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在经济改革的路上
“国进民退”的故事
抗战胜利后的国营化是中国后来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基础，它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制度障碍之一。
在过去的一年里，有一个名词在经济界似乎名声不太好，叫做“国进民退”。它指的是，在某些关键性产业领域中，国有资本比民营资本获得了更大的利益空间。有关部门，比如国家统计局、国资委等官员曾专门出面否认有此等现象的存在，这至少表明，大家都觉得这不是个好现象。
下面说一个类似的陈年往事，以证明它的的确确是一个很不好的、甚至很应该骂粗话的糟糕现象。
话说1945年抗战结束，百废待兴，国民政府开始接收敌占区的工业资产。在一开始，局势似乎在朝市场化的方向推进。经济部拟定了一份《第一个复兴期间经济事业总原则》的方案，特别强调把国营企事业的范围限定在军工、造币、主要铁路和大规模的能源动力经营以及邮政电讯等若干重要公用事业方面。鼓励私营企业在政府经济建设总计划的指导下发展，并由政府在财政、运转设施等方面给予援助，且在实际经营中，享有与国营企业平等竞争的地位、权利和义务。此外还特别强调，在政府供职的人员禁止经营和管理任何在其监管职能范围内的企业。《总原则》在最高国防委员会上表决通过，并公告天下。
以今读之，这份《总原则》的精神与30多年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思路很有神似之处，甚至在一些表述上都几乎一致。这是1934年之后，中央政府提出的最具市场化精神的纲领性文件。可是，后来发生的情况则是，看上去很美的《总原则》自出笼之后，就变成一纸废文，徒给后人留了一道长长的叹息。之所以会这样，一是顽固的国家主义理念仍是主流，若非决策者的绝大决心，很难被一纸《总原则》否决，二是官僚资本集团已经与国营垄断体系形成了一个制度性的共犯结构，他们成为市场化改革的最大反动力。经济部里的那些书生当然无法与行政院和财政部的宋子文等官商抗衡。
在宋子文的主导下，一连串以“中国”为名号的国营垄断企业纷纷挂牌诞生：中国盐业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造纸公司、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他们以划拨的方式无偿得到了数以千计的、资产质量最好的资产。
这些中字号企业中，最典型的是宋子文直接控制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自晚清以来，纺织业就是中国最重要的民生产业，而且长期为民营资本所掌控，在这个领域出现了张謇、荣氏兄弟等众多企业家，它可以说是民营资本集团的最后一块阵地。此次，宋子文利用接收的天赐良机，来了一个大抄底，他接收了日资在华的所有纺织工厂，还将上海、天津等地的众多大型华资纺织厂纳入囊中，官僚和国营集团分文未出，一举拿下全国总纱锭的37.6%和全国织布机的60.1%，几乎完全垄断了中国的纺织工业。
就这样，在1945年之后，国民政府把接收的敌产归为国有，使资本国家化，进一步充实了国家资本的力量。从产量计，国家资本从此控制了全国煤的33%，钢铁的90%，石油和有色金属的100%，电力的67%，水泥的45%，纱锭的37%，织布机的60%，此外，铁路和银行早已被完全掌握，一个强大而垄断国家的资本主义格局全面形成。统计显示，到1948年上半年，国家产业资本已经占全国产业资本总额的80%以上。
当代经济学家杨小凯在他的经济史笔记里评论说：“不幸的是，抗战胜利后，这些日本私人资本大多被转化为中国的官僚资本，不但在接收过程中因贪污和不同单位争夺资产而受损，而且以后成为官商不分、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工具……这个国营化也是中国后来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基础，它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制度障碍之一。”
所以你知道，“国进民退”为什么那么让人讨厌了吧。
“国进民退”的故事之二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经济权力分配的逻辑和办法是紊乱的。是集了好还是分了好，现在还真是一个问题。
在世界史上，中国是唯一保持了两千年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的古老国家。因此，历史学家马克·艾尔文(Mark Elvin)在《中国以往的模式》中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是它的一种文明。”这种文明的一个重要命题就是，如何处理中央集权与地方放权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谈清楚过，历代更替大半与此有关。我们今天就说说它在经济层面上的体现。
