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

——黄梨洲 附：孙夏峰 李二曲 余姚王学家 李穆堂

凡一个有价值的学派，已经成立而且风行，断无骤然消灭之理，但到了末流，流弊当然相缘而生。继起的人，往往对于该学派内容有所修正，给他一种新生命，然后可以维持于不敝。王学在万历、天启间，几已与禅宗打成一片。东林领袖顾泾阳宪成、高景逸攀龙提倡格物，以救空谈之弊，算是第一次修正。刘蕺山宗周晚出，提倡慎独，以救放纵之弊，算是第二次修正。明清嬗代之际，王门下唯蕺山一派独盛，学风已渐趋健实。清初讲学大师，中州有孙夏峰，关中有李二曲，东南则黄梨洲。三人皆聚集生徒，开堂讲道，其形式与中晚明学者无别。所讲之学，大端皆宗阳明，而各有所修正。三先生在当时学界各占一部分势力，而梨洲影响于后来者尤大。梨洲为清代浙东学派之开创者，其派复衍为二：一为史学，二即王学。而稍晚起者有江右之李穆堂，则王学最后一健将也。今本讲以梨洲为中坚，先以夏峰、二曲，而浙东诸儒及穆堂附焉。清代阳明学之流风余韵，略具于是矣。

 

孙夏峰，名奇逢，字启泰，号钟元，直隶容城人，生明万历十二年，卒清康熙十四年（1584—1675），年92。他在清初诸儒中最为老辈。当顺治元年已经63岁了。他在明季以节侠闻。天启间魏阉窃柄，荼毒正人，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被诬下狱时，一般人多惧祸引避，夏峰与其友鹿伯顺善继倾身营救，义声动天下。此外替个人急难主持公道，替地方任事开发公益，所做的事很不少。崇祯九年，清师入关大掠，畿辅列城俱陷。他以一诸生督率昆弟亲戚，调和官绅，固守容城。清兵攻之不下而去。其后流寇遍地，人无安枕，他率领子弟门人入易州五公山避乱，远近闻风来依者甚众。他立很简单的规条互相约束，一面修饰武备抵抗寇难，一面从容讲学，养成很健全的风俗。在中国历史上，三国时代田子春以后，夏峰算是第二个人了。鼎革以后，他依旧家居讲学。未几，清廷将畿辅各地圈占，赏给旗员作采地。他的田园庐墓都被占去，举家避地南下。河南辉县之百泉山——即夏峰，亦名苏门山，为宋时邵康节所曾居。他因仰慕昔贤，暂流寓在那里。后来有一位马光裕，把自己的田分送给他，他便在夏峰躬耕终老。所以学者称为夏峰先生。他在明清两代被荐举十数次，屡蒙诏书特征，他始终不出。他81岁的时候，康熙三年曾有人以文字狱相诬陷。他闻信，从容说道：“天下事只论有愧无愧，不论有祸无祸。”即日投呈当局请对簿，后亦无事。他的祖父从阳明高弟邹东廓守益受学，他的挚友鹿伯顺又专服膺阳明，所以他的学问自然是得力于阳明者最深。但他并无异同门户之见，对于程、朱、陆、王，各道其长而不讳其短。门人有问晦翁、阳明得失者，他说：

 

门宗分裂按：此四字疑有误，使人知反而求诸事物之际，晦翁之功也。然晦翁没而天下之实病不可不泄。词章繁兴，使人知反而求诸心性之中，阳明之功也。然阳明没而天下之虚病不可不补。《夏峰语录》

 

又说：

 

诸儒学问，皆有深造自得之处，故其生平各能了当一件大事。虽其间异同纷纭，辩论未已，我辈只宜平心探讨，各取其长，不必代他人争是非求胜负也。一有争是非求胜负之心，却于前人不相干，便是己私，便是浮气。此病关系殊不小。同上

 

他对于朱王两派之态度，大略如此。他并不是模棱调停，他确见得争辩之无谓，这是他独到之处。但他到底是王学出身，他很相信阳明所谓“朱子晚年定论”，所以他不觉得有大异同可争。

他不像晚明人空谈心性，他是很切实办事的人。观前文所述他生平行事，可见大概了。他很注重文献，著有《理学宗传》26卷，记述宋明学术流派；又有《畿辅人物考》《中州人物考》《两大案录》《甲申大难录》《孙文正公年谱》《苏门纪事》等书，皆有价值之史料。

