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劳动教养：比路还长的回忆
一
癸巳年初一（2月10日），《北京青年报》用愉快的语调向我们报道：“从云南省政法工作会议上传来消息，云南全省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缠访闹访、丑化领导人形象等三种行为，‘统一停止’劳教审批，其他违法情形的劳教审批也‘全部暂停’，劳动教养在云南省内事实上已经取消。随后，新华社追踪报道称，云南省的做法，乃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的‘时间表’与‘路线图’进行，全国范围内取消劳教制度，已是大势所趋，且可能迫在眉睫。”
在我国施行了五十六年之久的“劳动教养”这个惩罚制度，虽然它的合法性早已遭到法学界的质疑，虽然人们强烈呼吁尽早废除，但延至今天才传来上述令人愉快的消息。
也许是因为这两天我正好在读我的一位劳动教养的难友、现定居美国的巫宁坤教授写的回忆录《一滴泪》（此书英文本A Single Tear流传海外，至今未出版中文本），想到他今年已九十三岁高龄，读着他哀痛地叙述1958年4月以后所遭受的劳教苦役和精神凌辱，我回想起更多的在劳教岁月中悲惨死去的右派难友们，心情苦涩而沉重，以致读了青年报这一段愉快的文字后，反而禁不住老泪纵横。
3月17日，一位记者向新任总理提问，何时取消劳动教养？他简要地回答：“劳教制度改革方案年内有望出台。”
取消或是改革，总之，是要变了。
劳动教养留给我的，却是比路还长的回忆。
五十六年前的1957年8月4日，正当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把几十万个热诚提了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时，《人民日报》忽然发表了《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的社论。立即有人敏感到，这是上面惩治右派分子的一个聪明的办法：面子上“宽大为怀”（不判徒刑），实际上“狠加打击”（关进监狱）。手续简便到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只需所在单位填一张劳教申请表，警察就可以把人带走。
拨乱反正以后，我的几位侥幸熬过来的难友，用血泪写的劳教右派的苦难史，使千万读者震撼和悲恸。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出版）、从维熙的《走向混沌》（作家出版社1989年出版）、刘迺元的《历劫不悔》（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等，这些书不仅唤起我这一代人心灵战栗的回忆，更使年轻一代人惊心动魄地了解了历史的真相，知道在我们这片国土上曾经发生过怎样不可思议的一幕幕悲剧，劳动教养曾经折磨和迫害过的，又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它毁灭了多少无辜者的生命，又葬送了多少有作为的知识人的青春年华。
我不会忘记自己经历过的长达十二年的劳教岁月。
五十六年前，那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年代。没有人会怀疑领袖的“英明”。就连经过群众批斗后的右派分子们，也个个低头认错，相信经过劳动改造就可洗刷罪过。巫宁坤教授在他的书里写得很诚实，我和绝大多数被劳教的右派们也都是这么想的。
我们就这样成了实行劳教制度的第一批劳教分子。
