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快乐的知识(4)

平庸之中藏有真理

平庸藏真理，即使平庸的头脑也有最熟知的真理。因为，对于这样的人来说，这些真理太平庸了。这种人仅仅对占有刺激和诱惑力的真理的平庸精神感兴趣。就像现在，人们会遇到这样一个给人带来不快的论点。从那个时候开始，平庸的英国人便更加尊重这种精神了——在这里，我所指的是达尔文、穆勒和斯宾塞——它突兀而起于欧洲审美的中间地带，并且占据了重要地位。其实，谁愿意对其中的功利性产生怀疑呢？这种精神早晚会成为人们的主宰。人们认为这些高贵而会飞的精神是那么地伶俐，然后为此搜集大量卑微的事实，急于得出一个结论，但是这大概没有一点意义——他们，作为一种例外，刚开始就认为这种“规则”会处于不利的地位。最终，与其说这些人的学识渊博，倒不如说是他们做得多。也就是说，是某些新意，阐明了一些新的价值！

知与能之间形成的那道沟壑或许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因为，能者，是伟大风范的创造者。与之相对的必然是无知者。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达尔文式的科学发现而论，人们可以将一定程度的褊狭、贫瘠和辛勤，处理得很好。最终，人们却不能忘记，他们凭借其深刻的平庸已经使欧洲精神出现了总体上的萧条。因为人们将它称之为“现代观念”，或者是“18世纪观念”，或“法兰西观念”的东西，使德意志精神“深沉”的厌恶掀起了浪潮，这些都源于英国。毫无疑问，法国人在这里仅仅充当了这些观念的猢狲或演员，同时一些人也扮演了英国的优秀士兵。同理，遗憾的是，法国人也充当了他们第一批以及最彻底的牺牲品，因为最后，由于“现代观念”的盎格鲁的可恶味道，使法兰西的灵魂变得非常稀薄，致使今天，在非信仰的影响下几乎又回想起了它的十六、十七世纪，以及它往日深沉的激情力量和高贵的发明。可是，人们必须闭紧嘴巴恪守住历史的公正原则，并且对眼前片刻的假象都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欧洲的贵族们，他们还是情感的贵族、审美的贵族、风俗的贵族。总而言之，所有崇高意义上的词汇，虽然都是法兰西的作品和发明，并且代表了欧洲现代观念的卑鄙和庶民主义，却也都归属为英国的。

法国，即使到了现在，也仍然是最具精神性和最雅致的欧洲文化驻足的地方，以及具有审美性的高等学府。可是，我们在这里必须懂得如何寻找这个“具有审美性的法兰西”。一切属于这个国度的人，都具有良好的隐蔽性——无论是活着的，还是仅仅是一个特殊的小数目人群。这里面甚至还包括无法靠大腿的力量站立的人，一部分宿命论者、奄奄一息的人、病人，以及一部分娇里娇气、矫揉造作的人。这样的人具有一种将自身隐藏的虚荣感。对广大人民来说，某些事情则是卑鄙的。因为，这种人从不理会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发出的愚蠢怒骂和震耳欲聋的胡说，甚至对此不闻不问。

事实上在今天，站在前台的这个愚化了、粗俗化了的法兰西——新近，它在安葬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时候，举办了一场真正的非审美、自我欣赏的豪饮之宴。对于他们而言，或许还有一些相类似的东西，即一种抗拒精神、日尔曼化的善良意志——更显得它的无能！或许，叔本华现在已经莅临了这个具有精神性的法国，这样一来，他也成了法兰西悲观主义的一员。在这里，叔本华比在德意志那里更享受到了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而且更加亲切。对于亨利希·海涅就更不用说了。他早已将巴黎的更为雅致、更为苛求的抒情诗与人们的血肉相联。或者，我们也不必再说黑格尔了。今天他以泰纳的形象——这个形象也可以称作是第一位活着的历史学家的形象——发出了一种几乎暴虐的影响力。但是，当我们说到里查·瓦格纳，法国的音乐往往按照现代灵魂的实际需要来塑谴自身，而它越是这样，就越体现了“瓦格纳化”。对于这一点，人们可以预告——它真的已经干得够意思了！但是，今天的法国人，凭借自豪的情感所提供出来的当作他们的遗产和财产的东西，当作一种欧洲古老文化优势的、仍然存在的、类似纪念碑式的东西，仅仅是三分老铜板。虽然其中体现着一切自愿及非自愿的审美的日尔曼化和庸众化。因为，技艺高超的激情能力——一种为“形式”做出牺牲的能力，正是由于这种形式才创作出了那句“为艺术而艺术”的话。这种东西在法国，三百年来都仍然在耳边回响，而且常常老调重弹。幸好“少数的敬畏之情，使这一类文学成为可能”。

