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走近真实的白崇禧：白先勇先生访谈录

李继锋

为白崇禧正名

李继锋：白先生，最近几年我注意到您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向公众推介您父亲白崇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您编著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上下卷），在南京“总统府”举办了“白崇禧与近代中国图片史料展”，展览的文字都出自您的手笔。这次展览和研讨会所在的大礼堂，就是1946年您父亲就职民国首任国防部长的总统府大礼堂。举行白崇禧将军学术研讨会时，您也用PPT向与会学者介绍您父亲。此外，您不顾舟车劳顿，在大陆、香港、台湾等地进行签名售书，接受媒体访谈，全力推介您的父亲。您甚至还到台湾的“国防部”里向台湾的军官们讲您父亲的功业，对他们来说，恐怕和大陆人士一样，白崇禧这个人是既耳熟能详又陌生遥远，反正是非主流的异类存在。您从前几年全力推广昆剧，到最近全力为您父亲正名，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您受到了什么因素的触发？

白先勇：您是研究民国史的，一定知道我父亲是民国重量级的人物，可他长期受到不公正的评价，关于他的研究很不够，我一直期待坊间出现一本像模像样的我父亲的传记，但等了许多年，还是失望了。我突然意识到，这件事恐怕得我自己来做。澄清我父亲的历史也就是澄清民国的历史。比如说，我父亲生前指挥过规模很大的几次战役，都很大很重要，他生前曾跟我谈过一些他对这些战役的看法。他的看法，他写的东西，与别人写的，还有我看到的几个传记，我感觉内容不太对得上。我近年已经发表了几篇文章进行澄清，特别是关于1946年的东北四平街之战。

李继锋：四平街战役是抗战之后国共军队争夺东北的关键一战，杜聿明任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陈明仁任军长的第七十一军在那次战役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面对的可是共产党军队中最优秀的将领林彪所统率的部队。

白先勇：对，当时他们打的就是林彪。我父亲乘飞机去前线督战，那一场战役很关键的，对整个国共战局的演变和最终的胜负很重要。对这场战役，他一直有自己的想法。关于这场战役，我陆陆续续写了五万多字，已经先后在台湾、大陆的刊物上公开发表过了。我父亲认为在四平街取胜之后，国民党军队精锐应该勇猛追击，不给林彪的部队喘息之机，如果一举消灭他的主力，将其剩余的力量赶入苏联境内，国民党军队主力就不会在战场上被数年后卷土重来的林彪部队一一击败。像四平街之战这类东征西讨的事，父亲自己讲了很多，都有他独到的看法。比如说徐蚌会战，也就是淮海战役，对会战的过程与结果，各自有不同的讲法。国民党有人习惯将这次会战战败的责任推到我父亲一个人的身上，我看与真实情形出入太大。父亲后来对我回忆的、亲口对我讲的内容，我当然有责任要说出来，比如，他为什么不肯接受徐蚌会战的指挥权。

李继锋：对研究者来说，类似的疑问确实不少，在淮海战役中，归属他的黄维兵团的派遣时机就很有争议，大陆学界一度流行的也是国民党的官方说法，认为您父亲不顾大局，对友军见死不救。您父亲关于这件事有着怎样的解释？依他当时在台湾的处境，谈这些事有没有什么顾忌？

白先勇：国民党官方的讲法，基本上是说我父亲按兵不动。为什么会这样说，理由很复杂的，国民党那边自有一套逻辑，解释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形。后来黄维兵团十二万官兵，在双堆集被共产党军队围困起来了。他们被派去解围，是父亲遵照南京中央的决策下令的。但一旦受困，责任就全赖在我父亲的头上了。

李继锋：那您写白崇禧传的初衷就是要为您父亲澄清事实和辨析是非吗？

白先勇：当然，我想澄清。有人提出来，说如果我写传那肯定替我父亲讲话。我回答是：没关系，我本来就要替我父亲讲话。我再怎么写，人家一定说我是替我父亲讲话，那就干脆明说是替我父亲讲话好了。我就是要替我父亲正名、辩护。

李继锋：您真的很坦诚。但如果您的史料站不住脚，或者有明显的偏见，可能您的正名效果会适得其反。作为小说家，您早已闻名海峡两岸及海外的华人社会，但修史和写小说所受的训练和需要具备的才能、禀赋毕竟大不相同，角色是要发生大转换的，不知您在动手写传之后有什么真切的感受？或者说有什么不适与困难？

白先勇：为父亲写传的过程中，遇到的一大问题就是，我并非民国史专家，所以写起来特别吃力，除了要知道父亲本人的所思所言所行，还要了解相关事件、相关人物、相关背景，要收集相关史料，好多史料真伪难辨，还需要去比对和印证。好在我父亲在台湾的时候，“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员为他做口述历史，出版了《白崇禧口述自传》（上下册）这两本书，不知你看到过没有？很厚的两本。刚好在第一百三十二次访谈的时候，他过世了。有许多事还来不及细讲，很可惜。

李继锋：作为民国史的研究者，我和其他读者一样急切期待着您的白崇禧传记早日问世，这可是一个秉虔诚之心的儿子为所崇敬的父亲撰写的传记，一个文学家撰写的历史著作，一个知名小说家为一位名将而撰写的正名之作。对这样一部特别的传记，您现在的写作思路是什么？

白先勇：我对父亲传记的构思，大致上架构是这样的：一段是1949年到台湾以前父亲的事情，我就按史料写下去，或者还加进一些我个人对他的看法；另一段，到台湾以后，几乎就是我们家人完全跟他在一起生活了，朝夕与共好多年，那就完全是从我个人亲历的角度写他在台湾的遭遇。我在他身边，历时十一年，我最清楚他在台湾的那段生活。不过，这样子写起来，这两个时段的内容呈现方式不一，就会在一本书中出现两种不大相同的写作风格。

李继锋：如今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已经透露出您刚才所说的两种不同的写作风格。坦率地说，以儿子的身份写父亲，我是一直为您捏一把汗，因为客观性和公正性从一开始就会受到质疑。但读完上下卷，我觉得您还是很恰当地抑制住情感，是以平常心来写作的，很多有党派观念或者正统观念浓厚的历史学者也不容易做到这一点。那这部书就是您为父亲所撰传记的终极成果吗？

白先勇：我在昆剧《牡丹亭》演出二百场之后，就集中精力为父亲写传。我要像以前推介昆剧一样全力推介我的父亲，把一个我感知过和研究过的真实的白崇禧介绍给大家。这件事难以一蹴而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刘瑞琳女士建议我根据已经掌握的图片先写出一点东西，这就有了《白崇禧将军身影集》的出版。这应该还不是我理想的传记的终极形式。

李继锋：作为白崇禧的儿子，您对父亲的了解是独一无二的，其他人无法取代，所以我们对您早日写出父亲的传记极为期待。您不仅是为父亲白崇禧正名，同时也从新的侧面丰富了民国的历史，解读了民国的历史。

