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来自圣彼得堡
简单而平凡的出身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是当代世界政治花园中一株迎霜怒放的奇葩，而对于俄罗斯这个崇尚英雄的国度而言，身为联邦总统的他，除了享有无上的权力的荣耀，其自身还带有许多令人神往和着迷的色彩。
在2014年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的世界最具权力人物榜单上，人气政治家中的“三强”分别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
普京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人们对普京的着迷，也使得当前许多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人员不断地研究、探索。当然，无论怎样，纵然是再伟大的人物，对他生平和能力的了解和剖析，都离不开最基本的前提——追本溯源，探察其前辈的经历。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于1952年10月7日出生在苏联著名城市列宁格勒，也就是今天的圣彼得堡，也称彼得格勒。这座城市在俄罗斯人的眼中，是英雄诞生的摇篮，而普京是其中最为耀眼的新星之一。
1703年，彼得大帝力排众议，在芬兰湾的东部海岸建立起这座现代化的城市，并将这个新的国都命名为“圣彼得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俄罗斯帝国对德国宣战，将“圣彼得堡”这个德国文化气息浓厚的名字，改为俄罗斯民族意味更为浓厚的“彼得格勒”。后来，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将俄罗斯纳入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之后，这座城市再度更名为“列宁格勒”。直到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又恢复了旧称“圣彼得堡”。
如今的圣彼得堡，已经是俄罗斯仅次于首都莫斯科的第二大城市，风光旖旎，气候宜人，很多名人在此地诞生，并在俄罗斯的史册上熠熠生辉。
普京个人的起点，以这座人杰地灵的城市为标志；而普京家族的起点，则源自他的祖父。
普京的祖父，名叫斯彼勒道恩，他是圣彼得堡的普通公民。他虽然不是俄罗斯帝国末期或苏俄时代的政府官员出身，却并不意味着其生平阅历平凡。斯彼勒道恩是一名厨师，就像中国殷商王朝的“厨子宰相”伊尹一样。
斯彼勒道恩的妻子叫奥莉娅，二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便在这个战火纷飞、局势动荡的国度里享受着“一起吃苦的幸福”。与斯彼勒道恩一样，奥莉娅也没有显赫的出身，她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少女。
不过，夫妻二人并不为自己的现实处境而感到悲观失望，他们在艰辛中找寻着自己后代的出路。
其时，俄罗斯帝国为了夺取世界霸权，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苦于军事装备的落后和指挥能力有限，在战场上屡次遭到德国军队的沉重打击，不仅军队士气一落千丈，也影响到平民们原本就已拮据不堪的日常生活。
为了躲避国内的兵祸，斯彼勒道恩夫妻在避难过程中，选定了在特维尔安家落户。后来，普京说，祖父之所以会选择这座很不知名的城市，正是出于避难自保的需要。一年以后，夫妻二人生育一子，取名为斯皮里多诺维奇。
长子的降临，让斯彼勒道恩在欣喜的同时，也感觉到了作为男人的责任和压力。在这个小城市里，虽然能够避免兵灾，但毕竟要维持生计，于是找工作就成了这个时候的斯彼勒道恩的当务之急。
