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1933年，柏林(2)

安装了电话的人家很少，但弗兰克家已经有了。卡拉和母亲走进玄关。电话就放在门边的细脚桌上。母亲拿起话筒，向接线员报出了父亲工作的议会大楼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拨通以后，母亲把情况跟父亲说了。她拿着话筒听了好一会儿，表情越来越可怕。“我们杂志将推动十万读者为社会民主党而战，”她说，“你真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事情非要今天处理吗？”

卡拉知道父母的争吵将怎样结束。父亲非常爱卡拉，但十一年来，他没有完整地照顾过她一天。卡拉朋友们的父亲也都是这样。男人才不屑去照料孩子呢。母亲只是有时会假装不了解女人的生存法则而已。

“那我只能把她带到办公室了，”母亲对着话筒说，“我不敢去想约克曼先生会说些什么。”约克曼先生是母亲的上司。“很多时候他根本不为女人考虑。”母亲没说再见就挂了电话。

卡拉讨厌父母吵架，但这一天他们已经吵了两回了。整个世界似乎都变得动荡起来。相比纳粹，她更害怕父母吵架。

“跟我走吧。”母亲说完，便朝门口走去。

这下见不着沃纳了，卡拉闷闷不乐地想着。

此时，弗里达的父亲出现在门厅里，脸色红润，留着一撮黑色的小胡子。他精力充沛，表情轻松，愉快地和卡拉的母亲打招呼。母亲停下脚步，在莫妮卡帮他穿上黑色毛领大衣的时候礼貌地跟他交谈了两句。

之后，他走到楼梯下喊道：“沃纳，再磨蹭我就不带你去了。”说完，他戴上灰色呢帽朝外走去。

“我好了，我好了！”沃纳像个舞者一样跑下楼梯。他长得和父亲一样高，却比父亲更英俊，更精干。他留着一头稍长的红发，胳膊下面夹着只像是装满书的皮书包，另一只手提了双冰鞋和一根球棍。匆忙间，他也不忘停下脚步，礼貌地对卡拉母亲说：“早上好，乌尔里希夫人。”和卡拉打招呼则随意得多：“嗨，卡拉。我妹妹得麻疹了。”

卡拉没来由地脸红了。“我已经听说了，”她试着想找些吸引人的有趣话题，但什么都想不起来，“我没得过麻疹，所以不能见她。”最后她只能这样说。

“我小时候得过，”沃纳说得好像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我必须赶紧了。”他抱歉地补充了一句。

卡拉不想匆忙和沃纳分别，赶紧跟着他出了门。司机瑞特打开了后座车门。“这是什么车？”卡拉问沃纳。男孩对汽车的型号都非常了解。

“是梅赛德斯-奔驰的W10型车。”

“看上去非常舒适。”她发现母亲正既惊讶又愉快地看着她。

沃纳问她：“想搭个便车吗？”

“太好了。”

“我得问问爸爸。”沃纳把头伸进车里，跟父亲说了几句。

卡拉听见了弗兰克先生的回答。“当然可以，不过要快点。”

卡拉转身对母亲说：“我们可以搭弗兰克先生的车。”

母亲犹豫了一下，她不赞同弗兰克的政治立场——他曾给纳粹捐过钱——但她不准备拒绝严寒早晨搭乘暖和轿车的邀请。“路德维希，谢谢你的好心。”她说。

母女俩上了车。车后排正好能坐下四个人，瑞特很快就开车上路了。“你们是要去科赫路吗？”弗兰克先生问。许多报社和出版社都选址在克罗伊茨贝格区的这条街上。

“不用为我们改道，我们在莱比锡大街下车就行。”

“我很乐意送你们到杂志社——只怕你那些左翼同事不愿看见你从一个傲慢富豪的车上下来吧。”他的声音里既带着些嘲讽，又有着很强的敌意。

母亲露出了迷人的微笑。“鲁迪，你并不傲慢——只是略微有点胖而已。”说着她拍了拍弗兰克先生的大衣前襟。

他笑了。“我是自找的。”敌意消解了。弗兰克先生拿起车里的传声筒，对瑞特下达了指令。

卡拉很高兴和沃纳坐同一辆车，她想和他多说些话，但一开始她就想不出可聊的话题。她想问沃纳：长大以后，你想不想娶个比你小三岁，黑发碧眼的聪明女孩为妻呢？但最后她只是指着他的冰鞋问：“今天你有比赛吗？”

“没有比赛，只是放学后的训练。”

“你在场上打什么位置？”卡拉对冰球一窍不通，但团队项目肯定会分不同的位置。

“右前锋。”

“冰球是不是一项很危险的运动？”

“够敏捷就没什么危险。”

“你一定打得非常棒！”

