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我的大学

第一章

我的故乡

在我人生的80年中，有42年是在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度过的，其余时间则住在莫斯科。长期以来，高加索以北地区一直是不同文明、文化和宗教的交汇之地。其多样性历史始终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当俄罗斯国家正在形成之中时，高加索各族人民在面对多个征服者时寻求前者的保护。1555年8月，由伊凡雷帝派往北高加索的安德烈·谢佩托夫与阿迪格人的使节一同返回莫斯科。沙皇宣布帕亚提戈斯克王国从此而且永远将置于俄罗斯统治之下。俄国开始在此构筑城堡防线。叶卡捷琳娜二世构筑七座城堡，形成亚速海—莫兹多克防线。其中之一就是斯塔夫罗波尔。最早在这里驻防的是来自沃洛涅什—古伯尼亚（前苏联时期俄罗斯的一个省）的霍皮奥尔河哥萨克和弗拉基米尔团（弗拉基米尔省）的掷弹兵。

随着时光的流逝，哥萨克村庄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地冒出来。俄罗斯农奴逃往南方，追寻自由。后来，农奴被强行放逐到这里定居。斯塔夫罗波尔省的区域是我早年负责领导的地区，它在俄罗斯帝国是一个相对新的行政单位。迟至1748年，斯塔夫罗波尔才获得省的行政建制。其首府斯塔夫罗波尔坐落在一片平坦草原（约450公里长、200公里宽）中央的一块高地之上。斯塔夫罗波尔省与高加索之间隔着捷列克河流域居住的哥萨克人的区域，位于西南侧的是库班哥萨克人居住区，这部分尚武的哥萨克人是被叶卡捷琳娜二世击败之后从乌克兰强迁到北高加索的。西北侧居住着顿河哥萨克人，东北侧则是阿斯特拉罕省。

斯塔夫罗波尔地区是横跨欧亚大陆的一片相对闭塞的陆地。其东面与车臣接壤，14%的土地是沙质土壤，30%的土地是干燥的草原，其余土地是褐色和黑色的沃土。

冬季十分严酷，气温有时会下降到摄氏零下30度—零下20度。而最大的麻烦是干旱时节的干风和沙尘暴以及能冻死庄稼的霜冻。据资料记载，这些灾害在过去的数百年里十分常见。根据历史资料，1898年4月，一场暴风雪夺去了20万头牛的生命；1948年春的一场沙尘暴卷走了土地表层；1975年至1976年则发生了暴风雪和严重的旱灾（当时我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

在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前夜，斯塔夫罗波尔省的人口为100万人。俄罗斯人占多数，乌克兰人占三分之一，接下来依次为诺盖人、土库曼人、卡尔梅克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希腊人、爱沙尼亚人、犹太人和波兰人。此外还有日耳曼人，他们住在草原地区富庶的大农场里，与外界不打交道。一些俄罗斯富人的庄园也分布在这里，当时在斯塔夫罗波尔十分出名的一座庄园的主人，恰巧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同属一个家族。全省土地的40%由游牧人占用，其中主要是诺盖人、土库曼人和卡尔梅克人。事实上，北高加索的山地民族（卡拉柴人、切尔斯克人和阿巴扎人）居住区直到苏联时期才划入。

该省有2个城市（革命前夜，斯塔夫罗波尔人口为4万人）和133个村庄，其中10个是城市社区（每个社区人口不超过15000人）。该省还有8个定居点、177个私人庄园、11个火车站、9个邮电局和21个邮政支局。全省持有政府执照在城市行医的医生人数为22名，加上22名独立开业的全科医生和数名乡村医生、18名接生员。在仅有的几家医院里，每家医院的病床数仅为5张。中学的数目为5所，合班上课的学校有313所。斯塔夫罗波尔市内的书店仅有3家。

斯塔夫罗波尔的经济属农业类型，出产谷物和牛羊。农产品“出口”到彼得堡、莫斯科和巴黎。

当地工业包括4座磨坊、制蜡厂（以及蜡烛制造）、菜油生产厂、酿酒厂、制革厂和制砖厂。总之，斯塔夫罗波尔省的一切都表明这在当时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省和乡村省。

社会结构呈现出当时外省的典型特征：贵族的人数可观，包括大地主、职员、各种商人等；资产阶级则包括公务员、政府官员和地主；农民占人口的约90%（每个农民耕作的土地为2俄亩—5俄亩，每俄亩相当于1.1公顷）。另外还有劳工（包括不少农场工人）以及社会流民和无业者。

这就是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1917年十月革命发生时的实际情况。

当地历史上发生过很多事件，一些事件仍然具有传奇色彩。经过了解，我得知参加1825年12月起义的25名军官曾被流放到这里。其中许多人在高加索战争期间与高地人的持续冲突中阵亡。在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中有诗人亚历山大·奥多耶夫斯基，他应和普希金关于十二月党人的文字时写下了这么一行诗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奥多耶夫斯基的日记存于皮亚季戈尔斯克的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博物馆。那些褪了色的页面上满是我们在俄罗斯学校课本上得知的那些人名。奥多耶夫斯基在这里与莱蒙托夫的关系密切起来，也是在这里他遇见了赫尔岑的朋友——欧加列夫。当我在学校课本上读到“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的句子时，我将此视为与我熟知和热爱的人之间的生动纽带。这些人就曾生活在我所在的土地上。当参观这座博物馆时，我毫无例外地被欧加列夫的诗句所打动：

假如我还能再活很多年头

直到腰弯背驼两鬓染霜，

仍能回想起那年轻的兴奋

那些顿时眼前一亮的时光……

一望无际的草原和层层山峦

展示着无比的雄伟和苍茫，

青春友谊的希望和梦想啊

构建成神圣理想的铁壁铜墙。

我尤其为切尔尼戈夫团和其他团普通士兵的命运所打动，他们卷入了1826年由联合斯拉夫协会策动的这场密谋行动。他们被位于斯塔夫罗波尔的白采尔科维军事法庭判决入狱监禁。切尔尼戈夫团六个连的士兵被迫在75天内步行超过1200俄里（约等于1200公里）。当他们在萨尔斯卡亚和斯塔夫罗波尔草原穿行时，经过了莱特斯尼考尔村。就在这个村庄的教堂里，我的祖父安德烈于1931年为我施行洗礼，将我出生时起的名字维克托改为米哈伊尔。切尔尼戈夫团士兵还走过麦德夫岑尔村。我出生的村庄——普利沃诺耶就坐落在莱特斯尼考尔村和麦德夫岑尔村之间。

总之，我将切尔尼戈夫团士兵当作我的同乡。在斯塔夫罗波尔的中心地带，存有一座古堡的遗址。附近一座残破不堪的平房是守备营房，直到不久前还能看到。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都曾造访过这里。不幸的是，当城市重新开发时，这座平房和市场都被拆掉了，为中心广场和一座综合大楼腾出地方。

就像一条刚刚发过洪水的河流会在河岸上留下或大或小的水塘（我们家乡将之称为莫卡基）一样，人们的迁徙和移动也在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草原和丘陵留下了许多痕迹。当你开车前行时，你会看到熟悉的俄罗斯地名——莫斯科夫斯考尔、科斯卡亚、沃隆索沃—阿莱克桑德罗夫斯卡亚，而且也会多次看到源自蒙古的地名——安图斯塔、扎尔加、塔克塔，或者是表明突厥来源的地名——阿奇库拉克或阿兹基尔。

世界上很少在一块如此小的地方能够看到如此丰富的民族混合现象，语言、文化和宗教在这里汇合在一起。在我生活的年代，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人口中，除了占83%的俄罗斯人之外，还有卡拉柴人、切尔斯克人、阿巴扎人、诺盖人、奥赛特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土库曼人，这个民族名录还可以不断增加。每个民族不仅有自己的语言，还有自己的习俗、观念、服饰，甚至还包括特有的建筑风格和庄园结构特色。今天，社区的外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应当说更加千篇一律了。但是，迟至20世纪初，人们还可以看到不同风格的村庄毗邻而立，如高加索人村庄里的萨克利亚茅屋和石墙，哥萨克人和俄罗斯人村庄里用黏土、稻草和牛粪建成的茅屋，屋顶上是稻草或茅草，还有按规定设置的柳条篱笆。我曾是编制这种柳篱的高手。我还会做稻草屋顶，也知道防止小鸟钻入屋顶的方法。

