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穰县

昨夜几乎没有睡觉。火车的颠簸使得才三岁两个月的儿子睡得很不踏实，稍有不舒服就把胳膊抡起来，翻几个来回。怕他摔下去，我躺在他的脚头，用两腿圈着他，但却不时被睡梦中的他给推下去。我只好坐起来，打开床头小灯，看随身带的一本小书，《遥远的房屋》，这是美国自然文学作家亨利·贝斯顿于1920年在人迹罕至的科德角海滩居住一年后写的一本散文集。作者和科德海角壮丽的大海、各种各样的海鸟、变幻莫测的天气、无所不在的海难亲密相处，你可以感受到他目光所及之处的丰富、细致和深深的爱意。在这里，大自然和人类是合二为一的，“无论你本人对人类生存持何种态度，都要懂得唯有对大自然持亲近的态度才是立身之本。常常被比作舞台之壮观场景的人类生活不仅仅只是一种仪式。支撑人类生活的那些诸如尊严、美丽及诗意的古老价值观就是出自大自然的灵感。它们产生于自然世界的神秘与美丽。羞辱大地就是羞辱人类的精神。以崇敬的姿态将你的双手像举过火焰那样举过大地。对于所有热爱大自然的人，那些对她敞开心扉的人，大地都会付出她的力量，用她自身原始生活中的勃勃生机来支撑他们。”是的，只有和大自然融为一体时，生命的意义、人类生存的本质形象才显现出来。在那里，你是渺小的，也是伟大的，更是恒久的，因为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掀开窗帘，在朦胧的夜色和火车的疾驶中，原野急速退去，又不断涌现。掩映在树木中的房屋沉默着，隐约可听到夜晚的呼吸。我不禁对即将展开的故乡之旅充满向往。我的村庄、我的亲人、我的小河，还有小河中那刻有我青春记号的大树。我想象它也有如是壮丽的风景，能给人带来如此庄严的思考。

清晨，火车缓缓地驶向县城，看到那座桥的时候，我知道，穰县就要到了，这是我旅程的第一站。我曾经在这座桥上，看到了世界上最美的月亮。那个黄昏，天色将暗，月亮已经升上天空，是一种奇异的淡黄色，如宣纸，中间一抹轻淡的云，清雅，圆润，恰如青春的哀愁，有着难以诉说的细致。那年我十三岁，第一次进县城，第一次见到火车，县城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那轮月亮。但是，当我走进县城，在纵横交错的马路上寻找大姐单位时，我开始惊慌，害怕，我也不敢问路，那些悠闲的行人身上有一种陌生的东西使我不敢走上前去。在一座楼面前，我徘徊了好长时间，我想进去问路，我隐约觉得，这应该是姐姐单位附近，或者，就是姐姐的单位，但我不敢问。现在想来，城市，虽然只是一个小县城而已，所展现给一个乡村孩子的形象却是一种明确的阶层与距离。

穰县，曾经是“逐鹿中原”最重要的战场，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残酷的战争，遭受过许多严重的自然灾害，穰县人一次又一次地几近灭绝。但由于地理、气候与交通的优势，每当穰县人口出现空白时，便有移民迅速补充过来。据史料记载，秦昭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1年），即迁“不规之徒”于穰。唐开元十年（公元722年）迁河曲六城“残胡”五万余口于许、汝、唐、穰等州。其中，规模最大，在民间流传最广的便是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迁山西、江西、福建等省人口至穰。穰县人皆说自己祖籍是山西洪洞县人，即起源于这次移民。穰县以农业为主，素有“粮仓”之称，盛产小麦、棉花、烟草、小辣椒、花生等，是国家粮食、黄牛、外贸烟出口生产基地和棉花、芝麻生产重点县。但是，大型企业几乎为零，没有工业支柱产业，这也使得它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始终处于劣势。经济不发达、民风保守、观念落后是官方对穰县的基本概括。

火车终于停了下来。车窗外，我的亲人们浩浩荡荡站了一大群，父亲、大姐、二姐、三姐，还有妹妹一家，总共十几个人。车门打开，早已站在车门口的儿子却突然哭着不愿意下车，指着地面说：“脏——太脏了。”大家都大笑起来。昨夜穰县下了一场雨，车站的地面有点湿，有泥水，被雨淋湿了的瓜果皮、纸屑和垃圾裸露在地面上，苍蝇在上面忙碌着。儿子显然有点儿被吓住了。

中午，一家人到饭馆吃饭。当年的一家八口，父亲母亲，还有我们姊妹七个，如今已经衍生为二十几口的大家族。一桌根本坐不下，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在另一桌吵吵闹闹，这一桌也是高声大调，笑声不断。在外人看来，这应该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最起码，从物质上而言，这个家庭终于度过了漫长的贫困岁月，可以体面地去餐馆吃一顿饭。面对这样热闹的情景，儿子有点吃惊、害怕，赖在我身上，不肯下来。在城市生活的当代孩子，几乎没有经历过这样热闹的大家族场景。

