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1933年，柏林(9)

“我的人生彻底失败了。”沃尔特说，“没有任何希望了。德国的民主死了。”

4月1日，星期六，是德国的抵制犹太人日。艾瑟尔和劳埃德走在柏林大街上，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艾瑟尔为自己的新书不断在本子上做着笔记。大卫星被粗暴而醒目地贴在犹太人开的商店橱窗上。冲锋队员站在犹太人开的百货商店门口，恐吓所有想要进去买东西的人。犹太律师的事务所和犹太医生的诊所前，都设置了警戒哨。劳埃德碰巧看见两个冲锋队员正在阻拦病人们去洛特曼医生那儿就诊，洛特曼也是乌尔里希家的家庭医生。一个手掌粗糙的挖煤工人脚踝扭伤了，他让冲锋队员滚开，后者便掉头去找容易对付的患者了。“人和人之间怎么能如此残忍呢？”艾瑟尔问。

劳埃德想起了继父，他很爱他。伯尼·莱克维兹就是个犹太人。如果法西斯主义降临英国，伯尼也会成为被仇恨的目标。这让劳埃德打了个哆嗦。

那天晚上，罗伯特的酒馆自发地举行了一场酒会。没人组织，但晚上八点，酒馆里已经坐满了社会民主党人。茉黛的记者同事们，以及罗伯特那群演员朋友都来了。他们之中的乐观派说，随着经济的萧条，自由进入了冬眠，但经济一旦恢复，民主就会醒来。而其他人只是在一旁喝闷酒。

劳埃德喝得很少。他不喜欢酒精对大脑的麻痹作用。酒精会影响思考。他问自己，德国的左翼政党能做些什么来避免这场灾难，但他找不到答案。

茉黛说了艾达的儿子库尔特的近况。“艾达把婴儿从医院里带回家了，他看上去很开心。但他的脑部受了损伤，很难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等他再大一些，可能就要被送到某类护养机构，可怜的孩子！”

劳埃德已经听说孩子是由十一岁的卡拉接生的。真是个有胆量的女孩！

九点半的时候，托马斯·马赫支队长穿着一身冲锋队的制服走进了酒馆。

上次来的时候，罗伯特把他当成了跳梁小丑，但劳埃德感受到了马赫身上的戾气。他看上去很笨，胖脸上长了一撮小胡子，但目光中的那丝残忍却让劳埃德不寒而栗。

罗伯特已经拒绝把酒馆卖给他了。马赫又来干什么呢？

马赫站在用餐区中间大声咆哮：“这家餐厅被用来搞淫乱活动了。”

食客们都安静下来，想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马赫举起一根指头，那个手势仿佛在说：你们都听好了！劳埃德突然对这个动作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畏惧感。过了一会儿，他才意识到马赫是在模仿希特勒。

马赫说：“同性恋配不上德意志民族的男子气概！”

劳埃德皱起了眉，他在说罗伯特是个同性恋吗？

容格戴着主厨的高帽从厨房走出来。他站在门边，生气地瞪着马赫。

劳埃德被一个可怕的想法惊呆了。也许罗伯特真是同性恋。

毕竟，战后他就一直和容格住在一起。

环顾罗伯特的演员朋友们，劳埃德注意到，除了两个短发的女孩之外，其他的都是些两两成对的男人……

劳埃德疑惑了。他知道同性恋者的存在。作为一个开明的人，他觉得同性恋者不该被判刑，应该得到社会的帮助。不过，他一直把同性恋者看成性错乱的怪人。罗伯特和容格看上去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开个小店，安静地生活着——这么一说，他们倒真像是对夫妇！

他转身轻声问母亲：“罗伯特和容格真是……”

“是的，亲爱的。”艾瑟尔回答。

坐在她旁边的茉黛说：“年轻的时候，罗伯特对所有男侍者来说，都是个‘祸害’。”

艾瑟尔和茉黛轻声笑了起来。

劳埃德受到了双重打击：不仅因为罗伯特同性恋的身份，也因为母亲和茉黛不把这当回事的态度。

马赫说：“从现在开始，这里停止营业！”

罗伯特说：“你没有这个权力！”

马赫无法凭一己之力关闭这个地方，劳埃德想。不过他马上回忆起了人民剧院里冲锋队拥上舞台的事情。他朝门口看去——惊骇地发现冲锋队员已经推门而入。

他们走到每张餐桌旁边，砸碎酒瓶和玻璃杯。一些顾客面无表情地观望着，另一些则起身想走。几个男人愤怒地大叫，有个女人则失控地尖声哭起来。

沃尔特站起身，他的声音非常克制。“我们应该悄悄离开，”他说，“没有必要跟这种人起冲突。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大伙都回家去吧。”

