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明王出世（1328—1368）

第一章 辛酸的“黄金家族”

元朝的短命基因

历来朱元璋传的开篇，都是历数元朝的种种“罪恶”，更有一班自觉、不自觉的大汉中心主义者痛批少数民族统治的不合理，仿佛如古人仇视“牝鸡司晨”一般。

事实上，由于自秦以后君主专制（独裁）、中央集权制度的大同小异，因公权力肆虐带给社会的巨大祸害，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治乱兴衰的情形也大致差不多，只是有的活的时间长一点、运气好一点，“明君”出现的概率就高一点。

如果从成吉思汗1206年建国算起到1368年元朝退出中原，其寿命虽不算长，却也不算短，而它偏偏是少数民族第一次完全统一中国之地，既缺乏经验借鉴，也自恃弓马强盛。蒙古人是13世纪欧亚大陆上的一股飓风，横扫寰宇、灭国无数，因此元朝主要的问题就出在它的不够虚心上，对于统治中国之地的复杂性和难度领会得不够，尤其是对于君主专制（独裁）、中央集权的强化工作做得不够，最终导致最高权力的争夺激烈化、频繁化，由此导致政局严重不稳、统治质量迅速下降—但即便如此，如果出现一位“中兴之主”，元朝的寿命至少还可以再延长几十年。

元朝的统治者崛起于蒙古草原，本就粗鲁少文，对于中国所固有的这套外儒内法的统治方略揣摩得不够，如忽必烈抱着实用主义态度，斥责“科举荒诞”，可见他对于意识形态在巩固皇权方面的重要性认识得不够，而这点或许也表明忽必烈对于强化君主专制（独裁）重要性的认识尚有不足（朱元璋起初也是一度停罢科举，但终有所悟）。因为等到他想要推行科举制时，面临着来自蒙古、色目权贵的阻力，同时也是他强化君主专制（独裁）的巨大阻力，而当国数十载的忽必烈竟未能有效突破这种阻力，元朝制度的基本格局也就这般奠定了—后世如果强调元朝“制度不立”，那便应该是指其君主专制（独裁）的不够强化，以致家天下的局面无法稳固！

清朝在中国古代王朝的最后面，帝国的辉煌是中国专制（独裁）主义的一次回光返照，戒慎戒惧、如履薄冰的清朝统治者显然比他们的蒙古先驱更为虚心，何况还有一套明朝留下的现成制度可供取法。元朝划分四等人的做法是否真实尚存疑，就算存在也不过只是一种统治手段（“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没什么大不了的，清朝也曾联合蒙古人压制汉人，因为无论种族专制还是官僚专制，本质上差别不大。

跟清朝皇帝大相径庭的是，元朝皇帝素质之低下也是导致其速亡的一大主因，他们多沉溺于酒色，而促其年寿；从忽必烈死、成宗铁穆耳即位（1295）至顺帝妥懽帖睦尔初期（1345）的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元朝的政局已日趋混乱与溃烂。

怯薛制度与忽里台制度是威胁、削弱皇权的两个重要因素，加上元君的继承法混乱（朱元璋对此有所鉴戒），由此使得皇位的继承和争夺危机频发，乃至发展为弑君和大规模内战。在三十八年中，元朝皇帝竟然换了九位，可见元朝政局糟糕之一斑。

经过一番皇位的激烈争夺，至顺四年即元统元年（1333），时年十四岁的妥懽帖睦尔即位，即元惠宗，后被朱元璋冠以“顺帝”之名号。少年顺帝即位之初，由右丞相伯颜掌握朝政大权，伯颜比较类似于康熙时期的鳌拜，这位蒙古武夫型权臣一度罢停科举（本来科举录取人数就不及两宋十分之一）；他还曾荒唐地提出尽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后因顺帝不从作罢。伯颜贪得无厌，时人曾写诗讥讽他道：“百千万锭尤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

少年顺帝眼见国是日非、大权旁落，为了向天下表明自己的中兴之志，他特意在继位的第三年，将年号改为“至元”（后来又改为至正），因为“至元”乃是元世祖忽必烈曾用过的年号，其恢复祖宗宏业的志向溢于言表。顺帝人小志不小，他也像少年康熙一样不甘心做傀儡，蓄谋打个翻身仗。

脱脱是伯颜的亲侄子，此人少有大志，又深受中原汉文化的熏陶，服膺儒家文化，因此他眼见国是日非，便很想有一番作为。脱脱看不惯伯颜所为，也为此深感忧虑，他曾对父亲表示道：“伯父大人骄纵已甚，看来是没得救了。万一哪天天子震怒，那么咱整个家族都可能保不住了。而今不如早作打算，早早弃暗投明。”

脱脱的父亲是个没主意的人，此时顺帝的周围都是伯颜的亲党，只有世杰班、阿鲁为心腹，于是脱脱与这两人深交，逐渐取得了顺帝的信任，顺帝于是委任他们三人商讨政事。在一番密谋和准备以后，至元六年（1340）二月，顺帝在脱脱等人的帮助下终于将伯颜扳倒，实现了“亲政”的理想。