晚上，所有家庭成员照例聚集在妹妹家。父亲、姐姐和姐夫们没有如往常一样去“斗地主”，这是将近七八年来他们最热衷的娱乐，也几乎是北方小城人们共同的娱乐活动。大家聚在一起谈论村里的事情，姐姐们早年出嫁，后来又逐渐移居城里，老家也已经是“故乡”了。因此，说起村里的故事，其好奇与兴奋程度不亚于我。

大家兴奋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终于可以在家里住一段时间了。从二十岁出外求学到现在，每次回家都只是短暂停留，这一次，终于可以长时间地和他们在一块儿生活。

迷失

出城的公路依河而建，其中一长段高出河平面十多米。坐在车里，可以看到河里的情景，挖沙机在轰鸣，一堆堆沙高耸，有大型运输卡车在来回奔忙，一派繁荣的建设图景。只是，十几年前奔流而下的河水、宽阔的河道不见了，那在河上空盘旋的水鸟更是不见踪迹。

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几年，整个乡村网络最显著的变化是路。道路在不断拓宽，不断增多，四通八达，缩短了村庄之间、城镇之间的距离。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坐公共汽车进城至少要两个小时，还不包括等车的时间，一路颠簸，几乎能把人颠到车顶上去，头撞得生疼。人们很少坐车，一趟两块钱的车费在那时几乎相当于一家六口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在县里师范上学的时候，大多数同学都是借自行车回家，两个同学互相带着，骑六个小时左右就能够到家。每次屁股都被磨得生疼，但是，刚进入青春的少年是不会在意这些的。沿河而行，河鸟在天空中盘旋，有时路边还有长长的沟渠，沟渠上下铺满青翠的小草和各色的小野花，随着沟渠的形状高高低低，一直延伸到蓝天深处，清新柔美。村庄掩映在路边的树木里，安静朴素，仿佛永恒。

但是，我知道，这只是我的回忆而已。永恒的村庄一旦被还原到现实中，就变得千疮百孔，就像这宽阔的高速公路。它横贯于原野之中，仿佛在向世人昭示着：现代化已经到达乡村的门口。但是，对于村庄来说，它却依然遥远，或者更加遥远。前两年，从省城回家，也许是高速公路刚刚开通，乡亲们还没有接受足够的教育，公路上有骑自行车的、走路的、开小三轮的，逆行的、横穿的都有，原野的上空不时响起刺耳的喇叭声和刹车声。我故乡的人们泰然自若地走在高速公路上，公路旁的铁丝网被剪成一个个大洞。然而，如今，路上已经没有行人了，想必他们是接受了足够的教育和教训。

他们必须回到他们的轨道和指定的位置。那一辆辆飞速驶过的汽车，与村庄的人们没有任何关系，反而更加强化了他们在这现代化社会中“他者”的身份。被占去的土地且不必说，两个曾经近在咫尺，吃饭就可以串门儿的村庄，如今却要绕几里路才能到达。乡村生态被破坏，内在机体的被损伤并不属于建设过程中决策者考虑的范围。没有人考虑村庄的感受，即使有一些可通行的涵洞口，也是按照标准的数据来的。高速公路，犹如一道巨大的伤疤，在原野的阳光下，散发出强烈的柏油味和金属味。

吴镇渐行渐近。

我们的落脚点是在镇上做生意的哥哥家。吴镇位于县城西北四十公里处，曾经为穰县“四大名镇”之一，集市非常繁荣。镇子以主街道为中心，呈十字型，朝四面辐射。少年时代，每逢集市，尤其是三月十八庙会，可以说是人山人海。我们从镇子北头往南头的学校走，几乎可以脚不沾地地被推到那边。来往的汽车更是寸步难行，把喇叭按得震天响，可是，没有人听见，更没有人朝它们看上一眼，所有人都沉浸在熙熙攘攘的热闹中。在镇子北头，是一片回民聚集地，上学的时候，每天都从他们的房屋中间穿过，看到过杀羊、出殡、念经，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我始终有一种陌生和敬畏的感觉。没有工厂，没有企业，除了必要的政府公务员和商人之外，镇上居民大多仍以种地为生，间或充当小商小贩，卖自家的粮食、鸡蛋、水果，以物换物。

现在，沿着新的公路，吴镇形成了新的集市中心和贸易中心，一排排崭新的房屋矗立在道路两旁，全是尖顶的、欧式的建筑，很现代，但也显得不伦不类。镇子原来的主街道被周边新兴的街道和新建的房屋包围，变得破败不堪，荒凉异常。虽然原来的房屋、商店都还在，甚至，连店主都没变，但是，由于整体方位的变化和房屋的破旧，他们的存在也给人以奇异的陌生感和错位感。我始终无法适应这一错位，每次走在路上，都有强烈的异乡异地之感。