早年的斯彼勒道恩，有为各大饭馆供应伙食的经验，所以找工作的方向便以厨师为主。
机缘巧合之下，加之踏实勤恳，脑子灵活，他便很顺利地走到了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的身边，由此成为一名“御厨”。斯彼勒道恩厨艺精湛，善于察言观色，这让他很快成为列宁身边的红人，因而为红色政权的高层人物们所熟悉。
就这样，待列宁离世后，斯彼勒道恩成为斯大林身边不可或缺的起居助理。在这位“铁打的人”身边工作数年后，他又在俄罗斯著名的格尔特修道院工作，照顾在那里调养和疗伤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干部、军官及其家属，包括列宁的夫人和妹妹。更值得一提的是，列宁的家眷自从接受了斯彼勒道恩的服务后，竟然没有再想过更换其他厨师。这实在是一种难得的缘分。
在修道院工作的时候，斯彼勒道恩把所有心思都用在提高厨艺上，这并不是为了博取高官们的好感与夸赞，仅仅因为他是个做事专心的人。在闲暇的时候，他经常靠读书来打发时光。很难想象一个地地道道的厨子，竟会如此痴迷于阅读。
晚年时的斯彼勒道恩淡泊名利，尽管每个月的退休金只有120卢布，他却从未对此有过丝毫抱怨。因此，在格尔特修道院工作了大半辈子的他，可谓有口皆碑，包括列宁的父亲、斯大林的父亲，还有赫鲁晓夫的母亲等，均对其赞赏有加。
普京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爷爷从不谈他自己一生的经历，我父母也几乎什么都不对我说。所以，我所知道的，只是爷爷和父亲一生中的一些片段。充其量，不过一鳞半爪而已……”从这一段简单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普京的祖父确实是一位低调做人、高尚处世的了不起的平民战士。
在工作岗位上，斯彼勒道恩兢兢业业；在家里，他也一样成功。他和奥莉娅一共生育过6个儿女，一家人和和美美，很少吵架。值得一提的是，斯彼勒道恩在修道院里为别人施展厨艺，家里包括做饭在内的家务，却大多由奥莉娅操持，这还真是“男主外，女主内”。
斯彼勒道恩一生未曾为官，却以其高度的责任意识和非凡的工作态度赢得了领袖们的赞誉，也深刻地影响了其儿孙坚毅性格的养成。
普京的父亲弗拉基米尔·斯皮里多诺维奇·普京，是斯彼勒道恩的长子，后人习惯上称其为“老普京”。老普京在成年以后做了一名海军战士，早在20世纪30年代时，他就在一支潜艇部队中服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开始担任苏联内务部队的爆破手。
年轻时，老普京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了平民家庭出身的姑娘玛利亚，两人一见钟情，顺理成章地建立起一个家庭。
老普京不苟言笑，甚至让人觉得有些刻板，但他和父亲斯彼勒道恩一样，将执着、坚毅的品性时刻展露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玛利亚则和她的婆婆奥莉娅一样，是一位贤良能干的家庭主妇。在丈夫参军的时候，她为了操持家中的生计，进入列宁格勒的一家工厂，成为一名普通的女工。
虽然不是大富大贵，夫妻二人的感情却始终如一。就在老普京参军的前后，他和玛利亚盼来了生命中最值得珍爱的——生育的后代。老普京在这一时期内，连续生育了两个儿子，可惜的是，大儿子很快就夭折了，二儿子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感染了白喉病，也不幸去世。
老普京夫妻不甘心命运的捉弄，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忍住内心的感伤，终于在1952年10月7日这一天，迎来了生命中第三个儿子——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