犹如希腊悲剧的白、蒋、李三角关系

李继锋：阅读《白崇禧将军身影集》时，很关心您是怎样看待和描述白崇禧和李宗仁之间的关系。抗战时期的重庆曾流传一个有趣的谜语：“是文人又是武人，是今人又是古人，是一人又是二人，是二人仍是一人。”它的谜底便是：“李白。”这个“李白”并不是唐代大诗人李白，而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合称，可见在时人眼中李宗仁和白崇禧是亲密无间的政治伙伴，是浑然天成的政治搭档。“李白”就像一体两面的连体人。除了两人政治上的交谊，你们家和李宗仁家平常相互走动多吗？他们大人交谈的时候，您总是在场吗？

白先勇：记忆中两家人的走动还真不是太多。李宗仁偶尔到我们家来吃饭的时候，感觉有点难以接近，言辞上讲并不那么亲切。我当时还是小孩子，后来听了看了许多东西才更了解他。当然，李宗仁和我父亲关系很深，李宗仁对我爸爸很信任，也很佩服，《李宗仁回忆录》里边就提到过，他非常器重我父亲。我父亲也非常尊重他，相处时知道如何拿捏分寸。所以他们两个人之间一直有着很难得的那种默契。不过，他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李宗仁基本上是个专注打仗的军人。我父亲虽然也是个军人，却是喜欢动脑筋的思想家式的军人，两人的个性很不同的。两个性格很不同的人在一起，却产生了互补的效用，合作得很长久。我觉得，那种深厚的默契是属于他们个人之间的，两个家庭的交往确实很少。

李继锋：《李宗仁回忆录》提到这样的史实，上世纪30年代初的时候，有好几年，李宗仁就常住在广州，实际上是由您父亲在治理广西。有这样的比喻，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关系犹如手套与手，您父亲是手，而李宗仁是手套。

白先勇：对！那时候的广西是我父亲负责治理的，当然还有黄旭初和他搭档。那时，黄绍竑已经投奔南京了，黄旭初担任广西的省主席。李宗仁在广东，等于是在外边为广西做交际工作，跟广东那边密切联系，两广一家才有力量嘛。治理广西的重任就落在我父亲肩上。他那时候在广西施政，可是雷厉风行啊。

李继锋：民国的两广，因为地域、文化、族群的关系，遇到政局大变动的时候，常结成同盟。和广西比，广东富裕得多。广西可谓“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白崇禧他们将这样的省份治理成“模范省”，有点匪夷所思。主政者要有创意，更要有强大的执行力的。我感觉作为儒将，这两点白崇禧似乎都不缺乏。

白先勇：我举个例子吧。他做的有一件事情就是在广西禁赌。那时候广西人爱赌，尤其是军人，有的赌得连枪都输掉了。我父亲雷厉风行，那时候对赌博禁得很凶哦，说禁就禁，很彻底的。连对李宗仁家的亲戚，都不买账。李宗仁的哥哥喜欢赌，家里边搭了桌子，好多人在里边赌，外边还站了卫兵。我父亲自己跟我讲的这件事，他找到李宗仁的哥哥讲，你快一点，把那个卫士撤掉，把那个赌桌撤掉。你不撤的话呢，我明抄你家，押着你游街。游了街，我就枪毙了你，我还要告诉你弟弟。他哥哥害怕了，马上就安排，撤掉了赌桌。我们自己家也是几十年没有麻将的，以身作则啊，有本书说我父亲那时打麻将啦，我父亲禁赌都禁得轰轰烈烈，家里面怎么会打麻将？这种书只能当小说看啦。后来到台湾，我妈妈才开始打打麻将。

李继锋：其实，对李白二位，我先了解的还是李宗仁。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读过 《李宗仁回忆录》，那是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对李宗仁多次访问后整理而成。唐教授曾经是李宗仁麾下的士兵，他的文字很有感染力，这本书在大陆出版后，流传很广，我对民国历史感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受这本书的影响，从这本书开始我注意到您的父亲白崇禧，他和李宗仁有共同的事业，可谓“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白先勇：《李宗仁回忆录》我看过呢，那本书史实基本上是对的，说到对内容的解读看法各有不同，所谓见仁见智。李宗仁很恨蒋介石嘛，他最恨蒋，他们两个人到一起是水火不相容。其实蒋介石跟我父亲关系怎么样，可以变换角度、方位来看，他们有分有合，有时甚至互有好感。但蒋介石跟李宗仁却是完全对立的。

李继锋：1926年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北伐时，您的父亲出任蒋介石的副参谋总长。1937年抗战爆发时，您父亲飞到南京，再次出任蒋介石的副参谋总长，从职务看非常巧合。据我所知，这两次合作是他们两人一生中最有成效的合作，也是最为人称道的功业。

白先勇：嗯，这两次我父亲其实都是蒋介石的最高幕僚。我的父亲名分上是副的，但实际上就是正的。

李继锋：我有同感，北伐时的总参谋长李济深和抗战时的参谋总长何应钦可以说是名分上的，而真正赞襄戎机，充当幕僚长的是您父亲白崇禧。

白先勇：三十出头当上将，当副参谋总长，显得太年轻，我父亲也怕自己资历不够。李宗仁也不赞成，《李宗仁回忆录》里边讲了这事的。但是，蒋介石有他的考虑，那就是，他看到我父亲好像不会威胁到他对中央军的控制，而且他也看到我父亲统一广西过程中的军事才能，以及我父亲在广西的影响力。这些他都看到了，他才诚恳地邀请。

所以两次大战，参谋总长是名分上的，真正只有我父亲这个副参谋总长在撑场面，军事战略上一些有名的概念是我父亲提出来的，比如抗战时期所提的“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我父亲跟蒋介石的关系很复杂，因时而异，有时候合作，有时候有矛盾，有时候对抗。但有一点是一般人不注意的，其实蒋介石很重用我父亲的，只是每次合作到了我父亲声望高到某个程度之后，他就有点害怕了。他们两人有着很微妙的关系，如果有人感兴趣，可以合写两个人的传记—这两个人的恩怨关系。我跟你讲，那就像一出令人唏嘘的希腊悲剧。大致说来，蒋跟我父亲，是能共患难不能共安乐的。如果诉诸历史，你会发现，汉高祖跟韩信之间，不也就是这个样子嘛。

李继锋：以前有个印象，就是您父亲是个很精明干练的人，有个性，作为敌人是更可怕的对手。在给林彪的一份电报中，毛泽东还曾提醒说，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告诫他与白崇禧对阵时要小心行事，以免落入陷阱。而印象中的李宗仁，看上去笑容可掬，是个大度厚重的人。但听你刚才讲的意思，实际上李宗仁跟蒋介石之间，才是真正的水火不相容。