哥哥、嫂子在镇上开一个小诊所。哥哥还顺应潮流地做一些别的生意，承包过土地，开过游戏厅，最近又和同学做“房地产”，但似乎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次回来，哥哥家的门口又堆满沙子、石子，还有钢筋，混凝土机在轰隆响。他准备把原来买的一整幢房子分割开，一分为二，卖掉其中一部分，还掉买房时欠下的债务。

在哥哥家稍作停留，买了鞭炮、火纸，我们到村里边给爷爷、三爷上坟。这是我们每次回家后做的第一件事。经过二十几年的扩建，梁庄和镇子几乎已经连接上，哥哥的房子离村庄只有五百米左右。在少年时代，晚上夜自习从镇上放学回家是我最恐怖的经历。空寂的道路，两旁是黑黝黝的、高大的白杨树，风吹来，树叶飒飒地响，那种害怕，连后脑勺都是冰凉的。从镇上学校到村子里的这段路，是世界上最漫长的路。当然，也有美好的时候，我的青春期，正是琼瑶、金庸流行的时期，我曾经疯狂地阅读所有能找到的他们的书。于是，在夜晚的路上，在害怕与惊慌之中，常常想象有那么一个白衣少年，从远方飘然而来，俊美羞涩，深情地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回家。

而如今，如果不是有家人，有老屋，有亲人的坟，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自己曾经生活了二十几年的村庄。走在路上，我总是有“迷失”的感觉，没有归属感，没有记忆感。

过世的爷爷和三爷埋在老屋的后院。说是后院，但院墙已经坍塌，里面长满半人高的荒草。清脆的鞭炮响起，在村庄的上空炸响，惊醒了沉默，也似乎接通了那边的灵魂。我们磕头，烧纸。父亲揉了一把眼睛，说：“你爷，1960年让集中去养老院养老，去的时候好好的，能说能唱，还提着个小夜壶，去四天，躺在席上回来了。人死了，硬生生饿死了。”这是每次上坟父亲都要说的话。虽然没有见过爷爷，但经过父亲这么些年的叙述，在我脑海中，那是一个戴着瓜皮帽，因长年担豆腐挑子卖豆腐，腰已经半弯的老头。他一手抱着铺盖，一手提着小夜壶，正蹒跚着朝离村子五里地的养老院走去。

听到鞭炮声，村子一些人走出来，客气地看着我，问父亲：“光正，这是几闺女？不是四闺女吧？咋胖成这样？”看着这些熟悉而陌生的面孔，从他们的脸上，我清晰地感受到岁月的刻印，才发现自己原来也有了触目惊心的变化。

后院的右边是一座刚起的二层楼房，父亲说那是张家道宽的房子。道宽，兄妹几个全都考上大学走出了村庄，只有他还留在这里。道宽不善言辞，又不会干活，当年娶了一个漂亮的四川蛮子做媳妇，媳妇脾气火暴，几次出走，又被追回，最后还是走了，道宽受尽了苦头，也成了全村人嘲笑的对象。

扒开及膝的杂草和灌木，来到前面的老屋，在这里，我生活了整整二十年。院子里同样长满荒草，那倒塌了半边的厨房被村人当作了临时厕所，也有家畜拱过的痕迹。正屋前面、后面屋顶都是大洞。地基已经有些倾斜。哥哥前几年收拾了一番，但是，因为没有人居住，很快又开始破败。外面的墙面上还有妹妹当年学字时写的诗，错字连篇。每年回来，我们都要再读一遍，姊妹几个笑成一团。父亲忘了拿钥匙，正屋进不去。父亲和姐姐站在屋子前面，照了一张相。道宽家的新房和我家的房子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

母亲的墓地，也是村庄的公墓，在村庄后面的河坡上。远远望去，是一片苍茫雾气，开阔，安静，有一种永恒之生命与永恒之自然的感觉。每次来到这里，心头涌上的不是悲伤，却是平静与温馨，是一种回家的心情。回到生命的源头，那里有母亲，而那里也将是自己最后的归宿。烧纸、磕头、放鞭炮。我让儿子跪在地上，让他模仿我的样子也磕了三个头。我告诉儿子，这是外婆，儿子问我外婆是谁，我说，是妈妈的妈妈，就是妈妈最亲的人。我们又如往常一样，坐在坟边，闲聊一会儿家里的事。