小普京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抚慰了老普京的丧子之痛。随着小普京一天天长大，老普京夫妻的悲伤逐渐被欣喜所取代，他们从未奢望过这个孩子在将来能有什么大作为。小儿子的存在，似乎只是让这老两口更有希望地活下去。
无畏和正义：大杂院的馈赠
对于老普京夫妇而言，晚年得子的确是一种莫大的欣慰和欢喜，尽管此刻的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十分乐观。
地地道道的平民家庭，即便是身处繁华的列宁格勒也如同“生活在充裕大陆中的一个穷困的孤岛上”。就在普京出生后不久，一家三口便搬到了位于巴斯科维胡同的一座公用住房当中，继续着捉襟见肘的生活。
但是，平凡之家，并不意味着平庸度日。军旅生涯为老普京的性格中填充了低调、沉稳、严肃的优点，他对于普京的爱，称得上是一种严格而沉默的父爱，对普京看似冷淡，实则关爱备至。
与之相对应的是，玛利亚展现出母爱的伟大，在慈祥与质朴的面容和微笑中，给予普京更多的是舐犊深情。
在这个家庭里，普京这个“迟到的孩子”虽没有享受到来自前辈的钱权殊荣，却具备了优秀的性格，他很小的时候就养成了很讨人喜欢的为人处世的“娃娃哲学”。他刚毅、沉稳、内敛、专注，可以轻松地适应清贫的生活，甚至能整日毫无怨言地在家中分担劳作，通常在打水的时候，他会将沉重的水桶从一楼一直抬到五楼。这些成长的收获，显然要比金钱或权力上的恩惠珍贵得多。
贫寒的家境，让普京自幼学会了自立自强，并养成了依靠劳动来改变自身条件的意识。那时，科米自治共和国进行了一次针对工人的义务劳动，普京很顺利地跻身于建筑队中，并用劳动所得买了一件体面的新大衣。而在此之前，他连一件新衣服都不曾穿过。
当然，再早熟的普京也只是一个孩子，他与很多小家伙一样贪爱玩乐。不过，因为生活在公用住房里，连煮饭生火、穿衣吃饭都成问题，他的玩乐自然不是玩具，而是“大杂院”给予的。
在未发现大杂院的奇妙之处之前，普京的玩乐比较“单一”。当时，胡同的屋里屋外，由于设施简陋，很多个头硕大的老鼠横行其中，令人作呕，唯恐避之不及。而年幼的普京，很快以这些老鼠作为玩耍的对象。他经常会在屋子里对老鼠进行各种驱赶和“围猎”，抓到以后便用力将它们扔到窗外的人群中，以此取乐。有时他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做这种恶作剧式的游戏，有时则和小伙伴们一起玩。
家中的游戏实在是有些单调，直到他走进大杂院，真正值得回忆的童年才算拉开了帷幕。
所谓的“大杂院”，其实是当时苏联民间城市体系中的一种特殊化的住房使用机制。由于那时候的苏联贫困人口居多，所以像普京这样出身寒微、不挑剔住宅的人家屡见不鲜。在住房中通过相互磨合和依赖，便逐渐形成了多户人家共同使用一套单元楼房的体制。那时的苏联，即便是富庶繁华的圣彼得堡，大杂院住房的数量也多如牛毛。
住房条件的简陋，经济生活的拮据，注定了大杂院里的孩子们不可能在童年时代享有更多的玩具，也不可能接触像样的健身器材，他们聚在一起，最大的快乐就是在单元房后的院子里玩耍嬉戏。
普京的童年，便完全称得上是纯粹的“大杂院童年”。以普京为“头头”的一大群小孩子聚集在院子里，自发性地构成了复杂而又原始的大杂院“生态”系统。
年少时代的普京同一群小淘气，在宽阔的大杂院内进行各种游戏，最普通的是踢足球、捉迷藏，或许是出于俄罗斯民族固有的尚武精神的影响，这帮小家伙最为钟情的是装扮成“绿林好汉”，相互展开虚拟的决斗。
在针对老鼠的“猎捕”行动中，普京的斗争潜质被激发了出来。因此在大杂院中，每逢提起关于“打架”的字眼，他都显得格外兴奋。普京“酷爱”打架，如今年逾花甲的他在想起当初这一爱好时，却经常自嘲性地一笑了之：“现在我也说不上来。”
那时普京的块头和体力，在孩子中并不是最出众的。不过，在每次的格斗中，他对获胜都显示出无比的重视。即便对手比自己强大，也非要将其掀翻在地，因此很多孩子都不敢轻易和他对抗。
