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平衡

第二大结构性平衡是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平衡。经济和社会要协调发展的道理谁都懂，但很难在实际政策上体现出来。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强调过，西方早期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光有经济发展，没有社会建设。但在工人阶级运动兴起之后，统治阶级面临挑战，西方各国政府转向社会改革，努力建立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当然，这些社会制度的建设不是短时期内完成的，而是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即使在发达国家，例如美国，这一过程也没有完成。但不管怎样，这些属于基本国家制度的社会制度的确立为西方可持续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社会制度，西方如何能够建设消费社会。我们也强调，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政府在社会制度建设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更为积极主动的角色，从而避免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不仅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还为和平的民主化改革打下了社会基础。

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呢？一句话，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严重不平衡。在很长的时间里，在各级政府官员当中，GDP主义横行。以GDP数据为标准的经济增长被赋予最高的政策重要性。直到今天，中国仍然面临基本经济建设投资过度，而社会投资严重不足的局面。这刚好和西方形成了对比。在欧洲，因为福利国家的存在，政府大量的投资导向社会领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但中国的大量投入都在经济领域，比如大桥、高速公路、铁路、码头等。当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早期，这些投资非常重要。没有对基础设施的投入，经济很难得到发展。问题在于，近年来，这些领域已经过度投资。桥梁拆了造，造了又拆。GDP是有了，但不仅造成巨大的浪费，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毫无益处。

实际上，在很长时间里，在中国的改革者那里，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不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不分。这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就是通过破坏社会来产生GDP。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领域在很多国家都被视为社会领域，在这些领域的投资有很多限制，政府是这些领域的投资主体，即社会性投资。但在中国，这些领域在不同的时候都被视为经济领域，因此在这些社会领域经济政策泛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医疗部门率先引入经济政策，医院成为暴富领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为了应对危机，有人建议教育产业化。尽管政府从来没有正式提出教育产业化，但实际上中国的教育从此之后走上了激进的产业化道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政策导入了另外一个社会性很强的领域，即房地产。改革、发展、稳定，这应当是中国所追求的良性发展道路。但现在的情况是，发展越快，社会越不稳定。为什么？主要原因在于各级政府是通过破坏这些社会领域来追求发展的。在任何国家，如果医院、教育和房地产等具有高度社会性的领域成为暴富的领域，这个社会肯定是很难稳定的。但应当指出，这些社会领域不应当引入经济政策，并不是说这些领域完全排斥市场。在很多国家，市场机制也被应用到这些社会领域，主要是为了避免这些公共领域的过度官僚化，提高政府提供社会服务的效率。公共部门的市场机制和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应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必须分清楚。

在社会领域过分市场化的同时，经济领域则缺少市场化。经济领域应当充分市场化。效率、生产力应当是经济领域的主题，但在中国并没有发生，尤其在国有企业领域。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到中国之后，走错了地方。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首相曾经努力把公共部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进行私有化。不过，他们没有成功，因为他们遇到了民主政治的强烈抵抗。但在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遇到了国有企业的强大抵抗。如前面所讨论过的，到现在为止，国有企业市场化不足。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顺利进入社会领域，因为中国社会没有任何抵抗能力。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制度自然解体，因为它们已经不适应新环境的需要。这些体制大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符合当时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当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不过，原来的体制很难适应市场经济条件。实际上，市场体制一出现，原先体制的解体不可避免。也需要说明的是，计划经济下的社会制度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非常之少，并且在不同社会群体中，这些服务的分配也不公平。因此，通过社会改革重建这些体制是唯一的选择。但是，改革者不仅对社会建设强调不够，反而容许甚至鼓励社会领域的高度市场化。这就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今天我们所体验到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制度建设的缺失有很大的关联。

所以我们要进行社会制度建设，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方面的制度都有待于建设。但一些官员把社会建设仅仅视为“分蛋糕”，以为经济发展是做蛋糕，而社会建设是分蛋糕。这种政策意向很受一些人欢迎。但如果仅仅是分蛋糕，那么就会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变得不可持续，做不好，就会重复毛泽东时代的错误政策。实际上，社会改革是为了在继续把蛋糕做大的基础上，更公平地分蛋糕，也就是说，是为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寻找新的动力。