和我同期关进看守所的，还有我的一位老朋友北影导演巴鸿，他是和六机部三局的干部冯志轩同一辆警车送进来的，我还看见了新华社的英文翻译刘迺元、中央工艺美院教授何燕明、中央歌剧院指挥莫桂新、《茶花女》的导演谷风、中国作家协会的诗人唐祈、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徐步和舞美教师徐廷敏，还有北京人艺的青年演员王宏韬、青年画家江荧和汪志杰等等，啊，数不过来的这么多熟悉和更多叫不出名字的人，都关进来了，他们都成了我最早的劳教难友。
据说，在北京的中央和市级机关、团体、企业、学校和军队，打成右派的有十万人之众，送去劳动教养的有多少人，公安局至今还没有公布过统计数。不过，上世纪末，《光明日报》的一位编辑姚小平，偶尔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上发现了一册从公安局流失出来的“右派劳教分子死亡登记表”，填写时间为“1963年”。死者九十六人，大都是在大饥荒的1961年冬饿死的，埋葬在清河农场于家岭分场的坟地。这当然只是一个死亡名单的分册，因为仅就我亲眼看见的劳教饿死者就不下十余人，巫先生书中也写了一位就睡在他的右侧、饿死前还欠了他一块大饼、死后队长又派他去挖坑埋葬的“书法家老刘”，以及从维熙、刘迺元书里记录的那许多可怜的饿死者就都不在这份名册里。还有许多的自杀者，像刘迺元写的北大图书馆系毕业生敖乃松自沉鱼塘的悲惨故事，从维熙书里提到的北京协和医院实习医生林澄，在兴凯湖农场的玉米地里用刀割破腿动脉愤然死去的事例，我在团和农场病号组的时候，和我同睡在一个炕上的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学生陆浩青，因劳教到期而久不释放，绝望中跑到河沟边吊死在树上。所有这些，再加上全国各省市的劳教右派分子一共死了多少，谁还会记得这些卑微的殉难者呢？他们或许就成为历史的永远的失踪者了。
二
巫先生是1958年4月17日由他任教的国际关系学院（当时归中联部领导，对外属保密单位）开了一辆吉普车送到半步桥监狱看守所的。
我恰好在第二天，4月18日进来。我们就这样成了同命运的难友。
那时，谁也不会想到劳动教养就是进监狱。巫先生上车时还天真地以为“是送我去一个农场参加体力劳动”，谁知是停在一个装有铁丝网的高墙下的大铁门前。接着他就被推进了一间挤满了劳教分子和摆着一个大尿桶的臭气熏天的囚室里。他离家前夫人只为他收拾了一个小衣袋，顺便塞进了两本书，一本是英文原版的《哈姆雷特》，一本是冯至编的《杜甫诗选》。没想到这两本书后来竟成了他囚徒生涯的精神伴侣。那年他三十七岁。
我是中国剧协惩罚的右派，我们一共五个人。是当天早晨被叫到王府大街的文联大楼（现为商务印书馆办公楼）三楼剧协党委，三位领导人分别让我们看了打印好的“右派结论书”，然后各自在上面签名。这时，忽然从隔壁房间推门走进一位公安人员，和三位领导摇了摇手，彼此微笑。五名右派的交接手续就算办好了。公安人员转过身厉声命令我们排成一行，由他带领走出文联大门，推上停在门口的一辆卡车上。我们被送到了东单分局，在这里，我们和其他犯罪分子一同办理入监手续。先是照一张相片，然后两只手蘸满油墨在登记表上印上掌纹。这就建起了“囚犯档案”。
不料，四十多年后出现了一个奇迹。学者李辉先生在北京文物市场发现了我的完整的政治档案，包括1955年反胡风运动，随后的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以后的劳动教养，直到1969年末结束劳动教养遣送回原籍的全部材料。2004年他的《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一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更出人意料的是，该书出版后，引起了侨居澳洲的赵立江（丽江）先生的惊异，原来他在离国前（1997年11月）也在北京潘家园文物市场一个不显眼的旧书摊上，发现了一册劳教时期的“杜高档案”，翻开就是那张贴着入监照片和印着两只黑色手掌纹的登记表，以及一份份反映劳教时期情况的材料。他爱好收集历史资料，便买了下来，带到澳洲去了。有了这一册档案的补充，人们对于我这样一个右派怎么受到长达十二年劳教的严惩，才能有所了解。