更令小伙伴们敬佩的，还不是普京在打架时如同雪豹一样的勇猛无畏，而是在群体中，他总是主动承担起维护公平和公正的责任。不但别人不敢欺负他，一旦他发现强壮的孩子欺负比自己弱小的孩子，也会毫不犹豫地主动挥拳，给那个恃强凌弱的家伙以深刻的肉体教训。
大杂院中的普京，有无数“粉丝”。他们承认，那时候的普京，“从来没有惧怕过谁，一旦看到有谁欺负人，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加以干预，即使是面对比他年龄大的孩子也一样”。
大杂院经历给予普京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便是对正义和公平的恪守和捍卫，故而上了小学以后，他因延续了这些“优良传统”而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称赞。一方面，大家都认为普京在格斗方面超出同龄人一筹，不论从技术上还是从意志力上看皆是如此；另一方面，普京这种对弱者的维护和对恃强凌弱行为的鄙视，也是他未来有可能成为斗士的潜在资本。
普京的小名叫“瓦洛佳”，大家一提起瓦洛佳来，都表现出无比的喜爱和尊敬。后来，与普京同班的一个女同学曾对记者透露：“尽管瓦洛佳总能保护自己并维护公正，必要时，可以把比他大的两三个家伙打得落花流水，但他从来不依仗自己的力气第一个侵犯别人或给别人施加压力。外在的朴实和内心的尊严在他身上做到了完美的结合。”
那时的班主任老师也对瓦洛佳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身材虽小，但却是个非常灵活和顽强的孩子。他从来都不是弱者，总是很善于保护自己。他自己不惹事，但要是谁惹了他，他会马上还以颜色。一打起架来就像小老虎，所以，他的脸上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老师和同学的回忆，并非虚假之词。普京不但在打架上有自己的原则和信念，而且在对待某些事情上，也体现出其固有的行为标准。
有一年夏天，普京很意外地拥有了与他的小学老师德米特里耶夫娜到南方度假的机会。在那里，他们租了房子，还发现房东家所养的一些可爱的宠物——一只母猫产下的一窝小猫。
当时，普京目睹了女主人对待小猫的行为，而他的“标准”便触动了他心底的正义。德米特里耶夫娜对当时的情形有一段清晰的描述：“女主人把小猫扔进泔水桶里。我女儿去找瓦洛佳，让他把小猫都给捞了出来。结果有两只已经死了，还有三只被救了下来。他什么也没对女主人说，甚至还帮助她从商店里拿东西回家。但是，有一次，瓦洛佳给老师全家买来一根香肠。女主人看见他在吃香肠，就用乌克兰语说：‘我多么想吃香肠啊！’但瓦洛佳拒绝与女主人分享香肠，事后他说：‘我不会请恶棍吃东西。’听完这番话，我也没得可说了。”
对于强势者，普京从不俯首；对于弱小者，他又从不欺凌。在大杂院的童年时光，在看似粗鲁捣蛋的游戏岁月里，练就了他潜意识里的“正能量”。若说普京赢在了“起跑线”上，也是无可厚非的，不过不是出身，而是正义精神和公理情结的自觉点化。
麦田里的守望者
一般而言，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小时候淘气的男孩，若经人生阅历的洗礼，成就大事的概率往往更大。少时的普京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小子”，虽然学习成绩平平，却深受同学们的喜欢，不过这也令老师们喜忧参半。
俄罗斯媒体《共青团真理报》曾经报道了普京在上小学时的“捣蛋”表现。在了解了那时的瓦洛佳以后，再与今日的他做对比，不由得惊叹这真是“天壤之别”！
这篇报道记载了老师们对普京所作的各种评语，诸如“今天普京在上课前把黑板擦往同学身上砸去”“回家没有做数学作业”“上唱歌课时不听话”“上课时大声说话”等。虽然其中不乏褒奖之词，可批评的话语占据了版面的一大部分。还有一次，普京因为没有穿校服，结果被老师逐出了课堂。
这篇报道还记录了几件普京和老师犯冲的事。一次，普京在上课期间私自搞起小动作，给同学传纸条说悄悄话，被老师当场抓住以后，挨了一顿严厉的批评。