每次一到这里，大姐总是唠叨，“要是妈还在，那该多好啊”。

是啊，“要是妈还在”，这个设想过无数次的场景，成为全家人永远的梦想和永远的痛。看着坟头的草，鞭炮的碎屑，回想母亲的一生和我们的艰难岁月，家庭的概念、亲情的意义总是在瞬间闪现出来。如果没有这些，没有故乡，没有故乡维系、展示我们逝去的岁月和曾经的生命痕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奋斗、成功、失败又有什么意义呢？

往事

按计划，今天对父亲进行“访问”。说访问有点奇怪，父亲一直在我们身边，他的秉性、脾气、为人我们都再熟悉不过。关于他的故事，他小时候的聪明伶俐，外婆如何亲自相中他，如何提亲，他怎样去偷偷看母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被批斗、被打，不断逃跑的故事，等等，也都有大致的了解。

但也只是大致而已。想起父亲，他的一切，还是支离破碎的感觉。那模糊遥远的岁月，还有与之相关的历史，将随着这个人的逝去而消失。看着他摇摇欲坠的身体，总有一种来不及的感觉。

“访问”父亲，还有一个原因，他是村里的活字典，今年正好满七十岁的父亲，对村庄的历史，三辈以前的人员结构、去向、性格、婚姻、情感及来龙去脉都清清楚楚，如数家珍。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村庄的权力纷争与更替，父亲更是了然于胸，因为他就是参与者，所不同的是，他是以一个“破坏者”和被批斗者的形象出现的。长得很有派头，被称为有“官样儿”，同时也被称为“刺头”“事烦儿”的父亲，一生没有当过一天官，却一直和当官的斗争，家庭所遭的罪也都因此而起。

梁光正，七十岁，极瘦，颧骨高耸，双颊下陷，两眼浑浊，佝偻在圈椅里，连轮廓都有些模糊了。他坐在这里，沉默不语，从他的身上，你感觉到死亡的巨大阴影在逼近。但还有一种顽强的气质从这一衰老的躯体上展现出来，那是苦难命运塑造的乐观、豁达所传达出来的。它告诉我们，眼前这个人不会轻易屈服，哪怕是死亡。

你爷（六十六岁）是六〇年春上二月十四死的，你三爷正月初七死的。你爷饿死在养老院，那时候只要是老人，不管有后没后，有家没家，都要集中在养老院，集中供养。去的时候，你爷精精神神，手里提着夜壶，背着被子，是最健康的人。结果去了四天，饿死了。

当时，我在黑坡周营修水库。随便炸，炸到哪儿是哪儿，说起来是在搞工程哩。那时候人都饿哩迷三道四，谁也顾不得谁。回来了，发现你大伯全身浮肿，都发亮了，腿上还有一个大疮，饿得都哭不动了。看见这情形，我心里难过，那也顾不得哭，得先找东西吃。“六〇年都是贼，谁不偷饿死谁”，一切东西，只要不是生产队分的，就算树上的树叶都被吃光。其实，那时候哪有树叶，五八年树都放光了，农村连一棵树都没有，所有能烧的东西都拿去炼钢烧了。人们都饿哩像鬼一样，到处烧东西。

咱们梁庄的梁家人六〇年前有二百多人，六〇年饿死六七十人，几乎是挨家挨户都有人死。梁光明那时候是村里保管员，他家饿死人最多，爹妈、嫂子都饿死了。他二嫂半夜去偷麦子，被人打断了腿，他也不管，最后饿死了，侄女没人管，也饿死了。那是个无情无义的人，谁都整。批斗人时，就他最积极，打哩最狠。

六〇年二月死人最多，原来是每天人均口粮“四两”，后来变为“二两半”，根本吃不饱。后来刘少奇下命令“七大两”（十两秤），这样人才少死了很多。当时的粮食都控制在各大队的粮仓里，都放坏了，也不让吃，梁光明死死地看着。麦收之后，又死了一批老年人，因为饿哩时间长了，肠子饿细了，一吃多，就撑死了。就王家那棵歪脖槐树，还记得吧，就是每次下地干活从公路下去拐弯的那个地方，大炼钢铁时为了炼钢，留下一个大坑，后来就埋人了，堆哩全是死人。人们烧纸时，有哩哭爹，有哩哭妈，有哩哭娃。所以人们对王家那片都忌讳哩。

六二年“四清”，清理贪污的农村干部，也是走形式，没清住任何人。家里没吃没喝，我没办法，就弄些碎烟叶，挑着担子，上山去换粮食、换柴，山里人喜欢吸烟。没承想，走到另外一个县，换的推车、粮食被“大办室”没收了，当时允许拉柴，但不允许换粮食。我哭一路，两手空空，黑明搭夜回来了，你妈也没怨我。

浮夸风延续了好多年。那时候说产量高是因为种得密，说是兔子钻不到麦稞里。一听就是假话，兔子钻不到麦稞里，那这麦苗还能结出麦穗吗？开会报产量，谁第一个报整谁，大家都顺着他往上报。“没胆量，没产量。”