白先勇：他们俩就是水火不相容！

李继锋：那在这个貌似简单、其实复杂的三角关系里，您父亲对蒋介石、李宗仁都有着很强的影响力，但也时常夹在两人之间感到难以自处吧？

白先勇：他们的关系复杂，而且非常复杂。我父亲呢，因为夹在蒋介石和李宗仁两个人的中间常常左右为难，其实据我的了解，我父亲并没有真的要取而代之的意思，也就是没有想要把蒋介石拿掉，去代替他的位置。论到耍政治手腕，我父亲对来自江浙的蒋介石还是自叹不如的。我觉得到最后，我父亲已经比较明智，他很了解一些中央的情况、中央的实力，在财、政、军方面，对杂牌军都享有优势，大概他也已经清醒意识到蒋自有其不可取代之处。不过，古来大才难为用，蒋介石跟他在一起共事，内心就有点儿怕，功高震主啊。蒋介石最大的弱点，就是最喜欢人家忠贞。评考以忠贞为主，下属称他“校长”，他是最高兴了，他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嘛。有个叫王叔铭的将领，擅长拍马，打电话，在电话里叫“校长”，还要立正敬礼这样子。而我父亲跟蒋介石平坐平起，讲话都是对等的，所以，蒋介石对这一点恐怕也是不舒服。不过他还是很尊重我父亲的。我父亲呢，还是要讲讲真话。广西人耿直，这是第一。第二，他跟蒋几十年的那种关系，他们没有什么必要去客套的，所以容易讲真话。但是真话不好听嘛，忠言逆耳。广西佬很直的，是不是？我父亲有想法，就会说出来，你怎么想，他不在乎。

李继锋：蒋介石三次下野的过程中，都可以发现白崇禧的身影，他起了关键的作用，特别是1949年的那次，主要是为了帮助李宗仁吗？

白先勇：我父亲夹在里边，真的没办法。比如，抗战胜利后，南京光复，实行宪政的时候，李宗仁要出来竞选副总统，我父亲是反对的，而且反对得很厉害。他晓得李宗仁一旦当选了副总统后，那蒋桂之间的矛盾就要恶化得难以收拾了。

李继锋：是啊，因为副总统的竞选问题，抗战之后才好不容易缓和下来的蒋桂矛盾又再次被激化了。

白先勇：蒋桂一有矛盾，在那种情形之下，它不光让各种政治势力夹在两者之间很为难，而且让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变得很错乱。我父亲非常清楚，蒋介石根本不想让李宗仁出来竞选副总统，绝对不让的，而且非常戒备他。人家要一个白崇禧来南京做国防部长，已经不得了，又来一个李宗仁做副总统，那还了得？那桂系两个巨头最后就要联手逼宫了，让蒋介石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那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对我父亲来说，对这种关乎全局的事情，结局是想得很清楚的。那时候他跟李宗仁两个人为了是否竞选副总统的问题还弄得很不愉快。当时李宗仁出来竞选副总统，原因之一是美国人的鼓励。像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那一群人围着他，鼓励他，认为好像他可以出来号召，因为他们觉得蒋介石那时候已经渐渐不得民心了。我父亲好像对这件事情很忧虑，如果李宗仁挟洋自重，跟美国人关系那么密切，后面有美国人撑腰，来参与副总统竞选，那岂不是让蒋介石更加疑心重了？蒋介石最忌讳的就是有谁跟美国人勾结在一起，那结果自然更糟了嘛！国民党退到台湾之后，孙立人不就是因为和美国人关系密切而遭软禁？你说是不是？这是大忌，绝对的大忌。所以，我父亲心里很明白，但却无可奈何，夹在中间很难受。不过，他跟李宗仁的关系太深了，李白两人的关系，分不开的，整个桂系的势力，也分不开的。李宗仁出来竞选副总统，我父亲被逼着非要全力支持他不可，就是火坑也得跳了。

李继锋：对，民国史上出现许多派系，如冯玉祥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阎锡山的晋军等，这其中，李、白为核心的桂系表现得最为团结，行动也向来很一致的。李、白、黄之间似乎有着其他派系首领之间所欠缺的战友、兄弟、伙伴般的情谊。

白先勇：他们很一致的。桂系前三雄是李宗仁、黄绍竑和我父亲。你看黄绍竑，他一度因为战事不利，受到内部的指摘，一气之下投到蒋介石那边去了，当过内政部长、浙江省主席，但围绕副总统竞选，桂系巨头们又开始合作，广西人老粘群，就合起来了，那就势力很大啦。唉，他们关键就是忘了应该吸取历史教训。想想第一次北伐战争结束的时候，广西势力蓬勃发展起来了，却遭到了整肃，结果才被整垮的嘛。

李继锋：是啊，革命军北伐以后，当时广西的军队从湖南一直打到北京，比广西人占多数的太平军那时的气焰还盛，势力极度膨胀，就像滚雪球似的。从镇南关打到山海关，这也是30年代李、白治理广西时常常为人称道的一段值得夸耀的历史。

白先勇：当时，广西的势力就像一条线，一条长龙阵。从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一直延伸到河北、北京，全是广西人的势力，这还能让蒋介石受得了？你现在很公平地来看，那时候北伐完了，广西势力那么大，抗战后居然又上演了一次。看桂系起来了，又联合起来了，对蒋介石威胁很大。我父亲为什么帮李宗仁，为什么这么做？完全被李蒋关系激化逼的。他后来自己也进行检讨，讲他出来支持李宗仁，是他政治上的错误决定。我的母亲当时也是反对的。

李继锋：她反对谁，反对什么？

白先勇：反对我父亲帮李宗仁。我母亲从来不喜欢干涉政治，根本对政治没有兴趣。但我母亲很会看人，有一种说不出的神力，看人的那种敏锐，也就是用直觉能够看透一个人的，那真是种本事。我母亲当时就认为，李宗仁不能担副总统大任，在中央担任那个大任不好，就劝我父亲不要搅进去。那时候，基本上李宗仁就是一个战将，一直在外面领军打仗，很少在中央任职，蒋介石不愿意让他留在中央。他一下子到中央来，做副总统其实并不适合。这是从蒋李关系、李的才能这方面考虑来做推断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我父亲非常反对这件事情。他还请程思远上北平去劝说李宗仁放弃竞选。但那时李宗仁已经表明竞选的态度了，对外公布了，一切都太晚了。

李继锋：您父亲后来的这个检讨，这种表示，是不是因为在台湾面对蒋介石的政治压力，而并非完全是他的真心话？

白先勇：真心，真心，并不是在台湾遇到了什么压力。因为本来他就是反对的，他是注重看大势的，副总统竞选的事一来，中央和广西这边的矛盾与猜忌就没完没了，最后又重蹈覆辙，跟北伐完了以后几乎一模一样。事实不就是这样吗？

李继锋：您父亲在和家人之间谈话的时候，对蒋介石有过评论吗？

白先勇：让我想一想。据我的感觉，我父亲对蒋介石的军事能力并不服的，军事上的才能这方面我父亲很自负。尤其蒋介石喜欢越级指挥，或者打电话，或者自己到战地去指挥，对老蒋的这种军事表现，他当然不是很服气。不过，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情感非常复杂。说实话，我觉得蒋介石在政治上的能力远超过他的军事才能。政治上他是厉害的！你看他，那个时代群雄并起，他能够超越众人，最后能够爬得最高，这就是他政治手腕的高明。他最终只输给毛泽东，他还输给过谁啊？政治上，我父亲不及他，也搞不过他。老实说，我父亲基本上还是一个军人。军人有那种军人的耿直，有说一不二的那种个性。

