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博物学家

“Thó-reau”，你的家族把姓氏的重音放在第一音节，念起来就好像是“tho-rough”（完全的），不是吗？至少有人发现你的好友爱默生（Waldo Emerson），曾经在笔记里随手这样写过。梭罗，完全的博物学家，你应该会喜欢最近我们为纪念你所举办的“生物多样性日”（Biodiversity Day）。构思的人是康科德居民彼得·奥尔登（Peter Alden），他同时也是国际野生动物旅行团向导[名字很好记，因为他是著名的清教徒约翰·奥尔登（John Alden）的后裔]。1998年7月4日这天，也就是你于1845年移居瓦尔登小屋的纪念日，一百多位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博物学家加入彼得和我的阵容。我们开始着手列出我们在一天之内能够靠肉眼或是放大镜，在瓦尔登湖周围康科德和林肯一带能够发现多少野生生物——包括植物、动物和真菌。我们预定的目标为1000种。

最后，这支饱受荆棘剐伤、蚊虫叮咬的队伍，在黄昏的户外晚餐席间，宣布了总数：1904种。嗯，应该说是1905种，因为第二天早晨，一只驼鹿（Alces alces）不知打哪儿冒了出来，闲逛进康科德城中心。不过，它很快又走了，而且显然已离开康科德地区，因此生物多样性数据又再度跌回前一天的水平。

你要是回来参加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日活动，恐怕也不会引起注意。当然，前提是你如果能节制一下，不要把波尔克总统（President Polk）和墨西哥问题一道带来的话。即便你那身1840年代的服装，也不会太惹眼，因为我们全都身着邋遢的野外工作服。同样，你应该也能了解我们的用意。根据你最后两本著作《种子的信仰》（Faith in a Seed）以及《野果》（Wild Fruits，于1990年代出版，由你的几乎无法辨认的笔记整理而成），很显然，在你即将过早离世之前，你正朝向科学的博物学方向发展。你这种转变十分合乎逻辑：每一项科学的源头都起自观察、描述，然后命名。人类似乎总是本能地用这种方法来征服周遭环境。如果不知道植物或动物的名称，我们就没办法把它们研究清楚，也因此，拿着观察指南去赏鸟才会如此快乐。奥尔登的点子很快就大受欢迎。就在我2001年撰写本书的时候，生物多样性日活动（或是所谓的生物突袭活动，bioblitzes）不只在美国各地举行，还包括奥地利、德国、卢森堡以及瑞士。2001年6月，来自全美260个城镇的学生，加入我们在马萨诸塞州举办的第三届生物多样性日活动。

我在瓦尔登湖畔的第一天碰到了帕克（Brad Parker），他是一位有性格的演员，是诸多在你那重建的小木屋扮演你的演员之一。他沉浸在梭罗这一角色中，而且惟妙惟肖的程度，简直令人忍俊不禁。在我们交谈过程中，他一刻也不愿脱离你的角色，多亏他，我足足享受了一小时，沉浸在他所创造出来的1840年代的氛围之中。礼尚往来，我也反邀他和我一起窥探躲藏在附近石块、枯枝下的昆虫或其他无脊椎动物。我们朝向一团浅黄色的蕈类走去。这时，这位新梭罗（NeoThoreau）提醒我，咱们头上的树冠中，有一只画眉正在高歌，由于我的高音域听力不佳，那原本是我听不到的声音。

我们就这样相处了好一阵子，他不时吐露几句属于19世纪的俏皮话和对白，而我则尽力扮演穿越时空的访客的角色。偶尔头顶传来即将在汉斯科姆场（Hanscom Field）降落的客机轰隆声，但是我俩听若不闻。此外，69岁的我和30多岁复活过来的你，梭罗先生，一块儿谈天，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寻常之处。就某方面来说，这样安排甚至更为恰当。我们这一辈的博物学家，正是由你们那一辈成长而来、知识更丰（就算不是更有智慧）的一代。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知识增长的情形。新梭罗和我谈起，你曾在《瓦尔登湖》中描述过一场蚂蚁战争。某个夏天的早晨，你发现就在你的小木屋旁有一场蚂蚁大战，一群红蚂蚁和一群黑蚂蚁上颚交缠，短兵相接。已死或垂死的蚂蚁散落了一地，受伤但还能动的，则奋战不懈。这真是一场蚂蚁界的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战役。正如你所说，在康科德桥（Concord Bridge）上的冲突，就显得相形见绌了。而这个来自瓦尔登湖畔的枪声，引发了美国的革命战争。