我从小天然地讨厌假大空，不喜欢敲钟上地磨洋工。那时候提倡深挖地，西坡挖“幸福渠”，找幸福，实际上挖个干沟。凭着臆想，一声令下，所有人都行动。标准是唯心主义。锅碗瓢都烧了，铁也叫矿石吃了，连铁的影子都没有。

不管讲什么，只要是“念古经”，父亲都会从爷进养老院开始。父亲断断续续地讲，虽然已经到了古稀之年，但记忆力却是惊人的好，对四五十年前每一年提倡的政治口号和政策指向还能够清楚地复述下来。不知不觉间已是中午，嫂子催了几次饭，父亲却沉浸在回忆之中，一说再说。

中午吃饭，做的是家乡的糊涂面，父亲不顾我们的坚决反对，执意要往里面放一勺勺的辣椒。要知道，他的胃黏膜是无法承受这些刺激的。父亲却说：“不让吃辣椒，活着还有啥意思，还不如早点死了算了。”

少年时代，家里缺菜少油，全靠辣椒下饭，冬天的时候，辣椒吃完了，无论如何努力节约，储存在沙里边的白萝卜，也吃完了。父亲就把辣椒秆弄成粉末，撒到碗里，也吃得满头大汗。村里许多人家都是这样。有时候，习俗是与贫穷相关的。

吃过午饭，父亲催着我，赶紧开始。我让他先跳开年代史，讲讲村里的姓氏结构及大致的家族历史：

要说咱们梁庄，那可算历史悠久。咱们国家，民族迁移由来已久，战乱，水淹，移民不断。梁庄三大姓：梁、韩、王。韩家是嘉庆年间形成的，从郭韩湾过来。梁家是明朝山西移民那次过来的。就是人们说的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过来的。其实河南许多地方的人都是那次移民过来的，中原战乱，死人最多，所以，全是移民。

韩家人文化水平可以，知识品味比较高，韩家几大家族都很有能耐，韩立阁开封大学毕业，韩立挺信天主教，土改期间，地主恶霸富农都出在韩家。

韩立阁大学毕业之后，任国民党县兵役科科长，后来是庞桥二区区长，大致是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干有七八年。他回来探家时我已经记事。那人相貌黑黑的，头长方形，有杀气，有威严，对人很恭敬。离家还有十里地，就下马，步行到家，见人就欠头问好。回村之后，韩、梁、王家挨家都拜。国民党倒台后，逃跑到北京，一九五〇年“放匪”，政府宣传是宽大处理，韩立阁一定要回来，争取重新做人的机会。再说他母亲一直在家被斗。一九五〇年秋回来，在家从事生产，年底把他逮住。五一年初开公审大会要枪毙，村里人们哭着保他，说他人好，到底还是枪毙了。

还有“挖底财”，就是逼着地主交私藏的钱，地主也到处跑着找亲戚借钱。韩立阁的爹也被杀一儆百。他妈与他婶一看没什么过头，就上吊了。穿哩整整齐齐。吃哩油旋馍。原来还有人可怜他们，一看人家死前还吃哩油旋馍，就骂起来。他叔叔早就坐班房去了。叔叔的儿子是仓库主任，也被枪毙，说话不好听，有男女关系，收粮食大斗进小斗出，有点民愤。那时候枪毙人都在镇上二初中大操场那儿，现在走到那儿还有一股子阴气。

韩立阁的弟弟韩殿军也是开封大学毕业，还没等到就任，国民党就倒台了。五七年回来，也被批斗，跑到甘肃被逮住。韩立阁的老婆被逼财打拐了腿，很快就死了。儿子韩兴荣，没找来老婆。前几年死了。这一家算败了。

韩立挺，在福音堂自学医生，跟着他妈信主，信基督教，后来做到教主，长老。以前的时候，信主的非常多。八几年的时候，信主的又红火一阵子，大量发展人员，印发小册子，韩殿军刻版，他们卖。韩立挺生病瘫痪，家里没人来照顾，福音堂信主的人轮流照顾。儿子在葬礼上念祭文的时候，村里人起哄，骂他儿子：老子生病了，连看一眼都不看，算啥信主家庭！

另外一大家韩建文，全家都信主，都是医院医生。韩家算得上是儒雅之家。从我记事时，全梁庄的春节对联都是韩家人写的。

韩家人脉旺，家家都是好几个儿子，但就是不团结。几个儿子之间打、闹，争小利益、上法庭，不赡养老人，正常哩很，所以，也不受尊重。

梁家一开始是两兄弟，共七个儿子，各自成家，所以梁家共七门，第五、七个兄弟人脉少，早绝了。现在梁家这几十家都是剩下这五门的后代。

相比之下，咱梁家人就没有那么多知识。有光棍儿，也有老鳖一哩。但是，梁家人会政治斗争，也会窝里斗。所以，土改后梁家比较兴旺。梁家当权，三朝元老，也出过县委书记。咱们老老支书梁兴隆的坏劲儿就不用说了，当大队支书几十年，整个梁家的人，都被欺负遍了。那年，梁清立拿着刀满村追着砍他呢。那是把人家欺负急了，狗急了还要跳墙呢。