至正元年（1341），顺帝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总领军国重事。大元王朝开始了政治上一系列的更新和改革，史称“脱脱更化”。

脱脱新政的主要内容是大兴文治、整顿吏治和发展经济，以竭力培植国家之元气。

大兴文治的首要举措便是恢复科举，其次为修订典籍。修史乃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大事，元初对于这一重要工作未予充分重视，也体现了忽必烈的缺乏远见；但好在“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宋史》《辽史》《金史》等三代前史都是在脱脱的主持下才开始加紧编修的，尽管晚了一个世纪且质量也不敢恭维，但总算聊胜于无，可谓脱脱为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做出的一大杰出贡献—他的名声也得以不朽！

至正十年，为了解决当时的通货膨胀问题，脱脱采纳左司都事武琪的建议，实行了变更钞法亦即发行新货币的做法。不过其结果事与愿违，由于官吏贪腐败坏下的中央政府的信誉不佳，导致民间把铜钱藏起而弃用纸币，汉臣吕思诚等人曾对发行新钞提出异议，但顺帝和脱脱都是经济外行，因此一意孤行；大量新钞印行后，最终导致恶性的通货膨胀，新钞变得形同废纸，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加剧了两极分化，引发社会动荡。

黄河是让中国历代王朝头疼的大问题，元朝自然也不例外，如元统元年（1333）“黄河大溢，河南水灾，两淮旱，民大饥”，有鉴于此，至正十一年（1351）元朝政府特意征集了数十万民工，并任命当时的工部尚书、名声尚好的贾鲁为总治河防使，负责修治黄河。

兴修水利本是件兴国利民的大好事，可是官僚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总是可以化利为弊，何况元朝官吏的素质是有名的低劣（历朝历代倒是没有本质的差别）。元朝既然不重视官吏的文化素养，自然这帮家伙的道德水平也就普遍偏低，乃至于贪污纳贿毫不加以掩饰，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元末的叶子奇在其所著《草木子·杂俎篇》中对此举例道：“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为何事也。”

革除官僚主义弊病、惩治贪污腐败必须用雷霆手段才能有效一时，但这种痼疾远非顺帝君臣所能应付，因此修河之举立马就神奇般地变成了一桩害民之举—官吏们大量抽调劳力治河，为追求个人政绩而加紧赶工，竟然不顾农时强迫百姓出工；这帮蛀虫还乘机敲诈勒索，一时间弄得民怨沸腾，百姓的活路愈加无望，最终引爆了一场社会强震。

变钞与修河都害民不浅，当时无名氏所作元曲《醉太平》就痛砭了这一国家乱象：“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

中国人历来被痛斥为“一盘散沙”，这确乎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正是儒表法里的政治权术所刻意经营的结果，竭力打造出一个民众高度原子化、大共同体本位的专制社会，目的就在于打破民众的组织性进而牢牢地进行控制（如实行连坐以使其互相监视、互不信任）—如果是像春秋时期封建制度下的小共同体本位的国家，那么就算是造反，也多是局部的，无法从根本上动摇一个王朝的统治根基（中央集权也严重抑制了地方活力，不然局部动乱地方上也足以荡平）。

所谓物极必反，对人民进行强控制的中国，却出现了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王朝更迭现象，这又是为什么呢？被专制统治折磨得求生不能的民众必然揭竿而起，流沙最终被汇聚成了席卷一切的沙暴！而要增大成功的概率，革命发动前就必要有一个足够强大而严密的团体将其组织起来，东汉末张角兄弟有太平道、北宋末方腊有明教（摩尼教）、太平天国有拜上帝教等皆属此类，而元末担负此等角色的则主要是白莲教。

白莲教的得名，起源于东晋慧远在庐山东林寺所建的“白莲社”，作为教派则开创于南宋初年的茅子元。白莲教的立教宗旨，主要借鉴了佛教净土宗崇奉阿弥陀佛、往生净土的修持形式，并大量融入天台宗的教义理论，加以通俗化的改造，使之更能为普通百姓所接受。在组织方面，茅子元也一改以往莲社成员间的松散关系，以淀山湖白莲堂为中心，茅氏自称“白莲导师”，公然接受教众膜拜，逐渐将分散全国各地的信徒纳入其控制之下，力图使白莲教成为一个等级有序、组织严密的宗教团体。为了最大限度地吸纳信徒入教，茅子元还允许信徒们娶妻生子、在家修行，只需要遵守不杀生、不饮酒等几项教规就可以了。因此，白莲教在创立之后虽屡遭佛教正统僧人的反对，却依然迅速传播，到13世纪初时，已是“处处有习之者”了。

官府虽然惧怕一些极端、狂热的宗教组织，但对白莲教、白云宗这两支佛教非正统教派网开一面，大概还是觉得佛教类组织的攻击性不强。在元朝统治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它们都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和保护，因此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民间秘密宗教。可是有鉴于白莲教的群众基础日益广泛，已经造成社会不稳，元廷不得不一度下令“禁白莲佛事”，到元末这类禁令更为普遍。