一个国家经济权力分配，主要是在两种关系上展开的，一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二是政府与企业之间。在中国，1978年之前，企业全数为国有化，无所谓权力下放的问题，所以，建国后分权的问题主要发生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分权的逻辑和办法是紊乱的，而且集了又分，分了又集，数度反复：
——先是中央高度集权。建国之后的1950年，政务院颁布法令，决定实行集权管理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规定地方的财政收入一律上缴中央，地方的支出一律由中央拨付，地方财权几乎为零。
——接着是充分放权。1956年，毛泽东发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提出要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于是两年后，中央向地方大规模放权，其中包括向地方政府下放计划权力、下放企业管辖权、下放物资分配权等。总之，能放的权都放了。同时，在工商界和农村则发生了相反方向的运动。前者是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全部实现了“公私合营”，后者搞的是“归大社”运动，到1958年就变成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农民从此失去了对土地的所有权。
——然后又是一次大集权。在经历了荒唐的“大跃进”及可怕的“三年大饥荒”之后，1962年中央政策再度大转弯，在1月份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强化了集中制和全国一盘棋的思路，随后从地方收回了绝大多数原来下放的权力。
——接着又是大放权。1966年，毛泽东在杭州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经济实权还是仍应分散到各地区去。于是，又是一轮手忙脚乱的“大分权”。这之后，紧接着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已无效率和秩序可言。
如此集了再放，放了再集，最终造成的局面是，中国经济陷入“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放了再乱”的恶性循环。它实际上表明，在集中计划体制内寻找集权与分权之间的平衡，无论在经济的意义上还是在政治的意义上，都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1978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放活企业成为一种共识。由于中央财政十分羸弱，已无力大规模拨款投资，所以，中央也大胆地向地方放权，这充分发挥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积极性，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地区之间以邻为壑、互相封锁和分割市场的“诸侯经济”，更严重的是造成了“地方肥，中央瘦”的财政格局，中央财政在财政总收入的比例逐年下降，竟成了“讨饭财政”。
对于这样的景象，如何判断，是否需要修正，怎样从理论的层面上进行阐述和评价，成了经济理论界的一个大难题。争论到1994年有了结果，就是实行所谓“联邦财税制”的分税制改革，中央将税源稳定、税基广、易征收的税种大部分上划，消费税、关税划为中央固定收入，企业所得税按纳税人隶属关系分别划归中央和地方，增值税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按3：1的比例分成。这一税制的执行，在财经的意义上标志着中央集权的回归。
纵观二千多年来的中华治理史，历代重大的经济变革从来都是在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数次影响深远的改革运动，无一不是通过加强中央集权来保证对经济的控制力，并大大提高了政府的收入。
本轮中国改革，前十五年是自上而下的充分放权，后面的年份则是自下而上的重新集权，是集了好还是分了好，现在还真是一个问题。
民间金融血脉的丧失
在此之前的所有朝代，钱庄都是被民间所控制的，可是从1935年之后，金融业被彻底官营化了。
记得我之前写过一次“国进民退”了，不过意犹未尽。今天再说一段“玄宗旧事”。
据我的粗略统计，从洋务运动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前，“国进民退”的事情至少已发生了五次，分别是1884年、1910年、1935年、1946年和1951年。这篇专栏，说的是第三起，发生在上海，关于银行业。
