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

拿着老屋的钥匙，和父亲准备再次回去“寻宝”。这是每年少有的几次打开老屋的时刻，奇怪的是，每次都能发现一些宝贵的东西：一张旧相片、小学的作业本；有一次居然找到了上初中一年级时的小日记本，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它的存在；或一本破旧的连环画，那是上小学时父亲出去做生意回来带给我们的，但后来却因为我们过于着迷而被父亲扔到堂屋的顶棚上。

从梁庄到吴镇学校的道路，我走了整整五年。沿着村里坑塘边的道路走出村子，上公路，公路入口处是梁光栓家盖的一个小土坯房，极小极小，也没见用过，却成了梁庄村最显在的标志；经过吴镇北头回民区，沿路有茶馆、羊肉店、小百货店；拐进镇上许家那条小道进镇子里面，路边有一个站起来就能看见人的厕所。在其中一个小路口，有一大片半人高的刺玫花，每年夏天，它都开出粉白的花，香得刺鼻，但很美。然后，就是吴镇的主街道，新华书店、供销社、五金店、乡政府，紧接着，就是乡中心小学和初中了。这条路一共有两公里多，我每天都要走来回六趟。

和父亲从吴镇里面沿路走来，一直分不清东南西北。父亲说，那是镇子南头，这是镇子北头，那是街上许家，我很茫然，虚飘飘的，脚仿佛悬在半空中，怎么也不踏实。

从老公路来到新公路的交叉口，父亲说，这算到咱村了，这沿新公路的房子都是咱梁庄盖的。一排排崭新的房屋，有两层小楼，有平房。屋前都是水泥浇铸的大院子，高门楼，卷闸门，非常气派，中间间或夹杂着一些旧的房屋。父亲给我一一介绍，这是光亭家的，那是梁光东家的，“坏蛋儿”家的，“亭子”家的……父亲说这些都是新宅基地，他们留在村里的那些老宅基地要么是便宜卖给别的人家，要么干脆不要了。

通向老屋的路几乎被杂草封住，我们蹒跚而过，竟有几次被草根绊倒。打开老屋的门，灰尘扑簌簌地往下掉。站在堂屋的中间，看着一件件熟悉而陌生的物品，百感交集。靠后墙，是一个泥糊的长条几，上面摆放着许多东西，中间放着毛主席像，配在两旁的是挂在墙上的对联，两边是放有家庭照片的镜框。条几下面是一个个小格子，里面可以放各种物品。条几前面是一张方方正正的大桌子，春节时摆放供品，平时会放一些杂物，也是我们写作业的地方。北方农村家庭大多有这两样东西。在大桌子的正上方，便是父亲用竹子和硬纸糊的顶棚，为的是防止房屋梁上掉灰尘，上面扔着至今仍让我们心痛的连环画书。

我在条几和大桌子上仔细翻捡，又在条几下的格子里摸了又摸，没有找到任何东西。难道老屋已经找不到任何回忆的凭证了？我不甘心，又拿棍子用力捣顶棚，也没有连环画书掉下来，反倒是成堆的灰尘“簌簌”地往下掉，里面夹杂着无数的老鼠屎粒。东屋和西屋的屋顶上有两个大洞，地面有两个常年滴水而成的大坑。东屋靠后墙的角落里，还放着那张大床，床的木头已经变成黑色，落满了泥和灰尘，从下面露出一角破旧的棉絮。这是父亲母亲结婚时的床。床头放着一个木箱子，那是母亲的陪嫁，也是当年全家唯一上锁的地方。在这箱子里面，曾经放着家里最贵重的东西，包括煮熟的鸡蛋。就是在这个箱子里，我摸到过一个鸡蛋，忍不住偷偷掰开来吃，吃一小块儿，到院子里看一下。那时，家里人都陪着母亲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许多年之后，大姐告诉我，我一从里屋出来，大家就看到我嘴巴上沾的蛋清，我再进屋，都知道我干什么去了。这样几进几出的，所有人都在憋着笑。西屋是放粮食的仓储，也是长大后我们姊妹住的房间。后来哥哥结婚，我们又重新回到东屋，西屋成了哥哥的婚房，那夜晚的“吱呀”声现在想起来了还有点儿心跳。北方乡村的房屋并不隔音，三间房屋之间，没有封闭，只是一个高高的隔断墙，墙上挂着各种农具。

代表着老屋历史终结的还并不是房屋，而是院子里的老枣树。它与我们的记忆，与故乡的时间、空间和季节一起存在，与家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场景都一起存在。每年枣子上市的季节，不论在何地，我都会去买枣吃，并且告诉卖枣的人或一起买枣的人，我家院子也有一棵能结出这样果子的老枣树。每年暑假，正是枣花盛开、青枣初结的时候，我们睡在枣树下，吃在枣树下，玩在枣树下，母亲也被抬出来，躺在枣树下。到八月中下旬，一树半青半红的枣子，吸引了无数顽皮少年，时不时有瓦片土块落到院子里，“蹭”地窜出一个人影，捡几个枣子，又迅速蹿了回去。那时，我和妹妹总是和一班孩子斗智斗勇。九月中下旬，选一个中午，村里人睡午觉的时候，哥哥会和他的几个好哥儿们上树，拿着棍子打，或爬到最高的树枝上，拼命地摇。那“哗啦啦”枣子落地蹦跳的声音，那满筐红色的、饱满的枣子，让人无限喜悦、满足和幸福。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老枣树慢慢衰老，最后连枣子也不结了。现在，正是夏天，老枣树一大半的身躯干枯着，只有极少的稀疏、泛黄的叶子证明它的生命还在。我们都走了，枣树的繁茂，它那白色小花、青色小枣，那泛着诱人光泽、圆润饱满的红枣，给谁看，又给谁吃呢？

