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

曾经有人认为，大英帝国是“不经意间”建立起来的。殊不知，英格兰的扩张远非机缘巧合，完全就是有意识地模仿。经济历史学家常常将英国称为“第一个工业国家”，但是，在欧洲各国争建帝国的竞赛中，英国绝对属于起步晚的。比如，英国直到1655年才统治了牙买加。那时，大英帝国的版图不过包括加勒比海的几座小岛，北美的几个“种植园”，以及印度的一些港口。而1.5个世纪之前，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就已经在美洲建立了西班牙殖民地。西班牙帝国成为全世界觊觎的中心，它西起西班牙马德里，东到菲律宾马尼拉，还囊括了秘鲁和墨西哥——美洲大陆上最富有，人口最多的国家。比西班牙帝国幅员更辽阔，但财富稍逊的则是葡萄牙帝国，西起大西洋的马德拉群岛和圣多美，东到巴西的广大领土，还在西非、印度尼西亚、印度，甚至中国建了无数的贸易港口。1493年，罗马教皇发出公告，将其在美洲的贸易转到西班牙，在亚洲的贸易转到葡萄牙。在殖民地统治中，葡萄牙人获得了糖、香料和奴隶。但是，最让英国人嫉妒的，是西班牙人在美洲殖民地发现的宝贝——黄金和白银。

从亨利七世开始，英国人就开始梦想着找到他们的“黄金之国”，以期自己也能依靠美洲的贵金属发财。但长期以来，他们总是无功而返。获得财富的方法只是利用他们的航海技能去掠夺西班牙的船只和殖民地。早在1496年3月，显然是受3年前哥伦布代表西班牙王室发现美洲的故事所触动，亨利七世向威尼斯航海家约翰·卡伯特颁发了许可证，全权授权他及其儿子开展以下行为：

打着大英帝国的旗号乘船开赴太平洋东岸、西岸和北岸（南岸就不去了，以免与西班牙利益相冲突）的所有地区……以开发和探索那些对基督教教徒来说未知的、野蛮人和异教徒聚居的任何岛屿、国家、地区或者省份，无论它位于世界的哪个位置……从而攻克、占领和占据他们发现的任何有能力统治的城镇、城堡、城市和岛屿，因为我们在那里的封臣、代理总督和代表已经为我们获得了治理这些城镇、城堡、城市和岛屿的统治权、资格和司法权……

宗教改革后，英国建立帝国的野心变得愈发强烈，当时一些支持英国与天主教西班牙开战的人开始声辩，英国负有建立一个新教帝国，以抗衡西班牙和葡萄牙“教皇”帝国的宗教责任。伊丽莎白时期的学者理查德·哈克卢特也声称，如果教皇能够赋予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以占领基督教世界之外的、“你已经发现的，或者即将发现的……那些岛屿和土地”的权力，那么英国王室也有责任代表新教“扩大和推动……基督教信仰”。因此，英国建立帝国的初衷就是为了对抗老对手西班牙。大英帝国是建立在新教基础之上的，就像西班牙是建立在天主教基础之上一样。

当然，两国的政治差别很明显。西班牙帝国是一个集权的独裁帝国。当国库中充满了从美洲掠夺来的贵金属时，西班牙国王便按捺不住一统世界的野心了。这些钱除了用来增添他的荣耀之外，还能干什么呢？英国的情况却不同，君王并非独享权力，相反，君王的权力是有限的。国内富有的贵族阶层，以及上下两院，都瓜分了君王的权力。1649年，一位英国国王甚至因为竟敢反抗议会的政治声明而遭到处决。由于在财政上依赖于议会，因此英国国王只能依靠民间的探险力量发动他们的战争。但是，英国王室的弱点从长远来看却成为一大优势。主要原因在于，政治权力越分散，财富也就越分散。同时，征税政策只有得到议会的批准才能实行。因此，有钱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不会有一个绝对的权威来强行征收他们的财产。事实证明，这成为探险者最重要的驱动因素。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英格兰应该在哪里建立起它的反西班牙统治权呢？1589年，哈克卢特从他同名同姓的堂兄弟那里看到了这种无尽的可能性：