另外，普京在小学时还曾经看不起班级的体育老师，虽然当时体育技能还不成熟的他不可能是老师的对手，可他却动员全班同学在这位老师面前全体逃课，把老师气得浑身颤抖，不知如何是好。
太过淘气的普京，注定属于那种不会在课堂上安分守己的孩子，上课不专心听讲，作业完成得也很不认真。唯独对普京有一些好印象的德米特里耶夫娜老师，也承认当年的他在写作业时总爱作弊，偷看班上好学生的作业。德米特里耶夫娜回忆道：“在学校时，瓦洛佳总是能够成功地从邻桌的练习本上看到些什么，或左或右，有时还回头看看后面的同学的练习本。他还经常钻到桌子底下，不是钢笔没了就是铅笔掉到地上。课间休息的时候，他会到各个楼层转上一圈。”
不守课堂纪律、不认真完成作业的普京，学习成绩自然好不到哪儿去。早在上一年级的时候，他就是大伙儿心目中不听话的坏孩子。他非但没对课堂上讲授的文化知识感兴趣，连学校内的各种规章制度也视如耳旁风。他最常做的事情就是与同学打架、和老师唱对台戏、在班级里调皮捣蛋，不过，他也似乎喜欢独处，比如在广袤的操场上独自徜徉，仿佛要挣脱这个束缚人心的金丝笼，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天地一般。
就如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那位渴望独孤求败的主人公霍尔顿一样，少年时代的普京，在貌似“不可救药”的表象之下，隐藏着一颗孤独和叛逆的心。
由于孤独，普京有一阵子还和校外的一些小混混扯上了关系，模仿他们喝酒吸烟和说脏话等不良习惯。后来，普京对当年的这一行为做出解释，说自己只是因为“听他们说话很有意思”。不过，由于他的正能量潜意识尚在，所以“很快就对那伙玩伴感到失望”。
虽然不再和小混混们来往，但五年级之前的普京仍没有戒除打架这个嗜好。由于愿意打架，更喜欢替同学和朋友们打抱不平，所以他一次次地被老师批评，被父母责怪，甚至有一次还进了“同志法庭”。
同志法庭，是苏联在基层设置的一种民事机构，主要负责惩治街头小混混、维护街道的治安工作等，同时也处理邻居之间的纠纷。这一次，普京因打架斗殴被对手们“起诉”，心里着实吃了一惊。老普京也忍受着自己的儿子因年少无知而被责骂的尴尬。
幸而，同志法庭对普京表示“既往不咎”，而他早年生活中的这次经历，也让他从挫败中获取了成长的养分。
这次事件过去之后，老普京为了让儿子收敛狂野的个性，特意买了一架手风琴，让他每天在课余时间认真练习演奏——老普京试图让儿子变得稳重、温和一些。
普京一贯不喜欢音乐，他在学校里的薄弱学科也是歌唱和绘画，但为了表示对父亲这一次宽恕自己的报答和尊重，他居然坚持每个星期学习两次音乐。
普京“劣行”种种，老师们不喜欢他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在他的成长记忆中，仍有几位他至今还能叫得上名字的老师。这些老师对他关爱有加，他也极为尊敬和喜爱他们，其中包括曾带他外出度假的德米特里耶夫娜。
另一位则是伴随他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塔玛拉·帕夫洛夫娜老师。据说，这位小学老师“非常喜欢小孩子，又温柔又体贴，很少对同学们提高嗓门说话”。每逢周末，她还“经常把孩子们聚到一起过周末，带着他们去离自己家不远的奥焦尔基滑雪。不过，这帮淘气包总是搞得一团糟，把身上全弄湿了。这时候她便会把他们带到家里，让他们围着炉子吃饼干，直到把衣服烤干为止”。
这位老师的确喜欢孩子，每逢有学生过生日时，她还会慷慨解囊，给他们买一些精美的儿童故事书，在讲台上亲手奉送，并说上一些特别贴心的祝福语。放学以后，她还组织全班学生为其过生日，动员同学们为其奉送一些廉价的小礼品。在她的悉心维系下，班级有了家庭一样的温馨，其乐融融。
轮到普京过生日的时候，他在当天也收到了一大堆来自老师和同学的馈赠。普京在班级里人缘很好，得到的礼品比其他同学更多，以至于弄得满地都是，在大家的注视下，一向沉稳的普京表现出少有的羞涩和拘谨，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妥当放进书桌。等他做好了这些，善解人意的老师才宣布上课。