当地居民擅长与其他民族共同生活在一起，更倾向于做出妥协，因为北高加索地区各个民族之间的和谐关系是生存的最重要条件。多民族和多语言环境下的生活打造出宽容和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尊重的态度。侮辱一个山区民族成员就意味着树立了一个死敌。而尊重他的尊严和习俗就等于交了一位挚友。我有许多这样的朋友，因为即使是在我还很小，还不精于遣词造句时，我已经逐渐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只有宽容与和谐才能在人们之间建立和平。

我在高加索听到过一个寓言，后来还将它说给山区来的朋友听。这个寓言称山区人离开客人就活不下去。招待客人对山区人来说就是呼吸空气。但是，如果客人停留的时间过长，山区人就会感到窒息。听到我说这个寓言的人都不相信，说“这不是真的”。

但我仍然认为这里面含有真实的成分，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在每件事上有分寸感。

在我的家乡，我上了关于国际主义的第一课。这不是理论，而是来自北高加索生活经历的基本原则。不同民族的居民混居在一起，同一个村里有许多民族，他们相互帮助、串门，寻找共同语言，一起劳作。

当我成为苏联总统时，需要面对民族问题。我对此已不是一知半解，我会自然地按照北高加索精神文化在冲突中选择妥协。这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懦弱的表现。北高加索从来就不缺少反叛者。许多真正的民粹主义运动领导人——康德拉提·布拉温、伊格纳特·涅克拉索夫、斯捷潘·拉辛和叶梅连·普加乔夫到这里来招募兵员和发动远征并非偶然。据称西伯利亚的征服者叶尔马克也是来自这个地区。

古代连绵不断的入侵和最近持续多年的高加索战争都令众多人失去生命。上个世纪的俄国内战也令这个地区血流成河。

苏维埃政府从罗斯托克方向来到斯塔夫罗波尔。我们这里是前进路上的第一站，也是红军部队最先到达的地方。广为人知的是，弗拉基米尔·列宁向梅德韦津斯基前线发了致敬信。

1918年1月1日，苏维埃政权在斯塔夫罗波尔宣布成立，随即组建了苏维埃共和国和人民委员会。新政府将土地分给50万农民。政府实施八小时工作制、工人管理企业的制度和免费教育制度。但早在3月，战斗就在梅德韦津斯基地区打响了，作战的敌方是科尔尼洛夫将军的部队；4月敌方则是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志愿军。1918年7月，斯塔夫罗波尔共和国与库班—黑海及特斯卡亚共和国合在一起，组建为北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一直存在到1919年1月，被邓尼金和舒库罗将军的白军攻占为止。

北高加索地区的战斗极为激烈。一些来自外地的哥萨克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加入了红军。

1918年下半年，南部战线参加作战的有14个哥萨克团，后来这些团编成旅和骑兵部队。我们家乡的老人声称斯塔夫罗波尔人在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指挥的声名远扬的第一骑兵军中占到40%。但也有相当多的人加入白军方面。当顿河地区发生哗变时，克拉斯诺夫在德国军队的帮助下，建立起军事独裁统治，大约45000名同情苏维埃的哥萨克人被枪决或绞死。但是，红军方面也以牙还牙。克尼加将军讲述的事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

1967年庆祝苏维埃政权成立五十周年时，许多参加内战的老兵讲述了那段时间的经历。他们前往城市与乡村，会见当地居民，特别是学生和年轻人。内战英雄瓦西里·克尼加将军受邀造访了他在该省北部的出生地，他曾在那里为苏维埃而战。将军没有表示反对，但出人意料的是他要求派卫兵陪同前往。他们问道：“你为什么需要卫兵，瓦西里？”

“我需要他们。内战期间我们将整个村子的人斩尽杀绝了。”

“你说什么？”

“是的，我们把他们都杀了。”

“一个不剩吗？”

“哦，也许不是吧。所以我担心的是，假如有人活下来了还记住这件事怎么办？”

到底有多少村庄像这样被屠村？双方相互残杀，杀他们自己人。克尼加将军是职业军人，他对死亡的见解与常人不同。但很显然当他来日无多的时候，他只要想起那些日子，内心就不会平静，他受到良心的折磨。

有一首名叫《上尉》的歌曲，描写内战时期的北高加索，歌中唱道：

你要去战斗

为了人民政权

对自己人不留情。

我很多次听到这样的话：走向新社会的行动不仅使暴力具有合法性，而且存在必要性。事实上，革命期间要避免流血通常是不可能的。但是，将暴力视作解决问题的普遍手段和为了某些所谓“崇高的”目标而使用暴力，如将自己人“斩尽杀绝”则是毫无人性之举。

戈尔巴乔夫家族在19世纪后期农奴制废除之后迁移到斯塔夫罗波尔地区。我的曾祖父莫伊塞·戈尔巴乔夫和他的三个儿子阿列克谢、格利高里和安德烈到普利沃诺耶村边上定居，这座村庄已经有年头了。普利沃诺耶村、莱特斯尼考尔村和麦德夫岑尔村都是根据1824年3月22日法令而从1825年起供农民定居。19世纪下半叶，奥廖尔、图拉、沃洛涅什、切尔尼希夫和其他省的被解放农奴来到这里定居。起初，戈尔巴乔夫家的所有人——共18人都住在一起，这是一个大家庭。隔壁人家也姓戈尔巴乔夫，是或远或近的本家亲戚。后来，建造了供儿子及家人居住的茅屋。那个时候我的祖父安德烈已经娶了我的祖母斯捷潘尼达，分家自己过。1909年他们的儿子（我的父亲）谢尔盖出生了。

与普利沃诺耶村的戈尔巴乔夫家族及其本家亲戚住在一起的还有潘捷列伊·叶菲莫维奇和瓦西里莎·卢基亚诺娃·戈普卡洛。前者来自切尔尼希夫地区，后者来自哈尔科夫地区。显然，他们与戈尔巴乔夫家族同时来到这里，在村边定居下来。他们有一个女儿（我未来的母亲）玛丽亚。

1929年我的父母结婚，当时父亲20岁，母亲18岁。根据家里的说法，母亲并不愿意嫁给父亲，但祖父和外祖父定了这门亲事。父亲十分喜欢母亲，一辈子爱她、呵护她。父亲禀性宽厚，他每次出去都会给母亲带回礼物。

“俄国人”这个词对我的祖先、我的祖父和外祖父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作为俄国人意味着归属于我们的国家、东正教和俄罗斯文化。至于是俄罗斯人还是乌克兰人，这并不重要。斯塔夫罗波尔或库班地区的人会唱乌克兰歌曲或俄罗斯歌曲，自幼就能够轻松地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这不是巧合。

成家之后，我母亲搬到街对面我祖父安德烈的家中，家里有五个孩子。1931年3月2日，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正如上文所言，我在莱特斯尼考尔村的教堂受洗。受洗之后，我被用山羊皮包起来，抱回普利沃诺耶村。后来才知道，这样做并不是要保暖，而是取一个好兆头，认为这样做我就能发财。

祖父安德烈家的屋子东西排列，长长的一排，分为三个部分。最东面的第一部分是“亮屋”，这是祖父母住的地方。屋子东面的角上是一面很大、很漂亮的圣障。泥土地面上覆盖着手织地毯。第二部分是家庭共用部分，有一座俄罗斯炉灶（砖砌暖炉），附带有一座“小炉子”。靠墙的窗前摆放着餐桌和长凳。面包在大炉子里烘烤，其余饭菜在小炉子上烹制。孩子们在炉顶上用砖头砌成的炕上睡觉。

