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导言

追溯人类文明的渊源，亚洲和非洲地区向来是重要的滥觞。早在世界多数地区的人类族群尚处于鸿蒙未启之时，西亚的两河流域和北部非洲的尼罗河流域就于公元前4千纪左右率先出现了奴隶制国家。到公元前3千纪至2千纪期间，南亚的恒河流域、东亚的黄河流域以及地中海沿岸的巴勒斯坦地区也相继建立了奴隶制君主政体。地处亚洲和非洲的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并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发祥地和摇篮。

在悠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亚非地区各民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东方文明，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居于人类文化史上的领先地位，为世界艺术的宝库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文学瑰宝，中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诗歌总集（印度的《吠陀本集》）；最早和最长的史诗作品（最古老的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与最为卷帙浩繁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最先问世的书面文学创作（埃及的《亡灵书》）和篇幅庞大、影响深远的宗教文化典籍（希伯莱《圣经》与佛教、婆罗门教经卷）。

按照其发生、发展的整体轮廓及各主要国家、地区文学的嬗演进程，亚非文学的历史赓续大致可以分为古代文学（即原始氏族社会和奴隶制社会的文学）、中古文学（即封建社会时期的文学）和近现代文学（即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社会及其以后时期的文学）三个阶段。

综览古今，在浩如烟海的世界文学之中，亚非文学与欧美文学这两大演进轨迹殊异、背景底蕴不同的文学体系双峰对峙、交映生辉，呈现出各领风骚千百年的局面。同时，该二者又从来都是在互相渗透和影响中发展，在发展中相互渗透和影响的。

在古代时期，亚非文学以其辉煌的成就给欧洲文学以深远影响：埃及的神话故事带动了古希腊罗马文学的发展，希伯来《圣经》文学作为欧洲文学的两大书面源头之一，能动影响欧洲文学达2000年之久。

中古阶段，在亚非地区渐次形成了三大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中国、印度、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换言之，存在着三个历史文化圈，即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为中心的西亚、北非文化圈；以印度文化为中心的南亚次大陆、东南亚文化圈。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学交流大大加强，众多民族的文化互相影响、共同繁荣，亚非文学继续走在世界文学的发展前列，日本的《源氏物语》比欧洲第一批长篇小说早面世好几百年，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亦为诸多后世的欧洲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营养。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古代和中古时期的亚非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是遥遥领先的，其对于欧洲文学始终保持着明显的出口顺差，尤其在欧洲中世纪千余年的文化萧条期间，情况更是如此。

历史进入近、现代时期，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欧洲文学伴随着西方各国的物质变革和精神革命而勃兴，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文学巨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亚非地区各个国家的文学则或因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后民族文化遭到严重摧残而步履维艰，或因受制于封建专制势力的精神桎梏而裹足不前。近代以后的亚非文学远远落后于欧美文学，欧美地区近代（以及现代）各种主要的文艺思潮和文学流派均对亚非文学施以不同程度的影响，启迪和促进了亚非地区现当代文学的复兴与繁荣。19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亚非文学进入了一个沿着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发展的新阶段，并且促使世界文学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

可以认为，文学具有世界性，世界文学具有整体性，亚非文学与欧美文学长期共生并存，相互交流影响，其间存在的有机联系是不能也无法割裂的。另外，不同发展阶段的亚非文学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精神文化有着各不相同的反映，即如：古代文学主要解读东方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核——信仰；中古文学则着重阐述“雅”、“俗”两种文学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近现代文学则致力于昭示亚非文学对西学东渐现实的接受认同，对传统民族精神的扬弃更新，强调着东西方文学的融合和东方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兼容。

与既有相类似的语言体系和赓续轨迹为外在形态，又有同一性宗教意识和价值取向作其内在依托的欧美文学不同，亚非文学是多民族、多国别、多语系语族、多文化类型的复合式精神载体。不同地区因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和迥然相异的民族性格致使亚非文学存在着明显的内在差别，而相互类似的社会进程、文化精神和频繁的文学交流又造成了各国别文学的通同。加之其发生发展时间跨度大、地域范围广，且以三大文化圈为中心而呈多源性，具有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社会容量丰富，思想倾向驳杂，取材范围广泛，艺术形式多样的整体特征。另外，亚非文学同人民口头创作和宗教意识都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虽然在这两方面与欧美文学相类，但其表现远较欧美文学突出。概言之，无论就整体性的纵向沿革加以审视，还是从区域性的横向联系切入把握，都会发现亚非文学在历史的多源性和现实的复杂性两方面确与欧美文学存在着显著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