组织和发动元末民众大暴动的是白莲教而不是明教（摩尼教），而黄河流域白莲教的重要领袖、河北栾城人韩山童在其中又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韩家可谓是宗教世家，韩氏的祖父就曾经因为“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被元朝政府“谪徙广平永年县”。不过韩家的传教活动不仅没有休止，反而规模越来越大，地域也越来越广，到韩山童这一代时，他已在河南、江淮间拥有相当数量的信徒。也许正因为祖父的受难和官府的敌视，才令韩山童采取了敌视元朝的态度，加以广大教众对寻找新生、改变命运的热望，使得白莲教愈加变得火药味十足。

安徽颍州人刘福通是韩山童的重要辅佐，刘氏自称是南宋大将刘光世的后人，他及一干人追随教主韩山童以白莲教组织民众，宣称“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又到处宣传说韩氏本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

“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这几句杀气腾腾的顺口溜，就是他们的教旨。

有始无终的元顺帝

在修治黄河闹得民怨沸腾之际，韩山童等人就已经暗地里让人传布出一则童谣：“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以作为谶语来做鼓动民众、教众造反的舆论武器。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童谣、谶语非常之多，最晚在西周末年的周幽王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月将升，日将浸；弧箕服，实亡周国”（《国语·郑语》）的童谣，有名的谶语则如《史记》中所载“亡秦者胡也”“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一类，这些童谣和谶语最后多半会歪打正着，因此在一般国人心中便具有了神秘的预言性质，最终也便被野心家、革命家拿来到处使用。

“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童谣一出，人心已经开始不稳。几十万怨声载道的河工聚集在一起，也是一个难得的造反契机。就在黄河工程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韩山童专门请石匠刻了一个单眼石人，并把它偷偷地埋藏在了要挖的河道中。就在石人被不经意间挖掘出来、曝光于众目睽睽之下时，在场的十多万河工们无不群情激奋、血气上涌，远较一千五百年前大泽乡的那一幕更为壮观！

大家异口同声地惊呼：“要变天了啊！”

不过要造反就会有风险，当亢奋不已的河工们在韩山童、刘福通等人的带领下，杀了白马黑牛、祭了天地，准备揭竿而起时，在一旁的监工却被他们忽视了。大队元军闻讯匆匆而来，对准备造反的河工们展开了一场疯狂镇压，最终韩山童死难，其妻杨氏带着儿子韩林儿远走他乡，消失了整整四年之久。

刘福通侥幸逃出了官府的罗网，他与杜遵道等人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于当年（1351）五月初三在家乡颍州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结果一举占领了颍州城。刘福通的队伍个个头裹红巾，号称为“红巾军”；因其烧香拜佛，也被称为“香军”。

经过几年的稳步发展，红巾军不断发展壮大，各地也出现了一些服从红巾军号令的分支，如郭子兴所部在濠州（今凤阳）起事；另外，在红巾军的影响和带动下，各地也掀起了一场反抗元朝统治的高潮，如张士诚兄弟在高邮起事。

与此同时，就在刘福通颍州举事后三个月的至正十一年八月，职业革命家兼游方和尚彭莹玉与徐寿辉等人在湖北蕲州举事，他们也以白莲教为组织形式，也头裹红巾，但与刘福通部却互不统属，属于同韩山童并列的一支白莲教支系。由于这支红巾军的活动地带在刘福通部的西面，所以被后人称为“西系红巾军”，而刘部则被称之为“东系红巾军”。

两大红巾军系统势均力敌，各有出色表现和重要代表人物，后来自称“大汉皇帝”的陈友谅就属于西系红巾军，后来他跟来自东系红巾军的朱元璋死掐，有一部分根子就在这里。

东西两大红巾军在战略上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而且由于举事初期西系红巾军发展势头迅猛，他们一度成为元朝政府重点“围剿”的对象，这让东系红巾军获得了一定的喘息之机。

蕲州举事的两个月后，徐寿辉便在众人的簇拥下称帝，国号“天完”（有压“大元”一头的意思），建元“治平”。到次年正月，这支红巾军便攻下了湖广重镇武昌，之后又席卷江西、浙江等地，连昔日富比天堂的杭州城也一度被他们占领。

这不能不引起元廷的极大惶恐和震动，为了尽快浇灭这团烈火，元廷几乎倾尽了全力来首先对付徐寿辉等人，这令小小的朱重八成了一位幸运者，因为他并未从刚一参加革命就遭到狂风暴雨，未被扼杀在摇篮状态。

所谓“按下葫芦浮起瓢”，此时的大元国土上举事者多如牛毛，昔日的星星之火，眼见已经成为燎原之势。

然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就在大元王朝于艰难困苦中奋力向上挣扎的时候，眼见“中兴”局面已经在望，年轻的顺帝却在不经意间完成了一次身心的蜕变。

事实上，如同清朝在成功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事之后，实现了一番所谓的“同治中兴”，不管这种“中兴”是否名实相副，起码清朝的声威在甲午战争之前确实足以傲视东亚，其寿限也延长了半个世纪之久；而且由于太平天国大动荡所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致使被破坏地区人地矛盾、族群矛盾等有所缓解，还是有利于经济恢复发展的—实际上，历代所谓王朝“盛世”多是伴随着一种恢复性发展状态的。

