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皇权的空前强化

最先落败的杨宪

在大明建国之初，随着朱元璋的正式登基，名位已定，激烈的权力斗争也随之出现了，这首先体现在官僚集团的内部，尤其是淮西集团与浙东集团之间。这里，我们先要仔细地介绍一个人，他便是杨宪。

杨宪生年不详，他初名慈，字希武，本是山西太原人。杨宪从小就跟随做官的父亲在江南生活，算是半个江南人士，所以政治上属于浙东集团。龙凤二年（1356）朱元璋初据应天时，杨宪便同儒士夏煜、孙炎等进见朱元璋，结果他深受器重，从此被留居幕府，掌管文书。

前文中我们也已多次提到，杨宪曾多次出使张士诚、方国珍等部，因办事干练、忠心事主，遂成为朱元璋的得力亲信。朱元璋很早就建立了分布全国的由诸如乞丐、和尚、道士、妓女等三教九流组成的情报特务网络，他对内监视臣民的一举一动，对外进行敌情侦察，慢慢地这一网络就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特务组织，即后来的“检校”。这一组织大概很早就由杨宪等人接掌了，因为这几个人既没有任何背景且具备了一定才干，他们不怕得罪人，一心只替主子尽忠，以求得飞黄腾达—其实史书上所说的“酷吏”就是这类人，他们的典型特点是铁面无私、替主子出头卖命，但非常容易成为主子的替罪羊。

洪武初年，从山西参政任上回到南京后，杨宪正式担任检校官，历官至御史台中丞，与刘基并肩。

“检校”其实也就是锦衣卫的前身之一，只是朱元璋父子将其发扬光大了。特务组织古已有之，比如在汉有“诏狱”和“大谁何”，三国时有“校事”，唐有“丽竞门”和“不良人”，五代有“侍卫司狱”，宋有“诏狱”和“内军巡院”等。朱元璋设立检校，目的就是要将特务组织发展壮大，并提高其职权，尤其注意“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奉闻”。

话说洪武二年夏天修纂《元史》时，朱元璋为犒劳编纂人员，便派了几名宦官把梨浆送到了天界寺。大家都觉得非常解渴，第二天王祎私下里便对宋濂说道：“上位昨日所赐梨浆，真是解渴消暑的好东西啊，咱们每日像被囚在这寺内，没有消夏的去处，还得尽忠职守，要是能多尝到些梨浆，该多好啊！”不想这话被朱元璋的眼线听去了，他立即报告给皇帝，所以朱元璋又一连送了几次。

高见贤就是检校中的一名头目，他与佥事夏煜一天到晚就忙着揭发别人，连李善长都惧他们三分。杨宪与凌说则是检校的领导人物，他们“执法不阿”，真正表现出了对主子的忠心。对此朱元璋是非常满意的，他曾专门肯定道：“有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

在正式称帝前后，杨宪一度成为朱元璋跟前的大红人。由于杨氏博通经史，有才辩，“裁次明敏，人服其能”，而且长得也不错，所以朱元璋有意提拔他做丞相，以取代李善长。于是朱元璋向刘基征求意见，结果大公无私的刘氏说道：“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宪则不然。”

刘基认为杨宪心胸狭窄，朱元璋大概也觉得杨宪已经蜕变为自己的“恶狗”（很难公正待人），只得改变了主意。洪武二年九月，朱元璋任命杨宪为中书省右丞，次年迁中书省左丞，让他与汪广洋做了李善长的助手，以掣肘李氏的相权。渐渐地，杨宪的专断跋扈、结党营私、恃宠而骄，便引起了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的极大不满。

正像老刘说的那样，杨宪为人“深刻意忌，有不足于己者，辄以计中伤之”，是个派性意识、权力欲很强的人，而且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杨宪为人阴险，张昶之死就是他一手促成的，那还是朱元璋称帝前一年的事情：当时杨、张二人同在中书，由于张氏的出色才能及不凡阅历，结果引起了杨宪的极大嫉妒；杨先是甜言蜜语取得了张的信任，待张对其放松警惕后，张便对杨推心置腹地说道：“吾故元臣也，勉留于此，意不能忘故君，而吾妻子又皆在北方，存亡不可知。”很快，张昶不能“忘故君”的心思就被朱元璋得知了，朱元璋在杀掉张氏后，还余怒未消地说道：“被他侮弄了咱这几年，要碎其骨，投于水。”

张昶死后，杨宪“益无所惮，专恣日盛，下视僚辈，以为莫己及，又喜人佞己，徇利者多出其门下”，逐渐在自己身边聚集起了一个不可小觑的小集团；杨宪在朱元璋左右，“既久熟于典故，而市权要宠”，乃至于谁都不放在眼中，同僚更不敢与之抗衡。

朱元璋未称帝时，杨宪就常常写些歌功颂德的东西，后来他又劝说朱元璋“行督责之政”，他好更受亲幸和信用。但是朱元璋却以“欲使我失人心”回绝了他的建议，因为当时朱元璋的统治尚未稳固，还不宜惹得官员们心生不满。

自打山西参政任上到了中枢以后，杨宪更是大肆排斥异己、不可一世，以为丞相非自己莫属。杨宪自恃有皇帝的宠待，便有意结党与李善长等人对抗，所以他自调入中书省后，原先的旧吏统统被他斥去，而改用自己的亲信。洪武三年六月，杨宪指使侍御史刘炳以“事母不孝”的罪名，弹劾了作为中书右丞相的汪广洋，最终汪氏被罢黜。