在这里，可否容我解释一下你看到的现象？那其实是一场奴隶掠夺战。奴隶贩子是红蚂蚁，学名很可能叫作亚全山蚁（Formica subinteyra），受害者是黑蚂蚁，学名应该是亚丝山蚁（F. subsericea）。红蚂蚁去劫掠黑蚂蚁的幼儿，说得更准确些，是去掠夺它们尚未孵化的茧或蛹。这些幼虫遭绑架后，便在红蚂蚁窝完成剩余的发育过程，最后变为成年的工蚁。然而，由于它们本能地会接受生平中遇到的第一批工蚁作为同伴，因此便会自愿被红蚂蚁群奴役。想想看！就在美国最反对蓄奴的人士家门口，上演一场奴隶掠夺战。几百万年以来，这种残酷的达尔文生存竞争始终占上风，而且以后还会如此，这群受害的蚂蚁不可能等得到一位林肯，或是梭罗，或是南北战争前协助黑奴逃跑的秘密管道来拯救它们。

如今，您这位自然保护运动先知，甘地（Mahatma Gandhi）与金（Martin Luther King）的精神导师，总算得到这份迟来的认可。你是人类社会情境的敏锐观察者、庸俗文化的声讨者、在新大陆中漂流的禁欲者，每个世代都有你重生的影子，带着新的意含与细微差异。于是，他们尊称你为康科德贤人——圣亨利，你的历史地位的赢得当之无愧。

但从另一方面看，你不能算是伟大的博物学家。（原谅我这么说！）你就算把短暂的一生都投注在博物学上，你的成就也将远不如巴特拉姆（William Bartram）、阿加西（Louis Agassiz）以及采集量惊人的北美植物收集家托里（John Torrey），而且今天肯定没有什么人还记得你。你如果长寿一些，情况当然又另当别论，因为就在你离开人世之前，你在博物学方面正在快速地为我们创造机会。对森林演替以及植物群落的其他特性，你的看法直指现代生态学，功不可没。

隐居的理由

这些都不重要了。我了解你为什么要到瓦尔登湖畔来居住，对此，你说得够明白了。没错儿，你选择这个地点为的是研究大自然。但是你大可住到你母亲位于康科德城中心的房子，每天轻松步行半小时，到郊外观察大自然。而事实上，你确实也常常跑到母亲家打牙祭。再者，你的小屋也称不上是野地隐士的居所。附近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野外，就算瓦尔登湖周围的森林，到了1840年代，也早就萎缩到最后的边缘。

你把孤独当成你最爱的伴侣。你说，你一点儿都不害怕沉溺在自己的思绪中。然而你却是那么渴求人道，你的声音在情感和哲理上，又是如此以人为本。而且瓦尔登小屋总是欢迎访客。有一次，超过25名访客同时挤进你的小屋，几乎是摩肩接踵。你似乎并不害怕紧挨着的人体——但是我怕。你通常都很孤独。在寒冷的雨夜中，通过菲奇堡（Fitchburg）线的火车汽笛声，或远方正在过桥的牛车所发出的隆隆声，都会带给你安慰。尽管你害羞得要命，有时，你还是会特地出去找寻人影，任何人都可以，只为了和人说说话。照你的说法，你黏着他们不放，简直像水蛭一样。

