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引自2000年9月21日日记

失去赖莎的一年已经过去了。今天家人和朋友们一道为她的陵墓立碑。碑文的雕刻者是弗里德里希·索戈延。色彩斑驳的大理石板看上去就像鲜花朵朵的花圃。巨大的石碑上镌刻着碑文：“赖莎·马克西莫芙娜·戈尔巴乔娃，1932年1月5日—1999年9月20日”。一位样子很像赖莎的年轻女子弯腰将一束野花放到大理石的石板上。

一年过去了，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为艰难的一年，我生命的意义似乎已被剥夺殆尽。有好几个月，我都无法恢复过来。我的救赎来自我的女儿伊琳娜、外孙女克谢尼娅、阿纳斯塔茜娅和朋友们的陪伴。赖莎去世之后，我的演讲之旅停顿了好几个月，所有时间都在别墅度过。在此之前，我从未感受过如此强烈的孤独。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赖莎和我一直在一起，不离不弃，从未感到厌倦，恰恰相反的是，我们十分快乐。我们都爱着对方，尽管我们很少用语言相互表达爱意，即使是在私下独处时也是如此。我们感到重要的是要加深相互之间从年轻时就产生的爱。我们两人心心相印，亲密无间。我对赖莎的去世具有负罪感。我尽力将这些情感注入我的回忆录：我为何不能挽救她的生命？我清楚地意识到事态十分严重，而赖莎在生命晚期所承受的负担如此沉重；为何那些毫无良知、不负责任之徒能够在国家占得上风？她时常会谈及此事，而当我回答不能再毫无休止地纠缠这个问题时，赖莎就会自我克制、沉默不语。我很对不起她，对她所受的痛苦折磨更是心如刀绞。

……我一次又一次地想到与赖莎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夜晚——9月19日至9月20日的那个夜晚。赖莎在1999年9月20日凌晨2时57分去世。由于她已陷入昏迷，因此她离世时并不痛苦。我们没有机会相互告别。赖莎离去了，两天之后她就能够从她的妹妹柳德米拉的骨髓里获取和移植干细胞了，在我们于莫斯科索科尔尼切斯基的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46年纪念日的五天之前离去了。

直到最后一刻我仍然相信赖莎的生命能够挽回，对她的离去我无法接受。伊琳娜和我无助地站在那里，“扎哈尔卡不能走，你听到了吗？”我在她的床头握住她的手，希望她能对我的祈求有点反应，回捏一下我的手。但赖莎毫无动静，她就这么走了。

……赖莎生病之前时常与我谈论我们的未来。有一次，我曾听她说过：“我不想一个人留在世上，没了你我活不下去，你呢？你会再娶，继续过日子。”我听后大吃一惊：“你在说些什么？你为什么会这样想？谁愿意谈论死亡？你不老啊，照照镜子吧。听听吧，人们会这么说：你只不过是有点累而已。”

“我不想变成一个老太婆，”她总会这么说。当我们的孙辈出生时，问题就来了，他们应当怎么称呼我们？赖莎提议称她为“巴布莉娅”（字面意思是“小奶奶”）。她的解释是“巴布什卡”含有年老和衰老的意思，而巴布莉娅听上去更加充满朝气。心里就是这样想的啊……

赖莎欣赏关于女性年纪的传统说法：“小姑娘、姑娘、大姑娘、小媳妇、媳妇、大媳妇、老太婆，终老而去。”

在我们一起度过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她经常梦到我们会失去彼此。我越来越频繁地注意到她的焦虑。有时，赖莎会对我说：“把行程缩短吧。”她感到越来越难以陪我长途旅行，但她自己独处更为艰难，我能看到她眼里的忧伤。

……那个晚上伊琳娜和我站在她的床边，完全是一筹莫展。

引自2001年1月5日日记

今天是赖莎的生日，要是活着的话，她有69岁了。在我们有关未来的对话中她时常说道：“我想要的只是活到新世纪，活到新千年。”她在这个日子到来的三个月之前离去了。我们曾经打算要将2000年变为一个会使我们永生难忘的年头。伊琳娜和外孙女们都没有去过巴黎，我们的打算是在这座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的香榭丽舍大街上迎接2000年新年的到来。我们都在期待着这次出游，但接着就是噩耗的降临。不过，我和女儿以及外孙女还是去了巴黎，这是赖莎送给她们的礼物。

