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地域意识的兴起甚早。先秦典籍如《诗经·国风》以方国为单位编纂诗歌，《尚书·禹贡》描述了各地风土物产的差别。秦汉以后，随着政治大一统格局的奠定，各地原本存在的文化多样性更受关注。《礼记·王制篇》明确提出，各地文化的不同根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汉书·地理志》更注意到不同的历史经验对地域文化的影响，提示了自时空两条线索考察地域文化的思路。在学术史中，这一意识主要体现为一系列以地名加“学”字为后缀构成的名词的使用，如宋代的“关学”、“洛学”、“朔学”、“闽学”，清代经学中的“吴派”、“皖派”、“常州学派”等。它们一经产生，就常常变成“不证自明”的分析范畴，被人广泛使用。

从实际运用看，“某地之学”中的“学”字，包含有学校、学风、学术以至文化等多层意谓，其确切指向须视上下文而定。一般学术史研究提到此类概念，则多着落在具有地方特色的学术这一层面上。但即此而言，其所指仍是模糊而宽泛的。所谓“地方特色”，或指某些学科，或指某些学派，或指某种学术路数，或数种涵义兼而有之，但有时也不过就只是一个地域范围而已。这类名词基本上是一开放（并会继续开放下去）的表述，其意涵处在不断波动中，而又多少指向一个相对统一的内核。

作为此类概念中的一个，“蜀学”也具有同样的特点。这可从既存研究对这一概念的语义演变所做的梳理中看出一斑，兹不赘言。需要指出的是，现有成果虽已多少注意到蜀学概念的开放性，而仍多倾向于将其指涉对象视作一个清晰的“实体”，或依据研究者个人的见解，为其划出一明确疆界，进而努力讨论其“特色”所在。问题在于，为概念下个“准确”定义，固然可能使研究对象清晰化，但也不无时代错位的危险，极易以今人所见替代时人认知。因此，怎样尊重历史中的当事人对“蜀学”一词的理解，恐怕仍是蜀学研究首先应解决的问题。

根据“蜀学”一名的使用情况来看，它至少应有两个层面。首先是作为文化学术“实体”的层面，这也是既存研究处理较集中的层面；但在此之外，它也是被“表述”出来的对象。在此层面上，不论其作为“实体”是否存在以及其具体面貌如何，这一称谓的提出都反映了人们对四川学术文化状况的认知（有时或是“理想”）。对四川学者而言，蜀学一名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区域学术的自觉，而这里又寄托了某些“超学术”的关怀。事实上，清末民国一些四川学者对蜀学发展脉络的历史考察，一方面反映了蜀学内部彼此歧异的学术立场，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他们在共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形成的大体类似的“问题意识”。这既与近代四川地方观念的形成有关，也是整个中国近代学术典范转移的一部分。因此，考察这一学术传统的建构过程，无疑有助于我们对蜀学研究中若干立场的反思。

不过，这两个层面虽有不同，又不能截然区分。“表述”无论如何都要以一定的“事实”为基础，而一个概念一旦被表述，特别是被概念范围所及的人群有意识地采用和阐发，也就反映了表述者的心理自觉，这又会成为一种塑造力量，对“现实”产生影响。一般认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四川学术异军突起，影响力明显提升，成为近代“蜀学”勃兴的表征。此说延续既久，今日仍被学界接受，然实有不少事后追想的成分，值得做一清理。不过，这些追想也仍是建立在若干事实的基础上的。而且，正是晚清以来四川学术的实际发展，刺激了蜀中学人的“蜀学”自觉（此一称谓在历史上即存在，但近代学者采用此概念，自有特色。本书不主张将不同时期的蜀学视为一个连续的统一体，至少在“实体”层面中并不如此。不过，正如我们在下文将要看到的，在“表述”层面上，对于存在一个一以贯之的“蜀学”传统的意念，仍对近代蜀学的兴起提供了养料），并试图对其重新诠释。

与此相关的另一种区分是学问的名实之分。在学术史上，有名无实或实至而名不归的现象累见不鲜。面对这种状况，固须循名责实，包括了将历史上那些有其实而无其名的人们重新发掘出来，给他们一个适当的历史定位；不过，有名者何以有名，无名而有实者何以为人遗忘，也是值得严肃讨论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归之于运气了事。有名无名虽然不能反映某种“实际”，却常可反映出一个时代的风会所趋，那也是另一种“实际”。讨论学术升降，就必须兼顾这两种不同的“实际”，一方面致力于重新发现历史上的失语者，另一方面也从“名”的升降中追踪学术风气的演变轨道。