保管梁光明也是个坏货。他兄弟三个，梁光富单身汉，梁光怀被饿死，嫂子被打死，所有宅基地都归梁光明。杜家玲子，你俩小时候多好，爹妈死后，由她婶说给梁光明的一个儿子，后来玲子不愿意了，玲子家的房子就被光明家霸占去了，说是玲子欠了他家多少彩礼钱。

梁家光出那鲜点儿人物，梁光基，干过县武装部长，退休后人事档案丢了，连基本工资都没有。可梁家没有一个人同情他，为啥？不养活生病的老父亲，他哥半夜把老父亲拉到县城他家院子里，清晨起来一看，以为是谁送的粮食，结果是老父亲。看这咋办？他就去找亲戚，亲戚讽刺他说：“那咋弄？你去问邮局邮寄不，把人邮寄回去？”结果，连车子都不让下，当天又把父亲送回到了村里南菜园子那儿。并告诉乡亲传话给他哥，老头在南菜园，你看着办吧。

王家就不说了，都是些歪脖儿树，不成材。梁庄人也不把他们当回事。

你说咱村里的那些小姓，有钱家、周家、张家、袁家、刘家。老钱，一辈子没说过话，没人记得他长啥样儿。他老婆花儿，相貌很差，病歪歪的。家里四个孩子，日子没法过，花儿就跟张家、周家几个单身汉鬼混，给家里弄点吃的。全村人都知道。

周家那几家也都很有特色。周利和当过会计，周利忠小巴结，父子三人，外号“大积极”“二积极”“三积极”。周利和是个私生子，那真叫个勤快，他做的庄稼，连棵草都找不到。勤快哩狠啦也不都是好事儿，种麦冬，上肥太勤，结果，只长苗，不结籽。后来得胃癌，去安阳做手术，去之前还在晒麦，把麦晒晒装装才走。手术后还没出院就死了，村子里编顺口溜：“去哩时候活蹦乱跳，回来响只鞭炮；去哩时候能吃馍，回来抱个骨灰盒。”

周利忠的闺女，春荣逃跑出嫁，半夜翻墙头跑了。梁家拐子常，别看大字不识，最会编顺口溜，在村里唱：“二月二，龙抬头，周家姑娘翻墙头。周利忠，抬起头，看看床上有人头，袄子搭在被子头，里头盖哩是枕头。撵到灵山头，相遇在桥头，结婚证一看，垂头丧气转回头。”

八几年，我和拐子常几个人去弄烟苗。到岗上歇，都在闲说话。拐子常就说：“二哥，你现在不如我，欠人家钱，老婆还有病，六七个娃儿，你啥什么时候能超过我。”那意思是笑话我，日子过不成哩。旁边有人说：“你可别说，龙爬一步，鳖移十年。”现在，拐子常还是拐子常，几个娃儿，没一个成样的，大娃倒插门，就没回来过；二娃儿出去打工也不回来，拐子常四十八岁时还又生两个小娃儿，后来一个淹死了，另一个天天出去上网，打游戏。

总结来说，咱梁庄的情形，就是那个顺口溜，“韩家人尖，王家人憨，梁家光出些二货山。”

天色渐渐暗下来，父亲却毫无倦意。在父亲那里，所谓村庄的整体面貌，就是一个个生动的、相互纠结的家庭故事，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这是只有把血液融入这一地方，经过漫长岁月沉淀的人才有的感觉。每一个村庄都是一部历史，每个家庭都是一个独特的人生类型。当父亲讲到钱家女人花儿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和对待王家的态度一样，在我的少年童年时代，也几乎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们的存在，虽然钱家就住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坑塘的另一边，他家的女儿和我们姊妹几乎是同龄。我们很少到她家里去玩，她们也似乎以一种自觉状态，从来不提起自己家里的事情，也从来不邀请我们到她家里去玩。

一个村庄就是一个生命体，一个有机的网络，每个家庭的运动看似不相关联，但却充满张力和布局。费孝通认为乡村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和别人建立联系，大家不是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因此，在一个村庄里面，大家族的人总能够通过各个层面的亲属关系推出较大的势力空间。那些小姓，或独姓，因为缺乏基本的私人联系，也很少有机会通过婚嫁这一渠道进入大姓的亲属范畴中，很难推出大的波纹，难以进入村庄的内部空间获得认同。也因此，他们的言、行、道德总是被另眼相待，正如费孝通所言，在乡土社会这个亲密社会中，他们是村庄的“陌生人”，“来历不明，形迹可疑”。钱家在梁庄就是这样的典型形象。