剧协的五个劳教右派中，两位年稍长的，一位是“九叶派”诗人唐湜，进监狱时神情紧张，脸色苍白。他是个老实书生，木讷寡言，只因为在座谈会上说了几句不满“肃反”的话，便获罪“攻击肃反运动”处以劳教。他的妻子没有工作，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他几乎是哭着向公安人员求助：“怎么办呢，家里人还在等我回去吃饭哩。”他得到的当然是一声呵斥。另一位戴再民，是1937年入党的“老革命”，他被阎锡山逮捕过，进行过英勇斗争，现在成了“自己人”的囚犯，气得脸铁青，死也不肯按手掌印，最后被公安人员强力制服。再一个是《戏剧报》的青年记者阮文涛，戏剧学院毕业不久，他和老戴的罪行都是“以采访名义煽动艺人向党进攻”。再就是汪明和我，均为以吴祖光为首的“二流堂”“小家族”的主要成员，而受严惩。（“二流堂”的戴浩先生也被送了进来。）
我的这四位难友，现在都已去世了。死得最惨的是汪明。他在结束劳教后被遣送回原籍安徽，强制在安徽的劳改农场就业。他没有熬到“右派改正”，忧病交加死于农场。几十年来，每想起他，我就禁不住流泪，他当时是一位多么真诚地信奉党和热爱新中国的热情洋溢的剧作家啊。其他三位付出惨痛的人生代价，毕竟等到了“改正”，虽然身心的创伤已难完全愈合。唐湜先生改正时年近六十，便留在了老家温州。但他具有中国知识人的志节，老而弥坚，不断有新作问世。他逝世前，被当地授予浙江“最受尊敬的四位老诗人之一”的美誉，总算是一种补偿和慰藉吧。
我们五个人进了收容所后，就分开了。和我关在一间囚室的，是北京舞蹈学校的青年教师孙颖。他是我劳动教养的第一位难友，也是最值得我钦佩的意志坚强的艺术家。在送我们去兴凯湖农场前，公安人员来检查每个人随身带的衣物。我最简单，是剧协送进来的一床棉被和几套衣服。孙颖带的是一只小箱子，打开一看，除了几件衣服，净是一些研究古代舞蹈的书籍、图录和资料。公安人员皱起眉头：“把这些统统送回家去！”孙颖一把抱住箱子，哀求着：“我没有家。这都是我多年收集的资料，我不能丢了它！”这一回公安人员发慈悲了。孙颖抱着他的宝贝上了车。到了农场以后，我和他就分开了。但我后来听说，他在漫长的劳教期间，不管劳动多么累，生活多么苦，甚至在大饥饿的那几年，他都没有放弃舞蹈练功，坚持古代舞的研究。二十二年后“右派改正”，我们在北京重逢。据说舞蹈学院在安排他的工作时，都很惊讶他还能从事舞蹈教学。1985年10月，我收到他寄赠的请柬，在天桥剧场观看了由他编导的大型民族舞剧《铜雀伎》。这以后他的汉唐古典舞的教学、创作与理论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他成了舞蹈学院最受尊敬的老教授之一。孙颖活到了八十岁。他逝世后，他的夫人把他没有写完的一部劳动教养的回忆录印出来分送友人，这部书字字浸透了泪水，同时处处显示出对压迫的顽强抵抗。
对于右派知识分子来说，进了劳教收容所，就如同掉进了另一个世界，虽然这只是劳教的第一步。
从1958年2月春节过后，各单位就开始处治右派，成批成批的右派送进了劳教所。2月、3月进来的，都已分批转送到了茶淀清河农场的三分场和于家岭分场劳教。到了4月，送来的人越来越多，收容所已感到人满为患的压力，而这时“大跃进”已在全国兴起，公安工作的“大跃进”就是坏人抓得越多越好。收容所不够用了，连雍和宫的一个偏殿，也暂时用作了劳教收容所。农场也装不下那么多劳教人员了，决定在遥远的兴凯湖畔开辟新的分场。我们这一批人就在半步桥看守所里等待了两个月。
四十年后，巫宁坤在美国含泪写下了对在半步桥日子的回忆：“可是我万万没有料到，在通往苦难的道路上，半步桥会引我走多远。一日两餐，吃的是同样的东西：一个用发霉的玉米面做的窝窝头、一碗玉米糊、一片咸得发苦的腌萝卜。头两天，我实在无法下咽，就把我那一份送给左右的难友。‘不用过多久你就会吃不够的’，难友们预言。他们说对了。关在监房里，闻着我们自己的尿的臊味，天天‘交代罪行’，‘认罪守法’，我们也用当初人家批斗我们的方式相互展开批斗。除了每天轮流下楼倒尿桶，我们不时到大院里打扫卫生。我们终于挨到了不憋死在这臭屋里，可以到荒原的阳光下劳动，可以吃饱肚皮了。6月里的一个深夜，关在看守所的八百名劳教分子，在荷枪士兵的押解下，乘上从北京开往密山的‘专列’，三天三夜，再转乘大木船，才运到了目的地——兴凯湖畔沼泽遍布的八分场。”（《一滴泪》第四章）