顾客们开始离开酒馆，有些人忙乱地穿上大衣，有些人衣服都不要就往外奔。沃尔特和劳埃德护送着茉黛和艾瑟尔朝门外走。钱柜在门边上，劳埃德看见一个冲锋队员打开，把里面的钱往自己口袋里塞。

目前为止，罗伯特还一直没有发作，他只是悲伤地在一旁看着，看着今晚的生意都跑光了。但抢钱就太过分了。他大声抗议，把抢钱的冲锋队员从钱柜边推开了。

冲锋队员挥起拳头，把他打翻在地，然后开始踢打躺在地上的罗伯特。很快，另一个冲锋队员也加入进来。

劳埃德上前护住罗伯特。当他推开冲锋队员的时候，听见母亲大喊“不要啊！”。容格的动作也很快，两人弯腰把罗伯特从地上扶了起来。

他们很快就遭到了更多冲锋队员的围攻。劳埃德被拳打脚踢，有个东西重重地砸了一下他的脑袋。他痛苦地大叫起来，心想：不，别再打了。

他转身面对袭击他的人，用左右勾拳回击，出拳凌厉，就像教练教的那样，努力让每一拳都击中目标。他打趴下两个冲锋队员，接着却被人从背后拽住，打了个趔趄。很快他就被两个冲锋队员推倒在地，另一个狠踢了他几脚。

接着，他被拉起来，两条胳膊反扣在身后，手腕被一种冰凉的东西扣住了。有生以来他第一次被戴上了手铐。他感到一种新的恐惧，这不仅仅是一场骚乱。他被人拳打脚踢，但更糟的还在后面。

“站起来。”有人用德语对他说。

他奋力站起身，头非常疼。他发现罗伯特和容格也都被戴上了手铐。罗伯特的手在流血，容格的一只眼睛被打肿了。六七个冲锋队员把他们围在中间，其余的那些，有的拿起桌上的杯子和瓶子喝酒，有的站在甜点车旁，嘴里塞满糕点。

客人们都不见了。劳埃德松了口气，至少母亲安全了。

酒馆的门开着，沃尔特回来了。“马赫支队长，”沃尔特展现出政治家特有的牢记别人名字的才能，他鼓足勇气说，“你们的暴行有何意义？”

马赫指着罗伯特和容格。“他们是同性恋，”接着他又指了指劳埃德，“这家伙袭击正在执行逮捕任务的警察。”

沃尔特指着打开的、只剩几枚硬币的钱柜：“警察现在也抢劫了吗？”

“顾客有权从拒捕引发的混乱中得到赔偿。”

几个冲锋队员会意地笑了。

沃尔特说：“马赫，你过去应该是个执法官吧？你也许为自己自豪过。看看现在的你，还有那种自豪感吗？”

马赫被刺痛了。“我们执法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

“你们准备把犯人带到哪儿？”沃尔特追问道，“是正规的拘留所还是非官方的秘密地下室？”

“当然是正规的地方，他们会被带到弗里德里希大街的拘留所。”马赫激动地说。

劳埃德看见沃尔特脸上掠过一丝满意的笑容，意识到沃尔特巧妙地操控了马赫，利用马赫残存的职业自豪感套出了他们即将被羁押的地址。现在，沃尔特至少知道劳埃德和其他人会被带到哪儿了。

但拘留所里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劳埃德没有被捕过。不过，他住在伦敦东区，认识许多经常和警察打交道的人。小时候，他常和一些孩子踢街头足球，他们的父亲就经常犯事儿。莱曼街拘留所的名声很不好，从那出来的人总是缺胳膊少腿。据说那里的墙上都是犯人的血。弗里德里希大街的拘留所会比那里好一些吗？

沃尔特说：“支队长，这是一起国际纠纷。”劳埃德想，沃尔特之所以这么说，是希望这群人在拘留所的行为更像个警察，而不是恶棍。“你逮捕的三个都是外国人——两个奥地利人和一个英国人。”他举起一只手，像是要做出抗议的姿态，“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奥地利和英国的使馆都得到了消息。我确信，很快使馆的代表就会去威廉大街的外交部登门造访。”

劳埃德不知道沃尔特的话是否可信。

马赫不怀好意地笑了笑：“外交部不会保护两个同性恋和一个愣头青的。”

“外交部长冯·诺伊拉特不是你们纳粹党的人，”沃尔特说，“他会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他也得听从指挥。现在，你已经在妨碍我执行公务了。”

“我警告你，”沃尔特勇敢地说，“你最好按规章办事——不然就会有大麻烦。”

