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节 巫师的发展

我们已经结束了这种关于交感巫术一般原则的探讨。我所列举的例子主要来源于可以被称之为“个体巫术”的范围，即为了某种个人利益而施行的法术。然而，在野蛮社会中，还有另一类很常见的“公众巫术”，即施行巫术的目的是整个部落的共同利益。无论在哪里，只要见到“公众巫术”便能明显地感觉到，巫师俨然成为一位公职人员，而不再是个体巫术的执行者。

这种官吏阶层的形成对人类社会和宗教史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当人们认为部落利益依赖于这些巫术仪式时，巫师的地位与声望就会越来越高，可以轻而易举地拥有一个首领或国王的职权。因为这种职业可提供给他们任何其他职业所难以提供的，获得尊重、荣誉、财富和权力的可能，所以部落里最有野心的人便欺骗没有他聪明的兄弟，并利用他们的迷信来谋求自己的利益，进而得到更高的地位。

当然，如果一概而论说所有男巫都是恶棍或骗子，那么就以偏概全了。不少人真诚地相信，自己真的拥有那些奇妙的权力，所以他的同伴才会轻信他。但聪明的人怎么可能看不穿欺骗更愚昧者的虚妄把戏呢？于是，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必然或多或少地做着有意识的欺诈。矛盾的是，通常正是这些帮助有野心有才干、有优越能力的人登上了顶峰。面对众多的陷阱，只有头脑最冷静和最睿智的巫师才有可能平安地绕过它们。

要牢记，但凡巫师提出了虚假的宣告和主张，就必须用欺骗（不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予以维持。因此，自大的巫师比周密盘算的骗子更容易自毁前程。每一个巫师都希望自己的法术和咒语能产生预期的效果，而当它无效甚至带来灾难时，他首先必定会震惊。如果他是诚实的，他可能没有脱身的说辞、辩解的理由，会被那些失望又愤怒的雇主敲碎脑袋；如果他是无赖，那他就会事先准备好一套为失败辩解的理由，用花言巧语为自己脱罪。

一般来说：社会进化的这个阶段，那些智力高，但又道德败坏的人，往往正掌握着最高的权力。但是，如果将他们诈骗所导致的危害和智慧所带来的好处对比，我们不得不承认，好处远大于危害。在给世界造成的损害上，位高权重、善良的蠢人要比聪明的无赖大得多。前者手中的权力变大，但依旧蠢笨，那么这个权力所带来的灾难就愈大。如果乔治三世不是一个诚实的笨蛋，怎么可能做出与美国绝交这样的傻事呢？要知道这可是英国历史上最沉重的灾难。我们再看那些聪明的无赖，一旦野心达到极点，处心积虑想要牟取的权力也就会减少，当没有进一步的自私时，他就可能，并且通常真的把自己的才干、经验和财富投入公众服务中。在政界，足智多谋、残酷无情的人可能最终成为贤达的领袖，生前备受赞扬，死后名垂青史，朱利叶·恺撒和奥古斯都便是典型代表。

因此，成为公共职务的巫术更趋向于将管理职权集中在有才干、懂心机的人手中；进而影响了原始社会的素质，权力自此集中在一个人手中，而不是分散在多数人手里，制度也自民主制更迭为君权制。这种改变，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也不论早期统治者的性格如何，从整体上看都是十分有益的。君主制的出现使人类从野蛮状态脱离出来。旧的观念认为，原始人是最自由的人，其实恰恰相反；尽管他不隶属于可以看得见的地主，但他隶属于过去，隶属于祖先的灵魂。祖先的阴魂好像用一根铁鞭统治着他，他必须服从那些不成文的法律。再没有比民主的原始人更受旧传统和习俗束缚的人类了，再也没有比在那种状态下前进得更加艰难和缓慢的社会了。那时候旧习俗是绝对不允许改变的，卓越的人没有施展才能的舞台；换句话说，最能干的人被最无能的人耽误了。这类愚人的信条是，我不能晋升，别人就更应该下滑。某些人天生的能力和气质上的差异就被这样人为地抹煞了，虚假表面的平等压抑了自然的不平等；因此，社会的外表也就必然呈现出一成不变的单调状态。尽管后来不乏蛊惑家、梦想家歌颂那时的社会是人类的理想国度和黄金时代，然而，它实际上是落后低级的社会。

在那种情况下，促进社会进步的事情必然受到人们的关注和欢迎；而首先要做的就是开发人力才干，根据天赋能力调配权力等级。这种力量一旦被触发，其对社会的促进作用就无法遏制，社会文明发展速度就会相应地加速。在此之前，几代人都实现不了的变革，也许就因为一个人拥有了集权地位而化为现实。如果他是前面所说的那种聪明且能干的人，那么这样的机会在他的手里，必然会打破束缚原始人类的枷锁。当原始人的限制被打破，一个部落不再被意见无法统一的长老会所左右，而是服从一个刚毅果断的领导人，从此部落也不再软弱，比邻近部落更强大，从而进入一个扩张时期。扩张无非是武力降服和自愿投降，而后者帮助部落获得了财富和奴隶。

这对尚处于人类历史早期阶段的原始人来说是莫大的进步，他们也为此尝到了甜头，因为其社会生产和智力都得到了发展和促进，既将一些阶级解救出贫困和绝望，又创造了获取和探索知识的机会，而知识正是改变命运最有效的工具。艺术与科学的成长是人们智力进步的明显标志。在开明思想的传播中，这种进步又紧密地和农业生产、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不管是统治，还是征服，都为推进艺术与科学提供了力量。所以以下绝非偶然：在战争胜利后，人类的思想活动处于最活跃的阶段；文明的传播得力于那些伟大的征服者，而他们本身也以此修复自身在战争中蒙受的损失。这样的历史为巴比伦人、希腊人、罗马人以及阿拉伯人所见证，日本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当我们徜徉在历史的长河中时，从埃及到巴比伦，再到秘鲁，我们看到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的第一步总是发生在神权的专横统治下，它们的最高统治者都曾要求他的臣民既要把他当成国王来服从，又要把他当成神灵来敬奉。这听起来也许匪夷所思：在社会早期，人类最好的朋友居然是专政。但这样说并不夸张。前面已经说到，看似自由的野蛮时期，实际上每个人的命运都早已被世代承袭的习俗所框定，相比之下，极端专制的暴虐统治倒有了许多有意义的自由——自由地思考，自由地掌控自己的命运。

因此，就巫术曾作为公务职能使人走向权力巅峰而言，它的确是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至少它把人们解救出了传统的束缚，帮人们树立起了更为开阔的世界观，从而享受更广阔、更自由的生活。巫术带给人类的好处绝非三言两语就讲得清的。当我们想到，巫术还曾经为科学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我们就无法否认：巫术曾被用来做了很多坏事的同时，也曾引发了很多好事，因此巫术兼具谬误之子和自由真理之母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