是调节变量都已经明显地成为理论建构的因素之一（Tsui，2004）。第二种观点则赋予了本土研究更为广泛的意义，认为“凡涉及某个独特的本土现象或该现象中的某个独特元素，并且以本土视角探讨其本土性（主位）意义以及其可能普适性（客位）意义的研究，便是本土研究”。这一定义强调了“本土视角”的重要性，认为“本土视角”是本土研究的充分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提炼出本土管理研究的两个主要特点，即基于本土概念的独特而新颖的视角以及将某个独特本土管理现象或该现象中的某个独特管理元素作为研究对象（李平，2010；李平，2012；梁觉等，2010）。与前面两种观点不同，第三种观点则是在本土方法论的界定基础上，结合管理学研究的特性，将管理的本土化研究定义为“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问题的确立、理论的架构、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及工具的选择所形成的研究体系，能够充分、全面而准确地发掘、描述、解释、分析及解决在中国这个特定文化情境中所产生的管理实践问题。”（高婧等，2010）
因此，综合上述各类观点，我们认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就是基于中国本土概念或者从中国本土视角出发，以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某个独特的管理现象或者该现象中的某个独特管理元素为研究对象，且采用的理论架构、研究方法和工具能够真实反映在中国特定文化情境中产生的管理实践问题的一套独立的管理研究体系。
中国30年高速的发展浪潮中，涌现了一批优秀的领先企业，也有一大批企业停滞甚至倒闭，这就需要寻找出适合中国企业实际的发展道路，并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许多具有独创性的实践经验，通过对这些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定会创造出新的属于中国的管理理论，进而丰富和发展世界管理理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一方面能够让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企业管理实践成长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确立中国管理理论学科的框架、体系和内容（陈春花，2011）。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不仅仅有助于理解中国独特的管理现象，发展出一套适合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同时也有助于与西方管理理论进行比较、交流、融合，进而发展出具有普适性的管理理论。在中国进行管理实践的过程中，我们既不能把西方理论当作教条，更无法照抄他人的经验（陈春花，2011），因为，单纯依赖西方管理理论已不足以解释在中国管理实践中发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