1916年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的民营企业曾经有过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也是文化界百家争鸣的繁荣期。到1934年前后，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大萧条。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了国有资本对民营银行业的一次重大清剿事件。
在1935年3月之前，中国金融业的主动权仍牢牢握在私人银行家手中。政府直接控股的银行只有中央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两家，总资产仅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11.7%，其余资产中的九成集中在上海银行同业公会的成员手中，其中，资本最雄厚的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占到全国银行总资本的1/3，是中央银行的三倍。中国银行的大股东、总经理张公权俨然是银行业的魁首。张公权是百年一出的金融奇才，他不但手拥巨财，而且领导着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办有《中行月刊》等杂志，处处展示银行家的话语权。他对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的赤字财政政策一向不满，结果被后者视为眼中钉。
就在经济危机最为严峻的时刻，孔祥熙施展合纵连横之术，突袭中国银行。2月13日，由杜月笙出面发请柬，邀请上海金融界和实业界的大佬们开会商议应对经济危机的策略。会上，作为政府代表出席的孔祥熙突然提出建议，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组成一个“三行小组”，对陷入绝境的上海工厂给予“尽可能的贷款援助”。到3月9日，在孔的主持下，各方人士形成决议，由中国银行牵头组成援助财团，提供500万元的无抵押贷款和1亿元的抵押贷款。
3月23日，孔祥熙突然宣布了一条让人瞠目结舌的决定，政府出于管制的需要，要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增发它们的股票，1亿元公债将不再按原来设想的贷给工商业者作救济之用，而是要用来购买两行的股票。他以财政部的名义，指定了购买金额的分配，其中2500万元和1000万元分别购买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股票，3000万元作为增加中央银行的资本，剩余的3500万元作为弥补政府的欠债。
这个方案最荒唐的地方在于，第一，银行的定向增发没有任何的溢价；第二，政府用来购买股票的钱正是它发行给银行的公债。这好比让猪吃自己的蹄膀。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股本分别为2500万元和1000万元，孔祥熙的增发购买计划，让政府一下子成了两家银行的绝对控股大股东。同时，孔祥熙直接宣布，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被免职，“升任”中央银行第二副总裁，张以“劳累”为由拒绝到任。交通银行董事会也随之改选，就这样，中国、交通两大银行尽入官家之手。
事态演变至此，孔祥熙的棋还没有下完。当时上海金融界还有中国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三家较为重要的民营银行。在三个月中，孔祥熙挟央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资金实力，大量囤积通商等三行的通货，然后突然一下子拿出来要求兑现，原本已陷入困境的三行当然无法抵抗，只好乖乖投降。
半年之内，孔祥熙一举收编上海五大民营银行。中国金融格局陡然乾坤逆转，国营资本在全国银行中的资产比例从不到12%猛增到72.8%。
如果放到两千年中国商业史来看的话，1935年是一个偌大的转折点：在此之前的所有朝代，钱庄都是被民间所控制的，可是从这一年之后，金融业被彻底官营化了。孔祥熙是靠钱庄发达的晋商之后，民间金融的血脉竟断在他手中，真不知是报应还是宿命。
为“商品经济”翻案
从“计划经济”走到“商品经济”，在这期间发生了多次激烈的争辩和反复，从中可以读出中国改革之艰难和曲折。
马洪（1920年-2007年）是当代改革史上一个十分传奇的人物。他对宏观经济管理和工业经济非常娴熟，曾参与多个中央经济文件和战略规划的拟定。
1984年7月的一天，他登门造访吴敬琏，邀他同去东北参加一个发展战略规划讨论会。马洪从文件包里拿出一叠文稿，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这叠文稿的背后，风潮汹涌。它涉及改革史上一个十分敏感而重大的“名词解释”之争：到底该如何定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总的来说，主要是两个名词的选择：A.计划经济，B.市场经济。