杨宪对汪广洋的不满由来已久，本来杨、汪二人长期共事，杨官品一直比汪高，但是最后汪却爬到了自己头上，这让杨心底非常不平衡；所以他平常遇事每每不相谦让，甚至有意与汪摩擦顶撞。汪广洋这个人性情柔弱，常常退后三分，不怎么与杨宪计较；但这反而让杨更加得寸进尺，步步相逼，最后他才唆使侍御史刘炳等人弹劾了汪。汪被免官还乡后，杨宪还不依不饶，又指使刘炳奏请将汪发配海南，以绝后患，但遭朱元璋拒绝。

扳掉了汪广洋之后，杨宪及其党羽凌说、高见贤、夏煜等便向朱皇帝一齐进言说：“李善长无宰相才。”朱元璋已经认定了杨宪不能为相，于是他只好说道：“善长虽无宰相才，与我同里，我自起兵，事我涉历艰难，勤劳簿书，功亦多矣。我既为家主，善长当相我，盖用勋旧也，今后勿言。”

杨宪等人排挤李善长的阴谋虽然没有得逞，但是却更加扩大了他与淮西集团的矛盾。当时作为淮西集团二号人物的胡惟庸就向老李说道：“如果杨宪做了丞相，我们这帮淮人就做不得高官了！”在众人的撺掇之下，李善长开始寻找一个反击的绝佳机会。

如今眼见同李善长集团你死我活的时刻就要来临，为了区分阵营，杨宪别出心裁地让人制作了一个花押，上书“一统山河”。

后来杨宪便专门拿着这个花押给僚属们看，凡那些对此讲出一番夸赞之词、善于迎合的人，杨宪一律会将其提拔一番，否则即立刻罢去。有一天翰林编修陈桱前来拜访，闲谈中杨宪又命人将花押取出，交由陈编修赏鉴。陈桱是个聪明人，他立即心领神会，看来杨左丞是有意要取得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独尊地位。于是陈桱连忙称贺道：“押字大贵，所谓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者也。”杨宪听了自然非常高兴，几天后便安排陈桱做了翰林待制。

骄兵必败，政治场上也是同样道理，但骄纵的杨宪似乎并未感到危险的降临，此时春风得意的他政治嗅觉已经有些迟钝了。不过，李善长先前确实得罪过杨宪，故而杨才更是与之针锋相对。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杨宪的弟弟杨希圣曾经是朱元璋的“情敌”，对此朱元璋大概一直有所不快。当时，参议李饮冰与杨希圣弄权不法，结果被李善长揭发；朱元璋将二人黥面，还狠狠地说道：“奸诈百端，谲诡万状，宜此刑。”最后，李饮冰被割乳，当场死亡；杨希圣则被割去鼻子，安置到了淮安。

当时杨宪还在山西参政任上，他闻讯后赶紧到南京找朱元璋谢罪，但他心中显然更为痛恨李善长，二人势如水火也就不难理解了。

李善长的反攻机会很快就等来了，当时杨宪又教唆刘炳弹劾刑部侍郎左安善，罪名是其断案不公，诬陷好人。李善长抓住时机，开始向杨宪反击，他随即上书指控杨“排陷大臣，放肆为奸”等事，结果引起了朱元璋的高度重视。

刘炳随后被下狱，经过一番拷问，刘炳便“尽吐其实”。此时，作为太史令的刘基也一齐发难，揭发杨宪的各种“奸状及诸阴事”。墙倒众人推，眼见杨宪得罪的人实在太多、积怨太深，朱元璋为平息众怒，只得选择了丢车保帅，令群臣共审杨宪等人。

杨宪骄纵过头，权欲之盛竟到了跟廖永忠等元勋大将相勾结的地步，即使保下了他，也已不堪大用，更不能放心使用。最终，朱元璋便将杨宪与刘炳等人一同处死（大概是安了一个“谋叛”的罪名），时在洪武三年七月。反而是汪广洋，不但得以复起，还被晋封为忠勤伯，可见朱元璋已恢复对他的高度信任。

杨宪死后，作为朱元璋鹰爪的凌说、高见贤、夏煜等人也相继被处死—其实，这几乎是酷吏们最普遍的下场，因为恶狗需要经常更换以防其反咬主人，何况他们很容易成为替罪羊！“壁虎断尾”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帝王权术，武则天、朱元璋等人可谓深谙此道。

杨宪在《明史》中并未立传，可能是觉得他在明初政坛上不过是个昙花一现的人物，而且由于他的特殊职位，朱元璋父子其实也不希望这份阴私被人注意到。《明实录》中虽保留了杨氏的相关记载，但已极为简单化，可见朱元璋父子动了手脚。

杨宪死后，淮西集团失去了有力的制衡，其势力开始大为膨胀。作为树大根深的开国元勋，李善长继续掌控中书省朱元璋自然不放心，于是李善长乖乖地提出了退休的请求。就这样，两大集团的主脑相继离开政治舞台，朱元璋暂时可以安生一些了。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朱元璋对于自己的大臣是那样果于杀戮，除了他的狠辣作风外，也与另一位开国之君对他的影响分不开，而且这位开国之君在很多地方都深深地影响了朱元璋，这位开国之君便是元世祖忽必烈！

忽必烈向以“知人善任使”而为世人所称道，可是在其当政时期，频繁杀死宰相及其他大臣，却成为一件较为突出的事情。除了忽必烈的果断作风外，这应是他将蒙古草原主奴从属习俗带入元王朝并直接影响后世君臣关系的突出表现。

至元十六（1279）年九月，忽必烈诏谕：“今后所荐，朕自择之。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论诛之，且没其家。”在忽必烈的心目中，一般臣僚乃至宰相其实都是自己的奴仆，他们勤于职守，为主人效犬马之劳，就是称职的好官；反之，就当格杀勿论。正是本着这样的原则，平章王文统、右丞卢世荣、右丞相桑哥以及参政郭佑、杨居宽等正副宰相，一个个终于难逃被诛杀的厄运。