对于梁庄的两大姓——韩姓和梁姓而言，很显然，他们是梁庄的主人。但是，也有角色的定位。梁姓和韩姓两百多年来一直处于明争暗斗的状态，从文化上，梁姓始终落于下风，韩姓信主的家庭特别多，又因为经济好，出外读书的人很多，在气质和修养上，甚至在相貌上，都显得超凡脱俗。但也因此在背后遭到很多诋毁。梁姓一直以来对自己家人信主很排斥不能不说没有这个原因，觉得跟着韩姓人到处跑太丢人。在政治上，梁姓一直占上风，两百多年来都是梁姓做族长、支书，掌管村里事务，直到最近十几年，才被韩家人夺了过去。梁家人虽然会政治斗争，但是，经济上却从来都不行，在改革开放时代，顺理成章地被赶下台去。

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了，父亲几乎说了七八个小时，连晚饭都没吃。哥哥、妹妹，还有嫂子，下午从县城回来的二姐、三姐、姐夫也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只听得见我的电脑啪啪打字的声音。

全家人都在为此事思索，有一种很明显的神圣感，这让我很震动。对于他们来讲，日常生活只是一种无意识的生活，柴米油盐，吃喝玩乐，好像没什么大的追求，但一旦出现某种契机，他们很愿意去思考，也能够理解其中的意义，并试图进入这一境界之中。

只是生活很少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生存镜像

哥哥已经和村里的几个人约好，明天到家里来，谈谈村里人口的流向情况及大致的经济情形。哥说，遍想想不起村里还有几个能说上话的人。

吃过早饭，已是十点钟。哥哥约的几个梁姓人来了。一个是村长，五十来岁，是父亲前面提到的前保管的儿子。和他父亲一样，白净，比较精明。言谈之中也在审视我，想弄明白我到底在干什么，有什么目的；一个是做村会计的堂叔，以谨慎出名。还有另外一个，早年在外地工作，我叫大哥的，四十岁左右回到村里，再没有出去过。他很少与人打交道，颇有点神秘，不串门，有人到他家好像也不反对，有一年头发忽然全掉光，于是，常年带着黑色的绒线帽。还有住在村子后面的另外一个中年人，是村里有名的能人。

几百年前，梁家两兄弟带着七个儿子来到这里，定居，并繁衍生息。七门中其中五门人丁比较兴旺，另两门慢慢消失。到目前为止，从大家庭看，梁家几门共有五十四户，小家庭数目处于一种模糊状态。兄弟几个，结婚后，两口子都出去打工，父母在家帮忙看孩子，无所谓分家，但从经济实体来说，应该已经算个体小家庭。从这个角度算，应该有一百五十户左右，共六百四十多个人。三十五岁左右的年轻夫妇至少有两个孩子，少数是三胎。从家庭居所来看，其中两家完全离开村庄，搬到打工的城市生活（把村里的宅基地卖了）；一家不知所终，与村里人没有任何联系；七家在外打工，孩子也在那儿上学，家里房子封着，几年没有回来，短时期内不会回来；一家在镇上生活，但村里还有宅基地，马上要盖房；还有三家在外地做生意，隔一两年回来一次，家里的房子盖得非常好，显然是在为将来回来做准备；其余几十余家都仍在村庄生活，家里的年轻人常年在外打工，留在家里的是老年人、家庭妇女和小孩。还有八九户，家庭人员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就在土地里讨生活。这一类人，在村里是最老实最被看不起的，所以，经常被大家忽略掉。

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梁庄人大规模地出去打工，早年主要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北京的多在工厂做工人、保安，或在建筑工地当小工，有一段时间聚集在北京火车站倒票；在西安的多是在火车站周围拉三轮车，都是以家族为中心，相互传带。后来，才有到青岛、广州一带去打工的。极少数在外做生意，如校油泵、在城乡结合区卖菜，等等。

梁家在外打工的，有三百二十余人，最老的六十岁，在新疆当建筑工，最小的十五岁，跟着叔叔在青岛首饰厂打工。有三十多个少年，在镇上读初中、高中，基本上是寄宿在学校，星期六、星期天回家。三十多个儿童在镇上小学读书，爷爷奶奶照顾起居，每天接送。村庄的老人有百余人，基本上都五十岁以上，在家种地，养孙子，还有力气的在镇上做点零活，在本地建筑队当小工，或在村里石灰砖厂干活。