是A还是B，看上去泾渭分明，非此即彼。但是，由于中国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实际的情况却远远要复杂得多。日后我们知道，从A到B，我们整整走了15年。在这期间，发生了多次激烈的争辩和反复，还出现了多个阶段性、交叉性的“中间态名词”，从中可以读出中国改革之艰难和曲折。
1980年9月，时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的薛暮桥为体改办起草了一份题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文件，其中写道：“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他认为，提出商品经济这种说法“是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挑战”。
薛暮桥的提法得到了胡耀邦和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但也遭到了另一些人的反对。1981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印发了一份《当前关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几种观点》的材料，它把国内的经济学家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坚持计划经济的；第二类是不那么坚定地赞成计划经济的；第三类是不太坚定地赞成商品经济的；第四类是主张商品经济的。其中，邓力群等列名第一类，薛暮桥、林子力等被划为第四类。此刻，摆在吴敬琏面前的这份文稿，便是改革派试图推翻1982年的“定论”，为商品经济翻案放出的一个试探气球。
马洪等人敢于在此时“探险”，也与当时的宏观氛围分不开。从1984年开始，中国经济从整顿中走向复苏。在元旦过后不久，近年来除了出国一直坐镇北京的邓小平突然决定到南方看看，这是他一生中两次著名的南方视察的第一次。正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之下，国务院主要负责人授意马洪，给一言九鼎的老革命家们送上一篇试探性的文章，看一看是否可能在10月份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重提“商品经济”。
当获知有影响的“老同志”对这篇报告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之后，9月9日，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题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9月11日和12日，邓小平、陈云先后批示同意。紧接着，在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领导的坚持下，经过人员调整的十二大政治报告起草小组对所有的表述作重新的拟定。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那几天里，最开心的人是薛暮桥。《决定》实际上为他两年前的检讨平了反，而10月25日正是他80岁的寿辰，更让他开怀的是这天中午，他的小女儿为他生下了一个小外孙。至此，在历经几年的大争辩中，“商品经济”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被确定为改革的目标。我们即将看到的景象是，日后还将有新的大反复，而最终，新的争论的尘埃落定是在1992年。
“放小”放出了大文章
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期间，在“放小”问题上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地区，无一不遭到来自传统意识形态的严厉批判。
在国有经济整体上陷入困境的1994年，新任主管工业工作的副总理吴邦国提出了一个新思考：不可能把几十万国有企业都搞好，而只能通过抓好1000个国有大中企业，放活中小企业，把整个国有经济搞好。于是，确立了国有企业改革“抓大放小”的新思路。但是“放小”的道路很不平坦。
早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就已经指出，“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成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和个人”。但是，在“放小”问题上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地区，例如广东顺德、山东诸城等地，无一不遭到来自传统意识形态的严厉批判。
1996年3月中旬，朱镕基到诸城调研。正是这次出行肯定了诸城的做法，同时也引爆了一场激烈的大争论。