蒋桂战争是国民党大悲剧的肇始

白先勇：我为父亲写传的时候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国民党退出大陆流亡台湾，这一切的起因是北伐后的第一次蒋桂战争。

李继锋：这个观点很有洞察力，确实，蒋桂战争是北伐统一之后国民党内部武力内争的开始。此后烽火连天，内战规模之大，远超北洋时代，造成对内无暇建设，对外软弱无力，给日本侵华提供了可乘之机。

白先勇：那场蒋桂战争，后果是真糟糕，对国民党的打击，乃至整个国民党的覆亡，我觉得从那场内战已经开始。

李继锋：对那场内战的战争责任，您有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

白先勇：国民党中央讲这场内战是因为广西造反，我觉得用一个事实就可以驳斥国民党中央的这种讲法。战事爆发的时候，李宗仁还在宁沪一带，这个时候，他底下的人在湖南造反，这岂不是把他们的这个主帅陷在虎口里头，一下子给对手抓住啦？如果有通盘的计划，那为什么不可以等李宗仁离开南京，你再造反啊？所以，湘变的那次事情，是下面的少壮军官们引起和触发的，是胡宗铎他们一伙少壮军官干的，那是莽撞的一个突发事件。如果说有全盘计划的造反，那一定是要等到李宗仁离开南京，才会造反啊。李宗仁是突然知道消息，连夜逃离南京的。

李继锋：不仅李宗仁在南京一无所知，而且您父亲那时也是远在河北唐山那一带，远离湖北湖南。

白先勇：他在唐山，都不知道南方怎么回事！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蒋介石要抓他，派唐生智去，我父亲仓皇逃走。其实那个时候，中央已经决定要削藩，下手才那么狠。对，是谁啊，是谁献计的？

李继锋：杨永泰吧。这个人是老国民党人，但后来反对孙中山，国民党主流并不喜欢他。这人是个擅长纵横捭阖的策士，也懂得政治技巧，对如何消除蒋介石的对手很有想法，结果他的建议深得蒋介石的欣赏，也受到了重用。

白先勇：杨永泰！就是杨永泰献计，要军事手段解决桂系是吧，然后，经济手段解决第二集团军，政治手段解决第三集团军，外交解决东北军，就准备这么搞。那一次的蒋桂战争前，我觉得我父亲有个很重要的事迹被遗忘了，就是北伐完了以后，他有很重要的一份电报，三千字差不多，打给蒋介石。那时候不是在准备整编嘛，在南京开整编会。

李继锋：对，就是有名的编遣会议。北伐战争结束了，国民政府召集各路军队将领讨论如何裁汰多余的军队，准备开始建设，各方主张裁兵，但也各怀鬼胎，都希望裁别人的，留自己的部队。相互钩心斗角，危机四伏，会议没有取得如愿的结果却反而加速了内战的爆发。

白先勇：那时候我父亲有三千字的电报给蒋介石，他愿意带着北伐的军队，到新疆去屯边。父亲他是边疆专家，专门研究过左宗棠治边，治疆他研究得很透彻。在保定军校读书的时候，他就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在保定学业完成的时候，还没回广西，他就申请到新疆去，当时他们是一群很有志向的青年军官。后来在外蒙古、白俄打仗，那边路走不通，他才回到广西军队中任职。

李继锋：其实北伐军中战斗力最强大的，有第四军，也有第七军。第四军被称为铁军，而第七军更被称为钢军。

白先勇：广西那时候势力最大了。如果那时候蒋介石他不是那么防的话，在新疆那边让我父亲他们过去，中央这一块儿的你守住，边疆让桂系替你开发，第二、第三集团军是不敢轻举妄动的，阎锡山、冯玉祥他们不敢，那就没有中原大战啦。没有中原大战的话，那国民党的元气不会伤那么大。日本就看准了他们内讧、内部分裂，才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如果那个时候国民党内部团结一心，日本是不敢轻易动武的。

李继锋：您这段话牵出一连串的因果关系，看得很透彻。中国的分裂当然是日本求之不得的，“九一八事变”的时候中国有两个政府，一个是广州的国民政府，一个是南京的国民政府，互相对抗，这就让日本关东军有机可乘。

白先勇：你看，广东、广西，两广是独立的。湖南、四川等都是半独立的，这么四分五裂的。只是日本人也算错了，以为这么一打，中国就这么垮掉了，没想到一打，全国团结了，反而团结了。

白崇禧的真实面相

李继锋：白先生，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大陆媒体现在提及您的时候，都会添上一笔，注明您是白崇禧之子。您父亲的知名度还是很高的。

白先勇：哦，都知道我父亲？那都知道些他的什么事情呢？

李继锋：知道他反蒋，知道他反共，也知道他抗日。但最知道的是他会用兵，人称“小诸葛”。不过大家了解的只是他的事功，而且这里面还混杂了许多并不可靠的传说。真实的白崇禧已经没有几个人知晓了，这得仰仗您的介绍。特别是他个人的一些生活情况。比如，他在家里，无拘无束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他跟家人、子女，特别是和您之间的谈话交流，是什么样的？是受西化影响、对子女平易近人得像伙伴一样，还是保持传统、喜欢摆出威严十足的一家之主的架势时常对你们进行严厉的训诫？

白先勇：我父亲这个人呢，有几个特点。第一，聪明过人，我没有听到他说过一句重复的话。聪明绝顶，绝顶聪明。他那个聪明还不是一般的小聪明。他想一个事情，我感觉他看得好远，看得好大。想事情广，全面，所以说他是军事战略家，因为他想得远。第二，做事情雷厉风行，言出必行。他说要做这个事情，马上就要做出来，那是绝对不会让你有机会敷衍苟且的。做他的部下，可不太好做。做事情要求严，要求细，因为他自己很聪明、精力很旺盛，他对别人的要求也更高。在他下面，很能干、很聪明、做事情很勤快的，那个自然好。如果你有点儿吊儿郎当，那不行的，绝对不行的，他最讨厌这种人。还有，第三，也是我父亲很好的一点，是我觉得他对人，尤其对弱者有一种尊重。

我父亲做人，我觉得相当重要的还是儒家那一套。其实现在回忆起来，他待人的方式很厚道，这一点是我亲眼看到的。还有一点呢，他是广西人，很朴素，讲得好听是朴素，讲得难听就是土，呵呵，那种广西人的土劲儿。他不喜欢上海海派的那套东西，不喜欢的，讲人家油头粉面，呵呵。

李继锋：不喜欢海派的做派倒是与西北的统帅冯玉祥将军很相似。广西军队和西北军官兵的生活简朴、纪律严明也颇为相似。至于说您父亲尊重弱者，待人宽厚，倒是第一次听说，有什么例证吗？

白先勇：有，当然有，你一问，我又想起父亲的另外一个特点：爱才。不是财富的财，而是人才的才。我觉得我父亲非常爱才。他不喜欢笨人嘛。哪个人笨一点儿，会当面被他骂得陀陀转，骂得不行的。