这种重要变化，与赵宋三百年文臣士大夫犯罪一般不杀的制度相比，无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即使成吉思汗到蒙哥的前四汗时期，也很少发生此类诛杀所用大臣的现象，可见忽必烈手段之非常、用心之刻薄！

这种动辄诛戮大臣的恶政，始作俑者固然为忽必烈，但经过朱元璋的发扬光大，到他的后世子孙如嘉靖、崇祯那里，就成了家常便饭。

不被看好的胡丞相

我们之前已经提过，自从李善长去职后，作为参知政事的胡惟庸便被提拔为中书左丞，以辅助作为中书右丞相的汪广洋；但胡氏与杨宪本是一路货色，且具备了淮西集团的深厚背景，因此他轻而易举地就架空了汪氏。

其实，就宰相的人选问题，朱元璋之前也已经咨询过刘基。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

起初，朱皇帝以事责丞相李善长，老刘便为老李开脱说：“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但朱皇帝还是很不满地说道：“李善长几次想要害你，你怎么还替他说好话呢？你的为人才有宰相之风啊！”于是老刘很谦虚地说道：“换相就如同换柱梁，须得用大木头；如果换上小木，房屋不久就会塌的！”显然老刘是以“小木”自居。

接着，朱皇帝就杨宪这一人选征求刘基的意见，杨一直与刘维持着表面的和睦关系，但老刘自有公心，所以断然否定了杨的政治操行。朱皇帝又以汪广洋问老刘，刘基说道：“此人在心地、见识等方面的狭隘短浅，比杨宪还严重！”

“那么，你觉得胡惟庸这个人如何？”朱元璋提出了最后人选。

刘基思考过后，肯定地说道：“如果将宰相比喻为驾车的马匹的话，那么他胡惟庸最后一定会将车弄翻的！”其实在作为雄主的朱元璋之下，胡惟庸主动谋反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他的权力欲极强，又获得了淮西勋贵们的支持，在朱元璋的逼迫下，最终还是很有可能狗急跳墙的。

“看来做朕的宰相，非先生莫属了啊！”朱元璋这话似乎有些讽刺，他可能是被刘基有些弄烦了。

“老臣为人疾恶太甚，又不习惯繁剧的政务负担，若为相，必将有负上恩。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才，端在明主细心察访，不过从目前情况看，确实没有理想的宰相人选哪！”刘基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可是，对于刘基的告诫，朱元璋却并没有认真听取；而且从那句稍微有些讽刺的话中，似乎也可以觉出朱皇帝对于老刘的不信任感！朱元璋最后重用了“胡烈马”，一来主要是考虑胡根底浅，易于控制；二来就是淮西勋臣们容易接受胡，利于胡掌舵；三来应该出于他浓重的乡土观念，李既不能用，胡不得不用，况且胡的能力也勉强可以应付事务；再说当时也确实没有太合适的宰相人选，朱元璋也只得走一步看一步了。

这里有必要先仔细介绍一下“胡烈马”的生平了，只是历史对他的记载有些简单了，也跟杨宪的待遇一样。

胡惟庸，定远人，是郭子兴、冯氏兄弟、李善长等人的同乡，所以他后来也就成为淮西集团的骨干成员，只是不属于军功系。还在和州时期，胡惟庸便投奔了朱元璋，被授为元帅府奏差的低级工作。

后来，随着朱元璋事业的做大和老胡的能力出众，他便慢慢地晋升为宣使，又“除宁国主簿，进知县，迁吉安通判，擢湖广佥事”。吴元年，老胡被召为太常少卿，又进本寺卿；洪武三年，再拜中书省参知政事。不久，又代汪广洋为左丞。

洪武六年正月，汪广洋因为无所建树，被左迁为广东行省参政，朱元璋苦于无合适的丞相人选，所以久不置相，仍让老胡独专中书省事务。半年后的七月间，朱元璋终于拜胡惟庸为右丞相；久之，又晋升为左丞相。因为朱元璋心中始终忘不了汪广洋，所以后来又将他召为左御史大夫，洪武十年再拜右丞相（好歹可以制衡一下胡的权力）—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是明朝历史上仅有的三位丞相（除了有名无实的徐达之外）！

自杨宪被诛以后，朱元璋因为看重老胡的才能，所以特别宠任他；而老胡“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虽然功绩也不小，但大权在握却也助长了胡氏的专断作风，以至于他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

胡惟庸本出身小吏，并没有多高的素养、才识，只是有些实干才能，就如唐玄宗时候“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权力本来就会异化人性，亦所谓富贵移人，连张居正那般素质也难免在高位上有所蜕变。因此，等到老胡的劣迹越来越多的时候，此时一向对于朱皇帝忠贞不贰的大将军徐达也坐不住了，他深疾其奸，从容言于朱皇帝，要求对老胡进行惩治—徐达此举也许只是为了跟胡惟庸划清界限，免得将来被牵累。

受了惊的老胡于是想要买通徐达家的门房福寿，以图谋害徐大将军，但是福寿立场坚定，最后反将老胡的阴谋揭发了出来。不过，当时最引人注目的不是胡丞相与徐大将军之间的矛盾，而是胡丞相与御史中丞刘基的矛盾。

刘基曾经一度揭发过胡惟庸，一来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二来也是他的个性使然；三来是他本就不看好老胡。

刘基于洪武四年告老还乡，在乡居的时候，出于不满和义愤，他便常常对人说道：“用胡惟庸为丞相，这是我一贯反对的，如果是我失算，那么这真是苍生之福；若果然被我不幸言中，其如苍生何！”