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素养又缺乏家庭教导的人，在取得了一些成绩后难免就会骄傲自满，顺帝的堕落便集中体现了这一点。至正十五年之前，无论是东、西系红巾军的举事，还是私盐贩子张士诚等人的暴动，都遭到了元军强有力的镇压，全国的革命形势很不明朗。因此，在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段艰难时期之后，已过而立之年的顺帝竟莫名其妙地满足起来，享乐主义思想的毒苗开始在他的心底潜滋暗长，一如他的那些不知节制的先辈君王。

秉承着祖宗们的基因，顺帝开始享受起“承平盛世”，不再勤于政事，并努力研习“行房中运气之术”，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后宫宴乐上。据说顺帝一大癖好就是欣赏佳人出浴的美态，沉醉其中，如癫似狂。而与此同时，那些行将待毙的造反者由于元军的后继乏力而侥幸逃生，此后他们要做的不是对朝廷和官府感恩戴德，而是变本加厉地进行报复，由此在至正十五年前后掀起了第二次革命运动的狂潮，这一次元廷再也无力回天。

此时，大元帝国的柱石—一代名臣脱脱，因遭政敌陷害被贬斥而死，从此元廷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元政已如江河日下……

凄凄惨惨的朱氏家族

威名赫赫的蒙古“黄金家族”，是大元帝国乃至整个蒙古世界帝国的轴心，其实朱元璋也是“黄金家族”的一员，只可惜朱家的血统不是黄金式的贵族，而是同货真价实的黄金打交道的匠人。

按照古代政府对人们职业与户籍的划分及管理规定，一旦祖上从事某种行当，为了管理和控制的方便，子孙一般也要承继祖宗的衣钵。朱元璋的祖父朱初一是淘金户出身，大概他的祖上有不少代都是从事这一职业的吧。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在《赠友》一诗中写道：“银生楚山曲，金生鄱溪滨。南人弃农业，求之多辛苦。披沙复凿石，矻矻无冬春。手足尽皴胝，爱利不爱身。”“爱利不爱身”，其实这是一种反语，正体现了富于同情心的大诗人对于底层劳动人民求生艰难的感怀。

作为元朝统治下的“黄金家族”的朱氏家族，处境可谓惨不忍睹，他们像猪狗一般的生活，简直就是对于黄金巨大价值与魅力的一种无情嘲讽！而艰辛还只是一方面，不事农业的淘金户的社会地位也是偏低的，可谓社会底层中的最下层。底层劳动人民在死亡线上长期挣扎，可谓是古代历史上的一种社会常态。

按照元朝政府的规定，淘金户每年要向官府缴纳一定数量的金子，可是黄金资源总是有限的，开采起来也殊为不易，老朱家又不能轻易转行。眼见负担不起就要断了活路，朱初一只好选择了逃亡。

好在元朝的社会管理较为宽松，对这类逃亡事件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至元二十五年（1288），朱初一带领全家北渡淮河，来到了泗州北部的孙家冈定居（朱元璋后来将其祖父的陵墓就建在此处，“靖难之役”时朱棣行经此地，对于先祖的苦况还曾感慨万千）。这一年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只有八岁，他的伯父朱五一也只有十二岁。

然而泗州也容不下生计无着的他们，所谓“贫无立锥之地”，用来描述朱家此时的遭遇是再恰当不过了。无奈，朱初一全家只好又跑到今江苏盱眙一带垦荒。朱初一有好几个儿子，可是只有老二朱五一和老四朱五四成了家，并有了子嗣，其余的皆孑然一身。这倒不是他们信奉“独身主义”，而是因为实在太穷，穷得没法讨到老婆。

可怜的光棍们还剩下最后一条路，就是入赘女方家，成为社会地位最为低下的“赘婿”。“赘婿”在古代一向是被人瞧不起的，在秦朝的时候，赘婿甚至在政策上还要受到歧视，要承担很多额外的社会义务（韩非子认为非天灾人祸导致的贫穷是一种罪过）。想来朱元璋的那位叔伯实在是太差劲吧，想入赘都被人嫌弃。

按照元朝政府规定，庶民无职者不许取名，只以“行第及父母年龄合计为名”。“贱民”是没资格取名字的，要么排老大老二，要么就按照父母的年龄之和命名，至于像张士诚之本名“张九四”（兄弟张士德本名“张九六”）之类究竟是如何取的，还是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

朱五一有四个儿子，他们分别叫重一、重二、重三、重五。日子实在太艰难，重一等四兄弟很早便死掉了。重五的妻子田氏早早地就成了寡妇，不过朱元璋（朱重八）长大后对这位可怜的寡嫂还有点印象，并称赞她有节行。她有个女儿，后来被朱皇帝封为庆成公主，“靖难之役”时还曾被建文帝委派去同朱棣议和。至于朱五一家的其他情况，史籍少有记载。