诸城是山东省菏泽市辖内的一个县级市，它的“放小”试验是从1992年就悄悄开始了的。该市全部150家独立核算的国有企业，有103家明亏或暗亏。当时担任市长的是36岁的陈光，他决定把这些企业统统卖给职工。在之后的两年多里，陈光通过无偿转让产权、破产等7种形式，将全市272家乡镇办以上国营或集体企业统统都出售给了职工个人，陈光因此得了一个绰号——“陈卖光”。在90年代初期，各地出售亏损中小国有企业的现象并不罕见，不过陈光做得实在有点绝，因此引起了媒体和理论界的争议。
整整调研了两天，朱镕基自始至终一言未发，但是显然被诸城所取得的成绩打动了。3月23日原本要离开去日照，然后回北京，朱镕基突然决定再看一天，同时下令把山东的省、地、市、局四级干部叫到诸城来和国务院调查组的人开会。
在第二天的四级干部会上，朱镕基表示，采用多种方式搞活小企业，他完全同意。他说，看到诸城的这些成绩感到特别高兴。他还具体指出股权出售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不赞同搞什么“模式”，所以也不要叫“诸城模式”。
就在那几天，国务院直属的权威经济报纸，一直在追踪产权改革动向的《经济日报》正刊登一组调查报告，有人对一些地方的股份制试验提出了批评，认为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如果这是中央的态度，那么诸城无疑是一个最大的反面典型了。
朱镕基的诸城考察很快在中国政界和经济界不胫而走，从而大大推进了各地的“放小”运动。然而在北京，反对的声音仍然非常汹涌。大量中小国有企业被出售给私人，当然就有了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而且各地又没有统一的政策，可以说是各自为战，乱马飞奔。
《经济日报》在头版连载宣传“诸城模式”的专题报道，对诸城“放小”的评价非常高。诸城考察和《经济日报》的这组报道，激起了反对者的抗议。一些人士以“万言书”的方式上告中央，认定这是一次瓜分国有资产、搞私有化的大行动。朱镕基因此受到空前的压力。1996年12月，朱镕基在北京观看话剧《商鞅》，商鞅以惊人的勇气掀起秦国的改革，终为顽固派羁绊，车裂而死。据报纸描写，朱为剧情所动，黯然泪下。
1998年3月19日，北京召开全国“两会”，朱镕基当选为新一届的国务院总理。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即席讲了一番慷慨激昂、日后常常被人品味的话，他说：“这次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我委以重任，我感到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我的期望。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闯地雷阵”和“万丈深渊”的形容，将中国改革向深度拓进的艰巨性表达无遗。
“一言毁市”
进入新世纪之后，利益的博弈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意识形态，成为观察经济政策走向的第一指标。
2001年1月，也许是吴敬琏一生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个月份。经过一年酝酿，国务院和证监会决定把加强金融监管、打击证券市场的犯罪活动作为2001年金融工作的重点。1月9日和10日，证监会先后宣布对两家叫亿安科技和中科创业的上市公司立案侦查，原因是它们涉嫌操纵股价，沪深两市为之一震。
1月12日，吴敬琏就庄家操纵股价的问题接受采访。就在这次访谈中，他直接将股市比喻成了“没有规矩的赌场”。他说：“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坐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
在对庄家和基金进行猛烈的抨击后，吴敬琏的矛头进而直指中国资本市场的定位，他批评道：“不要把股市变成寻租场，由于管理层把股票市场定位于为国有企业融资服务和向国有企业倾斜的融资工具，使获得上市特权的公司得以靠高溢价发行，从流通股持有者手中圈钱，从而使股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寻租场’，因此必须否定‘股市为国企融资服务’的方针和‘政府托市、企业圈钱’的做法。”
1月14日晚，中央台《经济半小时》播出了吴敬琏《评说“庄家”》专题节目。这一节目的播出时间与揭开打击股市“黑手”的大幕正好重合，这为后来吴敬琏“一言毁市”的话柄提供了“依据”。
1月14日，国务院召开“全国银行、证券、保险工作座谈会”，政府领导人关于必须对触犯刑律者绳之以法的部署在业界悄然传开。庄家们仓皇抛盘出逃，导致了1月15日深沪两市的股价应声大跌，此后更是连跌3天。中国的资本市场自1999年5月19日之后，一路上行一年半，到此出现了转折点。半个月前还一片叫好的舆论开始出现分歧，有人在网上把气撒在吴敬琏头上，辱骂他，认为他的言论让众多投资者损失惨重，是“一言毁市”的罪人。