法国人对欧洲的优势建立的第二条，就是它那悠久的道德文化历史，这种道德文化使人们平均起来，甚至在报纸上随意刊登的微不足道的小说家的作品和有时出现的巴黎野鸡那里，也出现了心理学上所说的刺激性和好奇心。对此，人们在德国是找不到什么概念的，更不用说找出任何事情了。对于德意志人来说，他们为此已经减少上百年的道德工作。但是在法国，这一点却是省不下来的；所有将德意志人称为“幼稚人”的人，会因为匮乏而为他们准备好一种赞誉。这与德意志在心理学的愉快艺术的对立面没有一点关系，但却与德意志交往的无聊性，有着较亲近的关系。一个对法国式真正好奇的发明天才，已经为这个体弱多病的寒噤大国做出了最成功的表达。亨利·贝尔就属于这样的人，他是一位令人感到奇怪、奋然先行的人，他选择了拿破仑的速度跑遍了整个欧洲，而且途径欧洲灵魂的许多世纪，成为一个灵魂的探寻者和发现者——这一点需要用男女两性的问题解释，从而在某种程度便于赶上他，并且事后可以猜出谜中的几个令他感到痛苦、兴奋的谜底。亨利·贝尔是一位奇妙的伊壁鸠鲁式的享乐主义者，也是一个满身问号的人，他是法国最后的、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对第三个优势还有一个要求：在法国人的本质中，曾经出现过十分成功的北南综合，这种做法令他们明白了很多事物，而且做了一件令英国人出乎意料、无法理解的事。

他们禀性的周期性中，不时涌动普罗旺斯和利古里亚的血液，这种禀性使他们远离了北方远古那种令人战栗的朦胧和黑暗的矛盾，以及贫血的侵害——我们称其为德意志的审美病。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是人们以过分张扬的巨大铁血决心，我想说的是，为自己安排的“伟大的政治”——在一种危险的疗法下，我等了很久，可是最终也没有聆听到希望的教诲。即使是现在的法国，也仍然有对那些为数不多的自满自足的人提出的先见之明予以盛情欢迎的，这样的人随处可见，根本不值得为哪个之说产生丝毫的满足感，而且这样的人善于在北国热恋着南国，而在南国又热恋着北国——正是由于这种先天的中央国度、“善良的欧洲人”；正是为了他们，比才这位最后的音乐天才创作了音乐，他看到了一个崭新的美丽诱惑——南国一部分音乐都是属于他的。

哲学与天才

在真理方面，现在的哲学已经发展得五花八门了，不禁令人生疑，所有的果实最终是否都能成熟。科学的范围和层次已变成了巨无霸，从而出现了这种可能，即身为学者的哲学家会变得身心疲惫，或者将自己放置在一个地方，使自己“专门化”：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使自己不再登高，不再仰视、环视、俯视；或者，因为他不再拥有最佳的时机和力量，导致他登临太迟；或者，因为他受到伤害、变得粗糙、蜕化变质，甚至他的眼力，他的整个价值都不再有意义。正由于他智力良心的雅致，使他中途退缩；因为他害怕自己不小心成为门外汉的一员，或者误入千条大河和上万个感觉触角之中。对此他太清楚不过了，一个对自己都已经丧失敬畏之情的人，在作为认识者的同时，也不会再发号施令了，并且失去了领导能力：因为他一心想当一位伟大的演员，成为哲学的卡格里奥斯特罗和精神的老鼠夹子，换句话说就是，成为诱惑别人的人。归根结底，这属于审美问题：如果它不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提出的问题的话。那么为了再一次成倍加重哲学家的困难，他不会要求自己对科学，而是对生命和生命的价值做出判断，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他不愿意学习、信仰对这种判断具有的权利或义务，而仅仅是从最广泛的——或许是最具干扰性、损坏性的——经验出发，而且必须偶尔停下脚步、深思熟虑、少言寡语，为自己寻找一条通往那种权利和信仰的道路。事实上，众人长期混淆、忽略了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不论将他同科学家和理想学者相混淆，还是升华为与宗教的、没有感性的、“超凡脱俗的”上帝的拥护者和醉汉们相等同；如果今天有人甚至听到对他的夸奖，那么这大概就不再是“聪明和超脱”了。明智：在庸人眼中似乎就是果实、手段和艺术品，借助它使自己脱离糟糕的游戏；但是，正经的哲学家——在你们看来就是我的朋友，是吗？——让你们“非哲学”、“非明智地”继续生存吧！“非明智地”感受责任和义务，经过千百次尝试和诱惑生命吧——他自己要坚持不懈地冒险，他要去玩那糟糕的游戏……