简单地说，你实在一点儿都不像拓荒者，不像那种面容冷峻、背着干肉饼和长枪的人物。没错儿，拓荒者不会悠闲地漫步、采集植物，或是读希腊文书籍。所以，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位业余博物学家寄居在一间荒芜的森林边缘玩具般的小屋中，后来又如何会变成动物保护运动的奠基圣贤？以下是我的推论。你渴慕神灵，因此你试图把物质生活降到最基本的水平，以寻求事物的真谛以及《旧约圣经》的实践之道。小木屋是你山边的洞穴。你以贫穷换取相当程度的自由生活。唯有这样做，你才能找寻到生命的真正意义，挣脱日常琐事和忙碌对生命的束缚。按照你本人的说法（我没敢更动你原文中任何一个字），你住在瓦尔登湖畔。

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我不希望度过非生活的生活，生活是那样的可爱；我却也不愿意去修行，过隐逸的生活，除非是万不得已。我要生活得深深地把生命的精髓都吸到，要生活得稳稳当当，生活得斯巴达式的，以便根除一切非生活的东西，划出一块刈割的面积来，细细地刈割或修剪，把生活压缩到一个角隅里去，把它缩小到最低的条件中，如果它被证明是卑微的，那么就把那真正的卑微全部认识到，并把它的卑微之处公布于世界；或者，如果它是崇高的，就用切身的经历来体会它，在我下一次远游时，也可以做出一个真实的报道。

有一点，我想你是弄错了，你认为生命的方式可以有无限多种，仿佛是从圆心往圆周画出的半径一样，而你的选择只是其中之一。恰恰相反，人类心智总是只沿着几条有限的、可以想象出来的路径发展。我们总是本能地选择能使自己获得满足的路径。就是因为人性的强健，人类才会栽种植物，天神才会老是住在高山上，而湖泊也总是被视为世界的眼睛（根据你的隐喻），让我们借以衡量自我的灵魂。

人类渴望寻求经验的完整与丰富，但是当这些索求迷失在烦乱的日常生活的作息表之中，我们便会往他处寻求。当你将身外的牵绊降低到最少时，你那训练有素且敏锐的心灵，顿时落入无法忍受的真空之中。而这就是事物的本质：为了要填补这份真空，你发现了人类的天性——拥抱大自然。

你的童年经历决定了你的目的地。你不会跑到当地某处玉米田或采石场去，你也不会跑到波士顿的大街上，虽说当时它已是一个新兴国家的蓬勃中枢大城，但是到这儿当游民，很有可能丧失个人尊严，甚至赔上性命。因此，理想的地点一定得是一个能同时容纳贫穷与富足的地方，而且风景还要足够秀丽，作为精神上的补偿。环顾康科德地区，还有什么地方能比湖边的一块林地更理想呢？

你把现实生活里大部分的财富拿来换取自然界中同等的财富。这样的选择完全合乎逻辑，原因如下：我们每个人都会在“完全退缩到自己的世界”以及“完全投入社会、与他人互动”这两个极端之间，寻找一个令自己安适的位置。但是这个位置总是没法固定，我们因此而焦虑、动摇，将自己的生命驶入这两个相互冲突的、天性所造成的激流之中，承受来自两个极端的压力。但是，我们所感觉到的这股不确定性并非诅咒，它不是通往伊甸园外的路途上的迷惑。它只不过是人类的环境。我们是有智慧的哺乳类动物，适应了进化（你喜欢的话也可以说适应了上帝），可借由合作来追求个人的目标。我们把最珍贵的自我和家庭摆在第一，之后才是社会。就这个层面来看，我们人类和你家屋边的蚂蚁群（他们紧密团结，仿佛一个超级生物体），显然是两个极端。我们的生命也因此成为无解的难题，成为一场追寻不确定目标的动态过程。它们既不是礼赞，也不是奇观，而是如同近代一位哲学家所说的，一场困局。所谓的仁道，是人类这种动物在天性的驱使下所做出的道德抉择，以及为了在变动无常的世间寻求自我满足所想出的各种方法。

你来到瓦尔登湖寻求人生精义，不论在你心里认为是否成功，你都谈到了一项感触很深的道理：大自然永远能供我们探索，它既是对我们的考验，也是我们的避难所，它是我们天生的家园，它就是一切。救救它吧，你说过，保护世界就在于保护它的野性。