我父母结婚后，这个部分的屋子隔出一块地方供他们居住。旁边的一间是泥屋（沾上泥土的衣服和鞋子就放在这间屋子里）。再过去就是屋子的第三部分——储藏室，存放着面粉、种子和饲料。一袋袋干面包悬挂在天花板上。很小的时候，我喜欢到这个屋子的阁楼上待着。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很舒适的角落，在里面打盹。一次，我发现了两个装着彩色纸头的袋子。后来才知道袋里装的是“克伦券”（kerenki），即1917年由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发行的纸币。这些纸币放在那里已经很长时间了，显然祖父以为这些钱也许还能用。这就是农民的思维习惯。

屋子的第四部分是供饲养家畜所用。这里存有草料和燃料。这就是我家屋子的情况。多年之后，我的母亲对她的大孙女伊琳娜说了我出生时的情形。当感到要生的时候，母亲被移到储藏室里。他们在地上铺上草，上面再铺上床单。所以，我是在居住间和家畜间之间出生的。伊琳娜长大后回忆起这件事，说道：

“听我说，爸爸，你就像耶稣那样出生的。”

“是啊，要记住。但不要告诉其他人……”

现在我要说一下我的祖父和外祖父。他们的命运反映出农民在苏维埃政府下的命运。我的外祖父潘捷列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土耳其前线返回，我的祖父安德烈则从奥地利前线回到家中。两家都是贫穷的农民家庭。外祖父潘捷列伊在13岁时就失去了父亲，下面有四个弟弟妹妹。他的性格平稳，但勇于变革，先是建立了一个农民公社，然后又建立了一个耕地合作社。

“苏维埃政府救了我们，给了我们土地。”我听到外祖父这样说过很多次。这决定了他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当合作化开始后，他组建了一个集体农庄，担任农庄主任。

祖父安德烈恰恰相反，拒绝加入集体农庄，继续当单干农民。我的父亲站在他岳父一边，加入了集体农庄，然后成为一名拖拉机手，在某种程度上与祖父脱离了关系。

1930年，我的父母搬到街对面的一座被遗弃的小茅屋去住。那年秋天，他们去分配一起播种的玉米收成。收成很好，他们将玉米运到祖父家后院晾干。母亲当时已经怀孕，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屋里。但她时常到外面去，特别是在晚上，坐在外墙边上凸起的坎上。一天夜里，她看到她的公公家后院正在发生的事情。原来，祖父未经父亲同意就动手分配和贮藏玉米。母亲十分着急，将她的所见所闻告诉了父亲。

于是，父亲走到祖父跟前，看到玉米堆已经明显缩小。他直截了当地问道：

“爸爸，玉米到哪儿去了？原先的玉米比这多不少呢。”

祖父粗暴地回答说这不关他的事。父亲不管祖父说些什么，走进储藏室，用梯子爬上阁楼，在那里发现了一堆玉米。祖父在他后面紧追不舍，还掐父亲的脖子。外祖父看到这个情形，跑去喊我母亲：

“玛丽亚，快！你公公想要谢尔盖的命！”

不过我父亲已是成人，用力气制服了祖父，将他的双手拧到身后。父亲的心眼并不坏，他要息事宁人，不想把事情闹大。于是，玉米收成作了“公平的”分配。

所发生的这一切更将父亲推到外祖父一边。外祖父潘捷列伊被选为集体农庄的主任，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很高。不久后，他成为地区土地局局长，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

祖父安德烈也干得不错。他向政府提出了耕种和上交粮食的任务目标，并予以完成。简言之，两家人的情况都在改善之中。

接着，1933年恐怖的大饥荒发生了，祖父家受到沉重的打击。孩子们没有饭吃，其中的三个孩子在冬天饿死了。春天到来时，没有种子可供播种。但是，当局认定祖父的行为是破坏农业生产，将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伐木。由于表现很好受到几次表扬，祖父在1935年提前回到家乡。那几张奖状还用镜框装起来，挂到圣像旁边的墙上。从流放地返回后，祖父加入了集体农庄，在那里劳作直至去世。

另一场灾难于1938年降临，我的外祖父潘捷列伊被指控为托派分子，突然遭到逮捕。他们调查和折磨他长达十四个月之久。外祖父出狱后才告诉我他们在里面是如何对他的。他从未再提这件事，以为斯大林并不知道这些事，所有的错误都是当地内务人民委员会所为。外祖父一直坚持自己是无辜的，但还是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处以死刑。案子被提交给地区检察长，他的工作是核准死刑的执行。检察院没有发现犯罪证据，决定结案。外祖父获得释放。

当外祖父被捕入狱时，外祖母瓦西里莎搬来与我们同住，事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邻居们不再来串门，万一要来也选在夜里。家里的房屋被打上“人民之敌房屋”的标签而置于监控之下。这些都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家里人都不愿提及这段可怕的日子，我从不知道事情的细节。提问是不恰当之举。后来，我意识到他们那样做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要忘掉它，而是因为他们不敢议论此事。此类议论受到苏维埃当局的严厉禁止。

在将近二十年时间里，我从未离开过普利沃诺耶村。只有一次我与一些拖拉机司机乘坐拖拉机到过斯塔夫罗波尔，在那里我们由于劳动成就而受到政府嘉奖。更早的一些时候，我与姨妈姗娅去过一次派恰诺考尔火车站附近的粮食转运站，将粮食交给政府。

啊，这是多么激动人心啊！这是我第一次到村子以外的地方，在草原的一口水井附近过夜，所有人都在那里露营。我们在一起吃晚饭，睡在装满粮食的马车上。在火车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蒸汽火车。

对于1933年的大饥荒，我只有零星的记忆，如同稍纵即逝的火花。我看到祖父用一个大罐煮青蛙给全家人吃，但我记不得自己是否吃过青蛙。1976年，与赖莎一道在巴黎市中心的河流乘坐游船时，我们边欣赏有关巴黎的音乐，边品尝蛙腿，味道真的很好。

但在大饥荒期间，普利沃诺耶村多达40%的村民死亡，当地人就是这么对我说的。

我们在渐渐长大，玩各种游戏，但战前我们玩战争游戏时具有特别的热情。我们躲在花园里、干草堆里和大饥荒后空空如也的破房子里。

我四岁时生了一场大病。当时我真是命悬一线。母亲后来告诉我说他们在我的床头点了一支蜡烛，一直就这么哭，完全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多年之后，我问母亲我得的是什么病。母亲用恐惧的声音回答道：“淋巴腺结核病”。在过去，这个病名通常是指绝症。

母亲告诉我一位妇女曾建议给我喝一些蜂蜜。我记得我床边的窗台上放着一小壶蜂蜜。我拿过小壶一饮而尽，听到壶盖掉在地上的声音。我只记得这些。

三天之后，我的呼吸有了改善，浮肿消退了，再过几天之后我的病好了。唯一落下的后遗症就是耳部的感染，这一直影响我的生活。

我在外祖父母家住过很长时间。他们搬到邻近的一个村子，外祖父在那里的集体农庄当主任。当时的情况不仅对我和外祖母（她在38岁就当外祖母了）来说令人满意，而且对我的父母而言更是如此。有时，父母要我留在普利沃诺耶村，但我很想到外祖父母那里去。每当我父母不让我去时，我总有办法来对付。我会跟在外祖父的马车后面跑上1公里甚至更远，直到他允许我爬上那辆马车。

外祖母后来会回忆我们的“友谊”，说我是如何把她锁在家里，就因为她不给我吃足够多的糖，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事。不过，我一直是她一生中最喜欢的外孙。

战争

1930年代快要结束时，日子开始好过起来。休息日去草原或林地野餐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人们全家出游，或乘马车或乘牛车，假如距离不远也有人步行。每个人都在享受和平，孩子们打拉普塔球（俄国一种用球拍打球的球类运动），或踢自家制作的球。母亲们在一起拉家常，父亲们谈论“男人们”的话题。他们喝酒、唱歌，假如喝多了有时就会失去控制，开始动手打架。只有女人才能将他们拉开，所用的方法是全力扑到他们身上。

1941年6月22日星期日，在这样的一次出游之中，一个男人骑马奔驰而来，高喊：“战争！”他下达指令：每个人都必须在12点到普利沃诺耶村的中央广场集合，莫洛托夫将发表广播讲话。由于普利沃诺耶村没有收音机，所以他们专门为此带来了一台收音机。