在整个1月下旬，吴敬琏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全国所有的报纸、网站上。因为事关数千万人的钱包，这场关于中国股市的争论很快呈现白热化的趋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民众参与度最高的经济话题论战。
春节过后，股市继续下挫，短短4天内跌去8%，稍歇了十来天的论战炮声再次隆隆响起。尽管在过去很多年里身历百战，但面对这种汹汹而来的舆论质问，吴敬琏还是显得有点措手不及。可是，更大的攻击还在后面。
2月11日下午，厉以宁、萧灼基、董辅、吴晓求、韩志国5位经济学家联手在北京召开了一次记者恳谈会，与吴敬琏公开辩论，这也将本次“股市大辩论”推到了最高潮。5位教授一致认定，他们与吴敬琏的最大分歧“实际上是要不要股票市场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股票市场是一个只有10岁的孩子，而且还是一个得了病的孩子。在孩子得了病的时候，不应该把他掐死、扔掉，而应当诊断病因后对症下药，使他健康地成长。
恳谈会主持人萧灼基在总结时说：“通过这次讨论，我认为有10个问题可以达成共识。”这些共识包括：股市不是赌场，不是零和游戏，是创造财富的重要途径；中国股市不仅有一般功能，还有特殊功能，就是推动国企改革；股市不可能一开始就规范等等。第二天，“五大经济学家群战吴敬琏”的新闻登上了全国媒体的显著版面，它不但非常重要，还带有很强的娱乐性。
日后来看，吴敬琏与五教授的这场大论战，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没有结论的战斗。通过这场论战，让一个事实更为清晰地呈现了出来：进入新世纪之后，利益的博弈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意识形态，成为观察经济政策走向的第一指标。“改革”这个名词，有时候已经成了一个可以被利用的工具。在这一点上，吴敬琏显然是清醒的。
失败的“闯关”
1988年的“物价闯关”失败，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最让人沮丧的一个事件，它的搁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路径。
根据吴敬琏的回忆，在1988年2月的十三届二中全会前后，理论界曾发生过一次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薛暮桥、马宾、吴敬琏和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均认为，通胀已成当前经济的“最大敌人”，必须着手治理。而厉以宁以及国家体改委所属的体改所的一些学者则持相反观点，决策层也持后一种意见。他们认定，当前物价问题的焦点在食品，而食品价格之所以上涨，说到底是因为供给不足。
1988年4月，全国七届人大召开。到了5月上旬，中央领导发生了突然的变化。时任总书记提出启动物价“闯关”。“闯关”的意思是，在短期内迅速理顺紊乱的价格体系，从而让经济运行趋于正常。由于体制内外落差很大，价格一并轨，势必会导致物价在一定时期内的上涨，所以，这是一个凶险的“关”，而且必须以“闯”的方式才可能顺利通过。这是一个有着巨大风险和争议的经济决策。接下来发生的事实，是30多年的改革史上最为混乱和令人叹息的一幕。
5月16日到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制定了物价改革方案，宣布用5年时间把物价放开。为此，国务院建立了物价委员会，以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为主任。
5月25日至27日，时任总书记召集中央10多个部委的领导人开会，商议价格改革事宜，与会者中有两位经济学家，是刘国光和吴敬琏。会上，各部委领导都同意立即进行“物价闯关”。刘国光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由于连续几年的物价上涨，民众的通货膨胀预期正在形成，年初开始，各地已经发生了零星的抢购风潮，如果立即进行价格改革，势必促使通货膨胀预期完全形成和爆发全面的抢购风潮，所以，应当先用一两年时间治理好经济环境，再来进行价格改革。总书记对刘国光的意见不以为然，他说，你们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就是有框框，以为高速度一定会有高通胀，要求先治理环境，再放开价格。他援引韩国的经验说，韩国就是先通膨，后治理，打“时间差”，实践证明这是成功的经验。
8月，北戴河政治局会议正式公布“闯关”决定，确定5年理顺价格方案，前三年走大步，后两年微调，计划5年物价总计上升70%至90%，工资上升90%至100%。
“闯关”政策一公布，迅速震动全国。从当月开始，全国中心城市的猪肉和其他肉食价格以70%左右的幅度上涨，其他小商品迅速跟进。出乎决策层预料的是，“物价闯关”很快就呈现全面失控的可怕趋势，各地物价如脱缰的野马，撒蹄乱窜。当时，全国居民的存款为3000亿元（1992年为1万亿元，2008年为24万亿元），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由于公众的看涨恐慌心理，却造成全国性的抢购风，这似乎应了凯恩斯的那句名言，“社会心理决定了人类的永久的经济问题”。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既抢购保值商品，也抢购基本消费品，连滞销的也不放过”。