此时，为了彻底打倒浙东文士集团的精神领袖，并报当初刘基反对自己为相的宿怨，胡惟庸正仔细地盯着刘基的疏失之处。不久，机会就来了。

在刘基家乡以东的约三十里处，有一处地方冈峦起伏，被人称为“谈洋”，那里曾经被方国珍占据过，明初时草寇出没，仍然很纷乱。刘基此前已经奏请朝廷设置了“谈洋巡检司”统辖该地，可是乱象仍旧没有消除，有人在温州、处州交界处起兵作乱，可是官吏们却上下串通隐匿不报。有鉴于此，刘基不愿坐视，致使当地百姓遭殃，于是便命儿子刘琏径奏皇帝，禀明了实情。

因为此事没有经过中书省，更加激起了胡惟庸的仇恨，于是他便指使刑部尚书吴云沐攻讦刘基，说他图谋不轨。在吴云沐的奏辞中称：谈洋一带早已盛传有“王气”，刘基垂涎于此，为了霸占此地，他便决定在此修墓；可是百姓不与，刘基便请立巡检司将当地百姓驱逐一空。

朱元璋向有疑心病，他并不是不了解老刘的为人，可是他如今处在这个地位，就要确保万无一失才行，哪怕矫枉过正，但绝不能抱侥幸心理。朱皇帝心知刘基素来谙知天文堪舆，又经胡惟庸的挑唆，果然变了脸色，不仅对刘基做了夺禄的惩处，还将刘琏下狱。

身在家乡的刘基为此惊惧异常，他不能不为子孙的安危荣辱着想，为了避免嫌疑，他只得放弃家乡的安逸生活，以垂老之身重赴京师。刘基心知此一去必然凶多吉少，一路上，他悲声不绝：“今日复明日，明日能几何？壮心萧索尽，思念恒苦多。引领望故乡，川路悠且长。巢燕已北飞，宾鸿亦南翔。我独无羽翼，慷慨中自伤。”（《旅兴五十首》之三十七）

不久，良心发现的朱元璋就把刘琏无罪开释了，可是刘基每天还是必须生活在朱皇帝的眼皮底下，让皇帝看了踏实，也可随时充当顾问。眼看就到了洪武八年初，忧愤抑郁、老迈不堪的刘基因病卧床不起。

在初入京时，年过花甲的刘基已经齿落十之三四，且耳聩、手脚行动不便，如今眼见就要夕阳西下，朱元璋特意命了胡惟庸打发一名医士前往刺探刘基的虚实。眼见刘基是真的病了，但还不是不能医治，为了彻底消除这个政敌，胡惟庸便决定在刘基的药里做点手脚—刘基聪明一世，他心知注定逃不过这一劫，他明白，也许只有通过自己的一死才能获得名节、子孙的保全，最后他只得吞服下了胡惟庸的药。

当年廖永忠在广西的时候，很多恶人便以下蛊毒谋财害命，他破获了多起这样的案件，将那些害人者斩首示众，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如今，这蛊毒又被下到了刘基的药里，这是一种慢性的毒药，当刘基服了没几天后，他就感到腹中积了一块如石头一样的硬东西。刘基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于是拖着病体进宫面见了朱皇帝，向他做最后的道别：“陛下，有物积臣腹中如拳石，臣恐怕将不久于人世了，陛下好自为之！”

胡惟庸此时正炙手可热，刘基没有言明胡加害的自己，以免引起皇帝的不快和子孙的罹祸。朱元璋见刘基病得那样一副不堪的可怜状，于是特意恩准刘基回乡疗养。为了有所表示，朱元璋还亲自撰写了一篇文章，以表彰刘基的一生事功和表达自己对功臣的感恩。

在回到家乡后一个月，朱皇帝便接到了刘基的死讯。就在死的前几天，刘基把儿子们叫到跟前，将自己平日所收藏的天文书都交给了儿子，并特意叮嘱道：“这些都一并呈送给上位，我子孙万不可习之。”又特意遗言道：“如今为父要上遗表已经来不及了，为父只是想劝上位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为政宜以宽猛相济，天下诸要地，宜使与京师形势联络。为父死后，上位如问我遗言，当以是密奏之。”后来朱元璋分封诸子，大概就是参考了刘基的这一建议，皇子们的封地基本都处于形势要地，构筑了两道稳固的国防线，以防备蒙古人的南下。

刘基享年六十五岁，他这一死，朱皇帝倒还真有点难过，除了赙遗甚厚外，他又对侍臣们说道：“从前，刘伯温常跟朕说，处州青田县山多田少，百姓多于山上垒石作田耕种，农事甚难。可是当时朕都未多加理会，如今刘伯温故去，他有功于我国家，朕决定今后青田县税负要适当减免，只是一等起科五合吧，使百姓皆知他刘伯温之心。”

刘基的死也让朱元璋反思了一下自己，这一天他又对侍臣们说道：“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聪明，有过失却不能晓得，要想弥补这一疏漏，就必须有献替之臣、忠谏之士日处左右，以拾遗补阙为职志。当然了，人君能否受谏也很重要……举大器者，不可以独运；居大业者，不能以独成。总之，贤臣是少不了的，人君只有广览兼听，博达群情，才能够实现天下大治啊！”

道理说起来其实很简单，但实行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要长久地做到善始善终，更是难上加难。天下之大，怎么可以仅仅由一个人操纵大权呢？皇帝终生不得休息，怎么可能不失误、不懈怠呢？何况还有各种爱憎与偏见。

刘基死后，胡惟庸更加肆无忌惮，他与作为太师的李善长深相结纳，还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老李的侄子。学士吴伯宗弹劾老胡，但险些遭到毒手。自此以后，其势力益炽，野心也更加膨胀。

按照《明史》中的说法，是胡惟庸渐渐生出了不臣之心，显然这是不确的，后来我们将慢慢看到，正是朱元璋对其权力的步步压迫，才愈加令胡惟庸感到了不安。为求自保，他不得不极力扩大自己的势力。