“不算糟。”他回答得很实诚。

卡拉再次发现母亲对她绽放出高深莫测的浅笑。她猜出卡拉对沃纳的好感了吗？卡拉觉得自己又一阵脸红。

车在一所学校外面停下了，沃纳下了车。“再见，各位。”说完他就穿过校门朝操场跑去。

瑞特沿着兰德维尔运河的南岸继续向前开。卡拉看着运河里的驳船，驳船的煤堆上面盖着厚厚的一层雪。卡拉很失望，她本想通过搭车和沃纳待得久一点，却把时间浪费在了谈论冰球上。

该和他聊些什么呢？卡拉完全不知道。

弗兰克先生对母亲说：“我看了你在《社会民主党人》杂志上写的专栏文章。”

“希望你能喜欢。”

“你对总理的不尊敬让我非常失望。”

“你觉得记者们只能写些对政治家阿谀奉承的文章吗？”母亲反驳道，“那太极端了。照你这样说，纳粹的报纸杂志也应该对我丈夫礼貌些！他们才不会这样呢。”

“我说的可不是普通的政客。”弗兰克有点恼怒了。

汽车穿过波茨坦广场前人声鼎沸的十字路口。汽车、电车、马车和行人各不相让，交通非常混乱。

母亲问：“平等谈论所有人对媒体来说不是会更好吗？”

“很好，”弗兰克先生说，“但你们社会民主党人只会做春秋大梦。所有现实的德国人都知道德国无法靠你们的那些理念活下去。人们必须有食物吃，有衣服穿，有炉子烤。”

“我非常同意，”母亲说，“德国确实需要发展，但我希望卡拉和埃里克作为自由国度的公民成长。”

“你把自由过于美化了。自由不会让人民更幸福。人民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我希望沃纳、弗里达和可怜的阿克谢尔在统一、纪律严明、能让他们为之而自豪的国家成长。”

“为了统一，年迈的犹太店主就该被冲锋队的恶棍毒打？”

“政治是严酷的，在强大的政治机器面前，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正相反，作为各自领域的领导者，路德维希，我们应该让政治不那么严酷——多一点诚信理智，少一点暴虐。如果做不到这些，我们就没尽到各自的爱国义务。”

弗兰克先生吹了声口哨。

卡拉不怎么了解男人，但她知道，在社会责任的话题上，他们不爱被女人教训。今天早晨妈妈想必没有切换到平时的优雅状态。但这并不奇怪，眼下每个人都很紧张，下周的选举弄得所有人都紧张兮兮的。

汽车抵达了莱比锡广场。“要在哪里放下你们？”弗兰克先生冷冷地问。

“这里就好。”母亲说。

弗兰克拍了拍玻璃隔断。瑞特停下车，然后赶紧下来开门。

母亲说：“我真心希望弗里达能快点好起来。”

“谢谢你。”

母女俩下了车，瑞特关上车门。

离杂志社还有几分钟的路程，但母亲显然已经不愿意继续在车里待下去了。卡拉不希望母亲和弗兰克先生一见面就吵，那样她就见不到弗里达和沃纳了。她不想要这种局面！

母女俩迈着轻快的步子往前走。“我们努力不在办公室里添麻烦。”母亲真诚的语调打动了卡拉，让她觉得使母亲为难是很丢脸的，决心表现得完美一点。

在路上，母亲和好几个人打了招呼：从卡拉记事起，母亲就一直在为杂志撰写专栏，在记者圈里很有名气。记者们都用英语的“茉黛女士”称呼她。

在《社会民主党人》杂志所在的大楼附近，她们遇见了熟人，施瓦布中士。他和卡拉的父亲在一战期间曾并肩作战，现在还剃着士兵的寸头。战后，他做过园丁，先后为卡拉的爷爷和父亲工作，但后来因为从母亲的皮夹里偷钱而被父亲解雇。此时，他穿着一件难看的冲锋队制服。冲锋队员不是军人，只是一些相当于辅警的纳粹。

施瓦布大声说：“你好，乌尔里希太太。”似乎一点没为做过小偷而感到耻辱。他甚至连帽子都没有脱。

母亲冷冷地点了点头，然后从施瓦布身边走过。“不知道他来这干什么。”她一边念叨，一边不安地走进了大楼。

杂志社位于这幢现代化办公大楼的第一层。卡拉知道小孩子不应该来这里，希望她们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母亲的办公室。然而她们在楼梯上碰见了约克曼先生。他很胖，戴着副高度近视眼镜。“这是怎么回事？”他叼着烟直率地说，“难道我们开了一所幼儿园吗？”

母亲没有理会约克曼先生的无礼。“我在想前些天你的那席话，”母亲说，“你说年轻人只知道记者这份工作非常耀眼，却一点都不知道其中的甘苦。”

约克曼先生皱了皱眉：“我这样说了？好吧，确实如此。”

“所以我想让女儿来看看现实。我想这对她的教育会非常有用，如果她想当名记者的话就更有用了。她会写篇作文，把她在杂志社的所思所想告诉她的同学们。我想，你一定会同意的。”