……我发现（我堂兄的）桌子上躺着一张……世界地图。看到我好奇地瞅着这张地图，他便开始启发起一无所知的我。他告诉我，以前我们都将地球分为三部分，不过按照最近的更好的划分法，可分为更多的部分。他拿起一根棍子指向所有已知的海域、海湾、海峡、海角、河流、帝国、王国、公爵领地，以及其他各个地区，并告诉我这些地方有什么特产，或者缺什么东西，多亏了如今交通的发展和商人的介入，各地的物资都极大地丰富了。把地图放到一边，他又拿出了一本《圣经》，翻到《诗篇》第107页，指给我看23行和24行的句子：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历事务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还有他在深水中的奇事。

但是，哈克卢特的堂兄并没有告诉他，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些地方存在着未被占领的黄金和白银产地。

历史上有记录的，以寻找金银矿为目的的首次英国探险发生在1480年，当时，意气风发的航海家乘船从英国西部港口布里斯托尔出发，寻找“爱尔兰西部的布拉希勒岛”。这次成功的探险并未被记录下来，这似乎有些令人困惑。威尼斯航海家约翰·科布登曾在1497年从布里斯托尔出发，成功地穿越大西洋，但是次年他就在海上失踪了。科布登自称发现了通向亚洲的新路线（导致他丧命的第二次海上探险的目的地是日本，当时被称做Cipango），不过在英格兰很少有人相信他这种说法。很可能，早年从布里斯托尔出发的船只抵达的目的地是美洲。当然，早在1501年，西班牙政府就开始头痛英国远征者会不会把西班牙人驱逐出墨西哥湾富饶的领地——西班牙政府甚至雇用了一支远征军，企图“阻止英国人前往那个方向探险”。如果说布里斯托尔的航海家，比如休·埃利奥特确实在早年就横渡大西洋，他们到达的应该是现在的加拿大纽芬兰，他们找到的也不是黄金。1503年，亨利七世的家谱中记录了支付给“从纽芬兰岛回来的劫掠者们”的酬金。对布里斯托尔的商人来说，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纽芬兰沿海广大的鳕鱼捕猎海域。

当初，吸引理查德·格林维尔爵士到达南美洲最南端的就是黄金。或者，就像1574年他在请愿书中所写，吸引他的是“从那些国家带回黄金、白银和珠宝等财宝的可能性，就像其他君王从类似地区获益一样。”3年后，同样也是“寻找黄金和白银的巨大希望”——更不用说寻找“香料、药材和胭脂虫”了——激励了弗朗西斯·德拉克爵士去南美洲探险。（“毫无疑问。”哈克卢特曾满怀激情地说道：“我们将为英格兰获得秘鲁的所有黄金矿藏……”）马丁·弗罗比舍在1576年、1577年和1578年的探险也是为了寻找珍贵的矿产。从1606年颁发给托马斯·盖茨爵士及其他人的许可证来看，发现和挖掘“黄金、白银和铜矿”也是建立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初衷。（直到1607年，人们仍对弗吉尼亚“富藏黄金和铜”抱有一线希望）这是当年人们的固定思维。沃特·罗利爵士在《广阔、富饶、美丽的圭亚那帝国，以及黄金城市马诺的发现》中宣称：西班牙的伟大与“大宗的塞维利亚柑橘贸易……”毫无关系，“而是因为它在印度发现的黄金……威胁和扰乱着欧洲所有的国家”。罗利爵士在1595年尽职地航行到特立尼达岛，袭击了西班牙在圣何塞–德奥鲁尼亚基地，并抓获了东尼奥·德贝里奥。他认为此人一定知道“黄金之国”的方位。坐在奥里诺科三角洲一艘肮脏的船上，罗利哀叹道：“我敢打赌，英格兰没有任何监狱会比这更令人恶心和憎恶了，尤其是对我这样多年来一直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人来说。”