望着院子前方大片的断垣残壁，这都是谁家的？第一次以有意识的眼光去观察村庄，惊讶地发现，以我家为起点，往前看，竟是一大片连绵的废墟。在我的童年、少年时代，这里是村庄的中心，在光亭叔家门前那棵大树下，有一个大平台，夏天，每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这里就挤满了人，男人、女人一边说笑，传着闲言碎语，一边拿着盆子一样的海碗吃面条。晚上，这里更是歇凉的中心，总是到半夜时分，还有人在摇着蒲扇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现在，荒草和灌木覆盖了这一切。到处是巨大的断墙和残破的瓦砾，断墙角落是倒塌了一半的锅灶，上面还有落满灰尘与泥垢的锅盖、铁铲等等，这些仿佛昭示着曾经有过的生机与烟火。有的房屋干脆连屋顶都没有了，只剩下几面墙撑着一个框架。

都是谁家的？树木与杂草遮掩着废墟，充满凄凉与破败之感，仿佛一个巨大的坟墓。正对着我们家前面的是拐子常家。拐子常，一个好吃懒做的人，父亲和村里的人常常讲他，一家人吃面条，拐子常总是把筷子在锅里一搅，面条全串到自己碗里，老婆和一群孩子就只有喝汤。他家的房子一直是泥坯墙，一到下大雨的时候，那黄泥水就哗哗地流到我家的院子里。现在，这房子只剩倒塌的一垒垒黄坯和一面墙壁了。再往前边，是拐子常的弟弟，这一家，家破人亡，女主人早年离家出走，男主人因偷树怕被逮住坐监狱而自杀，两个孩子也不知所终，房子早就倒塌了。

再往前面走，是一个已经呈四十五度角倾斜的房屋，屋前是一个已经破损的抽水井，房屋门上居然还贴着新的对联。这家的厨房倒塌了一半，里面的灶台还在，只不过，灶台上落满长年累积的泥尘，只剩下两个黑洞眼，是原来放大锅和后锅的地方。厨房后面，是一大堆散乱着的红红绿绿的垃圾。这是谁家？我想不起来。父亲说，这是光亭的老屋；当年，他就是在这屋里娶的媳妇，并生了第一个孩子。他和老婆打架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子就会跑到他屋里去看，一个黝黑的、干净至极的农家房屋。

再往前，连父亲也似乎有些踌躇了，他必须得四处回顾，定定方位，才能说出是哪家的房子。我数了数，这一片绵延着的倒塌房屋和院子有十五间，还没有算我们家这个摇摇欲坠的房屋。也就是说，有至少十五家离开他们原来的生活场地、原来的聚集场地，开始了另外的生活。我和父亲在村庄里走了一圈，至少有四处这样的大片废墟，估计共有六十户。

这些废墟，和公路两旁高大、现代的建筑，是一个村庄吗？在煌煌的烈日之下，在知了不间断的噪鸣声中，我似乎有些迷惑了。我所回忆的村庄，和现实的村庄，虽然地理位置没变，但其精神的存在依据却变了。蓬勃的中国新时代，正是在这样的废墟中，建构它的新躯体和新形象。

毫无疑问，村庄的内部结构已经坍塌，那是以一个家族为中心的聚集地。这些废墟，都是梁姓的几门，早年的时候，基本上是按照一个圆心，随着家族人口的增加，逐步扩大。宅基地的划分，也是依据家族的远近、人口的多少来进行分配。一个梁姓，既是一个宗族、血缘场域，也是一个生活、文化场域。大年初一的时候，每家都会做一锅大烩菜，依照辈分的高低，依次相互交换，最后，每一家锅里都是一整个姓氏的饭。然后，大年第一天的早饭才开始吃。这一习俗是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如此，老一辈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然而，有一个意思是肯定的，即，要让这一大家族团结一心，不分你我。有许多吵架不说话的同族人，如果愿意和解的话，这也是最好的、不尴尬的和解时刻。

现在，这一村落文化已经变了。以姓氏为中心的村庄，变为以经济为中心的聚集地。有能力的沿路而居，不分姓氏，形成新的生活场，新的聚集群落。这些人家无疑是村庄的新贵，代表着财富、权力和面子，因为这里的地并不是谁想买就可以买的。没有能力的，或勉强住在破烂的房子里，进行各种缝补式的修缮，或购买那些搬走的家庭的房子，这些房子一般还不错，是原来村里的好房子。这些都打乱了原来的依家族而居的模式。我家左侧张家道宽的房子所在地，原来是我一个堂伯的宅基地。张家这样的单姓，在每一个村庄里都有，不知道什么原因，流落到这样一个村庄，能够扎根下来并被接受已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被分配的往往是村子位置里比较差的宅基地。像张家，他们的老宅位于老坑塘旁边，极不规则、非常潮湿的一片地，是整个村庄位置最不好的地方。而现在，他们只需买那些移居人家的宅基地盖房就可以了。

村落结构的变化，背后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变化。农耕文化的结构方式在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杂的状态，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在中国的乡村进行着博弈，他们力量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村庄，不再具有文化上的凝聚力，它只是一盘散沙，偶尔流落在一起，也会很快分开，不具有实际的文化功能。

我不想怀旧，但又怀念于一个村庄的人就像一家人的感觉，虽然有争吵，有痛苦，有各种人情的麻烦；我不想认同现在的存在模式，但新的聚集地，不正是新一代孩子成长的地方？在将来，不就是他们的故乡吗？或许，这正是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世界的起点。但是，他们又是在怎样的“故乡”中长大呢？寂寞、荒凉、矛盾，没有生命力、没有情感，这就是“故乡”的基本形态。

