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三大任务

任何人来到世界上，都会受到三个客观条件的约束，并构成了我们要面对的最基本现实。我们只要考虑生命的意义，这三个约束便不能跳过。

第一个，我们都生活在地球上。宇宙虽然浩瀚，但迄今为止，唯有地球才是人类共同的“立足之地”。为了能在地球上生息繁衍，我们就要积极地利用地球上的资源，而且要遵守地球上的一切规则，否则我们就要面临失败。基于此，对于人类自身，我们要树立一个整体观念，即每个人都是人类的一个成员；在开发地球资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重地球的承受程度。

第二个，既然我们都是人类中的一个成员，单个人的力量又常是弱小的，人与人之间息息相关，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有社会兴趣，重视与他人的合作。任何企图孤独而居、割裂与他人联系的人，最终只会走向灭亡。

第三个，虽然人类数量众多，但性别只有两个，即男和女。我们个体与人类的延续完全依赖于两性的合作。在这基础上产生的爱情与婚姻，便受这种现实约束。

这三个约束性的现实给我们提出人生的三大问题：首先，我们生活的地球上有种种限制性的规则，那么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职业生活于这个地球上呢？其次，我们应该在社会中谋求一个怎样的位置，并以此为基础，与他人进行合作？再次，人类由两种性别构成，我们应该怎样处理两性关系？

个体心理学经过研究，把这三个问题归结为人类的三大任务：职业、人际关系和婚姻。实际上，我们对生命意义的探讨均是围绕这三大任务展开。举例来说，一个人爱情和婚姻不如意，工作上不顺心，人际关系又紧张，朋友很少，那么这个人会觉得“活下去”是件痛苦的事情。

反过来说，假若一个人爱情与婚姻融洽而甜美，工作上很有成就，人际关系和谐，身边有很多朋友，那么，他会对生活充满信心，即使遇到挫折，他也会坚信可以克服，并从中洞悉宝贵的机遇。

所以，生命的意义，完全取决于我们对人生三大任务的解决程度。

社会感

所有错误的“生命意义”与所有正确的“生命意义”，均有其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社会兴趣方面的缺失与否。这就好比，一切精神病患者，其根源均与缺乏社会兴趣有关。这些生活中的失败者所赋予生命的意义，仅是个人所独有的意义，忽略了相应的社会感。在他们眼里，“成功”与“失败”仅是个人的事情，仿佛与别人无关。

例如，一个杀人犯承认武器在手时，会有一种权力感，但是很明显，这种优越感只有他自己才体会得到。对于其他人而言，拥有武器根本不能丝毫提高身价，以至于即使手里握着武器，也绝不会认为这样就可以使自己能够凌驾于他人之上。所以，每个人都在努力使自己变得重要，并赢得他人的认可，但这种“重要”取决于他对别人所做的贡献。如果一个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会误入歧途。可见，同样的事情，不同的解释，会导致不同的意义。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女祭司将所有教友召集起来，然后告诉他们下周三将是世界末日，届时万物毁灭、重新开始。教友们听后惊恐万分，立刻按照吩咐回家变卖所有财产，抛弃所有尘世杂念，并惴惴不安地等待这个“末日”的到来。然而星期三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切照常。教友们便在星期四气冲冲地找到女祭司说：“你给我们带来多大麻烦！我们抛弃了所有财产，还告诉遇到的每个人星期三是世界末日。受到别人嘲笑时，我们还毫不气馁地重申这个消息的来源绝对可靠。可现在星期三过去了，整个世界仍丝毫未变！”这位女祭司回答：“星期三是我的世界末日，一切重新开始。我的星期三与你们的星期三不相同！”这样的话，她是在用私人的意义来逃避谴责，因为私人的意义是无从考量的。