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史籍上称他名“世珍”。朱五四与妻子陈氏共生下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老大重四，学名兴隆，婚后两子，大的早死，小的就是后来鼎鼎有名的朱文正（其实在声名上受到了朱元璋一定的打压）。老二重六，学名兴盛，做了赘婿，有一子早夭，另有一女，到洪武时期，被封为福成公主。老三重七，学名兴祖，也做了赘婿，早逝无后。朱元璋大姐死得很早，二姐也死得较早，但有个儿子，就是后来辅佐朱元璋打天下的赫赫名将李文忠（声名仅在徐达、常遇春之下）。在众兄弟姐妹中，朱重八排行老幺。

有人估计，朱元璋父亲的名字（世珍）连同他兄弟们的大名（隆、盛、祖、宗），可能都是朱老幺发达以后才重新他们给取的—老子可以给儿子取名，儿子一样可以给老子取名，只要这个儿子够霸气！

离乡背井，生活窘迫。朱五四夫妇虽然劳扒苦做，但还是耐不住让人窒息的贫困，所以他们才不顾“安土重迁”的古训，一再迁居—先是搬到灵璧，后又搬到虹县，再迁至钟离（今安徽凤阳）东乡；在东乡住了十年，又迁往西乡，四年后最终落脚在了孤庄村。

俗语说“搬家三年穷”，如此频繁的折腾，对于“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朱家而言，无异于是一次次硬生生的剥皮。因为是“外来户”，也无权无势、无任何生存资本，所以朱家只能给地主家做佃户。一年到头辛苦忙碌，有个好年成，田主要拿去很大一部分，碰上歉收的话日子简直就没法过。于是一家人也就注定了要过着漂泊不定的日子，一个地方待不了几年，就不得不搬迁，黯然地踏上新的求生之路。

这种孤苦无依的滋味，也许只有亲尝过的人才能由衷地体会，所幸朱氏父子尚能苟全性命。

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的九月十八日未时，也就是下午1点到3点时分，一个弱小的生命降临在了濠州所在的钟离县，属龙。

在这个贫穷的小地方，在这户老实巴交的佃农家里，生下个瘦弱不堪的小男孩儿，甚至还一度病得要死—然而，谁能想到，他长大后竟然埋葬了一个帝国，又开创了一个帝国！

他就是朱五四的四儿子—本名“重八”的朱元璋，这一年朱五四已经快五十岁了，属于古代的老年人了。一般而言，老年得子的孩子，无论是体质和智力都要比正常孩子逊一筹，幼时的朱元璋也不例外，疾病常常找上这个瘦弱的男孩儿，但他也由此得到了父母更多的关爱。

按照《明史·太祖本纪》中的记载，朱元璋的母亲陈氏在怀他之前，夜里做梦有神人授药一丸，此药丸拿在手里还发着夺目的光彩；梦中的陈氏一口就把那药丸给吞了下去，待到她老人家醒来之后，仍觉口有余香……等她生下重八，一时间红光满室，连续几夜都如此。邻居们夜间就远远望见好像朱家着火了一般，于是一拨又一拨的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就赶去救火，可走近朱家才发现是虚惊一场。

这类“真命天子”降生的壮观场面，从来只在史书上出现，现实的情况总是刚好相反，因为实在平常得紧。后来，朱皇帝自己也越来越五迷三道，也越来越喜欢神化自己：《纪梦》与《周颠仙人传》等几篇神神道道的文章，就在不停地帮他神化自己和他的家族，虽然托名是“朱元璋作”，但估计就是他授意或者参与撰写的。

一般来说，父母在众多孩子中总是偏爱老大或老幺，别看朱五四一辈子混得不容易，可他平素最疼孩子了，而且也确实最疼老大重四和老四重八。所以尽管日子过得极为紧巴，他还是勉强让重八读了几年书，就是这短短的几年，收获却非同凡响。试想如果朱元璋一点知识底子都没有，那他再想要求进步都是非常困难的。读书太多未必是好事，但一点不读那肯定不是好事—再穷不能穷教育，有时候命运的改变，就可能来自于那一点可怜的知识积累。

也许是出于对侄子文正的憎恶，朱皇帝后来曾回忆说，他大哥重四由于从小被溺爱，结果给惯出了一身臭毛病，不仅对父母很不孝，而且还带坏了老二和老三。三位哥哥都吃不了苦，将来肯定不会有什么出息，这样父母更是把家里唯一的希望都寄托在重八身上了。

朱陈氏就常对老伴儿说：“人言吾家当生好人，今吾诸子皆落落，不治产业。”然后一阵摇头叹息，接着却又指着鬼点子最多的小儿子道：“岂在此乎？”

以上记录可信可不信，反正话语权彻底被朱元璋、朱棣父子掌握了，但不管怎么样，四个儿子中毫无疑问数朱元璋最有出息。

穷二代出身，能读几年书已经够不容易了，这已经让父母使出了浑身的气力。为了维持家计，重八只好退学。辍学之后的小重八，能做的就是替地主刘德家放牛。此时的乡村牧童，最高的理想恐怕也只是做个富足版的“刘德”罢了。在朱元璋儿时的玩伴中，也许并没有与他“同里闬”的汤和，但正如《明史》中的相关记载，与朱元璋同里的周德兴却与之关系甚好，二人可谓发小。