本章意在结合近代四川地方社会和全国学术风气转移的大背景讨论四川和外省学人对蜀学的认知，基本集中在“表述”和“名”的层面，惟在此过程中，仍要兼顾“实”的层次。

一、近代“蜀学”兴起诸说检讨

一般认为，清代四川是移民社会，移民中多农、商，少士族，故其文化水平在全国长期落后。这一看法在清代就已存在。乾隆《雅州府志》云：“蜀于献贼兵燹之后，又继以吴逆，疮痍未起，流亡未复，或有不耕不读之人。”嘉庆《定远县志》云：“国初兵燹之后，家少藏书。士大夫子弟担簦负笈，远道从师。贫乏者教授生徒，兼营耕读。”民国《长寿县志》引旧志云：“明季兵燹后，老成凋谢，图籍散亡。士多带经而锄，苦无师授。”廖平（1852—1932）在1896年也说：“川省初遭兵燹，县不过数十百户，人与鸟兽争地，鬼魅横行，粮食栖野，相率以鸡、布易田土，比今诚为浑噩。然不知诗书，争械相杀，婚嫁尤为简略。”廖说大约来自故老相传的记忆。

类似记录在有关文献中俯拾皆是，几成“套版”。不过，至迟到了嘉庆时期，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已经恢复，文化也继之复苏。同治《仁寿县志》谓，“入国朝二百余年”，当地“儒雅之风”仍“未大畅”。直到“道光八年，戴羡门制府檄令州县各兴乡学”，情况才大变。这一时段与道光《岳池县志》的描述非常接近：“近日经学隆重，生儒皆知学古。研经茹史，颇多博洽之儒。数十年来，科名亦盛。”民国《万源县志》也说，该县“文化落后”，“在昔科举时代，乾嘉后始知重学”。虽都是印象式的描述，但不约而同，亦应道出几分实相。

科举考试情况虽不能反映学术的真正状况，但某地文风盛衰也与当地学术水平的高下有着密切的联系。不过，按照一般规律，二者之间总有一时间差，具体来说，学术的兴盛当略晚于兴学。关于近代四川学术的发展，学界多追溯到同、光时代的尊经书院，张之洞（1837—1909）与王闿运则被视为两大助产士。清末参加过同盟会的黄崇麟在为吴之英（字伯朅，1857—1918）文集所作序文中说：“有清二百年，蜀学暗黮，恒不逮他行省”。直到“南皮张文襄公督学吾蜀，创建尊经书院，以经史词章之学倡导后进，而湘潭王壬甫先生为之师，于是文雅彬彬，比于江浙”。光绪初年，吴之英、廖平、杨锐（1857—1898）、宋育仁（1857—1931）、胡延、张祥龄（1853—1903）、吕翼文等“辐辏并出，颉颃上下，于是号称极盛”。吴之英的学生吴虞（1872—1949）追溯蜀中学术蔚兴轨迹，也说：“蜀中文献，明末以来澌灭殆尽。蔽于帖括，人不知学。至学使张公孝达来川，建立尊经书院，蜀中人士始通古学，比于齐鲁。”蒙文通（1894—1968）则云：“蜀经明季丧乱，学术衰颓，晚清南皮张文襄公之洞来督学政，始以纪、阮之学为号召”。而“蜀士旧无知许氏《说文》者，独（廖平）先生偶得之败簏中而好之”，故得到张之洞赞赏。这些论述分别以吴之英和廖平为中心，而均以尊经书院为蜀学勃兴的关键，可谓学人共识。