如果他们最终发现了那些金灿灿的贵金属，那么所有的困难还算是值得的。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如愿以偿。弗罗比舍只带回来一个爱斯基摩人；而罗利期望发现“广阔、富饶、美丽的圭亚那帝国”的梦想也没有实现。罗利在奥里诺科河上看到的最令人愉悦的东西并非黄金，而是一个当地女人（我此生从未见过比她更迷人的女人：不高不矮、黑色的眼眸、丰腴的身材、姣好的面容……我在英格兰也见过像她一样漂亮的女人，但是像她这样肤色的，我敢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在卡罗尼河口，他们找到了一些铁矿，但没有发现黄金。据他妻子回忆，他“带着最高荣誉”回到了英国普利茅斯港口，但是“带回的财宝却不多”。女王很失望。同时，在了解到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纽波特的人在弗吉尼亚发现的一处矿产后，罗利彻底打消了寻找黄金的念头。正如沃特·科普爵士在1607年8月13日向沙利斯伯利勋爵报告说：“以前我们都向您汇报黄金的信息，而现在，我们最多只能汇报一些铜矿的消息，我们的探索证明，这块土地是我们的迦南地，而不是奥斐……最终所有一切都将归于尘土。”同样，1618~1621年间，远赴冈比亚寻找黄金的三次旅程都一无所获；事实上，他们还损失了5600英镑。

西班牙在征服秘鲁和墨西哥后，发现了大量白银。而英国人找遍加拿大、圭亚那、弗吉尼亚和冈比亚，却一无所获。因此，不走运的英国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掠夺西班牙人。16世纪70年代，德雷克就是靠这种方法在加勒比海和巴拿马挣钱的。这是霍金斯在1581年袭击亚述尔群岛的原因，也是德雷克在4年后袭击喀他赫纳（哥伦比亚的一个海港）和圣多明各的主要目的。通常来说，如果探险过程中出现问题——就像汉弗莱·吉尔波特爵士在1578远赴西印度群岛探险途中，船只在爱尔兰沿海不幸沉没——幸存者往往当海盗赚钱生存。罗利爵士也是依靠这种方式为他寻找“黄金之国”的探险之旅筹措资金——他指示他的船长埃米雅斯袭击了加拉加斯、里奥阿查和圣玛尔塔。1617年，罗利在说服詹姆士一世将他从伦敦塔中释放出来（从1603年起，他就被以叛国罪关在了里面），并再次进行探险努力时，也是通过在海上打劫筹钱的。罗利好不容易筹集了3万英镑，并集结了一个舰队。但此时，西班牙在当地的军备已经非常先进，军备管理也极其森严，结果此次探险以悲剧告终。罗利的儿子违背了他对詹姆士一世的承诺（即不再制造任何与西班牙的摩擦），袭击了西班牙控制下的圣多美，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次运气不佳的探险的唯一收获就是两块金条（还是从圣多美总督的保险箱中拿出来的），还有一些银盘、一些祖母绿宝石和一些烟草，另外还抓了一个印度人，因为罗利希望此人能够知道那个虚无缥缈的金矿所在。西班牙大使谴责罗利和他的手下是“海盗、海盗、海盗！”（这么说其实也很公正），罗利在回国后便被如期处死。他至死都还相信，“圣多美方圆4.8公里之内……肯定有金矿”。罗利在绞刑架上宣称：“我全心全意地寻找黄金，为的就是国王陛下的利益，以及那些追随我的人，和我所有同胞的利益。”

即使英国船只远征的目的只是为了寻找价值远不如黄金的其他货物，它们与其他列强的利益冲突仍不可避免。当约翰·霍金斯在16世纪60年代试图参与西非的奴隶贸易时，他很快就发现自己与西班牙的利益发生了冲突。