基于此，可以知道，任何真正的“生命意义”都应该有种共同的意义，即能够为别人所分享与接受。如果不能满足这一点，所谓的“生命意义”就是个伪命题。

其实，哪怕是天才也是要满足这个要求的。我们说某个人是天才，是因为他的某方面能力能够为人们做出贡献。所以，天才常是切实而具体的，不是虚无缥缈的。

或许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个新观点：“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在于对他人感兴趣，在于相互合作。”可能有人觉得这样做的话会泯灭个性。

实际上，个体心理学阐释的“生命意义”不仅没有泯灭个性，反而引导个性走向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因为一个人在期望为社会作更大贡献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会相应地调整和发展自己，并且要制订相关的学习计划，从而提升和完善自己。如此看来，一个人的个性在健康的方向上会有长足的发展与进步。

我们暂且以爱情与婚姻为例，如果我们深爱自己的伴侣，并希望使其生活得充足而惬意，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的潜力与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假如我们不希望别人因为自己的进步而获益，其结果我们只会变得飞扬跋扈，而且郁闷不乐。

所以，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与合作，这个观点，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方面得到证实。请回顾一下我们从祖先那儿得到的遗产，我们能看到些什么呢？现在使得我们生活日益惬意的，正是他们给人类生活所做的贡献。我们再看耕种过的土壤，还有公路和建筑物，以及传统和哲学、科学和艺术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生活经历的果实。也正是从这些为人类幸福做出贡献的人那里，我们获得了这些遗产，生活才变得越来越美好。

那么，拒绝奉献与合作的人怎样了呢？这些人只会追问“生命给了我什么”，最后，他们的生命没有给世界留下一丝痕迹。对于这样的人，即使在死去后，似乎连地球都在鄙视他们：“你们根本不配拥有生命。你们的目标和奋斗、你们的价值观、你们的灵魂和心灵，通通没有未来可言。滚开吧！你们不受欢迎！死去吧！消失吧！”

还有些人认为生命毫无意义可言，所以，在他们有生的时间里，无聊地挥霍度日。当这些人离开世界后，我们会听到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你在这个世界上毫无用处，没有人需要你，早该走了！”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态度。

实际上，明白这个观点的人几乎比比皆是。他们深知生命的意义在于对全体人类感兴趣。为此，他们努力培养自己的社会感和爱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所有宗教都关注于“拯救人类”这一问题，所以，在努力增强社会感这一伟大运动中，宗教做着一个最大的努力。

其实，我们通过科学的方法，比如个体心理学，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这在人类认知发展上，确实为一大进步。无论怎样，我们都可以看到，要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有意义，就需要增加对他人的兴趣。

形成的童年经验

我们从一出生开始，就在摸索“生命的意义”。即便是襁褓中的婴儿，也会通过挣扎，来辨识自己在世界中的力量。再往后到6岁时，小孩便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生活态度，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我们将这种行为方式称为“生活风格”；每个人都以特定的生活风格来看待世界。

这种生活风格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有了自己的解释，并得出其中的意义。正是这些不同的解释，才导致了人们在现实面前的不同反应。我们由此可以知道，一个人在童年时形成的生活方式，便成为他日后相应行为的重要原因。

我接下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童年期的不愉快经历会被赋予截然不同的意义，而不同的人也会对生命的意义得出截然相反的诠释。例如，当一个人的不愉快经历能对将来有些启发时，他才会对这段经历念念不忘，而且会想：“我们要努力消除这些不幸处境，让我们的孩子在更好的条件下成长。”

另一个具有类似经历的人会觉得：“生活太不公平！别的人总占便宜，这个世界如此对待我，我为何要善待这个世界？”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父母提起孩子时，总说：“我们小时候受尽了苦，也都熬过去了，他们怎么就不可以？”

还有一个人会觉得：“我的童年那么不幸，我所做的一切都应当得到原谅。”

这三种人对于生命意义的解释都会见于其行为，除非他们改变这种解释，否则他们的行为绝不会改变。

这也正是个体心理学与决定论分道扬镳的原因：经验绝非成败之因。我们不会受损于经历的冲击——即所谓的“创伤”，只会从中摄取有利于完成目标的营养。我们决不会被自己的经历限制，只会决定于我们所赋予这些经历的意义。假如我们过去有些经历，并单纯地以这些经历作为未来生活的基础，那么我们必会受到一定误导。须知，意义不由境地所决定，我们通过自己赋予境地的意义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与选择。

