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意识形态理论溯源(1)

在今天看来，意识形态仍然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这不仅表现在理论史的曲折上，还表现在它的内涵和性质的隐蔽性、虚幻性、迷惑性及其发生作用的场域——社会本身——的同样的庞杂与繁复。意识形态在创始之初，作为一种知识的“观念学（意识形态学）”，把树立人类理性认识世界的坚实的科学根基作为探索的欲求，进而在如此的根基之上去安排人类及其生活与社会的现实制度。然而，在黑格尔看来，知识的“观念学”不过是感觉主义的经验堆积，从而被当作被批判的“意识诸形态”之一，至此“意识形态”开始沦为后续思想家批判的“靶标”，特别是马克思把意识形态带入社会理论的视野，认为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隐蔽资本主义剥削实质的思想政治工具，并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对之进行犀利的批判，这积淀了意识形态理论深刻的批判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学派都从马克思理论中汲取了不同营养，特别是卢卡奇，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新”阶级意识的双重变奏下开创了后来被称为“功能主义”的意识形态模式。本书通过对“意识形态理论的七种模式”的梳理，对这些思想从不同的角度给予回应，并将之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真实理论来源。

1.1 意识形态理论的启明

“意识形态”是一个近代的词语。虽然早在西方哲学之初，“意识”的问题就已经是哲学关注的主题，这其中关于真实意识与虚假意识，个体意识、集体意识与城邦意识等等的论述都可看作是关于意识的诸种形态或形式的论述，但是只是到了托拉西才真正提出“意识形态”的概念。托拉西的“意识形态”是一个作为认识论的知识学的褒义概念，可是到了黑格尔却开始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意识形态褒贬不一的“出身”，也预示了其多舛的理论命运。

1.1.1 启蒙之光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理论创立

托拉西是“意识形态”一词的发明者，并把他的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称为“理性”的“观念学”。其任务在于科学地探究认识的起源、界限及其可能性程度问题，即在认识论上，科学地认识心灵；在实践论上破除中世纪宗教的迷信观念进而揭露封建主义的虚伪性。但理性的观念学的如此任务并非始于托拉西，西方哲学进入启蒙时代以来，从培根开始就在从认识论角度去检讨中世纪神学的思想观念。培根在寻找可以发出力量的知识之路上，把受社会环境影响的“虚假意识”或“错误观念”归为四种“假相”（即培根的“假相说”）——“种族假相”、“洞穴假相”、“市场假相”、“剧场假相”。其中，“种族假相”意味着一种知识的形成，这种知识通过人类的本性而产生的，因为我们的意识不能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因此，这种知识上的错误不可能被完全地排除，即便人们能够并应该估计到这种情况的存在。通常情况下，人们总是凭借个人的感觉为判断尺度，而不是以宇宙本身为尺度来判断事物。因而常常做出错误的结论；“洞穴假相”是一种“天生”的偏见。这种偏见是我们不知不觉地从我们所属的种族和时代的传统继承过来的，具有着先天的遗传性。因此，人们自然具有了一种适应于传统的倾向。仿佛置身于“洞穴”之中，不假思索地认为看到的都是真实的，并拒斥不一致的见解。这种偏见是一种遗传性获得。培根的“洞穴假相”与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有相似之处，不同之处在于，柏拉图以此揭发人们感觉的不可靠性，而培根的用意在于说明，人们的整个精神状态和全部认识能力在认识外部世界的过程中，由于不适当的参与作用而必然受到局限。“洞穴假相”是个人在认识过程中必定会产生的假相，如同一个人在一个特殊的洞穴中观察外部事物投射到洞穴墙壁上的影子，很难认识事物的真相；培根认为，前两个假相主要是由于每个人的身体和心理上的特殊结构、个人成长经历和情感好恶等成分参与引起的，而“市场假相”和“剧场假相”则是由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相互交往，涉及他们对日常语言的误用，这种误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赋予根本不存在的事物以名称，导致虚构；二是从实际事物中随意抽取出来的没有明确含义的概念。培根认为“那些占据着人的心灵并已根深蒂固的种种假相和错误概念，不仅使真理难以进入人心，而且即使进入了，只要我们事先不防止它们，仍有可能在科学复兴的时候来扰乱我们。”[1]比如“市场假相”，培根认为，人们在进行语言交流中，由于词语的含义是在日常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否则无法准确表达思想，所以，约定俗成的词句无论如何规范定义都很难澄清词语的真正含义，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语言上的误解和误用状态。思想的表达需要语言为媒介，而语言却不仅仅是思维的外衣和思维的描摹，某种意义上，语言就是思维本身。由于语言的含义混乱，有时人们的思维也难以理解或厘定，恰恰可能正是由于语言的存在，导致人们相互误解或相互疏远。培根的市场假相致力于揭示人们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中必定会遭遇的尴尬。至于“剧场假相”，培根称之为从形形色色的传统观念、哲学教义、思想体系和各种错误的证明法则移植到人们心中来的特殊的假相。他认为，各种思潮、思想体系，如同舞台戏剧，常常借助于不真实的布景来表现它们所臆造的世界，一旦这些思想体系支配了人们的大脑，也就蒙蔽了人们的思想，使他们看不到事物的真相。显然，培根的“四假相说”既是对经院哲学错误观念的无情批判，也是对柏拉图的“无谬误的”理念世界的深刻反省和挑战。培根认为，不仅是人们的感觉经验不可靠，易发生错误，同样，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不可能准确无误。这样一来，不得不引起这样一种思考——人们如何克服这种先在的偏见和错误观念，进而形成新的科学的观念呢？可见，在培根这里，虽然在此还没有提出“意识形态”的概念，但其问题意识成了促使意识形态概念产生的重要推动力，其思想本身也已经从认识论角度对虚假认识、错误认识——意识——进行了批判。已经包含了后来被青年马克思加以发展的两个方面：一是关系到“虚假的意识”问题，二是关系到产生这些“虚假的意识”的原因。意识形态概念的心理学方面的含义已经受到了关注，正如培根所说，“一个人倾向于认为是真实的东西，也正是他以前所相信的东西”。按照培根的理解，知识理想和知识目的是随着人们对外部自然界的支配而逐步提高的。所谓“知识就是力量”，但知识的力量仅仅来自对现实的准确的洞见。对于意识的真假、对错形态的区分以及产生的原因的探讨一直是近代哲学的主题，同时明晰假象、探求真知也始终是近代哲学的任务，只是在托拉西之前没有人把这样的主题和任务冠以意识形态学的名称。而这样的认识论维度却是意识形态理论“本己”的诉求，在托拉西对心灵的探讨中、在黑格尔以理性的名义对历史上的意识诸形态的批判中和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实践批判中都是基础性的——不同的只在于培根与托拉西“认识”的是知识的真假，黑格尔“认识”的是概念逻辑的饱满与否，马克思“认识”的是资本主义的真切现实。