以无耻的海盗传统为基础，英国发展了“武装民船”或民间海战制度。面对西班牙的直接威胁——强盛的西班牙发展起了强大的“无敌舰队”，以及更强大的国力——伊丽莎白一世作出了一个显然很敏感的决定，准许了这种民间海盗行为，反正这一切已经发生了。就这样，掠夺西班牙就成了一项战略行动。英国在1585~1604年间与西班牙多次发生战事，每年差不多有100~200艘船负责在加勒比海骚扰西班牙船只，抢夺回来的财物每年至少价值20万英镑。这是彻底的海上大混战，同时，英国的“暴力复仇船只”会攻击任何一艘离开或者驶入伊比利亚港口的船只。

“海洋是唯一一个自然归属于我们的帝国。”英国萨尔托恩的作家安德鲁·弗莱彻曾在17世纪末这样写道。在18世纪初叶，詹姆斯·托马斯也曾写道，英国建立了一个“当之无愧的海上帝国”。可以说，大英帝国崛起的关键就在于无敌舰队建立后的1个世纪里，海上帝国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为什么英国人是抢夺高手？要知道，他们必须克服很多自然劣势。比如，大西洋的风和洋流呈顺时针流动，使得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只比较容易到达伊比利亚半岛和中美洲地区。相比而言，大西洋东北部的大部分时间吹的是西南风（来自西南方向），这使得去北美洲的英国船只不得不顶风行驶。如果他们顺着南大西洋常见的东北风开往加勒比海，就比较容易。长期以来，在沿海活动的水手们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掌握海洋航行的技巧，而葡萄牙人在这方面的技术已经相当娴熟。1586年德雷克原本打算从卡塔赫纳到古巴的西印度群岛探险之旅，也因为航海失误和磁罗经的综合作用，在16天后以返回喀他卡塔告终。

在航海技术上，英国人也落在了后面。从速度上来说，葡萄牙人是最快的。在15世纪末叶，他们就懂得了建造三桅帆船，一般以方形的船帆作为前帆，主帆和一个三角形的船帆作为后帆，这样船更容易根据风向抢风航行。他们也是轻型帆船的开创者，这种船是在一个坚实的内部框架的基础上建造的，而不是以鱼鳞迭接的方式建造。这么做不仅成本低，而且能够容纳下一个防水的炮眼。但它的问题就在于，当时海上交战是很频繁的事。如果论海上射击，利比里亚轻型帆船远不是威尼斯巨型舰的对手，因为后者可以负载更重的辎重。1513年，亨利八世就亲眼目睹了地中海巨型舰在布列塔尼沿海轻而易举地击沉了他的一艘船只，并将另一艘船只损毁，他的海军部长也因此牺牲。威尼斯巨型舰可以发射重达27公斤的炮弹。直到16世纪40年代，英国和苏格兰海军才懂得制造带有专门填补弹药的轻型帆船式军舰，能够负载足够多的军火。

但是，英国人在航海技术上也奋起直追。到伊丽莎白一世时，一种“帆船式巨型舰”的结合体，或者说大型帆船诞生了，上面能够装载四门朝前开火的大炮，这种大型帆船成为英国舰队的主力。它的打击力或许不如巨型舰，但是在速度和军火装运方面已经完全可与之媲美了。在船只设计不断进步的同时，英国的枪炮也随着铁矿的发现和铁用途的增加而得到了改进。英国人自己生产的铁制加农炮虽然很难发射，但造价便宜（是一般加农炮价格的1/5）。这就意味着“每英镑打出的炮”更多，这种技术优势差不多持续了一个世纪。另外，随着德特福的港务局重组、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应用、对磁罗经以及磁极认识的提高，以及对诸如《水手的镜子》等书中用荷兰语绘制图表的翻译，和一些更加精确的地图的出版（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中就提到过“新增了东西印度群岛的新版地图”），英国水手的航海技术也逐渐提高了。