1．身体缺陷。

童年时期如果遭遇某些身体缺陷，会使这些孩子对生活产生一系列错误意义，从而诱发此后的失败。对于这样的孩子，除非有亲密的人对他们进行开导，使他们的关注重心由自身转移到外界，包括对他人产生兴趣，才可以避免他们走向歧途。

而且在日后的生活里，由于同龄人的怜悯、挖苦或对他们避之唯恐不及，他们的自卑感会继续加深。这些环境都会使这些小孩变得孤僻内向，甚至觉得自己不可能对社会有用。他们还会觉得这个世界羞辱了自己，以至于对社会生起了冷漠之心。

我想，在研究器官有缺陷或内分泌异常的儿童所面临的困难上，我是第一人。这门科学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但发展方向却非我所愿。从一开始，我就在寻找各种方法来克服这些困难，而不是寻求什么证据以归咎于遗传因素或身体条件。实际上，身体缺陷不会迫使一个人采取扭曲的生活方式。事实上，我们常看到小孩克服自己的困难，并且同时发展了一种有用的异常才能。

所以，个体心理学并不鼓吹缥缈的“天才”理论，而是坚信任何出类拔萃的人，都是在战胜自我的基础上获得了成长。我们确实发现不少优秀的人曾经备受病痛折磨，甚至英年早逝。但他们的人格在与各种困难抗争中得到了升华。

可见，我们绝不能仅以身体表征来判断一个人的心灵会沿正途或歧途发展。然而，身体或内分泌有缺陷的儿童，其中的大部分没有得到正确规导，他们的困难也不被人了解，所以他们大多才会变得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在那些早期因身体缺陷而感到压力重重的儿童里面，会发现许多后来的失败者，这正是其原因之所在。

2．娇纵无度。

还有一种对生命进行错误诠释的情况，那就是被宠坏的孩子。他们从小受到娇惯，期望自己的愿望就是法律，甚至认为不需要努力与贡献，就可以受到重视。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一旦发现自己不再是注意的焦点，就会惊慌失措、患得患失。

他们在童年时所接受的教育，让他们只知道索取，不懂得付出。他们在世界上一旦受挫，就会求助于别人；要是未能获得必要的帮助，就会觉得这个世界欺骗了自己。

被宠坏的儿童长大成人后，可能是我们的社会里最危险的群体。有的时候，他们声称是“好意”，会装得“惹人喜爱”，而目的却是为了获取机会控制他人。可在日常事务中，一旦要求他们像一般人那样相互合作时，他们就会撂挑子。

还有的人做出的反抗更加公开大胆，比如说，他一旦失去习以为常的来自他人的谄媚和顺从，就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他会觉得，整个社会都对自己充满敌意，所以他总是尽力报复别人。假若社会对他的生活方式显示敌意，他就会把这种敌意作为自己受到“虐待”的新证据。

但是，无论被宠坏的孩子是公开反抗还是反叛，无论他们是以柔术驾驭别人还是以暴力进行报复，他们的行为实际上都是基于对世界的同一错误认识。他们觉得：生命的意义就是一马当先，要被大家认为是最重要之人，然后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只要他们继续赋予生命这样的意义，他们所采取的任何方法导致的结果，也都将是错误的。

3．被忽视。

这是导致一个人对生活错误解释的第三种情形，即被忽视的小孩。这样的孩子不知道爱与合作究竟为何物，所以他们一旦面临生活中的困境，就会全力以赴，但往往忽略别人的善意，甚至不信任别人可以帮助自己。

这样的人常认为世态炎凉、社会无情，所以认为自己面对社会的应对办法也是相应的无情。可到最后，由于单个人的力量在大自然面前是弱小的，于是他们总是既怀疑别人，又难以相信自己。

