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体制为何屹立不倒

对我来说，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中国在过去30年间既然已经发生了如此急剧的变化，但为什么中国的政治体制还能屹立不倒？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导致政治上层建筑的变迁。如果你相信马克思的理论，你就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西方一直所关切的问题。中国改革的模式一直被西方认为是“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从世界历史来看，马克思是对的，即经济的变化会导致政治的变化。正是从这个经济和政治的逻辑出发，一些人一直在预测中国的解体和崩溃。不过，现实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仍然存在着，并且活得好好的。如何解释？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可能的解释，中国是一个特例，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之间的逻辑不适用于中国。或者说，中国的经验打破了马克思所发现的这个规律。第二种可能的解释，中国政治并非如一些人所说的没有改革，而是通过改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得到生存和发展。

我自己倾向于第二种解释。这里，我选择回答中国政治之变的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可以提出其他很多相关的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如何生存下来并且得到发展的？中国政治体制的本质是什么？它实际上是怎么运作的？它如何不同于其他政治体制？是否与西方民主制有严重的冲突而对其构成威胁？中国的政治实践具有世界意义吗？

实际上，我思考这些问题至少已经有20多年了。这也是人们观察中国时会不断提出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可以这么说，这已经成为中国研究的一个“标准问题”。不提这个问题似乎变成研究者们“政治上不正确”了。近年来，“颜色革命”不断爆发，中东与北非一些政权垮台，这些让很多人相信，中国共产党可能会在数年、数月甚至数天内崩溃。近几年来，被外界解读成为内部权力斗争的周永康等腐败事件的发生更是在强化着这些人的看法。

然而，这种看法非常脱离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解体，而且生存下来，并且还在扩大。如今，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党，拥有超过8000万的党员。或许有人会说，党员的数量并不重要。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当时也有庞大的党员数量，不也解体了吗？重要的是精英政治，如果精英层面出了问题，那么再多的党员也会无济于事。经验地看，的确如此。如果要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变化，人们同样需要理解精英政治层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鉴于中国共产党正面临越来越多的难题，人们似乎有理由提出这个问题，但更重要和更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它存活了下来并且持续发展？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去猜想它是否会解体所得来的“知识”必然是假的。

要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我们必须理解它的学习、适应和变革能力。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考察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保持创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我写过题为《作为组织化王权的中国共产党：文化、再生产和转型》的一本书，主要阐述这样一个观点：尽管中国的政党政治的概念和理论深受近代西方政治的影响，但中国共产党基本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中国近代以来最巨大的政治变迁就是如何从传统基于个人之上的王权转变成为基于组织之上的党权。

今天，我想聚焦于中国的政治创新，一个长期以来被各界所忽视但对中国来说又至为关键的问题。但在进入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讲一讲中国的经济发展和马克思意义上的“经济基础”的变化。在经历了30年那种“贫穷社会主义”之后，中国共产党最终理解、吸收并执行了促成西方发展的所谓的“七大支柱”，包括将自由市场经济、科学技术、实用主义文化以及教育包含在内的方式应用到国家对财富和力量的追求上。没有人会否认这些是中国经济增长获得瞩目成绩的背后因素。根据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按购买力平价（PPP）对各国GDP的一份估算，2011年，中国GDP的总量已经达到13.5万亿美元，远远大于原来根据汇率估算的7.3万亿美元，而美国在2011年的GDP总量为15.5万亿美元。世界银行因此得出结论，中国GDP总量会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一估算结果并没有多大意义。这份报告在世界范围内引出了新一轮有关中国崛起的争论，但在中国本身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注意：政府不愿意接受它，老百姓不相信它。中国经济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诸如投资过度、产能过剩、地方债务过高等等。中国已经在快速失去基于廉价劳动力之上的竞争优势，但在管理经验、技术和金融专业等这些对可持续增长至为关键的方面，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这种冷静的态度很现实，很重要。近年来，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政策研究者一直在争论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本质上是指一个国家在（因某些特定优势）达到某个特定收入水平后会长期停留在那个水平上的经济现象。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进入平稳期并最终停滞下来的时候，这个国家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经常发生在那些因为工资增长、成本竞争力下降、无法在高科技创新领域与发达经济体竞争，或是因为在廉价工业制成品生产中保持低收入、低工资经济模式而卡在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身上。

我并不打算详细讨论中国是否会掉进这个陷阱，这会偏离本章的主题。我要说的是，中国领导人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尽管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这种陷阱的迹象，但由于对此有着敏锐的认识，中国已经开始寻找避开这种陷阱的种种策略，包括引入新的工业生产流程、寻找新的市场以保持出口增长，以及更重要的一点，提高内需。中国正力图避免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一些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亚洲经济体所具有的那些隐患。中国的近邻经济体，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已经提供了很好的榜样。这些高收入经济体的经验表明，一个经济体要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必须从依靠廉价劳动力来增长转变为依靠高生产率和创新来增长。在这一点上，中国必须建立一个鼓励创造和支持科技突破的高质量教育体制。作为东亚共同体的一部分，中国有望保持经济增长并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在下一个15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能够实现每年6%~7%的增长率，就可以让中国实现这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