督导子女向学 资助贫寒子弟读书

李继锋：爱才和您父亲早年的人生经历有无某种关系？

白先勇：当然有啦。因为我的祖父死得早，家道中落，我父亲念书很辛苦的。他在回忆录上一直提到当年的情形，他也常跟我们子女讲这些事，我猜大概他一辈子忘不了这个事情。他小时候家里穷，弟兄好几个，只有他跟我的叔叔两个人念书，其他都出去学做生意，出去学做学徒。因为他聪明，我的六叔也聪明，祖父就特地培养他们两个念书。我的舅公，他的舅舅，在我们的临桂县山尾村开当铺，比较有钱，就开班，开私塾。那么我的叔公，就带着我父亲，去那个八舅家里。那个八舅就有一点儿嫌我父亲家里面穷，就说，哎呀，还念什么书，去做学徒算了。我父亲那时候年纪很小，可是志气很高，很要强的，那个事情，他一辈子记得！立志，自己念好书，自己要飞黄腾达起来，否则要给人瞧不起！后来，我的叔公就牵着他，在村里边的一家私塾念书。我祖母是很爱他的，冬天他长了一身冻疮，祖母就拿那个热灰替他焐。晚上看书，在房里苦读，念到深更半夜，我的祖母还在一旁陪着。他反复地背啊，背啊，很刻苦地学，所以基础很牢固，后来他先考陆军小学，后考师范，都是名列前茅，很风光地进去的。

大概因为小时候有这种勤学苦读的经历，他后来对我们念书重视得不得了，有空就追在后面督察。不念书？那还得了！整天对我们说，现在环境那么好，还不念书！我刚开始念书的时候……都是听他这么讲。不好好念书那还了得？从前线打电话回来，跟我妈妈，先问两句以后，就会发问了：老几，功课怎么样，老几功课又怎么样？对我们几个子女，不要说大考，连月考成绩单都要交出去的，他要亲自看的。哎哟，对我们念书简直是须臾不忘！

他最喜欢家境清贫有志向学的那种青年。他培养了一大批广西子弟，有的还由他送出去留学！嗯，程思远就是一个，送他到意大利去。还有另外一个，在上海的，被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反正他送了一大批出去，伊斯兰教子弟也送了一大批出去。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大姐有一个同班同学，叫李崇桂，一个女孩子，跟我们完全非亲非故，不是亲戚也不是朋友，她是那种天才学生，家境很贫穷、清寒，但考得非常好，比同班同学要高出很多的那种天才。就是因为这样子，我父亲抗战的时候就把她带到重庆去，供她念书，在南开中学念书。以后又送她到北平，让她考清华，考取了，考清华也很了不得哦，李崇桂，现在恐怕还在清华物理系当教授。父亲会因为哪个念书念得好，尤其是家境清寒的子弟念得好，就不惜余力地支持、供给、栽培。

李继锋：您遗传到他的智商，他的这个DNA，很得宠吧，呵呵。

白先勇：呵呵，我父亲从来没有对我说过重话。可我弟弟偏偏念书念得不好，一天到晚挂班尾，给我爸爸骂得够呛呀。我这个弟弟可惨啦，我是最同情他的，呵呵。我弟弟受我爸爸压力太大，一天到晚听他唠叨：功课不行，不行！那时我们子女的家庭地位，是按成绩来决定的，呵呵。一个是成绩，一个当然也是做人。

我由衷地佩服父亲，他思想很先进。那个年代，他很重教育，笃信科学，他最尊敬的人就是老师，每年都要请教过我们的中学老师、小学老师到家里吃饭，对老师非常尊敬，觉得一点儿迷信也没有。他呼吁要男女平等，一起受教育，所以，他捐过好几所学校。一所我还参观过，在他的家乡，叫东山小学，现在还在！在临桂县山尾村那里，上面还写了几个字说明，说我父亲1940年建立小学。东山小学的那些小孩子还在琅琅读书。他自己没有机会念书，就让孩子有机会念书。成都还是哪里，有一家很漂亮的伊斯兰教中学，是他建立的。他对广西的贫穷落后，很有认识。所以，他并不是说自己是广西人，就自己关起门来办学校。他非常尊重外省的学者，请了好多外省的学者，尤其是江浙人，受教育程度高嘛。比如，我们那时候的广西教育厅长，潘宜之是浙江人，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系出身的。邱昌渭，你晓得啊？我父亲聘请了他们夫妇。邱昌渭的太太，她口语很好的，出任校长，凶得不得了的，也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夫妇俩做我们中山中学、中山小学的校长。

李继锋：白先生，记得您曾经说过，政治和文学，还是文学的影响力更长久的。

白先勇：当然，我觉得文学是更长久的。

李继锋：像您的先天禀赋，比如文学上的敏感性，是遗传父亲的多，还是遗传您母亲的多，或者跟他们两人都不一样，有所变异？

白先勇：说到文学才能，我想可能在我的个性里边，父亲母亲的遗传都有的。作为父亲的一方，当然我的好多地方不及他了，但是做事的精神，广西人的这个蛮劲，一定要有，广西人常常说一句：“冇有怕”，呵呵，“冇有怕”！广西人的这股蛮劲，我是有的。妈妈那个方面呢，我想收获的是整个人生燃烧着的热情。我妈妈一方面非常热情，另一方面，特别敏感的。她那种敏感并不是心理脆弱的敏感，她的敏感是那种直觉的敏感。比如说，她在房里边睡午觉，我们在外面窗户走过去，她在听，听见我们脚步，没见到人呢，她一叫“老五”，那一定说得是对的。她能听到我们的脚步，就知道谁谁谁，那种敏感，异常准确。她也是很真实的这么一个人。我想，那一种过人的直觉，我也许会遗传到她的。

李继锋：你们兄弟姐妹十人各站母亲两边的话，个个英俊美丽，您母亲可是丰收女神，呵呵。

白先勇： 我妈妈有个特性，她一坐那里，便满室生辉，哎哟。她喜欢热闹，她的朋友们都喜欢她。

李继锋：您父亲他的贡献主要是政治上面，军事上的，您却主要是在文学上的，未来的影响，你们父子谁更长久些？

白先勇：对我爸爸，我要给他评下来，他有几个军事上的大作为。第一个，北伐中立一大功。他起了几个关键性的作用，比如策定整体战略、平定江浙、龙潭之战和进军华北。第二个是抗日。包括大战略的制订，还有几个大会战的指挥，如淞沪会战、台儿庄之役、武汉会战、昆仑关会战等，你说是不是？

李继锋：您列举的并无溢美之词，就军事而言，像白崇禧这样既能够运筹于帷幄之中，又能够作为方面大将决胜于疆场的军事奇才寥寥可数。从1926年的北伐开始到1949年国民党战败退出大陆，他始终是战场上的关键人物，将星闪耀。而且，他的作用还不止如此，统一广西，击退唐继尧所部滇军的进犯，他就是战场上的关键人物。如果没有广西的统一，没有广西主动与广东联合，就不会有1926年的北伐，更不会有这次北伐的迅速成功。