男孩们对这个新闻的反应与铁青着脸的成年人不同。我们毫不迟疑地表示：“我们要把法西斯踢回老家。”接着，战争动员开始了。到秋天，一些家庭开始收到家里男人阵亡的通知书。按照规定，这种通知书在夜晚投递。我们站在那里听，以猜测骑马的信使会在哪家房屋前下马。阵亡者都是青年男子——我们的父亲、兄弟和邻居。

我们现在知道最先向法西斯开火的是边防军，都是些1921年—1922年出生或稍微大一点的小伙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未能从前线回来。那个年龄段的男人活下来的只有约5%。母亲们、妻子们、孩子们和恋人们的悲痛难以言表。

我的父亲和几个拖拉机手接到留守的命令，因为需要他们去收割庄稼。但他在1941年8月3日还是被征召入伍。我参加护送另一队运送征召入伍新兵的车队。一些人坐在车里，另一些人在车旁行走，最后一次与那些生死未卜的新兵交谈。

普利沃诺耶村与地区中心的距离为20公里。我们在中午到达征兵站。父亲给我买了一个冰淇淋，这是我一生中吃到的最好的冰淇淋。那天的天气很热，冰淇淋很快化了，我吃了整整一大杯。父亲还给我买了一把俄罗斯三角琴。多年之后，他从前线回到家里时也是在这个地方。

这样，战前年代结束了。经过所有的世界动荡和内战、集体化和镇压，人们才开始恢复过来。日子正在缓慢的改善之中，人们能够买得起简单的鞋子、布料、食盐、某些家庭用品、鲱鱼、卡姆萨鱼、小咸鱼（有时还不新鲜）、火柴、石蜡和肥皂。此时，俄罗斯再次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是事关生死的考验。

我仍然能够记得当时的困惑：为什么我们的军队不断后撤，而法西斯军队却越来越深入我国的腹地？我们这些孩子们像大人一样感到焦虑。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现实上演的戏剧，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到1941年—1942年冬季，德军已经抵达莫斯科郊外，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27公里。而且德军也进抵塔甘罗格附近，离我们村子约200公里。

父亲多年来都订阅本地的一张小报和《真理报》，我们继续收到这些报纸。尤其是在秋天和冬天的晚上，女人们会聚集到我家的屋子里来，我将报上有关前线的报道读给她们听。她们还用纸牌算命，我躺在炉顶上打量她们。我不明白她们在争吵些什么，也不知道纸牌会“预测”什么。对话都是关于她们丈夫的内容。

1941年的冬天十分严酷。我们所在的南方，10月8日下了第一场雪。这是前所未闻的事。降雪和大风持续了好几天。暴风雪过去之后，人们从屋子里爬出来，相互帮助清除积雪。有好几天没有收到邮件，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断了。与此同时，生死之战在莫斯科的近郊打响。后来我们得知德军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败。莫斯科城巍然不动。我们收到的一份报纸附带了一本小册子，讲述一名年轻的共青团员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的英雄事迹。这本小册子的名称是《塔尼娅》，我一遍遍地读给母亲们听。每个人都对德军的残暴行为感到颤栗。

同时，越来越多的家庭收到他们家的男人在战争中牺牲的通知书。战争毁灭了一切：生命、城市和乡村。国家的大片地区被法西斯占领，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列国、摩尔多瓦和俄罗斯西部。

我在那之前和之后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冬天。大地在春天到来前都覆盖着积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雪国”，但这个王国里的生活十分艰难。不过，粮食的情况还过得去。这只是在1941年，还有一些存粮。但我们没有木材，所以人们砍伐果园里的老树。如何养活家畜也是一件麻烦事。集体农庄牲畜的草料尤其缺乏，所有干草都在地里没有收上来，大雪封住了道路。但人们必须在冬天的恶劣条件下取回干草。这些活都由青年妇女来干，包括我的母亲在内。

冬季的一天，母亲和另外几个妇女去取干草，但没有回来。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她们还是没有回来。第三天有消息传来，称这些妇女被抓起来了，关在当地监狱里。后来才知道她们迷了路，从政府采购机关的干草堆上取走干草。卫兵将她们逮捕。考虑到时代背景，她们也可能受到严厉的惩罚。使她们获救的是所有的“盗贼”都是现役士兵的家属，都是孩子妈，所取的干草也不是要喂自己家的牲畜，而是集体农庄的牲畜，况且这也是事出偶然。

总之，妇女们在这些年所经历的痛苦很难用语言表述。她们在集体农庄拼命干活，打理家里家外的事务，应对物资短缺的困难，抚养衣不遮体和饥肠辘辘的孩子们，还要为她们的丈夫担惊受怕。

时至今日，我在阅读米哈伊尔·伊萨柯夫斯基的诗歌时都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这首诗名为《献给俄罗斯女性》。

言语怎能表达啊，

你生活的那些年。

多么沉重的负担

压在女性的肩上……

对你的丈夫、兄弟或儿子，

那天早上你说再见。

只得单独留下，

面对你自己命运的考验。

与你泪水相伴的，

还有那无人耕作的田野。

你独自应对战争，

只得到处奔忙。

在家中和野外，

你独自哭泣和吟唱。

在那终日辛劳的征途上，

你将悲伤深深地隐藏；

为前线烘烤的面包，

从辽阔陆地排到无垠海洋。

父亲时常写信，询问许多问题。我有时按照母亲的口述，写信回答他的问题。但在大多数情形下，我自己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想父亲知道我信中的那些“不实之词”。

父亲上了前线，我必须承担家里的许多活计。从1942年春起，我们还需要耕种一块为家人提供食物的菜地。每天一大早，母亲就会起床，匆匆忙忙地做一下家务事，然后去集体农庄干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家里的一切全由我负责。我做的最重要和最困难的活计就是为牛找到干草和为家里提供柴火。

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突然的变化。战争期间的孩子们一下子变为大人，娱乐和玩耍都被忘却，学习也被搁置一旁。我独自一人整天忙家里的事。不过有时，在有些时候，一切都从记忆中抹去，这种感觉受到冬天的暴风雪和夏天园子里叶片沙沙作响的声响的强化，我的思绪飘向遥远的、虚幻的和梦寐以求的世界，飘向梦幻王国……

1942年夏，逃难的人潮从罗斯托夫汹涌而来，从我们这里席卷而过。第一波人潮是数千名从乌克兰撤出来的人员。他们长途跋涉，一些人背着包或背包，另一些人推着手推车。他们还赶着牛群、马群和羊群前行。

外祖母和外祖父将他们的东西装起来，运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村里的油箱阀门被打开，燃油都流入浅浅的叶戈利克河，剩下的粮食作物都烧掉了，什么都不能留给敌人。

第二波人潮在1942年7月下半月苏军撤离罗斯托夫后到达。这是一次毫无秩序的撤退。一群群面色严峻、疲惫不堪的苏军士兵步行后撤，每个人群的人数多少不等。他们的脸上流露出痛苦和负罪的表情。炸弹爆炸声和枪炮射击声越来越近。我们与邻居们一起在坡地上挖了一条堑壕，直通下面的河床。就在河边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喀秋莎火箭炮齐射的情景：一发发火箭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划破天际。

接着，一切都陷入寂静，长达两天的寂静。不见军人的身影，我军或德军都不见踪影。8月3日中午之前，骑着摩托车的德军侦察部队出现了。三天的工夫，德军已经挤满了村子。为了进行伪装，避免被轰炸，德军砍伐了果园里的所有果树，这些树的树龄已有好几十年。

德军在从罗斯托克到纳尔奇克的进军途中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苏军失去了组织性。但在纳尔奇克的前方，苏军阻击部队投入战斗，执行斯大林第227号令，即“决不后退一步”的命令。后撤部队迅速重新整编成部队建制，派往前线。德军费尽全力向巴库油田推进，但在奥尔忠尼启则（今天的弗拉季高加索）附近被挡住。后来的事实表明，德军再也不能向前一步。

在德军大部队东去之后，留下一小支守军在普利沃诺耶村驻扎。不久之后，另一支部队前来换防。我只记得他们衣袖上的臂章和讲的乌克兰语。占领之下的生活开始了。

外祖母瓦西里莎几天后回来了。她和外祖父步行到了斯塔夫罗波尔，在那里被向前推进的德军追上了。外祖父穿过前线，走过玉米地和沟壑。而外祖母带着她的行李回到我们这里，因为她没有其他地方可去。