这是怎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又将承受怎样的一种劳役？当我们刚刚搭起了一个三角形帐篷、可以躺下歇口气的时候，管教干部立即把我们集合起来，他大声地警告我们，不要有任何想逃跑的念头，这周围都是沼泽，又叫草垫子，看上去是平地，踩下去就淹死。逃跑是刑事犯罪，抓回来从重判刑。然后就宣布，对于你们这些人，只有通过强迫劳动才能改造成新人。从明天一早起，就要开始沿湖修筑一条导流堤，阻挡湖水，开垦荒地。
这才是劳动教养的真正开始。未来将会怎样呢？我们都在惶惑中。
当管教人员警示我们这是什么地方时，巫先生仿佛听见了哈姆雷特那一声“丹麦是一座监狱！”的呐喊在荒原上空回荡。果然，三十多年后，刘迺元先生记下了这一天晚上发生的可怕的事：“大家正在熟睡，突然响起一阵枪声，把大家惊醒，队长在门口出现，他说：‘都睡觉！没事。’次日早晨传出消息，一位难友因越过警卫线被打死了。他睡得迷迷糊糊，黑夜走出去越过了线，我想起我见过这个人。他四十岁出头，戴一副深度近视镜，他出去找厕所走错了路。”（《历劫不悔》177页）
到这时，我们才真正意识到了处境的险峻和劳动教养惩罚的严酷。
三
巫宁坤先生是怎样从一位英国文学史的教授沦为一个劳教囚徒的呢？
1951年新年，他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写博士论文，忽然收到北京燕京大学校长陆志伟的急电，请他回国接替一位因朝鲜战事而离开中国的美籍教授。接着他又收到了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的聘函。他的心中激荡起了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热情，决定放弃写了一半的博士论文，回国任教。为他送行的是芝大的同学李政道博士，他还劝李政道也回去为新中国工作。
巫先生抵达北京前门车站时，迎接他的是燕大西语系主任赵萝蕤教授。她是艾略特著名长诗《荒原》的中译者，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早年是“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后来这一对夫妇的政治命运令人悲叹不已。陈先生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自杀。赵先生饱受磨难，晚年精神失常。
满腔热情回来的巫先生，寄居在赵先生家里。没教几天学，就赶上了院系调整。燕大撤销，他被调往天津南开大学。所幸他在南开遇见了李怡楷女士，结为夫妻，后来在患难中相依为命。没两年他又被调到北京一所“干校”（后称国际关系学院）任教。
1955年，他遇上了“肃反运动”。积极分子们开始审问他：“为什么回国？”他觉得很奇怪。再问他：“为什么选在1951年回来？”他开始领略这问话里含了一点别的意思。再到气势汹汹地被逼问：“回来有什么目的？”他这才发觉自己竟被怀疑是美帝派来的特务。天哪，这就是对他“满腔热情，不远万里，报效祖国”的回报！
然后是1957年的整风。他沉默。领导一再动员他“说几句”。他说了。于是“落进了‘阳谋’罗网”。他被扣上右派帽子，遭受批斗。然后送进了看守所。
他先在兴凯湖畔的黑土地上承受“大跃进”苦役的磨砺，接着又遭遇了大饥饿的恐怖。他饿得浑身浮肿，然后骨瘦如柴，气息奄奄。饥饿使他失去人性。他妻子的哥哥从天津一大早辛辛苦苦赶到清河农场探望他，给他送去食物，他却疯狂到把哥哥留给自己中午吃的几块大饼也抢夺了下来。老年忆及，他骂自己“不是人”。