胡惟庸的死党渐渐地扩展到了军队，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都因为犯错受到了朱皇帝的责罚，老胡暗中以权、利胁诱二人，“二人素戆勇，见惟庸用事，密相往来”，最后就上了老胡的贼船，老胡令他们在外收集军马。

胡惟庸积极招纳亡命，又令李善长采取了中立态度；传闻说他一方面勾结倭寇，一方面又请元兵做外援，以分散朝廷的兵力；一旦时机成熟，他就要采取大行动。

可就在这时，胡惟庸的儿子因为一场离奇的车祸死了，老胡不问青红皂白便处死了那肇事者。不经司法部门之手的“专杀”是大罪，朱皇帝闻之大怒，定要老胡偿命；胡惟庸请求金钱补偿，但朱元璋不许。由于畏罪，老胡便与自己的党羽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谋起事，阴告四方及武臣从己者”。

关于胡惟庸谋反的历史记载，正史中应该是不太可信的。其实朱元璋早就对丞相制深为不满，不过是一心想要废除之，才最终逼迫胡惟庸狗急跳墙吧。以朱元璋的雄猜和手段，他对于胡惟庸的一举一动，事先肯定有所觉察，断然不可能会让胡氏有羽翼丰满的那一天—《韩非子》里早就指出“为人君者，数披其木”，一个合格的君主要懂得经常修剪枝叶的道理，哪怕是唐玄宗，其早年也经常调换宰相，何况是一代雄主的朱元璋！

比如洪武九年，明廷基本完成了地方官制的改革，中书省的权力被削弱。洪武十年五月，朱元璋又命已经复出的李善长与李文忠共议军国重事，“凡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悉总之，议事允当，然后奏闻行之”，目的显然既是借元勋重臣制约胡党，也是为了制约中书省的权力。

朱元璋此时又抬出李善长来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既是为了借重李善长的政治影响，也是为了免得作为军方代表、外戚代表的李文忠之干政引起朝廷上下的过多非议。

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又“命奏事毋关白中书省”，这就把中书省近乎变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了。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来贡，胡惟庸等居然不上奏，朱元璋得悉此事后怒责中书省。胡惟庸及汪广洋顿首谢罪，而微委其咎于礼部，礼部又委之中书省，互相推诿责任。结果朱元璋更生气了，一怒之下就将这帮扯皮的大臣都下狱论罪，非要弄出个所以然来不可。

不久，新账老账一起清算，只知“浮沉守位”的汪广洋终被盛怒的朱皇帝赐死，其妾陈氏从死。这陈氏一死不要紧，朱元璋就因之询问此女来历，这才晓得原来她是一位陈姓知县的女儿，陈知县因为触犯了法网，结果家属被没官。朱元璋因此大怒道：“没官妇女，止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结果他下令追查此事，于是胡惟庸及六部堂属咸当坐罪。

由以上可见，胡惟庸即便真的要谋反，也是出于朱元璋的压迫使然；对于权谋家的朱元璋而言，也许这自始至终就是他做的一个局，即压迫胡惟庸以便令他拉着部分军队将领图谋造反，然后开始自己清洗功臣的大手笔。

废除丞相制

胡惟庸党羽中有一位重要成员，他便是主管监察的最高领导、御史大夫陈宁，陈氏在明初舞台上看起来是个不太显眼的人物，但他的仕途沉浮也体现了朱元璋的治道。

陈宁本是湖广茶陵人，元末时在镇江为一小吏。后来他随军至应天，住在一军帅家中，有一次他代军帅上书言事，受到朱元璋注意，当弄清原委后，朱元璋欣喜地说道：“没想到啊，如今我们这里也有这么个代常何上书的马周！”马周系唐初名臣。

朱元璋很快便把陈宁召来，让他试着拟一篇檄文，但观陈宁词义雄伟，朱元璋满意之下，于是用他为行省掾吏，辅佐自己处理政务。当时四方战乱不休，战报如雪片一般，但陈宁都能及时地、很好地加以处理，以至于令朱元璋越发地器重他。张士诚治下的淮安向朱元璋纳款以后，陈宁奉命去当地征兵，回来时路过高邮，不幸被张士诚的人拿住。陈宁抗论不屈，当时高邮方面也在考虑纳款于朱元璋，所以就把陈宁放还了。此后，陈宁被擢升为广德知府，这是朱元璋有意要历练他。

当时广德一带大旱，陈宁考虑到如果赋税还照常征收，势必令百姓破家，到时出了乱子朝廷就得拿自己开刀，所以他不得不请求减免民租。然而此时朱元璋部正在大肆征讨，后勤需求很大，竟拒绝了陈宁的请求。陈宁一气之下，赶到应天上奏主子道：“百姓饥困到这种地步了，租赋仍然这样沉重，这不是要把百姓都驱赶到张士诚方面去吗？”朱元璋闻之动容，便采纳了他的建议。

此后，陈宁先是调任枢密院都事，又迁提刑按察司佥事，再改任浙东按察使。不久，再被擢升为中书参议。受到主子恩宠的陈宁在官场上春风得意，难免做出几件糊涂事来，这就是绝对权力对人的腐蚀。

此时有一位小隶书进京举报陈宁，说他在担任浙东按察使期间有隐过行为，朱元璋亲自审问，陈宁只得据实交代。眼见陈宁如此无正行，辜负了自己的一番厚望，失望之余的朱元璋大怒道：“这禽兽之行，岂是你读书人所为！”结果将他拘押到应天狱中达一年之久。

吴元年冬，眼看就要处决犯人了，朱元璋毕竟怜惜陈宁之才，便饶了他的死罪，命其出任太仓市舶提举这等从五品的小官，还专门严厉申斥他道：“若盗我舶货，那时处死！”经历了这场牢狱之灾，又有主子的警示，陈宁暂时不敢再玩忽职守、徇私枉法了，他变得日渐清正严明起来，开始向一员“酷吏”转变。