8月下旬，上海抢购狂潮进入最高潮，市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实行凭票供应食盐和火柴，铝锅只能以旧换新或凭结婚证和户口证申请购买。8月27日晚，中央总书记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暂停物价改革方案。8月30日，国务院正式发布通知，下半年不再出台新的调价措施，下一年的价格改革也是走小步，工作重点从深化改革转到治理环境、整顿秩序上来。
对泡沫破灭的预言
2000年，吴敬琏对网络泡沫破灭的预言引起了证券界和网络界人士的强烈反击，然而事实证明，他又一次不幸言中。
2000年3月4日，正值全国两会召开。这一天，70岁的吴敬琏突然扮演了“黑色预言家”的角色。身为全国政协常委的吴敬琏在一次与记者的即兴谈话中，对如火如荼的网络经济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他说：“目前香港和内地都在炒作网络股，它对高新技术产业利少弊多，传媒最好不要推波助澜。”他认为，“在中国，现在上市的网络股没有几个是真正意义上的网络股。”
他把矛头直接对准了股市上炒作“互联网概念”的行为。他举例说，最近股价暴涨的上海梅林，其实是做食品的，只不过有一个网址可以在网上买卖，就把它与新经济连起来，这未免太过勉强。最后他用一种很恳切的口吻说：“中国的新经济八字还没有一撇呢，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吴敬琏的这段话好像在一盆正熊熊燃烧的火焰上，兜头浇下了一瓢冷水，当即溅出四射的火星。第二天，各大媒体及门户网站都发出了新闻：“经济学家吴敬琏给网络股泼冷水。”
在当时许多人看来，吴敬琏的言论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互联网技术从实验室走了出来，日渐成为勃然兴旺的新经济。在之前10年里，它让美国重新回到了全球经济领头羊的地位。就在1999年12月，主要以互联网公司股票构成的美国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正逼近5000点，而在1998年7月它才刚刚跨越了2000点大关，市场的繁荣把人们对互联网的热情推到了沸腾的高度。在中国，新浪、搜狐和网易等门户网站如日中天，一个新的时代似乎刚刚拉开了华丽的帷幕。
可是，吴敬琏偏偏要说这个“帷幕”上爬满了跳蚤，他的言论遭到了嘲笑和批驳。有人为“泡沫”欢呼，说“没有泡沫的啤酒不是好啤酒”。两位网络观察家撰文反击，号召大家起来批驳吴敬琏的“泡沫论”。在论战中，甚至连他70岁的年龄也被拿来当话题，年轻人们用嘲讽的口吻写道，“未来属于你们，也属于我们，但归根到底属于我们……知会并要求您上一上互联网，来与我们共同感受大时代涛声的澎湃！”2000年3月9日，纳斯达克指数赫然突破5000点，举世一派欢腾，吴敬琏的声音愈发显得好笑和荒唐。
这位倔强的经济学家决定应战。他很快写出了《互联网：要发展还是要泡沫》一文。事实上，吴敬琏不但不反对中国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包括互联网产业，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发烧友”。他反对的是资本市场中的炒作行为，“对于不强调真抓实干，而是爆炒‘高科技’、‘网络股’等概念以吸引大众跟风入市，促成股价上升，就不能不怀疑醉翁另有他意了。”进而，他对美国当下的网络热也提出了自己的警告，“最近9年来，在信息产业、基因工程等高技术产业的带动下，美国经济持续高涨，股价也一直在上升。这引起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担心，因为按照过去的规律，长时期的高速增长预示着通货膨胀的爆发和金融市场的崩溃……当前美国经济既有‘新经济’的内容，也存在‘泡沫’的成分。”
4月13日，新浪在纳斯达克正式挂牌交易，融资6000万美元，国内舆论为之雀跃欢腾。然而，几乎就在同时，不可思议的事情突然发生了：从4月起，一路上飙的纳市在毫无预兆的情形下突然调头下坠，综合指数在半年内从最高的5132点跌去四成，8.5万亿美元的公司市值蒸发，这个数值超过了除美国之外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年收入。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用黯淡语调评论，“泡沫破灭了，经济陷入了衰退，这种结果的发生是无法避免的——建立在虚假根基之上的喧嚣的90年代，最终将走向终结。”
就这样，吴敬琏又一次不幸言中。这位不久前还被认定落伍了的经济学家，“意外”地成了一个准确预言了全球互联网泡沫的“黑衣魔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