在朱皇帝的少年时代，有一个人需要好好说说。他对朱重八的成长有不小的影响，他更可能还把自己身上的某些智慧元素灌输到了重八的身上。他就是重八的外公陈氏，其名字已经不可知。

这位陈老头是个奇人，他本是维扬（江苏）人，还在南宋末年的时候就加入了军队。当时，他是南宋著名抗元将领张世杰麾下的士兵，并追随主帅参加了决定南宋生死存亡的最后一战—“崖山海战”。此役宋军全军覆没，存续了三百多年的宋朝正式宣告灭亡。可是老陈却侥幸活了下来，因为此人是相当命大，仿佛有神灵护佑，《明史·外戚传》中就讲了他很多吊诡的故事。

比如说陈老头做的梦很灵验，甚至说他可以作法化解海上的飓风。但实际的情况应该是这样：当时元军中有一位早前投降的南宋将领，恰好和老陈相识，又恰巧见到了被打落水中的老陈，所以就把他从海中救起，最后又一直把他带到了元大都附近的通州安置；再后来，老陈厌倦了军旅生活，便回到了自己维扬的老家。不久，为了逃避兵役，老陈将家远迁到了盱眙的津里镇，也就是朱重八的祖父早年带着全家待过的地方。“千里姻缘一线牵”，不然也就没有了后来重八爹娘的喜事了。

这陈老头通巫术，专靠给人画符念咒度日，也许正因为他社会地位不高，收入一般，他的女儿才嫁给了朱五四这么个没出息的农民，估计也是看上了老朱的老实可靠。陈老头是个“绝户儿”，即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长女嫁给了季氏，后来因乱世与朱家失去了联系（朱皇帝后来举全国之力都没能寻访到她家的消息，估计是在乱世丧亡了），陈老头后来过继了季氏的儿子为后。小女儿自然就是朱重八的母亲了，人称她为“陈二娘”。

陈老头之奇还在于他的长寿，从崖山之战到重八出生就已是五十度春秋了。因此重八出生时他大概已经八十多岁，而此翁最终的寿命是九十九岁！差一岁就成了“人瑞”，这才叫古代万中无一的长寿高人，幸运度不亚于封侯拜相！

虽然与外公相处的日子可能不多，但外公当年的从军故事，一生丰富的游历、见识，直接或间接地，让童年、少年时代的朱元璋对于外面的世界有了最初的认识，对于为人处世的智慧有了初步的参悟。

当然，环境塑造人格，朱元璋未来思想、个性的形成，更多的还是与他的人生际遇密切相关。

家破人亡的悲惨际遇

中国属于大陆季风性气候，自然水旱灾害频繁。朱元璋的老家淮西虽然不至于“十年倒有九年荒”，但也不总是风调雨顺。至正四年（1344），淮西一带先是大旱，继之又是遍地蝗灾，庄稼绝收。大灾之年接下来又遇上了可怕的瘟疫，形成了一种要人命的恶性循环。

朱元璋的老家钟离县太平乡，本来还算好些的，起初得病的人并不多，可闹到后来就没这么幸运了。朱家所在的孤庄村，从一天死几人慢慢发展到一天死十几人，几个月下去，眼看着户户遭殃、家家戴孝。不久，朱元璋的父亲也因此染病。“昔我父皇，寓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旁徨，俄尔天灾流行，眷属罹殃。”三十多年后，朱皇帝在《御制皇陵碑》中这样悲情地追忆道。

“勤俭忠厚，人称长者”的朱五四这年已经幸运地活到了六十四岁，但这份幸运终于到头了！饥饿本来就在折磨着老人，连日地吃糠菜、草根、树皮，已然使老人家的身子极端虚弱，所以病魔就最先向他袭来。结果这一染病马上就不行了，于这年四月初去世。

然而这才是不幸的开始，很快老娘和大哥也相继染病。家里头既没有饭吃，更没有药医，所以重八和大嫂只得跟着众人到处去求神告佛。可是，才过了仅仅三天，大哥就去了。四月二十二日这天，年届六十的陈二娘也追随老伴儿而去。

就这样，才短短二十天的工夫，朱家就一连死了三口人。这当然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直让生者恍如噩梦一般，却怎么也醒不过来……

兄弟几人，突然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几门姻亲也靠不上：绝望的大嫂带着侄子（即后来的“朱文正”）回了娘家；年轻的二嫂已经病死很久了，入赘的二哥与岳父家也断了来往；三哥追随岳父一家人逃荒在外，无法指望；大姐家已经满门死绝；二姐死后，一向打鱼为生的二姐夫便带着外甥（即后来的李文忠）也逃荒到了外地，没有音信。

还能靠谁呢？谁都靠不上，但死人总得有块入土为安的地方吧。重六、重八兄弟两个只得硬着头皮去求田主刘德的怜悯和施舍。本来还指望着种了几年刘家的地，彼此之间或许还有一些情分可讲，可是没想到刘德如此无情无义，他不仅不答应提供葬地，还对可怜的两兄弟“呼叱昂昂”，以至“邻里惆怅”。