李善长将陈宁看在眼中，有心提拔于他，所以洪武元年朝廷又召拜陈宁为司农卿，再迁兵部尚书。次年，由于朱元璋有意要剪除李善长的羽翼，陈宁又被外放为松江知府。

陈宁极负才气，但他此时已经变得个性严刻起来，他秉着主子的喜好，刻意用严为治，松江所积累的蠹弊之政多被他厘革。杨宪被调回中书省后，陈宁由于得到了主子的垂青，得以接任了山西行省参政一职，后又召拜为参知政事，知吏、户、礼三部事。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朱皇帝赐本名为亮的陈宁为“宁”，取澄清政治之意，以示器重与恩宠。

洪武三年初，陈宁受牵累被杨宪排挤出了中书省，改任苏州知府。由于那里百姓总是念张九四的好，所以朱皇帝对于苏州一带素无好感，陈宁秉着主子的好恶，于是对苏州百姓征赋苛急，乃至于常拿烧铁烙人肌肤，吏民无不苦之，于是给他起了个“陈烙铁”的绰号。

朱元璋早就发现了陈宁的酷吏潜质，用陈宁这种不讲情面的人来整顿吏治还是必要的。胡惟庸看出了皇帝的心思，于是顺水推舟，便推荐陈宁出任御史中丞；当时陈宁刚刚升任浙江行省参政，还未上任，胡惟庸的上书就得到了皇帝的批准。

陈宁尝过一年身陷囹圄和多年宦海沉浮的滋味，他明白只有摸透主子的心思，依据主子的好恶行事，他才能成为一位官场上的不倒翁。皇帝口头上崇尚宽仁之政，并多次批评陈宁严苛，可是陈宁明白朱元璋那只不过是作秀，自己却不能当真话听了去；所以他居宪台之任，益务威严，皇帝倒愈加对他礼敬起来，乃至于不穿戴整齐竟不好意思召见他。

洪武六年，朝廷又命陈宁兼领国子监事，不久便拜其为右御史大夫。这年八月，朝廷派人祭奠孔子，丞相胡惟庸、参政冯冕、诚意伯刘基不陪祀而擅自受用祭祀之肉，朱皇帝得知此事后，以陈宁不举奏，罚了他半个月的俸禄。朱元璋这次小小的惩戒，就是要让陈宁明白他眼中只能有主子，而不能有胡惟庸等人。

之后，有鉴于陈宁表现不错，朱元璋便又进位其为左御史大夫，至此陈宁成了主管监察的最高主脑，也到达了自己仕途的顶峰。

陈宁为了维护自己得来不易的地位，不惜得罪众臣僚，这让他的儿子陈孟麟很是看不过去，几次都向父亲进谏。有一回说得陈宁动怒，当即命令家丁把陈孟麟给拖到了院子里，陈宁示意行刑。可是这个陈孟麟越激越冲动，居然当着家丁的面就向父亲大呼不止。陈宁闻言大怒，当即冲上前去，自己亲手挥舞大棒打了儿子一阵，竟然不慎将儿子活活打死。

陈宁痛悔之余，又听到了更加令他惶恐的传言：皇帝已经得知了陈孟麟的死，一向爱子的皇帝深恶陈宁之不情，竟感叹道：“陈宁对待自己的儿子尚且如此，那他眼里还有没有君父呢？”

这话是朱皇帝私底下说的，但还是很快就传到了陈宁的耳朵里，他为了掌握皇帝的动态，也花了不少的心思。在怀念儿子之余，又细心揣摩主子的话，陈宁越发明白自己大概死期不远。所谓“伴君如伴虎”，何况还是朱皇帝这样一只反复无常的猛虎，先前朱皇帝就曾对自己的臣属茹太素赤裸裸地表白道：“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最后茹太素也果真没能逃过皇帝的辣手。

为了自保，聪明的陈宁应该做些什么了。过去，他一直不敢与身为丞相的胡惟庸走得太近，二人职守不同，且都位极人臣，如果有过分的交谊，势必会引起皇帝的注意和不满。如今可顾不得那么多了，既然没有退路，只能放手一搏了。

胡惟庸与陈宁二人都明白，在这条权力的不归路上，自己是有进无退的。在谋害了刘基以后，胡惟庸渐渐明白自己是没有退路了；在不慎捶死了自己的儿子之后，陈宁不但明白自己早已上了胡惟庸的贼船，也决然不可能在朱皇帝手下超生。他本不是酷吏，可是朱元璋需要他成为酷吏—成为一位比汉武帝时代的张汤还令人忌惮、令人谈之色变的酷吏。

但是张汤的下场陈宁已然清楚，横竖是个死，倒不如拼出一线希望来，权力场上从来都是有进无退！

洪武十三年正月，还没等胡惟庸、陈宁等人有所动作，眼见有可能东窗事发，作为胡党另一重要成员的御史中丞涂节便首先反水，状告老胡有谋反企图；御史中丞商暠当时被贬为中书省吏，也一齐出来揭发老胡。

经过朱元璋的一番亲自审讯，得出如下重要案情：胡惟庸的定远故里宅第的水中突然生出了石笋，水溢出数尺之高，而且胡家三世的墓冢“皆有光怪烛天”，这种异象令胡惟庸受到了某种特别的心理暗示；胡又多次受到朱元璋的指责和惩罚，因此他逐渐生出异心。

最终，盛怒之下的朱皇帝便将胡惟庸、陈宁一并处死，涂节功不抵过，也终未逃脱被诛的下场。

待到胡惟庸死后，他的各种反状又陆续浮出水面。洪武十九年十月，胡氏通倭寇一事被揭露；洪武二十三年五月，胡氏北通蒙古的事又被揭露，还连同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等开国功臣“与惟庸共谋不轨”之事，也一并被暴露出来。