白先勇：这个很重要！北伐反靠广东力量是不够的，中央军不够，一定要靠广西，靠广西的军队，那是必须的。那时候，我父亲在广州。说实话，蒋介石也认识他，赏识他。那时候他三顾茅庐，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我父亲出来当副参谋总长。而我父亲觉得自己太年轻了。

白崇禧的骄傲：上马能兵，下马理政

李继锋：你父亲能文能武，他跟你们家里人谈的时候，他认为他一生当中他自己感到最自豪的、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呢？

白先勇：倒不是打仗。都人称“小诸葛”了，会打仗很正常。这一点他恐怕觉得自己当之无愧，作为一个军事战略家，他是一个很自负的人，他觉得自己在战略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他指挥军队，除了广西军以外，中央军他都指挥过。哦，他很得意的一点，就是他手下的兵越打越多，可谓麾下百万雄师。不过，“上马能领军，下马能理政”才是我父亲最自豪的。20世纪30年代我父亲治理广西的那几年，外界都称广西为“模范省”的，广西的治绩领先全国各省。30年代的时候，全省上下真是非常朴素。我妈妈可是出身官宦之家的，嫁给我爸爸以后，我爸爸倡导朴素，我妈妈也就只得收敛了。她晚年还抱怨，“嗨，我陪嫁的衣服，一件穿不出来！”呵呵，我爸爸这样要求，我妈妈也只好整天穿着阴丹士林布料做的衣服。我们小时候在广西都是穿布鞋的，那种黑布鞋。那时候因为全广西抗战，很苦啊，所谓“一滴汽油，一滴血”，就是这样。所以，他的汽车我们不坐，不能坐的！广西人真的很朴素，很朴实。

李继锋：你说广西人朴素，我想起一个例子。1991年我为写博士论文收集资料，翻阅过一些关于广西30年代的史料，里面提到当时的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的家事。他虽然贵为省主席，但是他夫人都是亲自提着篮子出去买菜。这在其他的省份是不可想象的。

白先勇：对啊，广西人说实话，真的很朴素。广西本身就穷，很穷呢！讲到治理广西那一段的时候话就讲不完了。

李继锋：对对，内容非常丰富也非常复杂了。

白先勇：很有意思的，我得跟您慢慢谈谈，他治理广西那几年，广西的发展很快，那时候广西变得非常进步，设立广西大学，把外省的一些学者请来。广西还将庙宇改造成小学，因为那个时候广西穷啊，没有那么多校产。当时有人讲，那里面都是菩萨啊，你们这么做会遭报应的。我爸爸说，所有的罪过，都算在我身上好了。还有呢，30年代的时候广西自己有空军。那些空军教练还是华侨或从英国等请过来的。

李继锋：30年代胡适到广西参观过，此前广东他也参观过。他回北平之后就撰文批评广东主政者精神上倾向复古，赞美广西富于改革精神，全省展现了新气象。我印象中，从清末一直到现在，广西治理得最好的时期，就是李、白时代，大家公认的，不是一两个人认可，包括日本人，包括美国人，都认为广西的治理是当时中国最好的。

白先勇：那个时候的广西了不起！前来参观的人都说广西是模范省份，要向广西看齐，全国各省向广西看齐。一方面要准备抗日，广西的民团办得最好，广西的军队也训练得最好，准备得非常好。当然，广西的另外一方面是应付中央的压力，哈哈。蒋桂战争以后，蒋介石把我父亲赶走啦，我父亲跟李宗仁两个人只好逃难，逃到越南河内去，后来，我父亲他们从河内回到香港，又把支持蒋介石的军队赶走啦。从此之后，我父亲就搞起“三自三寓”政策。那一套很厉害哦。他学春秋时代的管仲治齐，搞保甲制。

李继锋：管仲是您父亲的偶像，哈哈。他提出的三自政策直接受到管仲思想的影响，所谓三自就是“自卫、自治、自给”。三寓政策除了受到管仲思想的影响，还受到西方征兵制的影响，是两者的结合，三寓也就是“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

白先勇：那个时候广西改革是一番新气象。我们还好没有当那个时候的公务员，这么早就起来了，叫出去做军操啦。弄得全省皆兵，所以中央不敢打广西啊。

李继锋：南京看广西，就像一条猎狗看到一个刺猬，想下口，但又不知道如何下口，怕扎了自己的嘴巴。结果还是不敢打，怕瓦解不了它。从披露出来的史料看，广西的军事化实行得很彻底，政府里的公务员也得接受军事训练。大学生是天之骄子，但也免不了军训。当时广西大学的校长马君武，很有名，不仅是国民党的元老，也是大学者，他就不赞成对大学生军训。但李宗仁、白崇禧干脆不让他继续做校长，就是这么不讲情面，相当严厉。

白先勇：就跟他讲，方方面面辩论，当时要军训，要全省皆兵。广西是行新政用新人，可怎么去找那么多符合资格的人才，结果，在实施“三自三寓”政策的时候，一个人既兼国民学校的校长，又兼民团的指挥官，还兼基础行政官员，弄成行政、军事、教育三合一，实在是因为人手不够！但这么一搞，全省就组织起来了，一动员起来，就全省雷厉风行。

李继锋：确实。您父亲就是总司令，广西民团组织的总司令。抗战的时候，周恩来看到您父亲的时候，曾经说过，你们广西跟我们很像，所以我们就没有派人到你们这边来。

白先勇：很像，很有意思，还要请你多研究。那时候延安在组织民众，广西我父亲他们也在搞这个，同时的！广西还搞土改，实行减租。

李继锋：西安事变之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开始和解，也放弃了土地革命时候的激进措施，实行减租政策。两者的差异更小了。

白先勇：我父亲就是。实际上，打下东北，他就提议说，马上组织百万人才到东北。我爸爸组织民团有名的嘛，他做过广西民团的总司令嘛。他就是希望像组织民团那样，把东北组织起来。

李继锋：说到下马能理政，这里边就有个很大的疑问，就是您父亲的政治见识怎么形成的，他平常爱看些什么书呢？

白先勇：他爱看《孙子兵法》什么的，那种古代的东西看得很多了。还有管仲治齐，他留心那些东西，像左宗棠治疆的资料，他也看。他好学，也看外国翻译的东西。

李继锋：两广事变时在广东屈服之后，广西一省对抗南京的绝对优势的压力，但广西内部并未出现致命的分裂，这些都为广西的领袖们带来了自信，但更大考验还是抗战。抗战带来了一个大问题，就是原本埋头从事广西建设的白崇禧、李宗仁已经将主要精力放在全国性的战争中，而且1939年广西本身也沦为战场，1944年日本占领桂林，给广西重创，原本繁华的桂林因战火而成为废墟。

“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李继锋：您出生就是在抗战爆发那年？

白先勇：嗯，那是在1937年。

李继锋：那个时候，白崇禧又到南京来了，他是受到蒋介石邀请的，来宁参加国防会议。那时的局势非常紧张，日本在卢沟桥事变后，不断扩大战事，中日全面战争不可避免，中国的领袖与将军们需要在发动全面抗战方面达成共识。