第一代打工者还愿意在村庄盖房子，因为那是他的家，在这里，显示自己的财富是确定自我价值的象征。但是，第二代呢？更年轻一代的乡村青年对乡村的感情非常淡薄，他们在家乡待的时间很短，往往初中毕业或没毕业就出去打工，对未来的渴望更为开放，也正因为此，他们的命运与处境更为尴尬。他们又将在哪里扎根呢？十几岁就离开家乡，在城市打工，但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没有任何的社会保障，城市不是自己的家；而乡村，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遥远的、没有情感的事物，也没有归属感。新一代农民工这种双重的精神失落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已经显现出来，它该怎样弥补、改变，将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课题。

平地掘三丈

如果你走过北方村庄，对这散落于平原之中的村庄细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许多村庄都有废弃的砖窑，砖窑四周是许多深深浅浅的大坑，它们在村庄周边，或田地的周边。不用说，这肯定是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建造的砖厂，是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重又复苏的标志之一。

梁庄砖厂背靠村庄，前靠河坡。八十年代初期，村里许多人都在这砖厂干活，从早晨到晚上八九点钟，挣得一家大小的日常支出和孩子的学费。

小时候，我们一群孩子，为抄近路去河里洗澡，从砖厂中间的大砖窑旁穿过去，常常会陷入隐蔽的土堆和草丛的深坑里面。砖厂是一个神秘得让我们害怕的地方。我曾经做过噩梦，现在还隐约记得，砖厂成为一个城堡，门紧闭着，吊着索桥，想要冲进去，必须得经过无数的机关和陷阱。

梁庄砖厂到底挖了多少土，挖得有多深，你只要看砖厂旁边那根电线杆就明白了。那电线杆的底座，从底座第一道土到它裸露出来的根部约有三丈深，四面的土全被挖走，电线杆成了一个孤零零的旗杆。从电线杆的位置往前看，是离地平线三丈深的整齐的凹陷地，一眼望去，非常平坦，足足有上百亩。对面凹陷地的边缘有一个废弃的机井，圆形井身的一边也深深地裸露着，和电线杆子遥遥相对。父亲说，连上砖厂，这儿原来共有两三百亩地，典型的黑老土，地肥得不得了。五六月份麦黄梢时，那真叫个漂亮。现在这地，已经没法种了，因为没有任何营养了。

环绕着砖厂的是无数不均匀的大坑，它们或在树林旁边，或在房屋后面，或紧靠河坡。因为挖得太靠近，有些树已经有些歪斜了，盘曲的根部裸露着。而高高的河坡，它曾经像城墙一样挡住了汹涌而来的河水，如今已经被削得几乎和地平线一样低了。

我们在机井那儿查看的时候，老贵叔从远处看见了，赶紧往这边跑，一看是我和我父亲，笑了，说：“我还以为是谁又来调查呢。”老贵叔的腿有点瘸，风湿病好多年，皮鞋的后跟已经快被踢掉了，沾着些泥。身上还穿着薄夹袄，夹袄脏得发亮。和父亲一样，老贵叔也是梁庄有名的“刺儿头”，脾气火暴，看不惯歪风邪气，看见当官的骂当官的，村里有啥不道德的事他也会跑去骂一通，他的辈分高，谁也没办法。他和谁都合不来，所以，当年承包砖厂的时候也没有人帮他。我让他讲讲关于砖厂的事情。站在那个机井旁边，老贵叔一手举着烟，一脚踏在那机井的水泥座上，开始了他的讲述：

这个砖厂是啥，典型是老百姓遭殃，当官的牟利。

一九七五年夏天开始，建轮窑。地是村里的，乡里建设，占耕地二百〇二亩。利润全给乡里。合同上写着每年一亩地免四十块钱，免两百斤公粮。从来没有兑现过。也不知道村里到底要到了没有，反正老百姓从来没有见过。年年都有人为这事去闹。八五年周贵天半承包经营，乡政府投资，他交利润，干有三年。咱梁庄人挤对他干不成，因为公社过去承诺的一直没兑现。俺们队里那年交公粮差九千多斤，都不交了。为啥？目标是为砖厂合同这么些年没有兑现，我趁机把村长梁书定整下来。

大队部欠你老五爷（老贵叔的父亲，曾经是村干部）的工资，到你老五爷不干，一直不给。当时正打麦，我见书定时说：“你爹干的时候不给，你干的时候可应该给了吧，你们能欠我们几辈人？！”他傲慢不得了。我骂他：“日你妈，你娃子能吧，你喝哩还是老百姓哩血，你等着吧，我非给你告下来。”我就告到乡里，乡里成立一个专案组专门来调查砖厂的事。他跑到乡里给专案组说，梁庄麻烦事多，可不敢去。专案组一听觉得有事，就来了。结果是书定被整下来，为这事，他恨死我了。

我是八八、八九、九〇年干的。八九年的时候，就干不成了，跟大队干部弄不到一块，老来查我，想等着我送礼，我就是不送，到最后都不送。头一年承包费四万。后来我亲兄弟也整我，真是四面楚歌，走到死胡同了。看不住，我兄弟背着我卖砖给当官的，我出去一趟，回来砖就少了，问我那个四弟，说×××拉走了，回头给钱。给他妈那个脚，要都要不回来。有一天，我拿着账本去找×××，当着他的面算账，让他给钱，把他给气得像吹猪哩。估计也是从来没人敢这样。当个小官，就把自己当回事了。那算啥人！