英国人对海员健康的关注和改善，也开了先河。在欧洲人的探险之旅中，疾病在很多方面都被证明是所有困难中最折磨人的。1635年，卢克·福克斯曾这样描写水手的命运，说水手们“只能忍受和忍耐坚硬的船舱、冷咸肉、常常被打搅的睡眠、发霉的面包、湿漉漉的衣服，以及没有火的生活”。坏血病是长途海航过程中常见的疾病，因为传统的水手食物中缺乏维生素C；另外，船员也很容易得脚气病和食物中毒，瘟疫、斑疹伤寒症、疟疾、黄热病和痢疾（可怕的“便血”）。乔治·沃特森在1598年出版的一本书《偏远地区的疾病治疗》，是这方面的第一本教科书，虽然它的用处不大（因为他的治疗方法多半是放血或者改变饮食）。直到18世纪下半叶，医疗方面才算有了突破。当然，大不列颠岛似乎从来不乏能够忍受海上艰难生活的强壮男人——比如莱姆豪斯的克里斯托夫·纽波特，他是从一个普通的水手成长为一个富有的船主。最早，纽波特在西印度群岛打劫为生；1599年，他袭击了墨西哥的塔瓦斯科，在与西班牙人的作战中失去了一只胳膊。看来，亨利·摩根式的人物还真不少。

摩根对格兰纳达的袭击只是他无数次入侵西班牙帝国中的一次。1688年，他袭击了古巴的太子港、巴拿马波特贝洛、委内瑞拉库拉索岛和马拉开波岛。1670年，摩根占领了普罗维登斯岛，越海踏上大陆海岸线，并穿过地峡占领了巴拿马。我们不应该对其行动的规模夸大其辞。事实上，参与行动的船只往往都是些手划小船，1688年在摩根掌控之下的最大的船只也不过15.4米长，上面只架设8门炮。充其量，摩根的行为只不过“骚扰”了西班牙商业的发展。即便如此，也足以使他成为一个富翁。

不过，最令人称奇的是摩根用他掠夺来的资金所做的事情。本来他完全可以回到蒙默思郡，过上安逸的退休生活，就像他说的，成为“高贵优雅的绅士”。但是，他并没有就此闲下来，而是投资了牙买加的房地产，在米尼奥河流域（现在是摩根河谷）购置了5068亩土地。后来，他在圣伊丽莎白教区又添置了24280亩土地。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都是种植甘蔗的理想土地。而这正是英国的海外扩张本质发生普遍改变的一个关键因素。大英帝国以掳掠黄金起家，但是却在甘蔗种植中得以发展。

17世纪70年代，英国王室花了几千英镑在牙买加的罗亚尔港修筑了防御工事，以保护这里的港口。这些城墙如今依然屹立（不过由于一次地震改变了海岸线，这些城墙离海更远了）。由于当年的牙买加很快成为一个海盗根据地，因此，这笔投资看上去还是很有必要的。英国王室已经从牙买加的蔗糖进口关税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该岛已经成为英国的一个经济基地，因此值得不惜成本进行防御。不可思议的是，在罗亚尔港监察工事建造的不是别人，正是亨利·摩根——此时的他已经被封为亨利爵士了。就在他袭击格兰纳达之后的几年内，摩根不仅变成了一个大种植园主，还成为罗亚尔港驻军的副海军上将和司令官，英国海军部法庭的法官、治安法官，甚至牙买加代理总督。曾经的摩根只是一个得到官方许可的海盗，一个民间探险家，如今却受雇于大英帝国，可以统治一个殖民地。不过，1681年在“一次醉酒后……由于反复发表种种夸张言论”，他失去了所有的官职。不过，他最终还是体面而光荣地退休了。他在1688年8月去世时，罗亚尔港的船只依次鸣炮22响向其致敬。

摩根的生涯生动地体现了大英帝国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只有从海盗国家转变为政治强国才可能改变世界，但是如果国内没有发生一些革命性事件的话，这个变化也不可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