……今天我们来到新圣女公墓，带来了大量的鲜花。圣诞节就要来到了。前一天夜里下了雪，我带来了赖莎喜欢的红玫瑰。那个无法忘却的画面仍然历历在目：白色背景中的红玫瑰和覆盖在墓碑上的皑皑白雪。

我们返回用餐，墙上挂着赖莎的大幅肖像照片。屋里摆满了鲜花、点燃的蜡烛，还有一棵装饰得很美丽的圣诞树，空气中弥漫着松树的气味。餐桌上摆放着赖莎招待客人的美食。简言之，这是俄罗斯大餐加上一些西伯利亚的菜式——饺子。还有艾文嘉德馅饼。这些馅饼由克里姆林宫的烤坊烤制，而且连馅饼名称也是赖莎给起的。我们起立举杯，陷入沉思之中……

晚餐后，我来到书房，立在窗前，没有开灯。夜灯的光辉洒落在别墅的地面上，周围是茂密的俄罗斯森林，雪还在不紧不慢地下着，就如同莫斯科大剧院的《胡桃夹子》中的景色。按照惯例，我们全家会在每个新年前夜前往莫斯科大剧院观赏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然后回家。随后，我们会一起守夜，互赠弗罗斯特神父带来的礼物。尽管总统宅邸“戒备森严”，神父总能把礼物送进来。此时，耳际响起音乐和大家的祝福声……

所有这一切都是过去的生活写照，这是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光。

赖莎酷爱俄罗斯的冬季，喜欢在大雪中散步。这是当我们住在斯塔夫罗波尔地区时养成的习惯。有一次，我们差点在大雪中迷路。在莫斯科，她依然保持着这个习惯。赖莎出生在阿尔泰，成长于西伯利亚。她的家庭是铁路建设者，还在北乌拉尔的针叶林地区住过几年。

她时常回忆起三个孩子一道身穿羊皮外套，乘坐雪橇前往一个新的去处：她自己、热尼亚和柳德奇卡。在西伯利亚的漫长冬季，他们做饺子，放在袋中，置于室外冷冻起来。饺子是赖莎喜欢的食品。

我想到她最后的日子……她卓有勇气地为生存而搏斗，坚毅地承受各种医学治疗。我不忍目睹这一切。在最为困难和难以忍受的时候，赖莎会盯住我的眼睛和女儿的眼睛，试图从我们眼里找到她没有说出来的问题的答案：我出了什么事？

7月19日，医生做出了诊断，让赖莎住院。当我走进病房时，她看着我的眼睛问道：

“医生怎么说？”

我已经知道她的病情，说道：

“他们说是一种严重的血液病。”

“是不是治不好了？”

“不。我们决定明天乘飞机到德国去做更多的检验，以了解全部情况。然后，他们将决定治疗方案。”

……我们飞到明斯特，希望赖莎能够痊愈。9月21日，我们飞回俄罗斯，赖莎已经不在人世。赖莎就这样结束了她的生命之旅。

……我决定写一本关于我们人生的书。在此之前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未能动笔。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赖莎准备为她自己的书所起的书名是《心痛何故》，“红色的笔迹”，这是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书名。

我不是已经将本书称为回忆与追思吗？？？我将这本书提供给读者，奉献给对赖莎的思念。

评论

我认为对于本书性质的某些解释是恰如其分的。本书与我以前的所有著作都不相同。这不是自传：我在多年以前就写了自传。当然，本书也含有自传的许多成分，但并不具有严格的架构。这不是小说，甚至也不是历史记述。这是本人记述的有关我们的故事。

那些由本人邀请阅读书稿和表述意见的人都说他们喜欢这本书。假如他们保持缄默，我也许会认为他们只是想要取悦我并表示支持。但除了对本书表示肯定之外，他们还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想法。我接受了其中的适当想法，在最后的定稿中得到体现。我认为此时此刻我成功做到了完整地讲述我的人生故事。对我的政治生涯最终产生决定影响的环境是怎么形成的，本书给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