同一个天才相比，也就是说同一个既不生、也不育的人相比。“生”和“育”这两个词也被纳入其最高级的范围之中。学究、迂腐的科学者，经常到老处女那里捞取一些东西：因为，他们不具备立刻掌握人的上述这两项事务的能力。事实上，人们已经承认了学究和老处女的威严，好像出于一种补偿——人们喜欢在这种场合强调威望——由于这种承认的强制性而拥有了同样烦恼的同位语。我们更需要清楚地关注：科学者是什么？首先，他只是一个并不高贵的人类类型之一，之所以说他不高贵，主要因为他并不占据统治地位，而且是不自主、不自足的一种；也因为他的勤奋，在序列中富有忍耐性的编排，在能力和需要方面表现出来的平和和有分寸，他具有与他同等的人所必需的本能。譬如，那一小块独立性、绿色的田野，假如没有这么一小块，也就失去了劳作的安宁，失去了那种对荣誉和认可的要求。这里最最主要的就是认可，它是前提。那美妙文字的阳光，他的价值和备用性获得的连续胜利，从而引起了内在的怀疑，所有依附之人以及群畜动物内心的基础，都必须加以克服。这是多么的惬意啊，从而学究们也患上了这种不高贵类型的病症，并且胡作非为：因为，他的心中被无端的妒忌占满了，并且总是用一只猞猁眼来看一些令他无法企及的低劣天性。因为过于悲伤，他倒很像一个只能行走却没有活力的人；但是他恰恰站在伟大涌流之人的前面，无比寒冷和萧瑟——此时，他的眼睛如同一面光滑而勉强的湖面，这里再也不会有激动和同感的波纹。一位学究所能做的最糟糕和最危险的事情，对他来说，完全出自于其类型的平庸的本能。因为，出自平庸的耶稣会教义，它的工作内容就是本能地消灭与众不同的人，并且将那张如满月的弓折断，或者——宁愿如此——试图收弓。松弦，当然也体现了顾盼之情，用留情的手、用过分悲伤的同情做事：这就是耶稣会教义最本质的艺术，也是通晓使人进入同情宗教之门的艺术。

对于“伟大”的诠释

我仍然坚信，人们最终都没有将哲学工作者同所有科学研究者和哲学家混淆在一起——正是在这里，人们必须严格地“各得其所”，不要分配不均，一部分人给予的太多，一部分人又得到的太少。希望给现实上一课的哲学家，他自身也要站在所有等级上，甚至是他的仆人、哲学家工作者之上，而且他必须始终站在这个等级上；同时，他必须是批判家、怀疑论者、独断论者、历史学家，并且还要是诗人、收藏家、旅行家、猜谜者、道德家、预言家；同时还要成为观察家和“自由精神”，甚至一切的一切，从而可以围着人的价值和价值感的圆圈大饱眼福，带着各种眼睛和良心登高远望，从低到高，由角落至辽阔细细地观察。

可是，这一切仅仅是对下述的使命的准备：这种使命本身却想着另一样东西——它希望创造价值。哲学工作者以康德和黑格尔的高贵作为样板，必须对伟大事件做出伟大的估价——这被称为是从前的价值设定。创造价值，已经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东西了，而且它还被人们看作是当时的“真理”——被强行套入公式，无论在逻辑、政治、道德，还是在艺术家的领域中都有所体现。这些研究者的责任就是，将此前的所有事件以及被估量的事物弄成一目了然，可以想象、理解、把握的东西。的确，所有长度和“时间”本身都要缩减并且压倒全部既往。这是因为它是一种庞大而神奇微妙的使命，为它奋斗；我敢说，任何一个雅致的傲慢、坚韧的意志，都会心满意足。可是，那些原来的哲学家仍然是发号施令者和立法者。因为他们说：“就应该如此！”他首先应该确定的是人的行动方向，是吗？为什么要确定这个？就为了人，所有哲学工作者、一切以往的征服者的准备工作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他们能够用创造的手捕捉未来，所有存在的东西，不论现在的还是过去的，在这里，都成为了他们的手段、工具。他们的“认识”就是创造，而这种创造就是立法，也就是他们所要的真理的意志——权力意志，不知道今天是否还有这样的哲学家？过去有过这样的哲学家吗？难道必须有这样的哲学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