全球土地伦理

这封信写到尾声，现在，我不得不报告坏消息了。（我拖到最后再说。）2001年，大自然在你我眼前随处消失——被切碎、摧毁、犁耕、攫取、取代，这一切都是人类所为。

你那个时代的人，恐怕想象不出规模这等宏大的破坏。1840年代，地球人口只有10亿多一些。他们绝大多数以务农为生，少数人家只需要两三英亩的土地就可以生活。当时美国境内还有很辽阔的土地未开垦。美国以南的几块大陆上，那些大河流域上游、难以攀越的高山上，长满未经破坏的热带雨林，里面的生物多样性丰富至极。当时这些野生生物仿佛天上的星辰难以企及，永远存在。但是由于西方文明的情感是亚伯拉罕式的，这种情况注定不会长久。探险家和殖民者遵守的都是《圣经》里的祈祷：让我们拥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流淌着奶与蜜的美地，直到永远。

如今，已有超过60亿人口拥塞在地球上，其中许多人都生活在极度贫困中；差不多有10亿人口濒临饿死的边缘。所有人都想尽办法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很不幸，这些办法也包括破坏残存的自然环境。广大的热带雨林已消失了一半。世界上未开拓的地区实际上已经没有了。自从人类出现以后，植物和动物物种消失的速度增快了百倍以上，而且到了21世纪末，现有物种将会消失一半。到了第三个千年开始时，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但是，情况并不像《圣经》所预测的，会发生一场超级大战或人类突然灭种。相反，那会是一个饱经蹂躏的星球残骸，而加害者正是数量过多、充满才智的人类。

目前，有两股科技力量正在相互竞争之中，一股是摧毁生态环境的科技力量，另一股则是拯救生态环境的科技力量。我们正处在人口过多以及过度消费的瓶颈之中。如果这场竞争后者得胜，人类将会进入有史以来最佳的生存状态，而且生物多样性也大致还能保留。

我们的处境非常危急，但是还是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存在，胜利可能终会降临。人口增长速度已经减缓，如果人口增长曲线维持不变，21世纪末地球人口总数将介于80亿到100亿之间。专家告诉我们，这么多的人口还是可以维持相当的生活条件的，但也只是勉强及格，因为全球每人平均耕地面积与可饮用水的数量，正在下降。另外也有专家告诉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唯有同时保护大多数脆弱的植物及动物物种。

为了要通过此一瓶颈，我们亟须一套全球土地伦理。这套全球土地伦理不是随便制定的，只要大家都同意即可；相反，它的基础在于最深切地了解人类自身以及环境，而这份了解可以经由现存的科技来协助达成。其他生物当然也很重要。而我们的管理方式绝对是这些生物唯一的希望。明智的做法是，我们应该仔细倾听心灵的声音，再借助所有可能的工具，理性地采取行动。

亨利，吾友！谢谢你率先提出这项伦理的第一要义。如今，轮到我们来总结一条更全面的智慧。生物世界正在步向衰亡，自然正在你我繁忙的脚下崩溃。我们人类一向太过热衷于自己的想法，以至于没有预见到我们的行为所造成的长远影响，人类要是再不甩开自己的幻觉，快速谋求解决之道，将来可要损失惨重了。现在，科技一定得帮助我们找寻出路，走出困境。

你曾说过，老习惯适合老人，新行为适合新人。但我认为，就历史的角度看来情况恰恰相反。你是新人，我们是老人。然而，我们现在还能变得更智慧些吗？对于居住在瓦尔登湖畔的你来说，野鸽子的晨间哀歌，青蛙划破黎明水面的呱呱声，就是挽救这片大地的真正理由。对于我们，挽救它则是为了准确掌握事实，探究事实所隐含的意义，以及如何运用事实以达成最佳效果。所以，共有两种事实，你、我以及所有现在的和后来的人，只要接受大自然的主宰，便都会得到。

此致

爱德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