后来王西挺承包三年，也是赔钱。他也背时了。那几年雨也多，砖根本晒不成。咱们邻村承包窑的，最后想不开，跳井死了。后来，宋承信接手干到九五年，他发了。那时候形势好了，盖房子的多了。那可是好日子，公路上来回拉砖的，在村南头煤建拉煤的，人多哩很，咱们村里有庆家还开了一个小吃店，办干店，也都发财了。

后来，地弄哩深了，你看，就是这样子（老贵叔用手指着机井），井底变成地面了。原来，这井根本看不见，井盖还低于地面好多。看见那头那个电线杆了吗？下面底座上的土堆就是原始高度，挖有几丈深。

中间停有两年。窑停了之后，公社给村里三万多块钱，说是退地还耕，钱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耕，还能耕吗？已经挖到地下面了，土都没有营养了，再说，哪儿有土把这儿填平？现在建设这么快，到处都在买土卖土。后来韩家河娃又干两年，主要就是靠卖土赚钱，现在这坑恁深与他那几年狠命挖有很大关系。

二〇〇二年，村里人才开始找河娃的事，我一直出头到底，一告到底。先找公社书记，头一回还很利索，说：“你先回去，我派人调查。”第二回找，我说还没解决，他说我再问问。第三回找，他叫我滚。我说你是书记，你叫老百姓滚？！我在公社院里大骂，我说：“×书记，你给我出来，你把在屋里的话再说一遍，你敢不敢再说！”他也不敢出来。我又到县土地局去找，局长说马上去调查。

来倒来了，日他妈，告一回，来一回，来了好多趟，哪一次都是吃吃喝喝，看看问问，说一堆废话，拍拍屁股走了，就是没结果。砖厂一直都没停。我跑去找土地局长说：“你们别来了，来了就是混饭吃，你看俺们村的饭好吃是不是？”他装糊涂说：“你们那砖厂已经叫停了，还没有停吗？”我说：“×局长，我要是胡跑哩，你把我关起来。”我告的时候，把土地法研究了好多遍，知道占耕地、挖土不对，我去的时候，怀里就揣着土地法。我说：“×局长，我这儿有土地法，要不我把它拿出来念念，看到底对住哪一条。”他说：“你别念，我都知道。”

到二〇〇四年的时候，砖厂才彻底停下来，不是上面查得严，也不是韩家河娃发善心，是实在没啥可挖了。这一百多亩地长短是彻底毁了。现在，人们也不用土砖了，用的是石灰砖，从河里挖沙，用石子弄成混凝砖。村里地是不挖了，改挖河了。你也看见了，河成啥样了。

说起当年告状的事，父亲和老贵叔眉飞色舞，比比划划，很是兴奋，当年，就是他们俩在那儿跑上跑下，四处策划告状，不知道有多少人恨他们。在村子里，他们是典型的“另类”，没事瞎折腾，自己的日子也没过好，只知道管闲事。

父亲看见我不屑的神情，骂道：“你别小看你老子，俺们干的可是有利于子孙的好事。你看这大坑，这百十亩凹陷地，这隐患可大着哩，梁庄这几年是没发大水，一发大水可是不得了。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河里一发大水，就淹到村里，麦秸垛都漂起来。”

是的，是的，我当然记得，暴雨来临，村里一片汪洋，每家都在疏通水道，但水仍四处漫溢，根本无处疏通。很多人家只有在门口挡些沙袋。有一年夏天，家里的厨房后半角塌了，只好这一半淋着雨，在另一半烧水做饭。可是哪有柴呢？村头麦场里的麦秸垛都漂流着，很难过去，即使冒着踏进坑塘的危险，侥幸到了那里，所掏得了的也是半干半湿的麦秸。于是，那一段时间，几乎每家都是狼烟滚滚。

父亲说，那时候这砖厂已经开始祸害了，现在敢再发一次大水？可是不得了，原来的河坡已经给挖没了，顺着这凹陷地，水顺顺溜溜地把整个村给淹透了，没有退的地方。谁管这些事？你看现在的当官哩，说是来村里调查，全是走过场。所以老百姓不待见他们，走到谁面前都给他扭个脊梁。

老贵叔往地上狠狠吐了口唾沫，说：“那年，村里不让宋承信挖窑，宋承信开大会时候说，我宋承信来给你们带来多少幸福？！我心想，日你妈，你把俺们地挖挖，弄几个憨娃儿给你干活，你说给俺们带来幸福？你捉俺们这老鳖一哩！他们不懂，我还懂一些呢，非把你给告下来不可。”

黑色淤流

坑塘，就是散落于村庄内外的水塘，北方农村口语叫“坑”，书面语叫“坑塘”。

在梁庄，大大小小有六个坑塘。小学前边有一个大坑塘，中间有一条窄窄、弯曲的小路把它隔开，这是童年时代我们上小学的必经之路。一到夏天，暴雨过后，这条路便成为魔鬼小道，坑塘的水往往会涨过小路，只留下断断续续的残面。几个小伙伴手拉手，打着赤脚，走着走着，就会听见“扑通扑通”落水的声音。好在坑塘边的坡很缓，水也并不深，都能顺利爬上来。如果遇到连绵的阴雨天气，那就糟糕了，村里到处都是泥泞，猪粪鸡屎被泡得到处流，一些碎石头、碎砖块什么的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硌得脚生疼。从家里出发到学校那段三百米的路，不知要踩到多少粪便，看着脚趾缝里挤出来的黑色或黄色的，散发着湿臭味的粪便，那浑身的汗毛都要竖起来。