这里面有隐蔽的“回归”现象。八十年代中后期最早一批出去的打工者，人到中年，四十多岁将近五十岁的样子，一部分又都回到了农村，在家种地，兼顾着在镇上或周边打点短工，另外一部分还在外面打工，但显然坚持不了几年。其中少部分人不想回来，但又干不动了，只是在那里撑着。譬如我一个堂伯家的儿子，早年从部队复员回来，娶妻生子后就出门打工，是村里最早一批出去的打工者，先在北京当保安，后来到西安拉三轮，每年就只有春节回来。前些年在村里碰到他，说话打扮很有城市味儿，也喜欢显示自己的优越感，非常看不起自己从没有出过远门的老婆。他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哪怕在那里只是一个拉三轮的。但很显然，他终究是要回来的。

一些中年妇女农忙时组成“打工队”，给村里人帮忙种地、除草、收割，一天也能挣三十来块钱；青年夫妻则是候鸟式生活，两口子都出去打工，用打工的钱在家里盖房子，孩子爷奶养着，在家上学，春节或农忙时回来。村长说，这两年春节回来的也逐渐少了，暑假、寒假时家长让孩子去他们打工的地儿，假期过完，孩子再回来上学，当然，这只限于夫妇在一个地方打工，并且有条件住在一起的。也有少部分比较能干的青年，在外打工挣到较多的钱，回来在本地做生意，卖沙，批发商品。但这只是极个别现象。梁家清保就是其中一例。前年回来，想在镇上做太阳能生意，这是近几年农村新兴的一个家庭装备，盖新房的人家都会买，市场应该不错。但是，店开了一年，没有赚到钱，反而把几年打工的钱赔了进去。清保准备今年再出去。

“人去楼空”是乡村日常生活的景象。大部分在城市打工的农民都在家盖有新房，并且，也是为挣到盖房的钱或为子女挣得学费而奔向城市去的。他们并不以为自己能在城市扎根、养老（也许是他们根本看不到这样的可能性），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在城里打工，挣一笔钱，在家里盖栋像样的房子，然后在本地找个合适的生意做。

夫妻分离，父母与孩子分离，是一个家庭最正常的生存状态。即使夫妻两人同到一个城市打工，也很少能够同吃同住的，他们在不同的工厂、建筑工地干活，吃住在厂里，连见面的机会都很少。

有少数在外面过得不错的，如村长弟弟，小名叫“坏蛋儿”，当年是村里有名的捣蛋鬼，差点被送进监狱。他在内蒙古校油泵，起步比较早，挣了不少钱，就在内蒙古买了房子，俩孩子也接出去，有四五年都没有回来了。村长说起来的口吻有点奇怪，好像不愿意提起这个人似的。等他们走之后，问起哥哥，才知道，村长曾经把俩儿子送去跟着叔叔干，结果，叔叔太抠，不给工钱。但后来村长的两个儿子也在同一城市的另外地方开了一个校油泵的点。

韩家和梁家户数和人口几乎相当，只不过，从文化质量上看，韩家人上大学的与经商的比梁家要多，整体的生活水平也比较高。村庄其他几个小姓，加起来，不过三四十户，一百多人，无论是在村庄里，还是在外的人，都不如梁家和韩家的人过得好。

梁庄一直是“人多地少”，五六十年代人均一亩半地，现在人均八分地。庄稼一年种两季，小麦一季，接着种绿豆、玉米、芝麻、烟叶等经济作物。由于地少，这些农作物的收成连糊口都不够，因此，在八十年代之前，梁庄几乎家家挣扎于贫困线上，一到春天就断粮，所谓“春荒”。改革开放以后，到城里打工为家庭打开了新的挣钱门路，不管在城里干什么活，每年都能拿回家一些钱，供人情世故开销和日常开支。因为种地要交税，还要在麦忙秋收时回来，许多家庭干脆把地租给同村的人，条件就是租户替自己交税，每年再给自己两百斤麦子。这也为留在村庄里面的家庭多提供了一项营生，即租地，麦季收入只够交税和给户主的那一部分，秋天那一季算是获利。到九十年代，村庄缺吃少穿的现象已经非常少见，但是，真正能够轻松盖新房，过得比较滋润的，还是村干部、村庄里的能人、少数经商的或者有吃商品粮的家庭。据村长讲，这两年因为国家免税，有许多人家又把多年不种的地要回去，种点麦子、玉米等，自己并不回来，托亲戚代种代收，工钱照给。但是，也有人家不愿意把种了多年的地再还回去，为此还产生了纠纷。但是，这并不是出于费孝通所言的土地是农民的根性。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情感联系在越来越淡，剩下的只有利益关系。

村庄里的新房越来越多，一把把锁无一例外地生锈着；与此同时，人也越来越少，晃动在小路、田头、屋檐下的只是一些衰弱的老人。整个村庄被房前屋后的荒草、废墟统治，显示着它内在的荒凉、颓败与疲惫。就内部结构而言，村庄不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或者，它的生命，如果它曾经有过的话，已经到了老年，正在逐渐失去生命力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