白先勇：他8月初就飞南京了。

李继锋：您的父亲当时被日本报纸称为“战神”。他同意飞到南京，和蒋介石相见，表明抗战那仗非打不可了。因为广西李、白跟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最深，也是最强硬的竞争对手。他自1928年离开南京之后，就再也没有来过。

白先勇：那时候，我父亲飞南京，很重要的。蒋介石也很厉害，他到了必要的时候，派陈诚到广西，去接我父亲。非常礼遇，各方面接待都安排得很好。到了南京，他住在张学良在紫金山下面的一个别墅。当时没人住，很漂亮的。广西表态要一起抗日，其他的省通通跟进。湘军啊，滇军啊，都联合起来去一起抗日了。

李继锋：《李宗仁回忆录》里有一段回忆，说当时蒋介石邀请您父亲去的时候，您母亲马佩璋担心丈夫的安全，并不同意。这个说法您认可吗？

白先勇：那倒没有，没有这样的事。我母亲对我父亲重要的行程，基本上是不管的，而且我父亲也绝对不会听她的。我想我母亲不会管这个大事。像北伐的时候，我母亲还跟他一起去北伐，跟着一起去的。我母亲在大事方面，还蛮有定见的，还真不是一般普通妇人之见。遇到国事这种大事，我母亲管不着。我母亲对政治一点儿兴趣都没有，她嫌烦。本来“国大代表”那个头衔啊，她们广西妇女界的同志要送给她的，她都不要！她说，你们送给我的东西，是因为我丈夫的关系，我不要这东西。呵呵。她就是不要。李宗仁夫人郭德洁是蛮喜欢政治这个东西的。我母亲有自己的一群朋友，并不热衷于政治这玩意儿。

李继锋：从8月4日白崇禧自广西桂林飞抵南京，直到武汉沦陷，约四百五十天的时段里，他在前线的时间，占到八成。而在后方谋划，仅占二成。他之所以有点不像参谋长，是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抗战时的中国军队，组织、训练、后勤尚未现代化，遇事不亲自督促，对战略的执行往往走样。当时抗日的最高战略就是持久战略，但持久战如何能够达成，白崇禧有他的思考，您可以介绍一下原委吗？

白先勇：我父亲看过拿破仑侵俄史，后来他提出的对付日本人的那套战略，就是仿效俄国对付拿破仑的那一套，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以持久战拖垮日本人。这些是我父亲提出来的。

李继锋：“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这十二个字很凝练，也很经典，现在流行的说法是这十二个字是您父亲看了《论持久战》，然后将其中的精华浓缩成这两句话。这段回忆来自程思远。

白先勇：哎呀！这说法不对。

李继锋：我也怀疑。80年代中期我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就发现程思远的回忆并不准确，因为我看过您父亲关于这十二个字的提出，要比《论持久战》更早。我看到的资料最早是1938年3月份您父亲就提出来的。

白先勇：我父亲提出要早得多。

李继锋：问题是程思远就是这样回忆的，现在他的这种说法已经成为整个大陆学者通行的观点，因为它暗合大家的心理。也就是说，在抗战的持久战略上，国民党悄悄学共产党。

白先勇：那时候，你想啊，国民党那是自己当家，你想他们怎么会去学？这种想法真是不可思议的。

李继锋：从统一广西开始，您父亲就是经常打胜仗的将军，也是在军事上非常自负的人，恐怕不大容易受别人影响呢……

白先勇：我父亲对共产党评价很高，他从来没有轻视过共产党，他一直说共产党很厉害，有组织，有思想。共产党的厉害，他晓得的，没有轻视，不像国民党有些将领，真的轻视共产党。国民党的败因之一，就是小看了共产党。但问题是抗日开始不久的时候，他怎么会听这个话？那时候国民党自诩是中央政府。这十二个字是我父亲提出来很重要的一个大战略，非常重要的战略。他研究过拿破仑入侵俄国的经过，因为俄国跟中国一样，国土那么大，拿破仑失败也是因为补给线拉得太长，后继无力，拿破仑最终败给了冬天。冬季来了，俄国人把法国人拖垮了。我想我父亲研究的这些东西，就是这么来的。他看日本人也是，往西部内陆拉，内陆的交通不便，日本人那些现代化的装备没用。坦克开不动，战车前进还找不到合适的路。战线拉到山区，拉到四川去，拉到把日本人拖垮，越拖越垮，日本人就离海洋远了，补给不够了，父亲提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大战略。因为没办法跟日本人正面作战，中国人的军备差太远，完全没有制空权，所以在南京、武汉的军事会议上，提出那个大战略来，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那是在1938年初吧。这两句话被蒋介石采用了以后，就变成了抗日的大原则。那时候，刚好台儿庄打完了嘛。台儿庄打完了的时候，发觉再这么正面作战不行，要跟日本人斗，只能拖垮它。

李继锋：其实，说到抗战，离不开白崇禧的所作所为。您父亲参加了一系列重大战役的策划与指挥，但后来都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或者说没有一个人充分地梳理过您父亲为抗战所做的大量工作。比如，淞沪会战，他使用了很多的广西部队到第一线发动反攻，但并不成功。会战后期，他主张早点儿撤退，要是蒋介石采纳了，就能够避免上海失守后难以收拾的溃败局面。

白先勇：淞沪战场上广西部队死得很惨啊，很惨烈的。广西部队打得很好的，可我跑到上海去，参观“八一三”纪念馆，关于广西军队的记载什么都没有，至于我父亲连提都不提！

李继锋：另外台儿庄大捷和武汉会战，您父亲做的贡献，非常之大。作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武汉会战的时候生病了，就是您父亲代理李宗仁在那里指挥。

白先勇：对，徐州会战的断后都是我父亲部署的。武汉会战完全是我父亲在那儿指挥的。

李继锋：可对您父亲的所作所为，抗战史书上说得非常少。可以举一个他的参谋陈孝威所记载的一件事，当白崇禧退出徐州时，需要冲破敌人的重围，当时危机四伏，日军飞机在空中沿途搜索，他的护卫部队只能昼伏夜行，好在他的战马善解人意，不轻易驰动，也不悲鸣，以至日机六天的空中搜索毫无收获。那六天里，为避免被日军发觉，不敢发一个字的无线电报，与外间通讯完全陷于断绝。可见形势的严峻。

白先勇：有这样的细节？关于他在抗战中的故事，过去说得很少，说得完全不够！官修的历史常常靠不住的。

李继锋：谈到昆仑关战役，也离不开您父亲的亲自指挥。

白先勇：那战役就是我父亲亲自指挥的。当时，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是我父亲部下。

李继锋：白崇禧是桂林行营主任嘛，亲自指挥这一场桂南会战。当时他的权力达到了顶峰，半个中国的抗战军队都在桂林行营统领之下。所以，您父亲这个军事家身份是大家都公认的了。对了，您父亲除爱看军事书之外，还爱看其他书吗？

白先勇：他就是喜欢看军事的，小说很少看，呵呵。应该看过《红楼梦》吧。文学方面，他古诗词会背一堆的。他喜欢看那些传记。他研究了一些世界史、世界大事。所以，我想这些对他在大战略上面产生智慧很重要，对他在北伐中也很重要。北伐那时候，他提出来的战略是：先打吴佩孚，再打孙传芳。