此时的普京急于拆礼物，根本没有认真听讲，一直在桌子里倒腾。这时候，老师满脸微笑、慈祥地望着他，却也没有制止，更没有批评。这位心地善良的老师，大概是要以一颗宽容之心去教导普京吧。
普京在学校里，喜欢在无人的操场上踽踽独行；而一旦放了学，在装模作样地温习了一阵功课后，他便如同脱缰的野马，马上和伙伴们跑回大杂院，放逐自己。渴望自由的他，如同翱翔在苍穹下的一只雏鹰，在飞翔中体验着生命的艰涩与温暖。
正如他的好友鲍里先科在多年后所评价的那样：“能够从根本上影响他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他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弗拉基米尔·普京是个造就了自己的人。这是我经历了二十余年的友谊后才认识到的。”这句中肯的评价，不但解释了普京此刻的调皮可爱，也论证了他日后的大器晚成。
体能，智慧，启迪
从失败中接受教训，能使人在逆境中激起更为强烈的奋发意识，进而实现自身的进步。对于年纪尚小的普京来说，也是如此。或多或少地接受一些失败，对其成长而言，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普京在大杂院中顺利过渡到小学生时段，但打架的爱好仍旧“不减当年”。在与同龄或高龄的男孩子的角逐中，普京多数获胜。可有一次冲突，却让他遭遇了强有力的抵抗，因此留下了一生难忘的教训。
在那次冲突中，他眼见着对手是一个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家伙，便试图主动进攻，谁知这个家伙身手不凡，几个回合下来，他居然显露出少有的招架不住的情况，并很快败下阵来。
普京曾回忆过这段往事：“站在我面前的偏偏是个不起眼的丑八怪，所以我以为可以对他无礼。但是，当我挨了打，我马上明白这样做是不对的。我的结论是：不论对谁都不能这样，应该尊重别人。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教训。”
这次惨痛的失败，让普京再度萌生了对力量和道德的敬仰。为了能够在更为激烈的决斗中立于不败之地，他开始明白单是依靠目前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应该不断激发自己的潜能。
为了获取这种战无不胜的力量，普京将自己的发展侧重点转移到了一项私人爱好上，那就是体育。
曾经有心理学家对普京的心理状态进行过分析，认为少年时代的瓦洛佳之所以尝试并发展适合自己的体育运动，主要是出于一种来自年幼的恐惧和对自信的懵懂性缺乏。但反过来说，正是小学时代那次格斗的失败，才引起了普京的高度警觉，进而使其学会了在失败中崛起和自信。由此而论，这种心理状态的生成，与其说是恐惧，倒不如说是一种前卫的忧患意识和警惕心理。
体育运动是贯穿普京毕生的励志素材，他也将体育中的文化精髓和智慧要素巧妙融入了未来的政治运作中。严格来说，他是从小学五年级左右正式开始体育追求的。
为了保住自己在大杂院时代孩子王的地位，为了不重蹈被打伤的覆辙，普京要为自己的强者形象付出超出一般孩子的努力，方可有信心挑战所有对手。他自己也承认当初执迷于体育锻炼的潜在想法：“光靠强硬手段和无赖习气是不够的，得真有些体力和技能才行。”
起初，普京把目标放在了竞技项目中，比如长短跑和一些球类运动，但身材瘦削的他很快意识到，这样的运动项目与自己是格格不入的。随后，他开始琢磨力量运动，并试图以拳击作为自己追逐体育的重头戏。但在一次角逐中，对手的“熊掌”用力一挥，他的鼻骨就被打折了，经过较长时间的调养才勉强恢复。虽然鼻子没有废掉，但拳击运动的确不能继续进行下去了。
再次失败后，普京改弦易辙，将发展的重点放在了一些含金量更高的项目上，于是他很快对一项民族体育项目产生了浓烈的情愫，这就是苏联流行的桑勃式摔跤。