1961年，正是劳改农场死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多亏了他夫人的奔走、呼吁和请求，好容易才把饿得濒临死亡的巫先生从劳教队里救了出去。他后来就以“保外就医”的劳教分子的身份，跟随他的夫人下乡劳动，接受群众监督，千辛万苦地熬过了狂风暴雨的十年“文革”。直到1979年右派改正，他才重见天日。
这时发生了一件有意味的事。巫先生从报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回来讲学的消息。阔别二十八年，他俩在北京饭店重见。但他立即意识到了两人的鸿沟。
他留在美国，能够获得成就和荣誉，过着安定富裕的生活。我回到祖国，历尽劫难和凌辱，好不容易才苟活到“改正”的今天……我脑子里突发奇想：如果在旧金山那个7月的下午是我送他上船回中国，结果会怎样？也许我会坐在他的椅子上，他坐在我的椅子上？哦，不，我当场决定，我决不会坐在他的椅子上，同时，上帝保佑，即便他当年回来，也万万不会落入我的苦海。（《一滴泪》第十七章）
三十年生命的代价，从希望到破灭，从梦想到醒觉，绕了一个人生的圈子。上世纪80年代，他终于携夫人和儿女返回美国。
他将这三十年的坎坷人生归结为：“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令人读后感叹不已。
2011年夏，我忽然接到他从美国打来的一个电话。真是很高兴。他看到了有关我的档案的那本书，他说那些揭发检举材料，外国人绝对读不懂。他说还记得我刚进教养所时的模样。他笑了：“我印象里你很英俊。”我只有苦笑。我问他：“你在美国生活得怎么样？”他回答：“还算平稳，不再恐惧。”
我为难友祝福。心想：他终于回去了。他不会再回来了。
四
1961年，也就是巫先生保外就医的那一年，劳教所里很不平静。因为“大跃进”以后的三年大饥荒，人民困苦，社会不安。许多留在工厂和学校里监督改造的右派，对现实和时局又发了一些议论，纷纷被加重处罚，升级劳教。
1958年第一批劳教的右派，经过了三年改造，大部分已解除劳教留场就业。原先劳教是不定期的，一般以三年为限，根据政府考察，表现好的就宣布解除。到了1961年4月，政策变了，要给劳教分子正式定期。仍以三年为限，从半年到三年，按罪错轻重表现好坏划分等级。
新进来的右派，大部分是大学生。像北大物理系的谭天荣、数学系的杨路、西语系的曹家同、中文系的张志华、年轻教师章亚航，清华的殷长宙，北师大的宣文峋、曹克强，航空学院的周大觉，工业学院的张永贤、孙本乔等等，一大批才华出众、品学兼优的青年学子。他们不幸遇上了那个年代，人生理想破灭。他们进来得晚，所以都定期劳教三年。我们这些已满了三年又还没有解除劳教的右派，再定期三年的，就属于思想极端反动、改造表现极坏的人。最后才知道，有三个人属于这一类。其余都在三年以下。这三个最反动者就是新华社的刘迺元、六机部的冯志轩和我。
四十年后，我的档案公开了。那里面有一张“继续教养审查登记表”。
我写了一段回忆：“散会后，负责管教我的李干事同我谈话，他抽着烟，眨巴着眼，用天津味的普通话问我：‘你知道为什么定你三年吗？’我回答不知道。他发怒了，一条腿踩在椅子上，一口烟喷到了我的眼睛里。我用手揉了揉眼睛，他冷笑一声：‘这时候想哭了不是？迟啦！当初骂我们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你以为政府不知道是吗？你敢骂我们是沙皇的狱吏，你太反动了！告诉你，我们都是革命的干部！’
“我低下头，不再申辩。我知道，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我明白过来，大概就凭着一个小青年的一次汇报，不用调查核实，更不用经过法律程序，就又决定了我三年的政治命运。