的确，任何东西都取代不了公正无私的感情。在这里，童年时期，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很大。母亲在孩子年幼时要做的最重要工作，就是先让孩子感到她是位值得信赖的“他人”。然后，她要将这种信任感拓宽加深，直到涵盖孩子周围的一切之物。如果她的第一项工作——赢得孩子的兴趣、感情与合作——以失败而告终，孩子就会难于发展社会兴趣，以及对周围人的认同感。实际上，任何人都有对别人产生兴趣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必须得到培养与练习，否则其发展就会受到挫折。

如果一个小孩被忽视或厌弃，那么，他们在长大后，便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将自我封闭，无视合作，不能与人交流，也几乎完全不知道怎样与人和睦相处。如果一个人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结果很可能会走向灭亡。

在生活中，很多失败者都来自孤儿或私生子。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把这类儿童归入被忽视儿童的范畴。说实话，出现这样的情况，的确令人悲哀。

以上三种情形，诸如身体缺陷、受娇宠、被忽视，最容易使人对生命的意义进行错误的解释，进而得到可悲的谬论。因此，那些有过这种经历的儿童，为了他们今后的生活考虑，确实需要花费较大的工夫来修正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比如说，帮助他们更确切地了解生命到底为何物。

倘若我们能够真心帮助那些童年时有过糟糕经历的人，并坚信他们可以调整自己，那么我们一定会欣喜地发现，他们一定会对生命有逐渐正确的解释。

早期记忆与梦

了解一个人的早期记忆与梦，对了解一个人的人格有着重要作用。因为人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凡是那些自认为重要的，才会放进自己的记忆库，而这些自认为重要的记忆，显然对自己人格的塑造有重要意义；一个人产生什么样的梦境，总与他对某方面的关注有关，而且，梦境里无须像现实中那样要承受很多外在压力，人们在梦境里会更加坦然，所以也最能暴露出自己的真实人格。

所以，对于提示一个人生活态度形成的最初环境，儿童期的早期记忆极为有用。早期记忆之所以有特殊作用，原因有二：其一，它包含了个人对自己及其境况的最初估计，也是他第一次对自己外貌的总结，使得他对自己第一次有了几乎完整的认识，也初步明确了对自己的要求。其二，这是他的主观起点，也是他有意识生命的开端。可以说，记忆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们代表的东西，从而引发出对生命的解释，以及与现在和未来的关联。

我们不妨看看几个早期记忆的例子，以便于更好地了解早期记忆所体现出的“生命意义”。“咖啡壶从桌上掉下来烫伤了我。”这就是生活！如果一个女孩的记忆如此开头，她的终身将会有一种无助感伴随，以至于使她夸大生活里的危险和困难。在她心底，会时常责怪别人没有照料好她。如果我们知道了她的这段早期记忆，也就不会再感到奇怪。

另一种最初记忆则描绘出一种相似的图像：“记得3岁时，我从婴儿车里摔下来。”这种最初记忆则会导致他不断做这样一个梦：“我在午夜醒来，发现天空被大火照得通红，星星纷纷坠落，我们与另一个星球相撞了。但正要爆炸之际，我就紧张得醒来了。”实际上，这是我曾经遇到的一个精神障碍患者，他是个学生。当我问他是否有什么害怕的东西时，他一再声称：“我害怕我的生活不会成功。”很明显，他的最初记忆和他此后反复做的梦令他气馁，而且一次次加重了他对失败和灾祸的恐惧心理。

还有个12岁的男孩，因为尿床，并且总和妈妈发生冲突，于是被带到了诊所。当我同这个小男孩聊天时，他说起自己的最初记忆：“妈妈以为我丢了，冲到街上大叫我的名字，她害怕极了，但其实我一直藏在屋内的橱柜里。”通过这个记忆，我们得到这样的解释：生命的意义在于通过制造麻烦以博取注意；获得安全感的途径是欺骗；我不受重视，但我能愚弄别人。