李继锋：最后打东北的张作霖。

白先勇：那个也很重要。北伐中他贡献很大，真的，包括在战略方面。

四平街的遗憾

白先勇：我父亲1946年在东北四平街督促国民党军队打林彪，打败了他的部队，差点儿打到哈尔滨去了。我父亲跟蒋介石说，乘胜追击，要把林彪赶出东北，赶到西伯利亚去。那个时候，蒋介石不听，把我父亲硬拉回南京去了。后来林彪在东北坐大，他的四野就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呵呵，这就是命运，而命运转变的关键就在这里。那个时候林彪部队入关也不过十余万人，四平街之役被打败的时候已经剩到几万了。我看过那个电报，已经下令林彪撤退，从哈尔滨撤退，已经要放弃哈尔滨，把东西、文书通通弄好了，上车了。唉，所以说国民党，蒋介石自己眼睁睁地丧失了机会。

李继锋：好多人认为历史的结果是靠理论演绎出来的，是靠逻辑推导出来的，这就太简单化了，实际上是历史的宿命论。真实的历史总是在岔路口展现出许多可能性，许多不可知，留给政治舞台上的参与者各种各样的机会，需要有智慧发现机会，有勇气争取机会，还要有点让梦想成真的气运。

白先勇：对，就是气运！蒋介石自己要停战！自己在6月6号宣布停战，把我父亲硬拉回来了！我父亲觉得自己好像岳飞收到十二道金牌，只得应召回去。蒋介石在长春的时候，我父亲说，总座，你在这里的话，在东北，我也陪着你在这里！我们乘胜追击，打到哈尔滨，打到那边去！把林彪的部队解决。唉，蒋没听，我父亲非常无奈。反正很多很多时候，在节骨眼的时候，比如像抗日的时候，蒋介石他听进了我父亲的话。但有时候，特别在内战的时候，国共内战的时候，他又听不进。其实抗战还都之后，我父亲虽然是国防部长，但有名无实，没权，权在陈诚手上，好多事情我父亲不能做。

李继锋：当时陈诚是参谋总长，他深受蒋介石信任，他在诸多方面与蒋介石相似，被称为“小一号的蒋委员长”。蒋介石对您父亲，就可能跟李宗仁对您父亲不太一样。李宗仁是肯放权的，相对来讲，干预少，但蒋介石显然不是那样的人。他喜欢什么事都自己插手管的。

白先勇：哎，眼看着这种大势沦落到这种程度，一个人也无法挽回。你整个体系、整个格局是糟糕的，我觉得个人真是无力回天。

李继锋：可以理解，会有种有劲使不出的感觉。

去台与亡故的真相

李继锋：您父亲后来为什么要到台湾去呢？以他和蒋介石的恩怨，他到台湾是不会得到重用的，而且台湾事实上很快就是蒋介石清一色的局面了。当时桂系三巨头各奔东西，李宗仁漂洋过海，远赴美国当寓公去了，黄旭初悄悄跑到香港定居了。从此，李白就天各一方，再不是一体了。

白先勇：对，李宗仁到美国去，我父亲到台湾去。他讲的到台湾的理由，我也相信。我想基本上他还是觉得自己是创党的元老。他参加过辛亥革命，所以他对“共和建国”、对整个“民国”的存亡要承担责任的那种思想还是最重要的原因。你想，若要他在外面做义工，葬身于异地，我觉得他接受不了。到台湾去，他觉得还可以有所贡献，做些事情啊，要共存亡。去了受到打压这种事情可能发生，对他有成见的人很多，反感的情绪很重，他晓得他去那边日子会不好受。这些他也知道，他这么聪明的人怎么可能不知道。但他不管，呵呵。内战以后，蒋介石对他的那种怨恨，尤其是淮海之役，矛盾变得那么深。很多人是劝他不要去的，他在海南岛的时候，打到最后，就剩一兵一卒，也要打，抵抗到最后的就是我父亲。他一直打，一仗接着一仗，从四平街、大别山，一直打到海南岛。

李继锋：白崇禧曾是共产党军队的老对手，但战场上的对手往往最知道你的能力。共产党说白崇禧会带兵，懂兵，也做过他的策反工作，并说如果他愿意追随，可以让他继续带兵。

但最终白崇禧没有选择留下，也没有去香港、南洋，而是选择去了台湾。批评白崇禧的，特别是对他去台湾这件事，说他只有军事远见，但政治上无远见，见小不见大。

白先勇：这只是一方面的看法，我觉得父亲去台湾，是本着他的责任感而做出的一个决定。我觉得他不缺少远见，他是忠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李继锋：有件事想问您，不知道是否合适。您父亲去了台湾以后，后来关于他的去世原因，有各种不同版本的传说。您应该可以提供一个最可信的说法。

白先勇：是听到了好多说法，特别是讲我父亲的死是蒋介石特务干的。

李继锋：对，大陆就长期流行这样的说法。

白先勇：他们讲是通过下毒，把我父亲毒死了的。这种说法是怎么来的呢？父亲过世以后，我们发现有半杯酒在那里，是药酒。我父亲晚年，习惯喝那种药酒，每晚喝一杯。当天晚上喝了，可没喝完，后来心脏病猝发。我一直在想，那个时候蒋介石没有足够的理由，要把我父亲除掉。因为那个时候，我父亲政治上、军事上都没有大权了，既没有军队，政治上也没有影响。那时候，国内外的形势也没有险恶万分，我父亲对蒋介石没有构成任何威胁或危险。所以我想蒋不至于下此毒手，除非你能翻阅他们的特务档案，里面明确有这个讲法。我不能说百分之百的，就一定没有暗杀的可能，特务的事情很难讲。但是，据我们判断，没有什么理由，他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把我父亲除掉。我想，这个时候暗杀他没有意义嘛，而且就是暗杀，选择的方法也不可能那么笨。比如下毒药，万一查出来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把我父亲在外面造个车祸的意外，或者是其他什么的太容易了，是不是？不必要还要用药酒什么的，然后再留下半杯；还找一个什么中医，说得那个中医还有名有姓的，蛮乱讲的。

李继锋：您父亲去世的时候您在场吗？

白先勇：那时候我人在美国。我父亲过世很快，是心脏病猝发，我们家都有这个遗传病，连我自己也是，心脏还开过刀。

李继锋：对于您父亲的去世原委，以前还真的没人正式澄清过。

白先勇：是没有澄清过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让我们出来讲，觉得也没有必要的。

李继锋：没有澄清就可能会加深人们对蒋介石的负面印象，而且这么说的人就是要给人们造成蒋介石主使暗杀的印象吧。

白先勇：没有弄清的史实不少。这几次访谈想说的内容很多，可惜历史是讲也讲不完的，只能说到此了。

李继锋：是啊，总是感到意犹未尽。我期待您新的大作早日面世，您不仅是为您父亲白崇禧正名，同时也从新的侧面丰富了民国的历史，解读了民国许多历史表象后面深藏着的谜。

2014年整理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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