他因为年寿长，资格老，人格又高尚，性情又诚挚，学问又平实，所以同时人没有不景仰他，门生子弟遍天下。遗老如申凫孟涵光、王五公余佑，……达官如汤孔伯斌、魏环极象枢、魏石生裔介，……皆及门受业。乃至乡农贩竖，他都不吝教诲。许多人见他一面，听他几句话，便奋志向上做人。要之，夏峰是一位有肝胆有气骨有才略的人。晚年加以学养，越发形成他的人格之尊严，所以感化力极大，屹然成为北学重镇。

 

李二曲，名颙，字中孚，陕西盩厔人，生明天启六年，卒清康熙四十四年（1627—1705），年79。他是僻远省分绝无师承的一位穷学者。他父亲当兵，死于流寇之难。他幼年穷得没有饭吃，有人劝他母亲把他送到县里当衙役，他母亲不肯，一定要令他读书。几次送他上蒙馆，因为没有钱纳脩金，各塾师都不收他。后来好容易认识字，便借书来读，自动地把学问磨练出来。他学成之后，曾一度到东南无锡、江阴、靖江、武进、宜兴各处的学者，相争请他讲演。在陕境内，富平、华阴，都是他常常设讲之地。康熙初年，陕抚荐他“山林隐逸”，特诏征他，力辞才免。其后又征“博学鸿儒”，地方官强迫起行。他绝粒六日，最后拔刀自刎，才肯饶他。他觉得为虚名所累，从此把门反锁，除顾亭林来访偶一开门外，连子弟也不见面。康熙帝西巡，传旨地方官必要召见他，他叹道：这回真要逼死我了！以废疾坚辞，幸而免。他并不是矫情鸣高，但不肯在清朝做官，是他生平的志气。他40岁以前，尝著《经世蠡测》《时务急策》《十三经纠缪》《廿一史纠缪》等书，晚年以为这是口耳之学，无当于身心，不复以示人，专以返躬实践、悔过自新为主。所著《四书反身录》，极切实，有益修养。他教学者入手方法，说要“先观象山、慈湖、阳明、白沙之书，以洞斯道大原”。但对于晚明王学家之专好谈玄，却认为不对。他说：

 

先觉倡道，皆随时补救，如人患病不同，投药亦异。晦庵之后，堕于支离葛藤，故阳明出而救之以致良知，令人当下有得。及其久也易，至于谈本体而略工夫。……今日吾人通病，在于味义命，鲜羞恶。苟有大君子，志切拯救，惟宜力扶廉耻。……《二曲集》卷十《南行述》

 

观此，他的讲学精神，大略可见了。他绝对不作性命理气等等哲理谈，一力从切身处逼拶，所以他的感化力入人甚深。他自己拔自疏微，所以他的学风，带有平民的色彩。著有《观感录》一篇，所述皆晚明真儒起自贱业者，内盐丁、樵夫、吏胥、窑匠、商贾、农夫、卖油佣、戍卒、网巾匠各一人。见《二曲集》卷二十二

总而论之，夏峰、二曲，都是极结实的王学家。他们倔强坚苦的人格，正孔子所谓“北方之强”。他们的创造力虽不及梨洲、亭林，却给当时学风以一种严肃的鞭辟。说他们是王学后劲，可以当之无愧。

 