此时，那些从部队里溜出来的逃兵又露面了。其中大多数为德国人做事，一般是当警察。有一次，他们到我们家里来搜查。我不知道他们要找什么。随后，他们登上马车，告诉外祖母跟他们去警察局走一趟。这样，外祖母步行穿过村子。这样的安排是故意所为，因为外祖母是集体农庄主任的妻子。在警察局，她被盘问了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他们想问出些什么，也不知道外祖母对他们说了些什么。但事情本身是明白无误的：外祖母的丈夫是共产党员和集体农庄主任，他已经撤离，而且他的儿子和女婿都在前线。

德国人在占领区推行强制劳动制度，母亲在参加这种强制劳动一整天后回到家里，她经常告诉我们一些村民会嘲弄她，说“这种待遇可与红色政权给的不同啊”。邻近城市发生集体处决的说法四处流传，（德军）用毒气车将人们毒死。（这个说法在解放后得到证实。）数千人，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在矿水城被枪决。普利沃诺耶村流传着一个说法，说对共产党员家属的屠杀就要开始了。

我们家人感到会被列在处决名单的最前面，母亲和祖父将我们藏在村外的一个农场里。屠杀本来会在1943年1月26日进行，但我们的军队在1月21日解放了我们的村庄。

那些日子给我留下了清晰的记忆。我认为我们的村子躲过了最坏的命运。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村庄的长老——年老的萨瓦提·扎伊采夫，被称为“萨夫卡老人”。村民们花了很长时间劝说他出任村庄的长老，最终取得了成功。不管怎么说，他是村里的长者之一。村民们都知道扎伊采夫竭尽全力使人们免受伤害。但德国人被赶走之后，他却被以“叛国罪”为名判处十年徒刑。村民们写信给当局为长老说情，称他成为村庄长老并非出于自愿，而且许多人能够活下来还欠着他的人情。但所有努力都没有任何用处。萨夫卡老人以叛国犯的身份死于狱中。

我能记得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母亲带着我偷偷溜出屋子，把我藏到离我祖父干活的村庄数公里远的一个农庄里。那天夜里的道路十分泥泞。起初我们以为走对了方向，但最终我们迷路了。到处是漆黑一片，看不到任何灯光，也看不见路。我们走啊走啊，希望我们能遇到些什么，但前面除了黑夜之外什么也没有。尽管是在冬季，突然间出现一道闪电，传来隆隆雷声。黑夜瞬间被照亮，我们看到农庄就在不远处。我在那里待了好几天。

德军匆匆撤离。他们的司令官害怕他们会钻进斯大林战役失败后的又一个死胡同，所以下令德军迅速从北高加索地区撤退。我无法表达我们在欢迎红军部队时的喜悦之情。我们不再害怕天上飞的容克飞机，它们一定是追踪向前推进的红军去了。

前线又一次横扫我们地区，这次是向西移动。日子必须恢复正常，集体农庄也必须恢复起来。但如何去做呢？所有一切都成问题：没有机器，没有牛群，没有种子。而春天来到了，农户用自己家的牛耕田。

然后，大家收集种子，尽可能多地向国家上交公粮。当然，1943年的收成不好。但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为了前线的需要，我们的收成几乎全部交给了国家。1944年冬春交接之际，饥荒开始发生。母亲和其他村民前往库班地区，在那里可以买到玉米，或者他们是这么听说的。我父亲的所有东西都从箱子里拿了出来：两双小牛皮高筒皮靴、一套从未穿过的西装，用来换玉米。我留下来看家。母亲离家之前，留给我几把玉米，每天一把。我把玉米磨成粉，做成稀粥。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个星期过去了，母亲仍然没有回来。几天之后，她才带着一麻袋玉米回来了。

母亲告诉我她不得不用她父亲的东西换取了3普特（共重约50公斤）玉米。但在她动身之前就已经讲好了，每口人最多只能运回1普特玉米。我们家只有两口人，母亲和我，所以我们只能运回2普特，约32公斤玉米。母亲只得将多出来的1普特玉米在烂泥中拖着走。同村的人可怜她，允许她将多出来的玉米也放到马车上运回。母亲带回来的玉米救了我们。接着，家里的母牛也产下了牛犊，这样我们就有了牛奶和玉米，在当时已经是十分丰盛的了。我的小朋友们和邻居家的孩子经常到我们家来，默默地站在门道里。经过一番哼哼唧唧之后，母亲总会给他们点东西吃。

春天，好像是来自天意，雨水到来了，所有人都欣喜若狂。田里和后院的庄稼都开始生长。土地再一次拯救了我们。

另一个问题是，没有任何生活物资运到村里：没有衣服，没有鞋子，没有食盐，没有肥皂，没有石蜡灯，没有火柴，总之什么都没有。

我们开始学习如何缝补衣服和鞋子。当补丁累累的旧衣服实在不能再穿的时候，我们找到了另外的解决方法——种植麻类纤维植物。我们用手收割大麻，扎成捆，浸到河里，然后再晾干、打制，捻成麻线。我们将“祖母时代”的手工织机从阁楼上搬下来，每家每户都在纺线织布，然后将麻布漂白，做衣服穿。这种麻纤维衣服并不合身，往往下坠呈铃铛状。

我们梳理和洗涤山羊毛，捻线织布，供做外套用。动物皮用水浸泡，除去毛发，晾干锤打，再浸到燃油里。加工好的皮料用来制鞋。食盐则从离普利沃诺耶村55公里远的咸水湖里开采加工。人们弄来了烧碱灰，学着用它来制造肥皂。由于没有火柴，我们用燧石和棉花引火。我们还从反坦克手雷中挖出炸药，用来制成火柴。至于照明，我们用圣像前的油灯和用弹壳制成的油灯。但有石蜡供应时，我们动手制作石蜡灯。我们的人民具有令人惊叹的坚忍不拔的力量。1943年春，我的奶奶斯捷潘尼达去世了。她在这之前受了很长时间的病痛折磨。她十分牵挂远在前线的儿子，但没有活到儿子来信的那天，而那封信在她去世后没几天就来了。我们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收到父亲的来信。我们还能祈求什么呢？我们活着，父亲也活着，母亲一再对上帝感激不尽。

1944年夏，一封意想不到的信函从前线寄来。我们打开信封，里面是文件和父亲离家上前线时随身带着的家人照片，还有一份十分简洁的通知书，称谢尔盖·戈尔巴乔夫中士在喀尔巴阡山地区英勇牺牲。当我成为苏联总统时，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送给我一份特别的礼物：我父亲所在部队战争期间的作战史。我带着震颤的心情阅读这部历史，而且还在反复阅读它。这使我更加深刻和敏锐地认识到战争之路是何等艰难、我国人民所付出的代价是何等高昂。

我本来很了解我的父亲：他在何处打过仗，打仗时他个人的情况如何等。此时，我面前摆放着一份文件。参军之后，父亲到了克拉斯诺达尔，在那里一所步兵学校组建为一个独立旅，科列斯尼科夫中校任旅长。该旅第一次参战是1941年11月至12月在罗斯托夫附近，当时这个旅归属第56跨高加索前线军。独立旅的伤亡情况令人震惊：440人阵亡、120人受伤、651人失踪（这通常是指死去）。父亲活了下来，直到1942年3月，他的部队沿米尔斯河坚守防线，伤亡情况依然严重。独立旅被调往米丘林斯克，重新整编为第161步兵师，然后开往沃洛涅什前线，加入瓦图林将军的第60军序列。

该师参加了库尔斯克丘陵战役，在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和罗索暹斯卡亚参加军事行动，在赫梅利尼茨基附近跨过第聂伯河，坚守著名的布克林斯基桥头堡。