“我想起冬季一个大休的日子，关在监舍里的劳教分子们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一个小伙子靠在墙角，捧着一本厚厚的书在看。我认识他，他在技术股绘图，原先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因偷东西被送了进来，大约二十来岁。我走过去，翻了翻那本破破烂烂已掉了封面的书，原来是托尔斯泰的《复活》，他正看到玛丝洛娃被关进监狱的那一章。我们聊起天来，大概从沙皇的狱吏说到我们在劳教工厂的处境，或许还发了几句牢骚。显然，事后这个小伙子向李干事汇报了我们的谈话。只可惜，他并没有因此而缩短自己的劳教期限。
“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沉痛的教训，在这个盛行打小报告的环境里，有些人就企图利用诬陷别人的手段来换取自身的好处，我必须学会警惕，时刻检点自己的言行。这一年我已经三十岁了。”（杜高《又见昨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150页）
在丽江先生带去澳洲的那一册劳教档案里，我看到了那个小青年写的告密材料原件，以及被那位李干事扣押的我写给母亲的信，还有他在我的劳动评比材料后面批写的“该人思想一贯反动”的评语。
五
我只好把解除劳教的希望寄托到1964年4月6日。
给我追加的这三年劳教，成了我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最严酷的三年，我遭遇了永生难忘的大饥饿年月。
1961年寒冷的冬天，我在清河农场西荒地583分场劳动。那时我已经两腿浮肿，开始咯血，但还坚持着下地干活。一天傍晚，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收工回来，在伙房窗口排队领取我的口粮：两个小小的白薯面窝窝头。我端着饭盆刚接过这两个窝窝头，忽然被旁边的一个小伙子抢走了。这个场景，作家从维熙后来写在他的劳教回忆录里：
说起来也很好笑，我和杜高所以能在农场里蝼蚁般的人丛中相见，也是饥饿当了我们的引线。一天黄昏收工后，我照例拿着我的饭碗和搪瓷缸子去打饭，当我从那扇小窗口拿到两个白薯面窝窝头和一碗菜汤，匆匆往宿舍走时，发现了一个面孔消瘦的年轻人，一边跑着一边往嘴里塞着窝窝头，一个长着螳螂腿的人，在后面边追边喊：
“喂！你站住——”
“嘿！他抢走了我的窝头了！”
“大伙截住他！”………
我顿时明白了。前头的那个年轻号，是抢了后面那瘦汉子的晚餐。虽然这儿贼多如牛毛，但在饥饿年代抢吃别人那口饭，仍然是众矢之的。于是有人奔了过去，我也不由自主地随着大伙朝那抢食人走去。待等那瘦汉子和众人赶到“小强盗”身边时，他已经把两个白薯面小窝头都填进了肚子，并可怜巴巴地说：“我得了浮肿！等肿到肚脐眼，我这条小命就交代了！我得活下去呀！我实在饿得受不了啦！你们愿意打就打，愿意扇我耳光就扇我耳光吧！反正我早晚得死！”
真有几个年轻号上去揍他！可这瘦汉子长叹了两口气，把年轻号给拦了：“算了！算了！我饿一顿认了。就是打死他，他也吐不出窝窝头来了！”
我突然发现这个又黑又瘦的汉子很面熟，片刻的回忆之后，我喊出了他的名字：杜高。他也认出了我，彼此都十分尴尬。昔日在北京文坛上的青年作家和青艺的剧作家，居然在这里见面了，那抢食的浮肿号当了引见的红娘。荒唐？是够荒唐的。怪诞？这见面的场景就是一幕时代的怪诞戏剧。一个瘦弱的书生没有保卫那一口食的本领，被人嘴边夺食之后，还去阻拦别人不要殴打那个抢食的人，这可能是知识分子区别于其同类所特有的悲哀吧！”（《走向混沌》,108—109页）
从维熙是1960年12月送进劳教所来的。他原先和张沪、赵筠秋都在郊区劳动改造，但有人揭发这三个右派思想反动，搞“小集团”活动，对反右运动不满，又在一起议论“大跃进”的荒唐。于是，他们所属的北京日报社党委决定加重对他们的处治。张沪被送到了清河农场劳教女队，从维熙和赵筠秋就都成了我的难友。
囚徒生涯给从维熙和张沪这一对夫妻以难以想象的苦楚，使他们的家庭和幼小的孩子蒙受深重的灾难。但惩罚他们的当权者绝不会想到，这两位青年作家在精神的压迫下竟获得了一种思想启蒙。二十年后，从维熙的一篇《大墙下的红玉兰》冲破禁锢，揭开了中国“大墙文学”的序幕。2008年，他在赠给我的《走向混沌》一书上题写的，是“苦难出真知”这样一句话。