实际上，他的尿床便是这种解释背后的行为结果。这个小男孩的尿床行为，显然使他妈妈感到焦虑、紧张，并不得不经常关注自己的儿子。于是，小男孩的行为证实了他对生命的诠释。

久而久之，这个男孩也就形成了一个印象：唯有别人都为他担忧时，他才安全，也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安慰自己；如果自己需要的话，别人就会来保护自己。

一位35岁的女士曾有过这样一个最初记忆：“黑暗中，我在楼梯上，比我略大的表哥打开门，跟着我走下来，我被他吓了一大跳。”从这个记忆看来，她童年时可能不太习惯与别的小孩一起玩耍，尤其与异性在一起会更不自在。后来我经过一问，她果然是个独生女，而且到35岁了还未婚。

还有个案例可以体现出一种比较完善的社会感：“我记得妈妈让我推小妹妹的婴儿车。”从这个案例中，我们还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只有与弱者在一起才能自如，同时可以依赖母亲。通常情况下，当新生婴儿降生时，父母最好是得到年纪较长的孩子的合作来照料新生婴儿，并使年长孩子对家里的新成员感兴趣，从而使年长的孩子担当起部分保护弟弟妹妹的责任。如果父母得到了这些年长孩子的合作，那么这些年龄较大的孩子就不易认为父母关注度的分散与转移而憎恨这个婴儿，同时还会觉得自己仍然具备足够的重要性。

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一个人拥有想与别人在一起的欲望，并不一定表明就对他人真正感兴趣。比如，当一个女孩被问及最初记忆时，她回答：“我与姐姐和另外两个女伴一起玩。”在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女孩正在学习与他人和睦相处。但紧接着，当她说到她的最大恐怖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时，我们对她又有了新的了解，也就是，我们看到她缺乏独立性的迹象。

综上所述，在了解了一个人赋予生命的意义时，我们就找到了了解人格的一把钥匙。而且，我们还发现，在治疗那些精神障碍患者时，只有深入了解致使他们患病的根源——早期记忆与梦，才能使我们的诊疗工作变得有效。

学会合作的重要性

在预防和抵制神经症倾向方面，我们培养患者具备合作精神是唯一有效的途径。所以，我们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应该培养他们与同龄人合作的精神，包括鼓励他们和别的孩子一起玩耍和做事。坦诚地说，如果孩子在成长中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就会不利于此后合作精神的培养。

我们暂且以被宠坏的小孩为例：他们只对自己感兴趣，对别人则明显地缺乏兴趣，而且在上学后，他们会把这种态度带到学校。在学校生活中，他们只对功课感兴趣，这是因为他们觉得，学习成绩好了，老师就会喜欢自己。对于别人的话，通常情况下，只有他们以为对自己有利时，才能听得进去。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这种缺乏社会感的结果会愈加明显。由于一开始就曲解了生命的意义，他们此后也就不再培养自己的责任感和独立感。久而久之，他们就会难以应付生活中的各种考验和挫折。

诚然，我们也不能把一个人早期的错误全归咎于他本人。因为这与他童年时是否受过合作训练有关。这就好比，一个孩子没有学习过地理课，我们又怎能奢望他在地理考试中获得高分呢？同样，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受过合作方面的训练，又怎能奢望他能与别人很好地合作呢？

倘若老师、家长和心理学家都能清楚地赋予生命意义时，就可能规避种种错误。倘若他们自己不犯同样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能确信：曾经缺乏社会感的儿童一定会有所好转，包括：遇到挫折时，他们不会畏难不进，不会逃避与推脱责任；他们不会总认为自己要高人一等，也不会觉得别人损害了自己的面子就施行报复，更不会追问：“活着有什么用？它给了我什么？”他们只会说：“我要自己开始生活。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完全能够做好。我是自己行为的主宰。推陈出新的工作，只能靠自己。”

我相信，假如每个人都致力于人格独立和重视合作，人类的未来必然充满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