虽然如此，小学前的坑塘仍然有我美好的回忆，坑塘里种满莲藕，一到夏天，青青的荷叶铺满整个坑塘，间或有粉红色的花高高地冒出来，随风摇曳，然后，慢慢变成莲蓬，里面的莲子圆圆的，鼓鼓的。等不及成熟的时候，趁大人不注意，我们几个小伙伴会手拉手，连成一串，蹚进水里，去摘那最近的。那莲子，咬一口，满嘴的清香。

还有就是那个有着青石桥的坑塘。青石桥把一个大的坑塘分为两个，左边进到村庄里面，就是我家那一片，右边往外延伸到公路旁，在它旁边，有一条较宽的土路，也从村子的另一边通向公路。土路往上，就是梁家的自留地，每家约有几分地，种些辣椒、茄子、萝卜等蔬菜自给。路和自留地中间有一棵野生的大桑葚树，每到春末夏初，紫红的桑葚结满一树，我们女生用土块、棍子打，桑葚落了下来，砸进土里，浸满了灰尘，根本无法吃。那些男孩儿却“蹭蹭”地爬上去，摘满一兜，一溜烟就跑。

左边的那个是全村最大的坑塘，几乎和小学前的坑塘连在一起，中间就隔着一条大路，这是村庄的主路。或者，它们原本就是一起的，有了村庄，有了路，才使得它们彼此隔离。坑塘的前后，相隔着两个大打麦场。靠村子里边的打麦场，既是打麦子、晒庄稼的地方，也是平时村里娱乐的地方。红白喜事放电影的，唱戏的，送葬报庙跪哭的，都在这个打麦场里进行。尤其是放电影的时候，那是全村人的节日，虽然电影通常是因为葬礼才有的。在那一刻，死亡与新生，哭泣与喜悦都是真实的，即使是刚才还在为葬礼的恸哭而情不自禁地流泪，因死亡而害怕，到了电影场上，那神秘的未知世界马上吸走了全部的悲伤与害怕。我们这些小孩儿下午一两点就搬着小凳子占位，相互换着回家吃饭。夜幕降临，白色的电影幕布拉开，神秘、尊严、光华立即笼罩着整个打麦场。电影开始了，全场安静，只有放映机“沙沙”的转动声和幕布上的奇异世界，所有的人都痴迷地看着。

夏天来临，我们去田地割麦子，拾麦子。傍晚的时候，一群小伙伴就在坑塘里凫水，大人和小孩，男人和女人各自自然分区。在坑塘里游泳，我们称为“凫水”，但当跑到河里，就称为“洗澡”或“游泳”。约定俗成，东边是男的，西边是女的，偶有坏小子，在水里乱窜，经常被一群女人打得抱头鼠窜。

那时候，有鸭在上面游来游去，有鱼在水中游动，有人在洗衣服，还有鳝鱼在泥里钻来钻去，但水却并不脏。在浅的地方，甚至能看到下面的石块和黄泥的颜色。听大人说，这坑塘下面都有泉眼，因此，才有自净功能。下雨涨水后，我们在坑塘里摸“螺壳”，一种大的贝壳类水中生物，打开后，中间有一块很大的肉，炒一炒很好吃。

还有一个坑塘位于韩家和梁家连接的地方，也是中间一条路把坑塘左右分开，路的地平面几乎和水面一样高，每到下雨之后，两个坑塘就成为一个整体了。它在村庄的内部，我家往右走过去，再走三家，梁光升家、梁万虎家、赵嫂家，就到了坑塘边。赵嫂家门口有一大块平地，也是这一片的饭场，吃饭的时候，大家都端着碗，聚在这里，谈天说地，打情骂俏。在模糊的记忆中，是汉玲嫂子和清军妈的对话。虽然并不明白她们在说什么，但从她们掩着嘴笑、红着脸的神情，也隐约明白，她们说的是那种话，因此，也总是快快逃走，这是小女孩儿的一种本能。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有一种震惊，清军妈是木讷、老实的人，在家也不怎么说话，出去更是那种畏缩、害怕的农村妇女，但是，当她们说着夫妻间的笑话，那飞扬的、羞涩的、暧昧的神情，有一种女人的美，有说不出的情趣。然而，有谁看到，又理解了她的情趣呢？即使那个有着某种震惊的女孩子，也是这么多年后才突然有些明白。

必须承认，当有回忆加入的时候，当岁月、时间一起来塑造我的回忆时，我有“溢美”的嫌疑。但是，如果你看到今天我的村庄的坑塘，你就明白，这种“溢美”是因为它今天的“死亡”。彻底的“死亡”，毫无拯救的可能。

梁庄小学门前的坑塘已经只有一小洼死水了，那些黑色的藻类植物上面爬满苍蝇，它曾经的深度，那淤泥里的莲藕（也许当年的干净正是它的作用），那荷花、莲蓬，都已经消失，变为地基、房屋。

打麦场及打麦场上的坑塘，都不见了。我们曾在那打麦场上翻筋斗，看电影，躲在麦秸堆里看小说，任凭双方家长喊得声嘶力竭也不回应。一座座崭新的房屋伸进了坑塘里面，也不知填进了多少泥土。而昔日凫水游泳的宽阔水面已经只剩下一个可怜的小三角水域。

还有那旁边长着高大桑葚树的坑塘，如果你在这个村庄长大，怀着美好的记忆来寻找你童年生活的影子，你看到这个坑塘，你会流泪的。那是一片黑色的淤流，静止的，死亡的，腐败的淤流，没有任何生机。一棵枯树倒在水面上，树干是黑色的，那水面上的树叶，不知道是何时落上的，铺满了整个坑塘，也是黑色的，彼此粘连，固定在水面上，没有任何流动。上面扔着塑料瓶、易拉罐，小孩的衣服，还有各种生活垃圾。你不能走近它，它的臭味会刺激得人睁不开眼睛。