张沪十五岁就参加学生运动，十六岁秘密入党。二十岁在《北京日报》担任记者编辑。2006年末她的揭露女囚生活内幕的小说集《鸡窝》出版，我出席座谈会时，想到这些作品都是她承受劳教的沉重惩罚，用青春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成果，心情真是难以平静。
1962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把经过三年饥饿后活了下来的全部劳教右派，集中到了北京团河农场，大约三百多人，按每人定期先后解除劳教。最后剩下约一百人，在翘首盼望1964年4月的到来。
但是世上绝没有一个权力者会怜悯无权者的等待的焦急和苦楚。权力者拥有自由，无权者丧失自由，劳动教养不受法律约束。从1961年4月，我几乎用了全部生命的力量熬到了1964年4月。到了这一天，没有声息，无人理睬。一百人在失望中继续期盼。
我们没有按期解除劳教，外面又送来了新的难友。4月23日，一位以大无畏精神反对神化领袖和干部特权的新华社记者戴煌先生，受到了“开除公职，劳教两年”的惩处。这一天恰好是他参加新四军整整二十周年的一个“有意义”的日子。怀着忧郁的心情，我和他相对苦笑着在劳教队相聚。
正是这位极富正义感的老记者，在冤案改正、重回新闻工作岗位后，写出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我禁不住在心里赞叹：只有他才能写出这样有思想力量而又感人肺腑的著作来！
六
北京公安局收容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最后一批约一百人，一直拖延到1969年10月才在清河农场三分场宣布解除劳教。这里面就包括了1958年4月关进收容所的翻译家刘迺元、六机部的老干部冯志轩和我。我们三人劳动教养的总时间长达十一年六个月。从来没有人对我们宣布过这是我们的刑期，更没有人宣布过为什么在第二个三年到期后再延长劳教五年？“需要如此，就得服从，不必讲道理。”老年刘迺元说这就是“政治压倒法律”。他在农场受过一次重伤，晚年坐在轮椅上翻译和写作。他回想起1957年因为呼唤“中国需要加强法制”而被划为右派，而他亲历的十二年劳动教养的非法拘禁，证明了他的“右派言论”的正确性。使他感叹的是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和我的难友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且继续在付出代价”。（《历劫不悔》,239页）
1969年11月4日，我们从劳改农场分别遣送回原籍。1970年1月，我站在南京街头，目睹了我的四位难友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一幕惨剧。街头张贴着布告，这四个解除劳教的右派，犯了“煽动知青回城”的大罪。他们是姚祖彝（外经部英文翻译）、王同竹（马恩列斯编译局俄文翻译）、陆鲁山（北京农机学院学生）、孙本乔（北京工业学院学生）。刑车从我的面前驶过，我倏地看见了姚祖彝垂着的头颅。
十二年的劳动教养，监禁、苦役和饥饿，毁灭一个人的意志和思想能力，使人变成一个求生的动物，使人失去“人”的自我。我被恐惧包围着，把真实的“我”掩藏起来，向世界露出一个假象，用谎言换来安全。
劳动教养可以使人屈服，但不能永久。长期的政治压力，人性可以沉默，可以被扭曲，被折断，但终究不会改变和泯灭。
五十六年前遭受劳动教养折磨的我和我的难友们，终于迎来一个新时代。我们得以从专制的恐惧和谎言的包围中逐步地挣脱出来，回到人的真实。
废除或改革劳动教养，其实就是纠正一个历史时代。
2013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