一般认为，张之洞是尊经书院真正的创办者。他对近代四川学术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把清代正统汉学一线引入四川，这一思想主要又体现在他为尊经书院学生编写的《书目答问》一书中。虽然在尊经书院建立之前，四川绝非“无知许氏《说文》者”（详下），但张氏对此一风气在川中的推广功不可没。廖平晚年自言，他在尊经书院时，“《书目答问》始刊，朝夕揣摩，于国朝诸名家，师承源委，缕析条贯，莫之或先焉。至今五十余年，未尝废学。学经六变，五花八门，盖未尝出《书目答问》范围”。大师如此，其余可知。此书的影响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不绝。其时曾就读于成都高师的姜亮夫（1902—1995）说，高师国文课由林思进（1874—1953）讲授，第一节课就让学生“各备《书目答问》一册”。陶亮生（1900—1984）也回忆道，在高师教书的另一位学者向楚（1877—1961）“虽不曾任经学课程，然于群经却贯穿透彻。常云：‘六经尊伏、郑，百行法程、朱。’见我所执注疏为叙府本，曰：‘此陋甚，当购南昌本有阮氏校勘记者，行间圈识最重要。’”“六经”、“百行”云云乃汉学家惠栋（1697—1758）所常言，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汉学家的人生信条。更重要的是，向楚教导陶亮生的读经法亦出于《书目答问》。按该书《十三经注疏》条下：“阮本最于学者有益，凡有关校勘处旁有一圈，依圈检之，精妙全在于此。四川书坊翻刻阮本，伪谬太多，不可读，且削去其圈，尤谬。”可谓其来有自。直到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蒙文通还曾为范希曾（1899—1930）《书目答问补正》加过若干条案语。这在蒙先生的学问生涯中虽然不过是一小小插曲，亦可见出蜀地学人与此书渊源之深。

不过，张之洞本不以学术名家，且不久就离任了。故谈及清代四川学术的著作，通常更重视王闿运的影响。钱基博（1887—1957）《现代中国文学史》将廖平、吴虞列于王闿运名后，又云尊经学子“廖平治公羊、穀梁《春秋》，戴光治《书》，胡从简治《礼》，刘子雄、岳森通诸经，皆有师法，能不为阮元《经解》所囿，号曰‘蜀学’，则闿运以之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毕业于国立四川大学的萧印唐（1911—1996）曾云：“余昔年负笈成都，闻师友说湘绮王氏。湘绮于逊清长尊经书院，自来蜀中，学风蔚盛焉。”按萧氏“负笈成都”，应在二十年代中后期，彼时师友尚争说王湘绮，可知其影响持续之久。四川内外学人均把王闿运作为近代“蜀学”的开山祖师，实视“蜀学”为其余脉。

按照黄崇麟和钱基博所列名单，近代蜀学可谓是彬彬多士。不过，一般的学术史著述往往只提廖平一人，且多强调其为王闿运弟子。梁启超（1873—1929）说：“平，王闿运弟子。闿运以治公羊闻于时，然故文人耳，经学所造甚浅，其所著《公羊笺》，尚不逮孔广森。平受其学，著《四益馆经学丛书》十数种，知守今文家法。”说王闿运学问甚浅，又谓“平受其学”，则其对廖平的学术评价不高，故仅许其“守今文家法”而已，实际未必真懂廖平学术。然廖平学出湘绮，却是很多人的共识。章太炎（1869—1936）在《訄书》初刻本《清儒》篇中说：“闿运弟子，有井研廖平传其学，时有新义，以庄周为儒术，说虽不根，然犹愈魏源辈绝无伦类者。”邓实（1877—1951）云：“今文者，发源于庄（存与）、刘（逢禄），浸盛于龚（自珍）、魏（源），而集其大成者王氏（闿运）。王氏有弟子曰井研廖季平。季平著书最多，乃及百种，余杭章氏称其时有新义，而未见其书也。”未睹其书而闻其人，了解当然有限，所述殆本于太炎。

晚清民初四川学术在国内的名声，泰半系于廖平一人，而一般认为廖平乃主今文学者，故学者提及四川学术，多把其放入晚清的今文经学统系中，勾勒出一条从湖南到四川再到广东的传播路线。刘师培（1884—1919）云：“湘中前有魏源，后有王闿运，均言《公羊》，故今文学派亦昌，传于西蜀、东粤。”川人庞俊（字石帚，以字行，1895—1964）并不认为四川经学惟廖平为最，但也说：

西京今文之学，自武进庄方耕、刘申受，长洲宋于庭，仁和龚定庵，邵阳魏默深，德清戴子高先后推阐，而湘潭王壬父遂遍注群经。弟子井研廖季平，尤善别今、古，益为闳肆，穷高极深，沦于不测。余论沾被，以启南海康长素，成其《新学伪经》、《孔子改制》之说。于是微言大义，始自毗陵，流衍于吴、越、湖、湘，上溯于蜀，反注于粤，浸淫遍天下焉。