黑色的淤流，黑色的死亡，黑色的气味，让人莫名地害怕。而在它的周边，前边、左边、后边，是一座座新房。我的族人在这里打水，呼吸，吃饭，经历着人生的悲欢离合。

韩家那连成一片、曾经有鸭子飞过水面、在一个少年心中留下最初的美的痕迹的坑塘，现在，只剩下一个污水坑和潮湿的、滋生着苍蝇和虫蚁的浅浅的泥地。那曾经的深度，也变为地基，上面矗立着房屋。那传说中的坑塘的泉眼呢？自动消失了，还是被地面上的房屋给牢牢地封住了？

这就是我的村庄。我故乡的人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他们挣了一点钱，盖起了楼房，过起了幸福生活，然而，又是在怎样的黑色淤流之上建立所谓的幸福生活呢？

但是，我又能指责谁呢？指责“我故乡的人们”，如此破坏环境，如此不注重生态平衡，如此不重视自己的生存质量？似乎有些矫情。他们看到的是，他们的房屋在越来越好，哪怕他们不得不夫妻、父子、母女常年分离；他们不再需要忍饥挨饿过日子。他们可以在春节时回到村里，坐在新房子里，招待着亲朋好友，这仅有的几天，可以使他们忽略掉那一年的分离、艰辛与眼泪，也的确是他们的幸福所在。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否应该还有别的路，历史他老人家规定了他们的生存之路，他们以为这就是全部。他们忍受，并努力从中寻找幸福的感觉。

我又能说什么呢？当面对我的族人亲切的、和善的笑脸，当倾听他们的艰难人生和悲欢离合时，你又怎能告诉他们，这已死的、肮脏的坑塘，也应该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河岸

黎明，行走在寂静的村庄里，走过小路，走进树林，穿过长长的河岸，那各种鸟儿缠结在一起的鸣叫，繁复、高亢，仿佛给人以最细微的震颤和愉悦。站在河坡的上端，朝雾茫茫，暖红色的太阳正在缓慢升起，没有霞光万丈的灿烂，在河水雾露的蒸腾中，一切都温润、宽广、柔和。逐渐地，河坡里出现了三三两两的白羊，黝黑、笨重的牛群。堤上蹲着大人，小孩奔跑着，时而发出清脆的笑声。钓鱼的人几乎赤裸的身体，泥塑般一动不动。河流弯弯曲曲，流水深沉而平缓。平原上，浓密的、高高低低的庄稼健康、清新，绿得有些苍茫。晴空下，往远处望，那绿色的原野覆着一层淡淡的雾。一切都充满令人欣悦的生命力，一种阔大的自然之美所产生的愉悦。

有谁在林间的小道、河岸的沙滩上、铺满青草的河坡中，静静聆听这刚刚开始的一天，这将要逝去的一天，这逐渐失去灵性的清晨、中午、傍晚？人的声音走动，鸟儿远去，自然的灵魂随之远离了我们。这些曾欢快地迎接太阳升起、黎明将至的精灵们沉寂了，只有偶尔几声的应答，凄楚、孤独、惶恐，似乎只是为了证明彼此的存在才发出的声音。

童年时代的夏天，整个村庄的人都是早早吃完晚饭，大人小孩，走路，或骑着自行车陆续从家里出发。黄昏的时候，河边已经人声鼎沸。人们在河里洗澡，在河边的树阴下谈天说地，谈情说爱，在细软洁白的沙滩上仰躺着，享受着星空与大地。

从我村庄后面长长的河坡走下去，是大片大片浓密的树林。林子里有养鹿场，有一个小湖洼，湖上还有成双成对的野鸭。一下雨，整个河坡青翠、深绿。少年时代，这条河陪伴我度过了孤单而又悲伤的初恋。我逃学，一个人，在河里游荡，采那树林里一片片紫色的紫汀花；下雨天，我不打伞，赤脚走在河坡的草地上，踩那小水洼里青青的草，洁净透彻的水、细细柔软的草，让人心疼；我躺在那秋天变为金黄的蚂蚁草上，宽厚，踏实；我在草地上翻滚，呼吸，静默，望着西天火红的云彩，我想象那是一匹马，带我奔向遥远的地方。

那春天鹅黄色的柳树，那清澈见底的河水，那树林深处的可爱小鹿，那成双的野鸭，那细白平缓的沙滩，一切都充满着无以言说的微妙的美。我对美的感受，对自然的向往，对蓝天白云的向往与渴望，是在这河边形成的。

然而，有一天，这一切，突然消失了。似乎一夜之间，河坡里的密树消失了，我年少混沌的眼睛没有觉察到它们不间断地被砍伐，直到那绿色的河坡成为空旷的荒野。那林中的小鹿、湖洼、野鸭、芦苇荡，不知什么时候，都消失了。河水越来越少，有许多地方只剩下干涸的河底。河水黑亮亮的，像汽油，像常年擦拭却从来没洗过的抹布的颜色，在河岸宽阔、河水深静的地方，从远处看，这黑色的流动，倒是显得颇为庄重、沉稳。整个河道上散发着一种可怕的臭味儿，是夏天化工厂旁边流出的废水，经过高温蒸发后的那种刺鼻的工业味儿，是某种坏了的发酵物，甜丝丝的又带着血腥的味道。这些气味使所有走近的人禁不住头晕、窒息、呕吐。河面上漂浮着各种白色、黑色、杂色的泡沫。在那旋涡回流的地方，用打火机轻轻点燃泡沫，“呼”的一下，火就沿着岸边的泡沫蔓延开去，能延续百余米，非常壮观。它突然释放出来的味道，足以把人熏倒。