现在要讲清代王学唯一之大师黄梨洲了。

梨洲名宗羲，字太冲，浙江余姚人，生明万历三十八年，卒清康熙十六年（1610—1695），年85。他是王阳明的同里后学。他的父亲忠端公尊素是东林名士，为魏阉所害。他少年便倜傥有奇气，常袖长锥，思复父仇。年19，伏阙上书讼父冤。崇祯初元，魏阉伏诛，他声誉渐高，隐然为东林子弟领袖。然而他从此折节厉学，从刘蕺山游，所得日益深粹。崇祯十七年，北京陷贼，福王立于南京，阉党阮大铖柄政，骤兴党狱，名捕蕺山及许多正人，他也在其列。他避难亡命日本，经长崎达江户。全谢山谓梨洲尝偕冯跻仲乞师日本，误也。他到日本在跻仲前四年。明年，福王走，南京覆，他和钱忠介肃乐起义兵守浙江拒清师，号世忠营。失败后，遁入四明山寨，把余兵交给王完勋翊，自己跟着鲁王在舟山，和张苍水煌言、冯跻仲京第等力图匡复，仍常潜行往来内地，有所布置，清廷极畏忌他。他晚年自述说道：“自北兵南下，悬书购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围城者一，以谋反告讦者三，绝气沙者一昼夜。其他连染逻哨所及，无岁无之。可谓濒于十死者矣。”《南雷余集·怪说》读此，可以知道他奔走国难所经历的艰苦何如了。明统既绝，他才绝意国事，奉母乡居，从事著述。其后设“证人讲会”于浙东，从游者日众。“证人”者，以蕺山所著书名其会也。康熙十七年，诏征博学鸿儒，许多人要荐他，他的门生陈锡嘏说：“是将使先生为叠山九灵之杀身也！”乃止。未几，开明史馆，清廷必欲罗致他，下诏督抚以礼敦聘，他力辞不往。乃由督抚就他家中将他的著述关于史事者抄送馆中。又聘他的儿子百家、他的门生万斯同入馆备顾问。他晚年在他父亲墓旁自营生圹，中置石床，不用棺椁。子弟疑之，他作《葬制或问》一篇，援赵邠卿、陈希夷例，戒身后无得违命。他所以如此者，据全谢山说是“身遭国变，期于速朽”，但或者是他关于人生问题一种特别见解，也未可知。总之我们佩服梨洲，不仅在他的学问，而实在他的人格。学者若要稍为详细地知道，请读全谢山的《梨洲先生神道碑铭》。《鲒埼亭集》卷十一

梨洲的父亲被逮入狱时，告诉他一句话：“学者最要紧是通知史事，可读《献征录》。”所以梨洲自少时即致力史学。他家里藏书本甚多，同乡钮氏世学楼、祁氏澹生堂、范氏天一阁的书，都到处借抄借读，所以他记诵极博，各门学问都有所探索。他少年便从刘蕺山受学，终身奉为依归，所以清初王学，不能不认他为嫡派。全谢山总论梨洲学术曰：

 

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又谓：“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坠讲学之流弊。公以濂洛之统，综合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艮斋、止斋之经济，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自来儒林所未有也。

 

陈悔庐汝咸说：

 

梨洲黄子之教人，颇泛滥诸家，然其意在乎博学详说以集其成。而其归穷于蕺山慎独之旨，乍听之似驳，而实未尝不醇。全谢山《大理陈公神道碑铭》

 

这两段话对于梨洲学风，说得最为明白。谢山虽极其崇拜梨洲，然亦不阿其所好。他说：

 

先生之不免余议者则有二：其一，则党人之习气未尽，盖少年即入社会，门户之见，深入而不可猝去。其二，则文人之习气未尽，以正谊明道之余技，犹留连于枝叶。《鲒埼亭集·答问学术帖子》

 

这段话把梨洲的短处，也说得公平。总之梨洲纯是一位过渡人物，他有清代学者的精神，却不脱明代学者的面目。

梨洲之学，自然是以阳明为根柢，但他对于阳明所谓“致良知”有一种新解释，他说：

 

阳明说“致良知于事事物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乃后之学者，测度想象，求见本体，只在知识上立家当，以为良知。则阳明何不仍穷理格物之训，而必欲自为一说耶？《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

 

像他这样解释致良知——说致字即是行字，很有点像近世实验哲学的学风。你想认识路，只要往前行过，便自了然；关着门冥想路程，总是枉用工夫。所以他于对本体的测度想象，都认为无益。梨洲的见解如此，所以他一生无日不做事，无日不读书，独于静坐参悟一类工夫，绝不提倡。他这种解释，是否适合阳明本意，另为一问题，总之和王门所传有点不同了。所以我说梨洲不是王学的革命家，也不是王学的承继人，他是王学的修正者。

梨洲有一部怪书，名曰《明夷待访录》。这部书是他的政治理想。从今日青年眼光看去，虽像平平无奇，但三百年前——卢骚《民约论》出世前之数十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其开卷第一篇《原君》，从社会起源说起，先论君主之职务，次说道：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诸子孙，受享无穷。……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以为汤、武不当诛之。……岂天下之大，于兆民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姓乎？……

 

其《原法》篇云：

 

……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其《学校》篇说：

 