在培根之后，洛克的重要著作《人类理解论》，对意义形态概念诞生起到了真正的催生作用。洛克的观点如同朴素唯物主义对本体论的思路，认为人们心中最初被动地从感觉和反省那里得来的观念称之为不能再分的“简单观念”（simple ideas），而人们的理智则可以通过集合、合并、整理、联系等多种方式把“简单观念”组合成“复杂观念”（complex ideas）。之所以人们在使用观念时会产生混杂，洛克认为这主要是文字语言的运用：“在一切语言中，人人都可以看到，有些文字在其起源方面，在其习惯的用法方面，并不曾表示任何明白清晰的观念。这类文字大部分系各派哲学或各派宗教所发明的”[2]。洛克把这些混乱词汇发明家统称为“编造这类名词的大家”[3]。洛克认为，人们在运用观念作判断时，逻辑先在的偏见归结为四种尺度：“所谓错误尺度，有4种：①我们认其为原则的各种命题，本身如果不确定，不显然，只是可疑的、虚妄的，则我们的尺度是错误的。②第二种错误的尺度就是传统的假设。③第三种错误尺度，就是强烈的情欲或心向。④第四种错误的尺度就是权威。”[4]可见，就偏见与混乱产生的原因，洛克批判的四种错误尺度与培根的四假相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而避免这种混乱与偏见的解决方案，洛克给出了更积极的举措。洛克认为，人们在认识过程中要获得真正的知识，就一定要按照逻辑规则，严格地作出判断和推理。

对于人们思想观念先天的“偏见”是如何产生的，法国启蒙学者似乎有了更理性科学的解释。所谓偏见：“是一种有缺陷的判断，是精神根据知性认识的不充分的努力对物的本性构成的判断”[5]。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可以概括出偏见的四种表现形式，即流行的偏见、天资的偏见、公众的或习俗的偏见、学派或党派性的偏见。他们认为，这些“偏见”的产生，不仅有人们生理机能和心理机能方面的原因，也有他们的实际利益的驱使。“‘利益’这个概念是法国启蒙学者分析各种社会现象的基本工具之一，可惜的是，他们没有沿着这条线索深入地思考下去。”[6]这样的理性批判工作后来由马克思完成。值得肯定的是，法国启蒙学者都从不同角度致力于对传统偏见的批判。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孔狄亚克、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孔狄亚克的哲学思想是以洛克为出发点，但他反对洛克把反省也作为观念的来源，从而坚持了彻底的感觉主义立场。在他的著作《感觉论》中强调：“我们所有的感觉，在我们看来都是我们周围的对象的性质：因为它们是表象的对象的，它们是观念。”[7]孔狄亚克认为，这些观念并不能使人们认识事物的本性，而只是能帮助他们对周围事物作出准确的描述。就是从这种彻底的感觉主义立场出发，孔狄亚克对笛卡尔等唯理论哲学家提出的“天赋观念说”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哲学家们越是囿于这种偏见，在一些远离感觉的现象中去寻找自然的知识，也就越是自诩结果会与自己的思虑相合。他们把空洞的定义和抽象的原则弄到层出不穷；他们借助于存在、实体、本质、属性等名词，也就遇不到一件他们不能解释的东西了。”[8]孔狄亚克对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马勒伯郎等唯理论哲学家的思想进行了逐一的驳斥，指出他们的神学观点与错误的哲学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对此，马克思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证明法国人完全有权把这种形而上学当做幻想和神学偏见的不成功的结构而予以抛弃。”孔狄亚克的彻底的感觉主义学说对提出“意识形态”概念的托拉西产生了重大影响。

作为道德领域的精神领袖，爱尔维修在他的《论精神》一书中认为，应该把肉体的感受性和记忆看作是人们全部观念的来源。精神并不是不着边际的无源之水，而是各种感觉和观念之间的关系，精神的活动方式是判断和推理，而判断推理总是在感觉和记忆的基础上做出的。虚假的判断、推理和偏见，要么导源于主观感情和情绪的加入，要么导源于对事实和语词的无知，假如从人的精神活动的社会基础出发来思考问题，那么人们就不得不承认“利益支配着我们的一切判断”。[9]不仅如此，它也构成了种种偏见得以形成和流传的社会原因。正是这种彻底的感觉主义，爱尔维修从根本上抨击了天主教神学和自诩为“君权神授”的专制政治和虚伪的道德说教。因此，爱尔维修对偏见的批判就有强有力的政治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