从八十年代到现在，在中国的大地上，你能找出几条没有被污染过的河流？我们只有跋山涉水，到无人区，才能找到一片能够倒映蓝天的、清澈的水，而一旦被人发现，那一片水，离它的“死亡”之日也不远了。

我家乡的那条河，只是无数被污染的大江大河中的一条，它叫“湍水”。它绵延几百公里，贯穿了穰县大部分乡镇和村庄。郦道元《水经注》中这样记载“湍水”：

湍水又南，菊水注之，水出西北石涧山芳菊溪，亦言出析谷，盖溪涧之异名也。源旁悉生菊草，潭涧滋液，极成甘美。云此谷之水土，餐挹长年，司空王畅、太傅袁隗、太尉胡广，并汲饮此水，以自绥养。是以君子留心，甘其臭尚矣。菊水东南流入于湍。湍水又迳其县东南，历冠军县西，北有楚堨，高下相承八重，周十里，方塘蓄水，泽润不穷。湍水又迳冠军县故城东，县，本穰县之卢阳乡、宛之临駣聚……湍水又迳穰县为六门陂。汉孝元之世，南阳太守邵信臣以建昭五年断湍水，立穰西石堨。

清代学者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中又提到：

《续汉志》郦县《注》引《荆州记》，县北八里有菊水，其源旁悉芳菊，水极甘馨。中有三十家，不复穿井，仰饮此水，上寿百二十，中寿百余，七、八十者犹以为夭。汉司空王畅、太傅袁隗为南阳太守，令县月送三十余石。饮食澡浴悉用之。太尉胡广久患风羸，南归，恒汲饮此水，疾遂瘳。此菊茎短葩大，食之甘美，异于余菊。

想象着几百年前的湍水，它流过我的家乡。在那河岸两旁，生长着如奇葩般的菊花，味美异常，滋润着河水。河水因此甘甜，土壤因此肥沃，人亦因此而长寿，而健康，而君子。那该是怎样的桃源世界与桃源生活？

河的终结

路过县城北边的橡胶坝，那里围站了许多人。还以为是当地人开发的什么娱乐项目，却马上听说，是淹死了一个青年。中午最热的时候，三个年轻人来游泳，其中一个年轻人一下去就不见了。我去的时候，消防队已经在水里捞了六七个小时。河岸的两边有人在断断续续地哭。

岸边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这几年这个地方每年都会淹死四五个人，多是些年轻人。去年淹死两个高中生，高考完，从外地来这里走亲戚，只有十七岁。前些年，这一河段聚集了大量的挖沙厂，在这一段的河底留下很多很深的沙窝。现在，这里已经被挖沙厂遗弃，因为已经挖到黄泥层，没有沙了。

在和旁边两位五六十岁的老人攀谈时，我问道，有没有人想到应该追究挖沙厂的责任，或找河道管理部门问问。这两位看起来是退休干部的老年人想了想，说：“倒也是，可是人家都不在这儿了，再说，河底的事儿，谁能说得清？”没有人去追究挖沙厂的责任，多是说：“这有啥办法，你找谁，谁会负责？”任凭哭得伤心欲绝，天昏地暗，也没有动一下去追究的念头。而围观的人通常的议论也是：“这娃们不懂事，明知道这里有旋涡，还要往水里跳。”

暴雨渐小，天已将黑，河边的哭声突然大了起来，女性的声音，如裂帛般撕裂阴暗的天空。肯定是落水的人找到了。我也跟着人流，踩着泥泞，往河边跑，第一次充当了这样的围观者。

人已被捞了上来，一名女性家属紧紧抱着，一边用手捏青年鼻子里不停冒出来的白沫，一边撕心裂肺地哭着。青年瘦长，眼睛紧闭着，脸部、身体的颜色已经发青，从眉眼来看，是一个相当帅气的小伙子。男性亲属不顾人们的阻拦，拼命地按压青年的胸部，做人工呼吸，发现无望之后，哭了一会儿，又去做，仿佛是为了安慰自己内心的伤痛。河那边的家属汇合过来了，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有软弱的围观者也悄悄地擦着泛红的眼睛。

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就被称为“尿泡眼”，并且至今为止一听到哭声就忍不住流泪的我，却没有眼泪。有些麻木，有些疼痛，也有说不出的苦恼，仿佛有一层迷雾遮住了我通往乡村的道路。

回到哥哥家里，和哥哥的几个朋友说起橡胶坝淹死人的事儿，大家说了好多例子。每年，就家乡这一段河流，都有数十起淹死人的事情发生。家长屡次威吓孩子不许去河里洗澡，但是有一条河，又是在炎热的夏天，怎么可能管住一群小孩不受水的诱惑呢？四个少年，都是十一二岁的样子，趁着爷奶睡午觉，偷偷溜到河里去洗澡，结果，四个孩子，两个没了。其他两个孩子回来也不敢说，过了一天，才告诉家长，其中一个小孩连尸体都没找着。王家去年还淹死一个大人。带着小孩儿去河里洗澡，大人脱光衣服，跳进河里，“哧溜”一声，人便没见了。小孩在水边哭，大家才知道淹死人了。

沿着河道，我们慢慢行走，我想了解河里挖沙和河道的情况。不管怎样，有河流的地方，哪怕是千疮百孔，总是美的。河坡新栽的杨树已经长到了碗口粗的样子，一片郁郁葱葱的新绿，这是新县委书记来之后发展的杨树经济，能不能赚钱还不知道，但确实是改善了生态。洁白的路，蜿蜒起伏，在树林中延伸，紧临着河道，是一丛丛巨大的芦苇，一个个挖沙遗留下来的大型不规则沙窝，大部分浸满了水，和河流两岸白色的鹅卵石、沙滩映衬在一起，沿着路绵延下去，竟有意外的风情。当然，这里的沙、水都物有其主，被大小的沙厂老板分治割据。夏天来临，水位上涨，这些沙窝就形成无数的大旋涡，或者是表面很平静的深流。人一下水，通常都是被深水激死，或者被旋涡卷走。