父亲曾告诉我是如何在频繁轰炸和猛烈炮火之下搭乘新手驾驭的船只、自己制作的筏子和任何能够漂浮的东西制成的渡船横渡第聂伯河的。父亲指挥一个班的部队工程兵，携带迫击炮搭乘这样的渡船过河。他们在枪林弹雨之中将渡船驶向右岸一个由闪光灯指引的岸边。尽管是在夜间，他仍能看到第聂伯河的河水被鲜血染红了。

父亲因横渡第聂伯河而获得勇敢奖章。他对此十分自豪，后来还获得其他战功勋章，包括两枚红星勋章。1943年11月至12月，他所在的师参加基辅军事行动，1944年4月参加普洛斯克罗沃—切诺维茨军事行动，同年7月和8月参加利沃夫—桑多莫斯克军事行动，解放了斯坦尼斯拉夫镇。这个师在喀尔巴阡山的战斗中阵亡461人，负伤超过1500人。一个在浴血奋战中活下来的战士，难道就是为了在喀尔巴阡山死去吗？

全家人哭了三天三夜。然后……收到了父亲的一封来信，说他还活着，情况很好。

两封信的落款日期都是1944年8月27日。也许他在参加战斗前写好这封信，后来就阵亡了？四天之后，父亲的又一封信来了，这封信的落款日期是8月31日，因此我的父亲还活着，还在消灭法西斯。我写信给他，称我对寄发他的阵亡通知书的行为感到怒不可遏。在回信中，父亲站在前线的军人一边：“儿子，你不应该对士兵们出言不逊：在前线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父亲的话语在我心中一言九鼎。

战争结束后，父亲告诉我1944年8月所发生的一切。在发动进攻前夜，他们接到命令要摸黑在马古拉山上建一个指挥部。山上覆盖着森林，但山顶上光秃秃的，面向西侧的视野很好。于是，他们决定在那里修建指挥部。侦察兵继续向前搜索，其他人开始干活。父亲将装有文件和照片的包放在战壕胸墙上。突然，他们听到了声响，下面传来了射击声。士兵们四下散开，黑夜救了他们的性命，一个人都没有牺牲，这真是一个奇迹。父亲开玩笑说“他又出生了一次”。他写信回家分享他的快乐：我还活着，情况很好，详情不表。

那天早上，进攻打响了。士兵们发现了父亲遗留在山顶上的包。他们以为他在攻占山顶时阵亡了，于是将包里的文件和照片寄到我们家。

然而，战争给谢尔盖·戈尔巴乔夫中士留下了终身的烙印……有一次，他们潜入敌人战线后面发动袭击，清除地雷和炸毁敌人的通讯基地，几天几夜没有睡觉。返回之后，他们得到了一个星期的休息时间。他们从前线后撤几公里，先睡了一天一夜。休息地点是在一个树林里，周围十分宁静，士兵们十分放松。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好多架战斗机在他们头上的天空缠斗在一起。父亲和其他士兵仰头观看，结果却十分可怕。当一架德军飞机躲避我军战斗机的攻击时，将所带的炸弹全部扔下来。

炸弹呼啸而下，所有人立即卧倒。一枚炸弹在父亲附近爆炸，弹片切割了他的腿部。出于侥幸，弹片没有将他的腿完全切断，而且还没有伤着骨头。

此事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希策镇附近，父亲在前线的作战就此结束。他在克拉科夫的医院里接受治疗，然后就是胜利日——1945年5月9日的到来。

战争对于整个国家而言是个可怕的悲剧。它毁掉了经过千辛万苦才取得的建设成果，扼杀了人民对于幸福生活的希望。家庭支离破碎，孩子失去了父亲，妻子失去了丈夫，姑娘失去了恋人。

上前线的人遭受的苦难最大。全世界都要对这些男女军人表示敬意。父亲的一生都受到战争记忆的缠绕，挥之不去。他讲过许许多多的战争故事，包括战争初期的武器不足和士兵缺乏训练的状况。

在塔甘罗格附近，父亲的部队得到了增援：来自黑海舰队的数千名水兵。这些年轻人长得十分健壮，他们说：“你们这些步兵，我们会告诉你们如何打仗。”一天，在痛饮一番伏特加之后，水兵们集合起来，枪支上了刺刀，以密集的队形发起进攻。德军用机关枪和迫击炮予以迎击。几乎所有水兵都倒在了战场上，举目皆是身着黑色夹克衫和条纹海魂衫的尸体。

父亲参加了塔甘罗格附近的肉搏战。后来，他给我们讲述了这次战斗。当时他头脑里只想着一件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其他什么都不想。你必须像野兽一般刺杀、猛击和击毙敌方，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一点。那些能够做到的士兵要花上几个小时才能恢复常态。我发现，甚至是在多年之后，父亲仍然觉得要讲述这段战事是何等艰难。

如同所有人一样，我在战争年代经历了许多事件，但每当话题触及战争的时候，我就会回想起那个梦魇般的场景。在1943年2月底至3月初的某一天，我和其他孩子一起到普利沃诺耶村和库班地区的村庄柏拉亚—格利纳村之间的林地去寻找战争遗留品。我们看到了1942年夏在那里阵亡的红军士兵的尸体。我们所见的一切很难用语言来描述：腐烂的尸体、锈蚀钢盔里的头骨、军服里穿刺出来的骨头。附近是一挺机关枪、一些手榴弹和弹壳。这些尸体都没有被掩埋，分布在满是烂泥的壕沟里，那些头骨眼部的两个黑洞在注视着我们。

那些无名士兵后来被安葬于合葬墓。我们从不将他们当作陌生人或外人。普利沃诺耶村的中央立着一座简朴的方尖石碑，上面刻有那些未能从战场上回来的士兵的名字，其中有好几位的姓氏是戈尔巴乔夫。

战争结束时我14岁，到现在我还能记得当时村庄的破败样子。没有像样的房子，只有泥土垒成的茅屋，凄凉和贫穷充满其间。我的一代是战争儿童的一代。战争给我们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铸就了我们的性格和对世界的看法。

我们儿童时期的经历也许能够解释，正是我们这些战争儿童决定要改变现存的生活方式。我们这些孩子当时要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可以说是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大人。那些撕心裂肺的经历、生活和世界的扭曲和变化，我们作为见证人和亲历者，立即就从孩子过渡到成人。我们继续享受孩提生活的乐趣，玩少年喜欢的游戏。但在内心里，我们已经在用成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游戏。

返回学校

在中断了两年之后，我于1944年返回学校。我并不特别渴望学习。总之，我对学习的态度似乎不够“认真”。此外，我实际上没有上学的衣服。父亲给母亲写信说：把什么都卖了，给他买衣服、鞋子和书，我要米哈伊尔去上学。外祖父重复道：你必须学习。长话短说，我于11月7日公假日的前一天开始上学，那个学年的第一学期已经快要结束了。

我来到课堂上，坐下来听课，但什么都听不懂。我已经把原来学到的东西全都忘掉了。课还没有上完，我就回家去了，把唯一的一本书扔到地上，对母亲说再也不去上学了。

母亲开始哭泣，然后从家里拿了些东西出门去了。晚上回来时，她拿出去的那些东西不见了，拿回来的是一堆书。我还在说我不要再去上学。但是，我开始看着那些书，然后拿起来读，并开始感兴趣了。母亲已经休息了，我还在读啊读。早上起来之后，我就上学去了。那一年和接下来的学年，我的成绩全部是优秀。

一写到那些年的学校、老师和学生，我就心情难以平静。学校设在村里的几座房子内，这些房子本来不是学校。学校只有很少的几本课本、几张地图、几件直观教具和几盒粉笔，这些都是从各处好不容易采购来的。所具备的条件就是这些，其他的都要靠教师和学生自己努力了。没有练习簿，我就在父亲的农业机械书籍的空白处写字做作业。我们自己制造墨水。学校必须自己解决燃料问题，还要自己备齐马匹和马车。我记得我们都想方设法确保那些马不会在冬天饿死。那些马十分虚弱，连站都站不住。我们从各处找干草喂马。干草很难找到，整个村子都有同样的难题：保住自家的牲畜。集体农庄牛圈的情况更糟，每天都会从牛圈里拖出死牛。

战争期间，老师们的日子也很艰难，遭受寒冷、饥饿和孤独的打击。但我们必须承认：即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们还在尽己所能来履行职责，并为此做出努力。正因为如此，在几年之内国家就培养出十分短缺的专门人才。