按照正史中的记载，朱元璋对此忍无可忍，决心肃清逆党。朱元璋大兴冤狱，以至于胡案株连蔓引，多年间都未能平息，结果一直有人因此获罪，最终相继遭株连而被杀者竟达三万余人（第一批被株连者就达一万五千余人），其中包括一公（指李善长）、十四侯、十三将军。随后朱皇帝便辑录《昭示奸党录》，以布告天下。

作为洪武四大案之一的“胡惟庸案”，案情扑朔迷离，情节相当离奇，颇多可疑之处；各种相关记载矛盾不小，但都不是很可信，因为案发时的严峻局势，使得当事人、知情人往往不敢如实记述。

甚至对于胡惟庸是否有谋反之心，历来都有不少论者表示怀疑；如王世贞就对此表示难以置信，谈迁更是指出胡并非叛逆，乃是“积疑成狱”而已。从胡案牵连之广看，朱元璋之所以如此大开杀戒，无非是为了借此对功臣集团、权贵集团来一次大清洗罢了；而且朱元璋杀人越多，也越容易令一般不知情的民众信以为真。

朱元璋显然是处心积虑，而就在处死胡惟庸后还没几天，他便颁布了一道特别的诏书—《废丞相敕》！

其中道：“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极刑。”

在废除了中书省及丞相制的同时，朱元璋便分部分中书省和丞相的事权于六部，如此也就相对提高了六部的职权和地位，由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将相权与皇权几近并为一体，朱元璋显然又创造了君主集权主义的一个新的高峰。

从胡惟庸一案及朱元璋的处理上看，他的用人显然也是有些问题。这一方面说明甫登大宝的朱皇帝没有多少治国经验，只能摸索着干；另一方面也像刘基说的，当时确实没什么合适的相才。我们不得不承认，大明比之往代，确实是缺乏相才，归根结底，这还是与朱元璋鉴拔人才、培养人才的眼光有直接关系。

《君主论》中就说：“对君主来说，选择好大臣非常重要。选出的大臣是否良臣，这要取决于君主的判断能力。人们对于君主及其能力的第一印象，就是通过观察他身边的那些人得来的。如果大臣们既有能力又忠诚，那么君主被认为是明智的，因为他知道如何识别人才并使他们对自己保持忠诚。相反，如果君主身边的大臣不是这样，人们则会对君主做出不好的评价，因为君主犯的第一个错误就在于用人方面。”

朱元璋诚然是有些问题，包括在身后他替建文帝选拔的班子。不过他最后之所以废除丞相制，这也是与皇权和相权之间的深刻矛盾有直接关系的。但是，仍然需要我们加以注意的是，朱元璋既与胡惟庸在权力关系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又很可能会在一些执政理念上有冲突，这毕竟是出身、阅历、思想等都有所不同的两个人，如此一来二人发生龃龉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但对于军事统帅出身的朱元璋而言，他早已独裁惯了，对于有臣僚掣肘自己的行事自然不会那么舒服，生出种种疑心、猜忌也就在所难免；何况元朝还有不少丞相专权的事情发生，都不能不引起朱元璋的高度警觉。

因此，从朱元璋的个性及行为习惯上而言，他大搞独裁专制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再从皇权与相权的斗争历史看，也明显存在着一条清晰的皇权不断取胜的轨迹。胡惟庸也许注定了要成为一个被牺牲的人，一个末代丞相。

皇权集中的恶果

这里我们有必要先来追溯一下皇权与相权斗争的历史，可以说这番政治博弈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君主专制（独裁）社会的历史。

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尤其是丞相）是政府首脑，为了争取到最高权力，他们之间势必就会连续不断地进行斗争：今天你胜我一寸，明天我还你一尺。而斗争的结果，一般而言还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把持了上风，毕竟皇帝才是一个国家的权力象征，他们在相当时期都是“暴力最强者”，是决定并修改政治游戏规则的那个人，尤其是历代王朝的开创期。

比如雄才大略、穷兵黩武的汉武帝往往任用一些比较平庸和顺从的丞相，而他在内廷却又另立一套行政班子，这就等于架空了外廷；在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为了加强君主集权，协以内廷尚书，三公（包括丞相）则仅为备员。

再如汉、唐时代的宰相见天子，大家都可以坐而论道、议事。唐朝宰相品位尊崇，往往都可以当着皇帝的面饮茶，只是因为其特殊的重要性，所以人主一般不肯轻易将宰相之位授人，故常以他官摄宰相职，并假借他官之称。这似乎就有点“名存实亡”的意思了。

及至到了北宋时，宰相的坐论之礼被废除；当时的谏官，也是由本来督察纠正天子的职责而一变为专门纠绳宰相了，由此皇权更加膨胀。到了元朝，臣下的地位比起宋代又大大下降了，忽必烈朝确立的省院台大臣奏闻，大臣一律下跪奏闻，只有许衡之类的名儒，经过皇帝特许，方能得到“赐坐”的优遇。这应该视为北方民族臣下即奴婢习俗对元代君臣关系的严重浸染渗透，这种省院台大臣奏闻时跪奏的仪制正式被忽必烈规定下来，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明清两代的相关仪制。

但是，不喝茶、不跷二郎腿甚至下跪的宰相那也是管事的政府首脑，如果他们（在昏庸的皇帝之下）一心图谋不轨，说不定皇帝的位子真就坐不安稳了，比如南宋末年的贾似道专权—仅仅从皇权不断扩张、相权不断压缩的总体历史进程而言，朱元璋最后之废除丞相制，还算是符合君主专制（独裁）政治发展、演变的历史逻辑的。

朱元璋在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时曾说：“夫元氏之有天下，固由世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由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故也……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