……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像这类话，的确含有民主主义的精神——虽然很幼稚——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在三十年前，我们当学生时代，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此外书中各篇，如《田制》《兵制》《财计》等，虽多半对当时立论，但亦有许多警拔之说。如主张迁都南京，主张变通推广“卫所屯田”之法，使民能耕而皆有田可耕；主张废止金银货币，此类议论，虽在今日或将来，依然有相当的价值。

梨洲学问影响后来最大者，在他的史学。现行的《明史》，大半是万季野稿本；而季野之史学，实传自梨洲。梨洲替季野作《历代史表序》，其末段云：

 

嗟乎！元之亡也，危素趋报恩寺，将入井中，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后修《元史》，不闻素有一辞之赞。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众矣，顾独藉一草野之万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南雷文约》卷四

 

前明遗献，大率皆惓惓于国史。梨洲这段话，足见其感慨之深。他虽不应明史馆之聘，然馆员都是他的后学，每有疑难问题，都咨询他取决。《历志》则求他审正后才算定稿，《地理志》则大半采用他所著《今水经》原文，其余史料经他鉴别的甚多。全作《神道碑铭》，缕举多条。他关于史学的著述，有重修《宋史》，未成书；有《明史案》二百四十卷，已佚；有《行朝录》八种：一、《隆武纪年》，二、《赣州失事记》，三、《绍武争立纪》，四、《鲁纪年》，五、《舟山兴废》，六、《日本乞师纪》，七、《四明山寨纪》，八、《永历纪年》。其余如《赐姓本末》（记郑成功事）、《海外恸哭记》、《思旧录》等，今尚存，都是南明极重要史料。而其在学术上千古不磨的功绩，尤在两部学案。

中国有完善的学术史，自梨洲之著学案始。《明儒学案》六十二卷，梨洲一手著成。《宋元学案》，则梨洲发凡起例，仅成十七卷而卒，经他的儿子耒史名百家及全谢山两次补续而成。所以欲知梨洲面目，当从《明儒学案》求之。

著学术史有四个必要的条件：第一，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第二，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第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不可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梨洲的《明儒学案》，总算具备这四个条件。那书卷首有“发凡”八条，说：

 

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以水济水，岂是学问！

 

他这书以阳明学派为中坚。因为当时时代精神焦点所在，应该如此。但他对于阳明以外各学派，各还他相当位置，并不抹杀，正合第一条件。他又说：

 

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每见钞先儒语录者，荟撮数条，不知去取之意谓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尝透露，如何见其学术？

 

我们读《明儒学案》，每读完一案，便觉得这个人的面目活现纸上。梨洲自己说“皆从各人全集纂要钩玄”，可见他用功甚苦。但我们所尤佩服者，在他有眼光能纂钩得出，这是合第二个条件。梨洲之前，有位周海门曾著《圣学宗传》一书，他的范围形式都和《明儒学案》差不多。梨洲批评他道：“是海门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梨洲这部书，虽有许多地方自下批评，但他仅在批评里头表示梨洲自己意见，至于正文的叙述却极忠实，从不肯拿别人的话作自己注脚，这是合第三个条件。他在每案之前，各做一篇极翔实的小传，把这个人的时代、经历、师友渊源详细说明，令读者能把这个人的人格捉摸到手，这是合第四个条件。所以《明儒学案》这部书，我认为是极有价值的创作，将来做哲学史、科学史、文学史的人，对于他的组织虽有许多应改良之处，对于他的方法和精神是永远应采用的。

此外梨洲之重要著作，如《易学象数论》六卷，为辩河洛方位图说之非，为后来胡胐明渭《易图明辨》的先导。如《授书随笔》一卷，则阎百诗若璩问《尚书》而作此告之，实百诗《古文尚书疏证》的先导。这两部书都于清代经学极有关系。他又最喜历算之学，著有《授时历故》《大统历推法》《授时历假如》《西历、回回历假如》《勾股图说》《开方命算》《割圜八线解》《测圜要义》等书，皆在梅定九文鼎以前，多所发明。其遗文则有《南雷文定》，凡五集，晚年又自删定为《南雷文约》四卷。又尝辑明代三百年之文为《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又续辑《宋文鉴》《元文钞》，皆未成。

他的兄弟宗炎，字晦木，倜傥权奇过梨洲，尝以奔走国事为清吏所捕，梨洲集壮士以计篡取之。著有《忧患学易》一书，考证《太极图》出自道士陈抟。其书今佚。梨洲子耒史，能传家学，续辑《学案》，又从梅定九学算，有著书。