为什么社会改革可以保障可持续经济发展？这里主要表现为要建立一个内需社会。中国的开放政策造就了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即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表明，出口导向型经济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很容易受到世界经济变动的影响。很多年来，中国一直面临西方的压力，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鉴于中国的规模，中国消费什么，生产什么，都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这些年，中国主要的出口市场——西方——开始盛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尽管不喜欢，但这远远超出了中国的控制范围。从前，总是发达国家提倡贸易自由，发展中国家搞贸易保护主义。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国尽管还是一个人均GDP非常低的国家，但已经成为贸易自由的大力提倡国。由于现行国际贸易体制是西方建立的，尽管中国选择加入和接轨，但对体制的影响力还是非常有限。因此，每当面临来自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就感到力不从心。也就是说，一个高度依赖于外贸的经济体，可持续发展是非常成问题的。

中国需要建立一个消费社会，依靠内部的动力来达到可持续发展，但一个消费社会是需要社会制度基础的。西方之所以能够成为消费社会，不仅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改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在中国，消费社会没有能够建立起来，早期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的消费水平非常低；但现在主要的原因是缺乏一整套社会制度。中国人不是不会消费、不想消费，而是不能消费。在没有社会政策的条件下，看病需要钱、上学需要钱。目前中国人还不得不较多地依靠自身。只有确立了一整套社会政策之后，中国的消费社会才会有希望。

建设消费社会除了可以达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目标外，还可以带来其他方面的积极效果。首先，有利于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中国目前的状态是收入差异过大，社会过度分化。这导致了少部分人的过度消费与大多数人的消费不足。如果要建立消费社会，首先就必须做到收入的相对公平。这就要求政府和社会努力改善收入分配机制。只有当大部分人成为中产阶级的时候，中国才有可能成为消费社会。实际上，因为缺失社会政策和社会制度，中国本来就不是很大的中产阶级正在面临危险。当中产阶级是“房奴”和“孩奴”时，这个中产阶级就没有制度的保障。没有制度的保障，今天的中产阶级很可能就是明天的贫穷阶层了。其次，消费社会的建设因此能够达成基本的社会公平，消除很多社会不稳定因素。再次，鼓励经济通过创新，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创新而得以可持续发展。现在中国劳动者所得占GDP很小一部分。资本者或者企业主主要通过压低劳动者收入（还包括便宜的土地）来获利。要建立消费社会，就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这就会给资方带来压力，造成创新的压力。如果没有任何压力，资方就没有动力进行创新。此外，消费社会建设也可以减少国外压力和实现中国的真正崛起。一旦中国成为消费社会，出口的压力自然就会变小。同时，消费社会表明外在世界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就如当今的中国依赖西方社会一样。消费社会也会有外在的压力，但届时的主动权则在中国，正如当今的主动权在西方一样。

社会建设很重要，也不可避免。但是在进行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更需要防止把社会政策应用到经济领域。中国有“防左”和“防右”的说法。邓小平也强调过，“防左”比“防右”更重要。这是很有道理的。经过毛泽东时代的实践，中国的“左派”根深蒂固。“左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过分强调政府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因为社会改革要求政府扮演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甚至是主要角色，一些人就认为政府在经济领域也要如此。上面已经强调过，中国的改革者已经错误地把经济政策应用到社会领域。如果现在把社会政策应用到经济领域，也会同样再犯一次错误。

实际上，从长远来看，政府最终要尽可能脱离经济活动，而把重点转移到对社会的管理上。因为存在着很大一个国有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会继续扮演重要的经济角色。不过，政府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规制型政府，就是要从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转型到对经济活动进行间接的规制。在政府本身还是直接的经济活动者的时候，规制政府很难成立，因为规制往往演变成“左手规制右手”的局面。如同世界经济史所表明的，政府和经济的分离是规制型政府的制度条件。前面强调过，要把中国的国有部门置于“笼子”之内，为其设定边界。如中国经典经济文献《盐铁论》所强调的，国家的经济垄断主要是在极少数几个领域，如国防、国家安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建设、防止和应付重大的灾难等等。只有等到政府从大部分经济活动中退出来，并把这些经济活动交给社会的时候，政府才可以避免“与民争利”的情况。这一点，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前提条件。而这又涉及政府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也就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