刘德的辱骂声，令周围邻居们听了都觉心里不是滋味，朱家兄弟此时心境已凄伤到何等地步就可想而知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刘德的呼叱声触动了他哥哥刘继祖的恻隐之心，刘继祖慨然地舍了块地给可怜的朱家兄弟安葬亲人。

后来的事实证明，刘大哥的这一善举，换来的是若干年后的惊人回报。大明开国后，他被朱皇帝追封为了义惠侯，他的儿子刘英一家被受命专掌奉祀凤阳皇陵（还有后面要提到的那位曾送重八出家的邻居汪文）。封侯这一待遇，可是连开国元勋刘伯温等人都没能享受到的。

洪武十一年（1378），雄视天下的朱皇帝再次回顾起三十多年前那段不堪的往事，仍旧很是伤感：“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既没有像样的棺椁，也没有装殓的寿衣，草草地就往父母身上盖了些土，最后连给父母祭飨的酒肉也没有……

不过，后来气势恢宏的凤阳皇陵算是弥补了这一切，让朱皇帝心底稍稍有了些安慰—试问古往今来，谁家能将排场讲究到这般惊天动地？父母应该可以含笑于九泉之下了。

“既葬之后，家道惶惶”，死者已逝，管不了了，生者怎么办呢？

从当年四月一直挨到九月，灾情还是没能缓解，连树皮草根都吃得差不多了，离乡背井逃难的乡民也越来越多。二哥重六开始考虑起外出谋生，“心惊若狂”、依依不舍的重八只好为二哥送行，因为兄弟总要在家里留守一个。

当时的场景是那样的刻骨铭心：“兄云去此，各度凶荒，兄为我哭，我为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心肠，兄弟异路，哀恸遥苍。”

本来还可以相依为命的两兄弟，如今却要分别！这一去，可能就是永诀（最后真的成了永诀）！终于，二哥渐行渐远的身影，永远消失在了沉沉的夜幕中……

重八此刻的心已经痛苦到了极点，眼看家就没有了，甚至连自己身边最后一个亲人也没有了。孤独、绝望之余，他也开始为自己将来的生计犯起了愁。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可他这年才不过虚岁十七，从小受父母娇惯，骨子里其实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呢！

好在这时邻居汪大娘及时提醒了他：“你小时体弱多病，你爹为了让你活命，曾许过愿让你舍身入佛；今你已平安长大，也是你该还报佛祖的时候了，眼下也算是个难得的机缘，不如去皇觉寺里当个小和尚吧，总比饿死强。”

此时的重八早已乱了方寸，只要能活命，做什么都可以。在汪大娘和她儿子汪文的陪同下，重八走进了那座位于孤庄村的西南角不远处的小小的皇觉寺。

寺里的高彬法师同意收下朱重八做弟子，据说他给重八所取的法号叫“如净”。然而，后来遭遇的一切，也许是初入佛寺的重八也始料未及的，上天似乎要彻底抛弃这个出身贫贱的苦少年。

处在孤陋贫寒之乡的皇觉寺，其实情况也很不乐观。几个师兄穿得很寒碜，重八也高贵不到哪里去。葫芦头一剃，披上一件师父换下的破衲衣，就是所谓的“佛门弟子”了。不过，照寺院规矩，凡没有受过戒的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和尚，只能叫“小沙弥”。但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煮饭、洗衣、念经，见人便叫师父、师兄、施主，这些日常功课却是一样都不能少。早晚听着各种寂寥的声音：钟声、鼓声、木鱼声，想想如今的自己，想想半年前的家，再想想那不知逃到何处的二哥、三哥，重八的心底怎不生出无限的凄凉和感慨！

对于重八来说，当和尚只算个饭碗。本想着先委屈几年，可是没想到老天偏偏把他这一小小的愿望也给剥夺了。由于这一年的灾情越发地厉害，结果连皇觉寺也断了生路：地里庄稼统统绝收，租子又从何而出？化缘又何处可去？

这可真要了命了！重八进寺里还没两个月，严峻的考验就又找上门来了。最后，师父发话了：与其待在咱寺里等死，不如大伙四下先散了吧，等这危机过了，再回来不迟。

重八恋恋不舍，他是最后一个走的。

三年的流浪生涯

早知也会有沦落天涯之日，当初干脆随了二哥去就好了，兄弟在一起起码可以有个照应。但现在人海茫茫，去哪里找二哥呢？或者去投奔三哥一家也行啊！

好在重八人还聪明，得自外公的人生经验也算丰富，“化缘”自然难不倒他。一路上他听说西北方向灾情相对较轻，所以一路向西北而去。

如云似水、漂泊不定的日子，自己又一无所长，只有自己那孤零零的影子常伴在身旁。这次第，怎一个衰字了得：早晨，冲着有炊烟的地方匆匆赶路，想着人家马上就要开饭了；晚上，踉踉跄跄投宿古寺，女鬼聂小倩也没兴趣搭理自己；有时候错过宿头，就得忙赶夜路，有时仰首望去，山崖崔嵬与月亮相接，耳边又时听猿猴悲啼，那声音凄凉至极！