所谓桑勃式摔跤，即苏联人民综合本国各个民族在体力和身体协调性等方面的优势，辅之以一定的擒拿自卫技术，从而创立的一种技术含量很高的摔跤运动。就如同苏联的米格-25战斗机一样，虽然单个零部件的先进性不如美国的很多战机，可由于结构整合得力，在战场上的表现却远超美国空军几乎所有的同级别战斗机。
桑勃式摔跤也是如此，通过对哥萨克、蒙古等诸多民族的摔跤技术的广泛吸纳，每一个精通这种摔跤的苏联人或外国人，一旦走到战场，都会成为一个格斗高手。
出于对力量的渴望，特别是在鼻伤护理期间，普京在电影中目睹了摔跤和柔道的精彩画面，继而对赛场上的胜利者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崇拜。
普京曾这样对朋友们表白自己想要学习摔跤的心迹：“这些东西（指摔跤和柔道）渐渐变得时髦起来，而且光听名字就让人感到好棒。最初几次我还记得，我在我们训练队里体力不算最好的，但我的确有种不服输的精神——不论做什么事，不论对手有多强壮。这就是我的第一个目标。”
就这样，普京迫不及待地投身于摔跤训练当中了。从1965年开始，摔跤这项运动一直陪伴着普京走向大学时代，随后还发展成另一种更为高级的运动项目——柔道。
在1965年这一年里，13岁的普京每逢休假或放学，都会不知疲倦地打听列宁格勒市内有关体育俱乐部的招生消息，或者主动给俱乐部打电话询问，或者与教练展开“一对一”式的软磨硬泡，最终在这年10月一个雨雪霏霏的日子，他和同学鲍里先科有幸成为某体育俱乐部的桑勃式摔跤运动的新学员。
每天放学以后，普京和这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匆匆吃完晚饭，便迫不及待地拿着训练器材赶往俱乐部，去接受严格的训练。
刚刚进入运动队中的普京，身体素质并不是最好的，技术经验也是零。不过，他带着强烈的奋发愿望而来，虽然起初的表现并不出色，但凭借比其他人更刻苦的训练与个人固有的睿智、勇敢，他逐渐掌握了摔跤运动中的一些基本技法和临战技巧，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普京在自己的摔跤场地中，积极开拓着另一种辉煌灿烂的强者人生。然而回到现实，最实际的情况是，即便把体育水平提得再高，与校园里的俄语、文学、数学等文化课相比，这些才华和技能也多少有“旁门左道”之嫌。
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以至于连俱乐部里的摔跤教练也不敢越雷池半步，他们不鼓励孩子们牺牲在学校苦读的工夫而在体育赛场中付出太多。当时的列宁格勒体育俱乐部有明确规定，学员要来这里练习，需要随身携带自己的成绩手册，对教练汇报阶段性的学习成绩，以成绩的高低来决定练习时间和机会的多寡。
在当时的苏联成绩测评体系下，不论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自然科学，还是文学、俄语、历史、政治等社会科学，抑或美术、音乐、体育等其他学科，大多采取“五分制”，即以5分为满分，3分以下则视为不及格。如果某个学员成绩手册中的数字小于2分，那么即便在赛场上表现得再优秀，教练也会把他赶回家温习功课，直到超过3分。
这种硬性规定，也是促使普京在五年级以后投入更多精力认真学习的重要助推因素之一。可以这样说，体育锻炼养成了普京的尚武精神，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其成绩的提高和主动学习意识的逐步生成。
普京已经深深地爱上了摔跤这项运动，但若要长久地在摔跤这条路上走下去，就必须通过文化课学习这一关。身为淘气顽皮的“坏小子”，小学教育体制下刻板呆滞的教学风格，无疑又将会成为阻挡普京“体育梦”的一道灰色屏障。
的确如此，普京在小学时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出于对“体育梦”的追求和心智的渐趋成熟，他表现出“大器晚成”的心理特征，并最终自我引导，获取了少年时代独有的成功和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