我想到一件事：在父亲伤情痊愈和战争结束之后（1945年夏），他调到驻扎在我们村庄附近的部队。他提出探亲两天的申请，获得批准，我们得以见面。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我正坐在后院做事，听到有人喊道：“米沙，你爸回来了。”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下子怔在那里。接着，我朝他跑过去。

我们在相距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来，相互打量对方。父亲的变化很大：他身穿军装，胸口佩戴勋章，另外我也长大了。但最重要的是，父亲看到我是何等消瘦，看着我穿的自家缝制的衣裳，用饱含痛苦的声音吐出来一句话：“这都是战争造的孽。”这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我们村的学校是一所八年制的学校。几年之后，普利沃诺耶村建成了一所现代化的中学。但在这之前，我不得不到边疆区中心去上那里的学校，以完成九年级和十年级的学习。与其他来自我们村的孩子一样，我合租了一套公寓。每星期我骑车或步行回家一次，去取食物等生活物品，所以在高年级阶段，我已经十分独立。没有人监督我的学习。我已经长大，完全不需要别人督促就能够完成任务。这些年里，我只有一次劝说父亲来校参加家长会。

我对学习饶有兴趣，充满好奇，急欲深入探究所有问题。我喜欢物理和数学，也对历史，尤其是文学感兴趣。

记者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对我的影响最大。我会在不同的情况下给出不同的答案。一次，我脱口而出：俄国文学。回想起来，我相信这是真实的回答。

在普利沃诺耶村，我从村图书馆借了新版的别林斯基作品集。我读后感到十分陶醉，重读了许多次。当我去莫斯科求学的时候，他们将这本书送给我，因为我是村里第一个进入莫斯科大学读书的人。

此时，这本书就摆在我的面前：“准印日：1946年12月28日。印数：100000册。”我看着那些我在七年级和八年级所作的标记，当时我是十六七岁。我到底对哪些问题感兴趣？从所作标记上，我发现我尤其是受到这位批评家的哲学判断的吸引。别林斯基在《智慧的痛苦》中号召要勇敢地面对现实，我对此印象深刻。

当然，与所有其他俄国人一样，我阅读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的作品，后来还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作品……年轻时，我对莱蒙托夫高超的浪漫主义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我阅读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的作品。我仍然对这些年轻人如何能够在作品中对人类具有如此深刻的洞察力而感到惊叹不已。

那些年，每个人都参加业余戏剧和体育活动，尽管两方面的条件都很缺乏。我不仅参加所有的表演和比赛，而且作为共青团书记组织这些活动。学校体育馆，甚至门厅都当作舞台使用。我们为什么会被吸引到这些业余活动中来呢？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与同龄人打交道。我们都是些十八九岁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做些不同凡响的事情。这些爱好在我们学校十分流行，以至于需要等候加入戏剧社。我们都演些什么剧目？与专业剧团不同，我们从来不去纠缠我们是否有水平演哪部戏的问题。我们演各个时代剧作家的作品，其中大多数当然是俄国剧目。你可以想象演出的效果，但我们没有任何疑虑，也没有经历过“创作”的痛苦。我敢肯定的是，我们对此能做到全力以赴。显然，我们的演出还有点意思，因为成人也会来看我们的演出。一次，我们的戏剧社甚至到当地村庄去巡演，还出售门票。用这笔挣来的钱，我们为35个学童购买了上学穿的服装和鞋子。

不久之后，我们的戏剧社在斯塔夫罗波尔已经小有名气。一天，边疆区剧团的演员们未通知就来观看我们的演出。我们演出的是莱蒙托夫的《假面舞会》，展示了我们的演技。演员们表扬了我们，提出了一些意见，其中有一个意见我还能记得。演员们说他们很喜欢我们演的莱蒙托夫剧中两位主要人物阿尔别宁和兹韦兹季奇之间的对话，但他们指出上流社会发生这样的冲突是不可能抓住对方的衣袖的，应当是其他的行为方式。（嗯！）

在父亲身边

与此同时，现实生活深入到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包括我自己的生活也受到影响。父亲于1945年较晚的时候复员回家。他回到机械和拖拉机站，当联合收割机操作员。1946年起，每个夏天我都是他的助手。在普利沃诺耶村，学校离家只有不到2公里。放学后，我会先到村中央的外祖父家待一小会儿，然后就穿上工作服奔跑到机拖站帮父亲维修联合收割机。

晚上，我们一起下班回家。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我的内心激动不已……然后，收割粮食作物的季节开始了。从6月下半月到8月底，我们不得不远远离开家工作。即使是收割工作因为下雨而暂时停顿，我们也需要待在田地里，把机器调好，等待天气好转。在这些“闲暇”的日子里，我与父亲的交谈很多。我们谈论工作和生活，可以说是无话不谈。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父子关系，也是同事关系。父亲不把我当小孩子看，我们是真正的朋友。

父亲是位技术高超的好工人，教给我技术窍门。两三年之内，我学会了调整联合收割机的所有零部件。我尤其感到自豪的是，我能够只听发动机的声音就讲出联合收割机出了什么故障。我还感到自豪的是，我能在联合收割机行进的时候从任何一侧登上去，甚至是从刀刃翻滚发出巨响的一侧。

要说开联合收割机是一份苦活，这还很不够。这是件十分累人的工作：我们每天工作14小时，有时是20小时，直到我们干得筋疲力尽为止。如果天气干燥，能够脱粒的话，这就是抢时间的竞赛。我们不停顿地轮班工作，人停机器不停。天气炎热？这还不到困难的一半：感觉就像在地狱里一般，尘土飞扬，机器轰鸣声震耳欲聋……人们打量我们时，只能看到我们的眼睛和牙齿。身体的其余部分都覆盖着灰尘与汗水和燃油的混合物。这就是联合收割机操作员的工作环境。有时连续工作15到20小时之后，我在收割机上就睡着了。早年，我经常流鼻血。男孩到十五六岁的时候，通常会增加体重和更加壮实。我却在长得更加壮实的同时，在每个收获季节减少至少5公斤体重。

农场工作十分辛苦，但这并没有让农场工人的家富裕起来。我们家面积很小的自留地让我们能够生存下来。我们种植各种各样的蔬菜，但不能全部自己食用，因为每家都必须交各种税，必须将部分收成上交国家。

多年之后，当我作农业政策报告时，我尽量不用严厉的措辞，因为我深知农民生活和农民劳动的含义。

我们家的情况比其他人家好一些，因为联合收割机司机能够得到现金和实物工资。事实上，工资收入并不高，我们不得不卖出自留地的一些收成来购买衣物和家庭用品。这样，我们就必须去罗斯托夫、斯塔夫罗波尔或沙赫特卖出买进。不出意料的是，短缺现象总是存在。甚至是在收获季节，送到田头的饭菜质量也很差。不过，如果能够在一天一夜之内收割脱粒30公顷的话，就能得到一个“包裹”。包裹里面装有特别的东西：一些奶酪卷、一大块卤肉、一罐蜂蜜和两瓶半升装伏特加酒。我对伏特加不感兴趣，但“包裹”本身真是天赐良物。而且，母亲偶尔会给我们送来家里做的食物，这真是一顿大餐啊。

至于伏特加，我们机队的工人搞了一个恶作剧。这件事发生在1946年。收割已经结束，司机们决定要庆祝战争结束以后第一个收获季节工作的完成。那年的收获并不好，但无论如何工作已经完成。他们购买了伏特加和一些纯酒。他们坐在小隔间里，吃喝侃大山。我们机队的工人都很年轻健壮，大多数参加过战争。父亲37岁，我年纪最小，只有15岁。我坐在那里边吃东西，边听大家聊天。