梨洲弟子最著者万充宗斯大、万季野斯同兄弟，别见次讲。

 

阳明、蕺山、梨洲，皆浙东人。所以王学入到清代，各处都渐渐衰息，唯浙东的流风余韵，还传衍得很长。阳明同县（余姚）人著籍弟子最显者，曰徐曰仁爱、钱绪山德洪。明清之交名其学者，则梨洲与沈求如国模。求如亲受业绪山，年辈在梨洲上，国变时已八十余岁了。他的学风和梨洲不同，全然属于周海门汝登一派，几与禅宗无异。梨洲少年时，曾极力和他抗辩。余姚之姚江书院，实求如所创。求如弟子最著者曰韩遗韩孔当、邵鲁公曾可，相继主讲姚江书院。而梨洲则倡证人学会。故康熙初年浙东王学，略成沈、黄两派对峙的形势。鲁公之孙邵念鲁廷采受业韩孔当，又从梨洲学算。念鲁继主姚江讲座最久，两派始归于一。时清圣祖提倡程朱学，孙承泽、熊锡履辈揣摩风气，专以诋毁阳明为事，念鲁常侃侃与抗不稍慑，著有《阳明王子传》《蕺山刘子传》《王门弟子传》《刘门弟子传》《宋遗民所知录》《明遗民所知录》《姚江书院志略》《东南纪事》记南明闽浙事、《西南纪事》记南明滇桂事、《思复堂文集》等书。盖阳明同里后辈能昌其学者，以念鲁为殿，其兼擅史学，则梨洲之教也。念鲁族孙二云晋涵，为乾嘉间小学名家，亦邃于史。而鄞县全谢山祖望与二云最交亲，同为浙学后劲，下方更专篇论之。

 

阳明虽浙人，而在赣服官讲学最久，故当时门下以江右为最盛。其后中绝殆将百年了，及康熙末而有临川李穆堂绂出。乾隆十五年卒，年78。穆堂并未尝以讲学自居，然其气象俊伟，纯从王学得来。他历仕康、雍、乾三朝，内而卿贰，外而督抚，皆经屡任。他办事极风烈而又条理缜密，但赋性伉直，常触忤权贵，所以一生风波极多。暮年卒以锢废终，而其气不稍挫。全谢山所作《临川李公神道碑铭》说：

 

公以博闻强识之学，朝章国故，如肉贯串，抵掌而谈，如决溃堤而东注。不学之徒，已望风不敢前席。而公扬休山立，左顾右盼，千人皆废，未尝肯少接以温言。故不特同事者恶之，即班行者亦多畏之。尝有中州一巨公，自负能昌明朱子之学，一日谓公曰：“陆氏之学，非不岸然，特返之吾心，兀兀多未安者，以是知其于圣人之道未合也。”公曰：“君方总督仓场而进羡余，不知于心安否？是在陆门，五尺童子且唾之矣！”其人失色而去，终身不复与公接。……世方以闭眉合眼喔咿嚅唲伺察庙堂意旨随声附和为不传之秘，则公之道宜其所往辄穷也。《鲒埼亭集》卷十七

 

凡豪杰之士，往往反抗时代潮流，终身挫折而不悔，若一味揣风摩气，随人毁誉，还有什么学问的独立？明末王学全盛时，依附王学的人，我们很觉得可厌。清康雍间，王学为众矢之的，有毅然以王学自任者，我们却不能不崇拜到极地。并非有意立异，实则个人品格，要在这种地方才看出来。清代“朱学者流”——所谓以名臣兼名儒者，从我们眼中看来，真是一文不值。据我个人的批评，敢说清代理学家，陆王学派还有人物，程朱学派绝无人物。参看第九讲程朱学派。李穆堂却算是陆王派之最后一人了。他所著书有《穆堂类稿》五十卷，《续稿》五十卷，《别稿》五十卷，《春秋一是》二十卷，《陆子学谱》二十卷，《阳明学录》若干卷。除《类稿》外，今不传。

邵念鲁、全谢山结浙中王学之局，李穆堂结江右王学之局。这个伟大学派，自此以后，便仅成为历史上名词了。

我因为讲黄梨洲，顺带着把王学讲个结束，已经将时代躐讲几十年了。以后仍请读者回转眼光，再看明末清初别个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