挖沙机横在水里，吊机悬在空中，黝黑，有立体感，从远处看，甚至是不错的风景。机器旁边是一堆堆巨大的沙子，拉沙的卡车“隆隆”地来去，一派繁忙景象。宽阔的河道被挖掘出许多杂乱的小支流，河水也随意漫流着。有些地方清浅无水，有些地方水流却非常急。

大约五里的路程，约略数了数，竟有将近二十个的挖沙机，平均一里地就有四个，有些地方更集中。儿子和他的小表哥早就按捺不住，撒腿就往河里冲，被大家齐声制止了。我快步冲过去，把他俩拖离水边，命令他们只许远远观望。我为自己反应的迅速感到庆幸，但同时，却更加感到悲哀。平静的河流暗藏凶险，随时都可以吞噬人的生命。虽然天空干净，有鸟飞过，清流缓缓，但洗澡，在河边玩耍，却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这样大规模的采沙对河流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为此，我找到了县水利局的副局长，他给我讲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采沙对当地的建筑业有贡献，现在国家在大力搞建设，哪一个建筑项目，民用的、公用的，不需要沙子、混凝土？烧砖也需要，土，国家不让挖了，只有烧石灰砖，必须得挖沙挖石子。这些从哪里来？只有河里产这些东西。采沙对河的生态会有影响，但影响不大。采沙户每年换证，对采沙的范围、宽度、深度、方式都核定过的，不影响河水的走势，而且采沙厂也不是什么时候想挖就挖的。譬如，水利法规定，主汛期就不允许采沙。汛期采沙船一定要上岸，不得采沙。但是，这屡禁不止。政府要采取果断措施。不上岸不靠岸，带着机械手，去切割他的船，弄一个，吓唬吓唬就好了。

采沙是水下作业，很难把握，你说只允许采一米五至两米深，都会往深处采，只能现场估计，不很准确。另外，水流来流去，自己也在不断变化，河道本身就高低不平，你不可能在每一家挖沙厂开工之前都量一量，也量不出来。

而且，从客观上讲，河水深很难确定是因为采沙造成的，在水下，操作系数很难，没法管。既然采沙，肯定有所影响，只是大小问题。如果挖得深些，有可能形成潭，河底高低不平，人走着走着，忽然有个潭，一个大旋涡，下去肯定不见了。

反过来说，你就是不挖沙，不管它，河水也在演变，水力的冲刷，都会改变水下的情况。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仅仅归结到过度开采上也是不合理的。再说，原来没有大量采沙的时候，河里不也常淹死人吗？你看河里的水质好像稍好了些，清了许多，但是上游的造纸厂又要开工了。这个造纸厂是邻县的支柱产业，它停了，县里少了许多税收。所以，一直是开开停停。这是典型的地方保护主义。你也没办法，每个县都是这样。那些治污设备也进了，根本不用。设备运行费用太高了。上面检查了，开几天，排污达标了；走了，又停了，检查团心里也像明镜似的，看透不说透。

实际上，这几年环保力度在加大，咱们县化肥厂不也停了吗？也是因为排污的问题。上面对环保要求越来越高。水污染防治法，主体是环保局、水利局配合。排污口的设置需要水利部门安排，根据污水量的大小，还要保护水源地。现在体制改革，按功能管，大部委，统一化，一体化，从整体看是好的，方便了许多，减少了职能重叠和交叉。

但是，河水污染并不意味着地下水的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并不一定就直接联系。农村地下水污染问题并不严重。但咱们这里是含氟量比较高的地区，原有的地下水形成过程中含氟量比较高，容易黑牙根，骨质疏松。还有几个地方的地下水含砷，含氟多，还是高盐。我们县前年普查，一百五十万人中有五十三万人是氟齿。

这几年县里开展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去年解决了三万五千人的农村饮水安全问题。打井比较深，地下两百多米，在村里办自来水厂，把管道拉到各家各户。城里的水都加氯，但是到两百米就不需要加氯。

我管水，但是我也只能让孩子站在岸边。我们局里有一个同志的小孩，十六岁，就是前几年被淹死的。现在农村家长，包括城里家长绝对不让小孩去河里洗澡。像原来，洗澡是每天晚上的乐事。城区这一河段人口比较密集，一直到铁路桥那地方，水也比较深。每隔一段，我们就放一个警示牌。但是，没用。小孩子不听话，一到夏天就往河边跑。

在访问的过程中，觉得自己似乎是在小题大做，所有的问题都被轻轻化解掉，因为对于所有人来说，这都不是问题，或者说，这是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的问题，因此，出现些事情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席间吃饭的水利干部也只是谈自己的看法，在具体做工作时，也许非常敬业，至于挖沙与生态，它们与我们的生存质量和生命本身之间的关系，并不属于他们的思考范围。何况，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你的确无法测量挖沙者到底挖得有多深，你也不可能让挖沙者停止挖沙，因为这是合法经营，行业更是需求量很大。

河流，一个国家的生态命脉，一个民族未来的保障，但是，在过去十几年中，我们却把它提前终结了。我们生活在干涸、散发着臭味、充满诡异气息的河岸两旁，怀着一种绝望、暗淡和说不出的恐惧。如果这一切再不改变，大灾难要来了。或者，其实已经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