这会儿，队长转过身来对我说：“你怎么坐在那里不喝酒？收割已经结束了。来吧，是你成为真正男子汉的时候了。”我看了父亲一眼，他没有说任何话，只是对着我笑。他们递给我一个杯子，我以为里面是伏特加，但实际上是纯酒。要喝纯酒，就要掌握“门道”：先呼一口气，将纯酒一饮而尽，在吸气之前赶紧喝一口冷水，将纯酒送到肚里。那时，我完全不知道这个“门道”。工人们都放声大笑，笑得最厉害的是父亲。这个教训我并没有忘记，从那时起我不再喜欢喝伏特加酒。作为报复，我们给队长搞了一个恶作剧。我们在一个杯子里倒上纯酒，在另一个本应装冷水的杯子也倒上纯酒。队长呼出一口气，喝下第一杯，紧接着又喝第二杯……大家再一次哄堂大笑。但队长只是嘟哝一声，他真的很厉害。总之，大家的关系很好，因为日子很艰难，总是相互帮助，而且工作干得很出色。

我当上苏共总书记后，每次重返故里都会见曾一道工作的工友，那些拖拉机手和联合收割机司机。他们已经有一把年纪了。我们见面不拘礼节，就像无话不谈的老朋友一样。拖拉机队给我的灵魂打上了深深的印记。我一直把他们当作很亲近的人。但现在他们都已不在人世了。

那些年里，种植庄稼的成本很高。1946年，农作物歉收。国家的面包篮子受到旱灾的重创。根据官方统计数据，那一年的粮食产量只有3960万吨，而战前的1940年为9570万吨。情况已经十分明显，许多地区再次发生饥荒。

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农作物同样歉收。1947年春，斯大林格勒方向拥来逃荒的人群。他们试图用各种各样的物品来换取粮食，但我们能拿出来的粮食也不多，我们仅能勉强糊口。就这样，我们仍然给了他们一些粮食。

1947年的粮食收成要好一些，共收获了6590万吨。战争刚刚结束时，人民获得许诺：将在一年之内取消食品定量供应。由于1946年的旱灾，食品定量供应不得不延迟一年。直到1947年12月，定量供应才予取消。这是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但我们几乎没有理由感到高兴。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农作物再次歉收，但无论如何，我们熬过了那个冬天。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1948年的收成上。接着，4月份该地区突发沙尘暴——旱灾的可怕衍生物。“又麻烦了，”父亲说道，“战争[结束]以来的连续第三年。”但几天之后，温暖天气带来的雨水开始降临了，一天、两天、三天，雨还在下……庄稼开始生长了。

这是第一个真正的丰收年。我们集体农庄的粮食产量是每公顷平均22英担，这在多年的歉收中是闻所未闻的高产量。按照194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令》，凡用一部联合收割机收获10000英担者，授予社会主义英雄称号；凡用一部联合收割机收获8000英担者，授予列宁勋章。父亲和我的收获量是8888英担，因此父亲获得列宁勋章，我获得劳动红旗勋章。当时我17岁，这是一枚我到现在为止最为珍视的奖章。获奖通知在秋天送达，学校专门举行颁奖仪式。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我感到害羞，但十分高兴。我第一次发表了公开演讲。

1948年这一年如果不是十分完美的话，至少对我们家来说是走运的一年，对国家也是一个好年头：战后第一个没有食品定量供应的年度。尽管食品价格和消费品价格在取消定量供应后翻了好几番，但日子在渐渐地恢复正常。

1947年9月7日，我的弟弟出生了，当时我16岁。我记得父亲在凌晨时分将我叫醒，叫我到另一个房间去。我照着去做，重又睡着了。醒来时，父亲告诉我有一个兄弟了。我提议我们给他起的名字是：亚历山大。1948年起，我实际上已不住在家里，弟弟慢慢长大，受到父亲和母亲的全力呵护和爱护。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与我不同。这一切对他的性格和生活态度具有影响。亚历山大的生活与我的生活不一样。在我看来，事情对他来说更简单也更容易。我对此并不怎么高兴，试图将我的人生观灌输给他。在某种程度上，我取得了成功，亚历山大成为了一名军人。

战争期间，人们意识到必须保卫土地和国家，认为战争一旦取得胜利，就能过上幸福生活。但战争结束后几乎什么都没变，特别是战争刚刚结束的那几年。人们重新投入沉重的工作，重新梦想有一天我们将重建和恢复一切，最终过上人的体面生活。希望驱使着那些做最艰苦和最下贱工作的人。将工作注入意义，有助于人们忍耐苦难。

众所周知的是，最消耗一个人力量的事是与逆境作斗争。当生活的基本必需品短缺时，当所有命运与你作对时，你必须从累累伤痕之中从头再来。我经历过这一切，青年时代的许多精力都用在克服“逆境”上，对此我没有任何遗憾。我早年的艰苦岁月和日复一日的斗争锻炼了我的性格。我所说的是能够考验一个人性格的那些困难。因为一个人的真正本质、真正价值并不是在取得胜利和成功的时刻得到体现，而是在接受考验的时刻得到体现。这样的时刻包含着一切：痛苦、欢乐、悲伤、希望，反映出生活的内在矛盾性。今天，那些研究我们历史的人需要知道将每一个时期和每一个事实都置于广阔的背景之下。否则，你就无法弄懂那个时代的事件本身，也无法弄懂当时的人们。

回顾过去，我越来越清楚地坚信父亲和外祖父的责任感、生活经历、行为方式和对于工作、家庭、国家的态度都深深地影响了我，为我树立起道德楷模。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具有天生的智慧、好奇心和仁爱精神。这使他不同于其他的村民，人们尊重他，说道：“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在我年轻时，我不仅具有儿子对父亲的正常情感，而且我深深地爱慕他。随着我的长大，我越来越爱我的父亲。令我十分惊奇的是父亲对于生活持之以恒的兴趣。他对自己国家和其他国家存在的问题都很感兴趣。

我们的交谈通常会转为问答方式进行。随着岁月的流逝，我越来越多地承担回答的角色。我们会交换问和答的角色，情况就是如此。我敬佩他对我母亲的态度（正如我所写的那样）。这种态度不是表面文章，更不用说是刻意为之，恰恰相反，是一种含蓄的、质朴的和温暖的表达。这不是象征性的爱，而是发自内心的爱。父亲从一见到赖莎起就对她持正面的看法，总是很高兴见到她。他还对赖莎的哲学研究很感兴趣。我想“哲学”这个词本身令他十分着迷。伊琳娜出生时，父亲和母亲都很高兴。伊琳娜有很多夏天都是与祖父祖母一起度过的。她喜欢在野外乘坐二轮马车，就坐在祖父的身旁。他们一起去割草，在草原上露营。

父亲突患重病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当时我正在那里参加苏共二十五大。赖莎和我立刻乘飞机到斯塔夫罗波尔，然后乘车到普利沃诺耶村。父亲躺在村医院里，已经昏迷不醒。我们未能用语言相互道别。他只是抓紧我的手，这就是他能做的一切。

我的父亲谢尔盖·安德烈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因脑部大面积出血而去世。他于1976年2月23日苏联建军节那天被安葬。父亲在这里出生、耕地、种植、收割，用生命保护它，此时普利沃诺耶的大地将他拥入怀中……

父亲的一生都在照顾他所爱的人，他离开这个世界时都没有因为他的病而麻烦任何人。十分遗憾的是，他的生命是如此短暂。1995年，我们在紧挨父亲的墓旁安葬了我的母亲——玛丽亚·潘捷列伊耶夫娜。我每次造访普利沃诺耶村，都要去他们的墓前拜谒。

我回想起一次与母亲的对话，那是在她去世前很久。我们坐在屋前的长凳上，这是她喜欢待的地方。突然，她好像是在回应内心中的想法，对我说道：

“我死后，将我葬在你父亲旁边。”

“你说什么，‘死’？那我们怎么办？”我说。

“米沙，我的时间到了。”母亲对我微笑着说，“我对你父亲说再见已经有好多年了……”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在她生命的最后一两年，她的身体很不好。我们得出结论：母亲需要高质量的医疗条件，我们需要劝说她到我们这里来，与我们同住。她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我们轮流去探视。

最后一次探视她时，就我一个人去的。我们交谈了很长时间，直到很晚才分开。我回家的时候很乐观，觉得母亲的情况正在好转。她在第二天的凌晨4点去世。在最后时刻，医生问她是否要给我留个话。母亲答道：“他什么都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