母亲一定在路上就想好了该怎么应对，好在这种说法的确令人信服。卡拉差点也相信了她的话。母亲的优雅终于又回来了。

约克曼问：“今天不是有个重要访客要从伦敦来吗？”

“是艾瑟尔·莱克维兹，她是我的老朋友——见过还是个婴儿的卡拉。”

约克曼慢慢平静下来。“嗯，五分钟后要开个编辑会，我买好烟后马上就开。”

“卡拉会替你买的，”说完母亲转身告诉卡拉，“隔三个门洞有家烟店，约克曼先生常抽罗斯-汉德尔牌烟。”

“哦，那我就省事了。”说完，约克曼递给卡拉一马克硬币。

母亲交代卡拉：“买好烟以后，到顶楼来找我，火灾报警器旁边的房间。”说完，她亲切地挽住约克曼先生的胳膊转身走了。“我觉得上周的杂志是最棒的一期。”母亲边走边说。

卡拉跑出来，走到大街上。母亲用她的魅力和机智消除了约克曼先生的不满。她经常说：“女人要善用自己身上的每一件武器。”想到这儿，卡拉意识到自己采用了母亲的策略，才使她们搭上了弗兰克先生的便车。也许她和母亲完全一样。母亲高深莫测的笑容正基于此：她仿佛看见了三十年前的自己。

商店里排起了队，柏林一半的记者似乎都在这里购买日常所需。排了好久，卡拉终于买到罗斯-汉德尔牌烟了，拿着烟跑回杂志社大楼。她很快找到了火灾报警器——是个附着在墙上的大水平仪——但妈妈不在办公室。显然她去开编辑会了。

卡拉沿着走廊往前走。所有的门都开着，除了几个秘书和打字员，大多数房间里都没有人。拐过一个弯，卡拉在大楼后部找到一个挂有“会议室”标牌的房间。房间里传出不断抬高的争论声。她拍了拍门，但没人给她开门。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拧开门把手走进房间。

满屋子都是烟。十来个人围坐在一张长桌旁，母亲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当卡拉走到桌首，把烟和找零交给约克曼先生的时候，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显得非常吃惊。突如其来的安静使卡拉琢磨起擅自进来是不是犯了错。

但约克曼先生只是说了声“谢谢”。

“先生，不用谢。”不知为何卡拉轻轻地向约克曼先生鞠了个躬。

参会者都笑了。有人问：“约克曼，你是不是又雇了个助理啊？”卡拉这才知道自己并没做错。

她飞快地走出会议室，回到母亲的办公室。她没脱下大衣——母亲的办公室挺冷的。她四处看了看，办公桌上放着电话、打字机，以及成堆的白纸和复写纸。

电话旁的镜框里放着一张合照，是卡拉、埃里克和父亲。那是几年前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他们在距柏林十五英里远的万斯湖畔拍摄的。照片上的父亲穿着短裤，三个人都在笑。那时的埃里克还不像现在这样爱耍酷。

房间里的另外一张照片是母亲和社民党领袖弗雷德里希·埃伯特的合照。埃伯特是战后德国的第一任总统。这张照片是大约十年前拍摄的，照片上母亲留着短发，穿着无袖低腰裙。卡拉会心地笑了：那在十年前一定很时尚。

书架上放着机构名录、电话簿、好几种语言的字典和地图册，但没有卡拉可看的书。她打开抽屉，里面放着一些铅笔、几副包装完好的新手套、一包月经垫，以及一本记着名字和电话号码的笔记本。

卡拉把桌子上的日历调整到了这天：1933年2月27日，星期一。然后把一张纸放进打字机。她在纸上打下了自己的名字：海克·卡拉·冯·乌尔里希。五岁时她对家人说自己不喜欢海克这个名字，让大家都叫她卡拉。让她有些惊讶的是，家里人都照办了。

打字机键盘上的每个键都连接着一根能带动墨带的金属棒，文章和信都是通过墨带的起起伏伏打出来的。卡拉不小心同时按下了两个键，使两根金属棒搅在了一起。她试图把它们拨开，但没有成功。按别的键也没有用——搅和在一起的金属棒反倒多了一根。她抱怨了一声：这回又惹上麻烦了。

大街上传来的喧闹声打断了卡拉。她走到窗前，十几个冲锋队员列队站在马路中央高喊：“杀死所有犹太人，犹太人进地狱去吧！”卡拉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恨犹太人，犹太人看上去和别的民族没有什么不一样啊！她吃惊地发现，站在队列前方的正是刚才遇见的施瓦布中士。施瓦布被解雇时卡拉觉得很难受，她知道他很难再找到工作了。德国有好几百万人都在找工作；父亲说现在是经济萧条期。但母亲坚持要解雇施瓦布：“怎么能放小偷在家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