人家有的是背景，而自己却只有背影！每逢这等孤绝难耐的时候，就不由得思绪悠长，想念起父母，可已天人永隔，看看自己丧志落魄的样子，好不哀伤。“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飘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这难熬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天涯何处有我朱重八的容身之地？

也常常是一梦醒来，恍兮惚兮，浑不觉身在何乡，更不知今夕何夕……

不过天意怜幽草，聪明机警的重八至少没有被饿死，也没有半路上冻死、病死，反倒身子骨磨炼得更壮实了。后来他还作了一首名叫“野卧”的诗来追忆那段难忘的日子：

天为罗帐地为毡，

日月星辰伴我眠。

夜间不敢长伸脚，

恐踏山河社稷穿。

这末一句最夸张，不说自己冷得不行，反吹牛说自己大脚无敌。虽是调侃，但颇有几分帝王气概。

朱重八这一路的圈子兜得虽不算大，也不算小，从至正四年走到至正八年，整整三年多，足迹遍及皖西、豫东八九个郡县。笔者真的很好奇他这几年究竟是怎么过的，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奇遇之类的事情，结交过怎样的朋友，为什么就没放弃回乡做和尚？兴许是留恋故土和亲人吧。

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满路上一定都是逃难的百姓，少年重八途中兴许也能遇上过几个做伴的，交过几个互相照顾的朋友什么的。三年行走于艰难险恶的江湖，重八自是收获不浅。他不再是那个钟离东乡可笑的乡巴佬了，他真正见了世面，也熟知了风俗人情，更记住了两淮一带的山川地理。更重要的是，对于大元的社会现实、纷繁的世相都有了较深入的了解。

朱重八和各色人等打交道，既认识了善良、慷慨，也见惯了冷酷、邪恶；既领略了勇敢、仗义，也看清了钻营、堕落。而且此行还培养了他另一种素质—“能说”、“会看”。善于察言观色，能洞察别人的心理，知道怎么顺势而为，不然，这“叫花子”就做得很失败。

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江湖上飘荡久了，阅人知事的本领自然就历练出来了。朱元璋晚年，就常遥想着流浪于两淮的岁月，颇有感触地总结自己：“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人之情伪，亦颇知之。”

朱元璋未来成长为一位睥睨当世的权谋家，没点对于人情世故的洞悉功夫，那是不可想象的。

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这番劳苦，似乎是在为朱重八的未来积淀一些非常宝贵的东西。

回到皇觉寺后，他的心态自然也就不同了。庙堂风雨，他或许不清楚，但民间疾苦，以及那正在孕育的社会风暴，他定是深有感触—大元的命运走向，也许已经在他的朦胧的意识中呈现出来。

身心惶惑之际，他也许会扪心自问：朱重八啊朱重八，你小子又该往何处去呢？难道你就没想过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吗？整天窝在这弹丸之地，你真的甘心吗？你难道还想跟自己的老爹一样安分地过一辈子，如今也不可能了……

生逢乱世，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最大的不幸。但对于此刻的朱重八来说，却真的是改变命运的机遇来了，余下的就看他如何抉择了。

也就是在朱重八游方的这几年中，后来西系红巾军的开山祖师彭莹玉，也正在淮西一带进行起事前的秘密活动，传布“弥勒下生”、“明王出世”的教义。彭莹玉也是游方和尚，朱重八即使没有见过彭和尚本人，至少也应该和彭和尚的党徒们接触过，他未必不受鼓惑和影响。几年之后，淮西一带就成了东系红巾军的一大根据地，因为这里的群众基础确实不错。

少年重八就是在这大元帝国的火药库中周游了几年，他即使没有加入过白莲教这种秘密组织，起码也部分地接受了些新的教义、新的观念，尤其是嗅饱了火药气味，他已不可能再安于现状。他当时是否曾加入白莲教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起初他肯定不是什么头目，后来加入红巾军时要临时补办入教手续都来得及，何况郭子兴部本来就不算红巾军。

聪明人就是聪明人，回到皇觉寺以后，朱重八做的第一件事就令人大感意外：立志勤学！

在这样一个纷纭扰攘的乱世，不慌忙于出去营生，却静下心来求学。如果不是有了什么重大的人生发现，朱重八估计是不会去浪费这个精力的。几年的游历，大概已让他深深明白：要想出人头地，要想有所成就，避免做炮灰的命运，肚子里没点墨水是万万不行的！

另外，他也开始注意苦练武艺，这也是乱世奋斗的主要资本；此外他更注意结交朋友，专门物色那些有志气、有胆量、敢作敢为的好汉，以为奥援；他还不时进入濠州城探访消息，想要获知些地方新闻、天下大势。很快，他的这帮朋友们就发挥了作用。

回到皇觉寺不久，已有聪明点的师兄看出如净这小子今非昔比，他已经越发不安分了；再加上这小子几年间变得威武雄壮了很多，师兄们也都不敢再随便支使他了。

但对于志向已定的朱重八而言，他每天要做的功夫，就是学习、积累、观察和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