“快滚。”马赫说。

沃尔特离开了酒馆。

劳埃德、罗伯特和容格被带到门口，坐进了一辆小卡车的后车厢。他们被迫躺在两排长凳之间的地板上，冲锋队员们坐在长凳上看守着。卡车开动了，劳埃德觉得被铐着的两只手钻心地疼。他觉得自己的胳膊似乎都快掉了。

好在路程不长。他们被推下车，进了一幢建筑。楼里很黑，劳埃德几乎看不见。他的名字被记在一本簿子上，护照被收走了。罗伯特的金领带夹和金表链都被拿走了。之后，他们被摘下手铐，扔进了一个光线昏暗、窗上钉着木条的囚室。里面已经关着四十多个犯人了。

劳埃德浑身都在疼。他的胸口很疼，似乎断了一根胸骨。脸蛋乌青，头疼得非常厉害。他想要一粒阿司匹林、一杯水和一个枕头。他觉得拿到其中任何一样东西至少都需要好几个小时。

劳埃德、罗伯特和容格坐在门边的地板上。劳埃德用双手抱住头，罗伯特和容格讨论着何时才会得到救援。沃尔特无疑会为他们找个律师。然而，在《议会大厦纵火案特别法令》通过以后，原有的许多法规都被废止了，他们得不到任何法律保护。沃尔特还会联系使馆——政治影响是他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劳埃德觉得母亲很可能会给伦敦的外交部打一通越洋电话。如果打通这个电话，英国政府肯定会对他这个英国学生的被捕说上些什么。但这些都需要时间——至少一个小时，多半要两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过去了，五个小时过去了，囚室的门仍然关着。

文明国家规定了公民在没有律师，没有逮捕令，没有审判的情况下最多会羁押多长时间。劳埃德意识到这种规则在德国是没有用的，他可能会被关上一辈子。

劳埃德发现，囚室里的其他犯人也都是政治犯：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工会组织者和一个神父。

夜晚很漫长，三个人都没有入睡。劳埃德觉得，在这种状况下睡觉实在难以想象。清晨的第一缕微光通过钉有木栏的窗户照进囚室时，门终于开了，但来的既不是律师，也不是外交官。两个穿着袍子的男人推着辆放着一个大盆的滑轮车进来了，盆子里盛着稀薄的燕麦粥。劳埃德没有喝粥，只是喝了一小杯完全没味的咖啡。

他估计英国使馆值夜班的应该是没有什么经验的初级外交官。大使起床以后，使馆一定会展开营救行动。

吃完早饭的一小时以后，门又一次被打开了。但这次站在门口的只是些冲锋队员。他们把所有犯人赶出囚室，装进一辆盖着帆布的卡车。四五十个犯人挤在卡车的后车厢里，所有人都只好站着。劳埃德设法挤到罗伯特和容格身旁。

尽管是周日，但他们仍然有可能被带上法庭。劳埃德希望最好能这样。至少法庭有律师，有法律规定的审判程序。他觉得他的德语流利得可以把案情陈述出来。他开始默默演练。他在酒馆里和母亲吃饭；看见有人洗劫了钱柜；他参与了之后的纷争，他站在了正义的一边。他觉得审判后应该还有交叉询问。法官会问他，知不知道自己袭击的是一个冲锋队员。他会说：“我没注意他的穿着——我只看见了一个小偷。”法庭上会传来一阵笑声，公诉人会让自己显得很傻。

卡车把他们载到了城外。

他们可以从帆布的缝隙中看到外面的情况。行驶了大约二十多英里以后，罗伯特说：“这是奥拉宁堡。”奥拉宁堡是柏林北部的一个小镇。

卡车在一扇木门前停住了，两边都是石墙。门口站着两个持枪的冲锋队员。

劳埃德慌了。法庭在哪儿？这更像是所监狱。冲锋队怎么能不经审判就把他们收监呢？

等了一会儿，卡车开进大门，停在几幢废弃的大楼前。

劳埃德更紧张了。昨天晚上他比较安心，那是因为沃尔特知道他身居何处。这个地方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如果警察坚持说没有拘留劳埃德，更没有逮捕记录，那就麻烦了。碰到这种极端情况，他如何能被救出去呢？

囚犯们下了车，被带到类似厂房一样的地方。劳埃德闻到一股酒味，也许这里原来是个酿酒作坊。

他们的名字又被点了一遍。劳埃德稍稍有些宽慰，至少他的行动被人记录下来了。他们没有被绳子绑在一起，也没戴上手铐，但周围都是荷枪实弹的冲锋队员。劳埃德突然觉得非常害怕，这些年轻人似乎很想找个理由在他们身上试枪。

每个人都拿到了一个塞满杂草的帆布床垫和一条薄毯子，然后被赶进一座原来很可能用作仓库的破房子。之后又开始了等待。

一整天，劳埃德都没盼来救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