则廖平上承湖南王闿运，下开广东康有为（1858—1927），在今文一线中，实处于转捩地位。

这样，在学者心目中，晚清四川学术确已获得全国性声望。其中评价最高者似为钱基博：“疑古非圣，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闿运；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粤（康有为、梁启超），而皖（胡适、陈独秀），以汇合于蜀（吴虞）；其所由来者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钱氏对此一“疑古非圣”之风自然是不满意的，惟在其描述中，蜀人对清季以来学风转移出力甚大，廖季平为其枢纽，吴虞则其集大成者，不论钱氏有何褒贬，蜀学地位实已甚高。

不过，以今文学家视廖平，针对的只是廖学“二变”的情形，对此前、此后的廖学均不能涵括；其次，近代四川学界实亦不仅廖平一家独秀。在经学之外，小学、文学、史学皆可观；在经学之内，亦济济多士，这只要看廖平“二变”的代表作《古学考》即知。据廖氏自叙，此书之作，乃其《今古学考》刊刻后，“历经通人指摘，不能自坚前说。谨次所闻，录为此册。”观其书中开列名单，基本皆为蜀人，多有逸出前引黄崇麟、钱基博所开名单之外者。他们的有些批评对廖平学术的发展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比如长寿李命三不同意廖氏“今古同重”的立场，“以为古不如今”，便全为廖平接受，成为其“二变”的骨干。 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赞同廖说，他们中尚应有与廖平立场不同，而未列入此名单中的，如吴之英等，更是自有风格。但这些人物，在外间学者所著的学术史著作中却少有提及。自然，虚名与实际往往颇有距离，外边的人不提，并不等于学问不好，可是这也说明，在尊经诸子中，真正获得全国性声望的并不多。即使是廖平，也多是作为晚清今文学“二传手”的形象出现，在通论性的文字中，多附于其师王闿运后，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更将其附于康有为章（王闿运则根本未提）。至于世俗的声望，廖平更无法和康有为相比了。

其实，将四川学术放在晚清以来学风流变的系统论述中加以评估，似乎其颇有影响，更多地乃是事后的诠释。康有为发挥廖氏学说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后，一时名声蔚起，廖氏移书有为云：“后之人不治经则已，治经则无论从违，《伪经考》不能不一问途，与鄙人《今古学考》，永为治经之门径，欣忭何极！”又云：“天下之为是说，惟我二人，声气相求，不宜隔绝，以招谗间。其中位置，一听尊命”，惟希望“称引必及，使命必道，得失相闻，患难与共”。钱穆分析道：

其曰“称引必及”，盖名士相标榜之故习。《伪经考》既享大名，季平欲藉其称引，自显姓字，故为《古学考》先两引长素《伪经考》云云，我以此施，亦期彼以此报。盖长素骤得盛名，全由《伪经考》一书，宜季平健羡不能置。而长素则深讳不愿自白。然季平亦震于盛名，方期相为桴鼓，故书辞亦逊。

由此一公案，正可看出廖平彼时社会声望远不能和康有为相比，实际处于有求于康的地位。

前引黄崇麟、吴虞等文描述蜀学勃兴之效，几乎不约而同使用了“比于江浙”、“比于齐鲁”的话。按“比于齐鲁”一语出自《汉书·循吏传》论文翁化蜀之效（原文是“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比于江浙”则由此化出，而无论如何，皆反见其内心对蜀学地位实不甚自信。这些不自觉脱口而出的用语，和前述廖平期望康有为能够“称引”一样，都流露出长期处在边缘人们的心态。 另一方面，在前引讨论近代学术的著作中（四川学者作品除外），对蜀人注意较多的乃是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但书中有关廖平、吴虞等人的记述，乃是1936年第4版所增补者，此前数版并未及之，也意味着“蜀学”最初并未进入其眼中，则蜀学在全国的影响力到底如何，亦甚难言矣。

故晚清民初的四川学术实际是处于（较之此前）已有所发展并潜在地开始对其他地区的学术产生影响，但在人们心目中仍基本处在边缘的状态。有关此时蜀学勃兴的论述，有一半乃是事后的总结，未必真正反映了现场实况，因而也多少夹杂了一些想象成分。但这些论述也绝非虚构，自有若干事实为素地。实际上，此一时期的四川学术确实呈现一些特色，正是这些特色成为近代蜀学论的依据，而它们又必须放在整个近代中国学术转型和四川文化发展的双重背景下加以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