朱元璋为了彻底防止相权架空皇权以至威胁朱明的统治，所以毅然废除了中书省，废除了丞相制，从而将相权和皇权合二为一。如此，皇权也就取得了完全而彻底的胜利，尽管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那些“有名无实”的宰相威胁皇权的权力运转机制。

不过，宰相专权的危险虽然消除了，但朝廷那么多事情，总得有人料理。除一弊往往必生另一弊，于是，问题马上就来了。宰相的事大多要由皇帝亲自来办，什么心都得操着，这就要求皇帝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充沛的体力与精力，要求皇帝勤于政事，要比以前的皇帝付出数倍的辛劳。

就以洪武十七年九月为例，从十四日至二十一日，仅仅八天之内，“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件，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事”，这样看来，朱皇帝平均每天处理的公务就达二百零七件、四百一十一事。极端劳累且不说，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中，其行政质量也很难保证。

以朱元璋的热情、体力、经验、才能而言，如果还可以勉强应付的话，那么问题又来了：朱元璋百年之后，他的那些养尊处优的子孙们也当得了劳模吗？也会对于政事如此热情和负责吗？不幸的事实证明，不顾一切地揽权之举也只适合短期行为，像朱元璋的那些不争气的子孙，别说毫无政治热情，就是大臣们想见一面有时都非常困难。

其实，明眼人当时就有，还在洪武十七年的时候，当时的给事中张仁辅，就根据皇帝的劳动量而得出结论说：“皇权过分集中，其势必不能久！”而且出点麻烦、棘手的事，朱皇帝连个可以商量、讨论的人都没有，所以朱元璋最后自己也感到“密勿论思，不可无人”；这样，他便不得不弄了几个顾问来，好歹也算帮着自己参谋参谋。

洪武十三年九月，在朱元璋永远废除丞相制度半年以后，他就一度设置过所谓“四辅官”。“四辅官”以春夏秋冬四季为名，特选一些耆儒之臣，分季协助皇帝复核人事、司法及文书等事务。朱元璋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辅政制度，为了防微杜渐，他还别出心裁地规定这些“四辅官”以“一月内分司上中下旬”的办法，让他们分别轮班视事，不让他们久任，或对重大案件始终其事。朱元璋需要的是一个听话的、唯自己马首是瞻的辅政班子，但这些老朽书生无论是在政治阅历还是精神体力上，都很难适应日理万机的需要；再加上工作没有连续性，更不易体会朱皇帝的实际意愿。于是有些人因为畏祸而告老还乡，有些人则因犯过遭疑而被诛杀，“四辅官”最终无以为继。

洪武十五年七月，朱元璋宣布废除“四辅官”制度，但他又开始摸索一种新的辅政制度。朱元璋使用一些新进士及在翰林院、詹事府工作的学士、编修、检讨、修撰、侍读等年轻低职人员，给予殿、阁学士的头衔和正五品官的待遇，用“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某官”的名义，“详诸司奏启”，做一些文书处理工作。这些人“职卑位微”，无力对皇权形成威胁，权柄依然牢牢掌控在朱元璋手中。

朱元璋上述举动不过是权宜之计，显然很难制度化。到了明成祖的时候，朱棣一个人自然也是忙不过来，他便又命翰林儒臣们入值文渊阁以参预机务，称作“内阁”，就是秘书班子。这样，内阁也就渐渐成了事实上的辅政部门，以后又设置了内阁大学士若干人为辅臣，如此一来，丞相制度似乎就名亡实存了。但是，这些辅官阁臣仍属顾问、参谋性质（品级也有限），所有奏章仍由皇帝自己批示，决断权还是稳操在皇帝手中。

而到了之后的明仁宗、明宣宗时，情况又发生一大变，阁权逐渐凌驾于部权之上，而且阁臣的品阶也是越来越高，所以便有人这样说：明朝的阁权最重，搞得都有些类似“君主立宪”了。尤其是那皇帝的秘书头子—内阁首辅，权限更是不能低估，甚至大过了先前的丞相，因为他们本质上就是在行使皇权。由此，有人便称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为“二皇帝”（事实上是通过勾结宦官）。

事在人为，因为事情总得有人来管，皇帝如果不愿意管事，那就只能交由下面的人来管，当太监们还在被压制着的时候，内阁于是就冒头了—而皇帝越是倚重内阁的班子成员，他们的权力就会越大，有时为了工作方便，还得加衔，直至操纵了国家实权。

但是，由于对自己的班子成员也总不是那么放心，或者说明仁宗、明宣宗还愿意管事，只是想减轻一下自己的负担而已。这时就更衍化出了明代的一大鲜明的政治制度—票拟制度，即令阁臣先是用小票墨书上种种对于奏章草拟出的处理意见，然后便贴于各种奏章的封面上，再上报给皇帝；而后由皇帝审定，再让（司礼监秉笔）太监们用红笔写出，称为“朱批”。

“票拟”虽然确定了内阁大臣们的政治参议权，但是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如果皇帝政治热情高了、精力旺盛些还好说，但假使皇帝消极怠工根本就没工夫看什么“票拟”呢？这样，他们便会直接将一切交由自己最信任的太监处理，如此，司礼监掌印太监或司礼监秉笔太监们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内相”，甚至可以说皇权也即落入了宦官之手。宦官专权，本质上就是皇权的一种变态延伸。无疑，票拟制度是一项非常恶劣的政治制度，它更直接为宦官干政以至扰乱朝纲大开方便之门，如明武宗时候的刘瑾、明熹宗时的魏忠贤，都是典型。

还有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先前的朝代，都是“给事中—宰相—天子”这种行政模式。而到了明代中后期，不管是六部进呈，还是由内阁票拟的奏章或起草的诏令，在上交皇帝之前必须要经过文书房的宦官；而皇帝所下的命令，也不能直接达于大臣，也必须经过文书房的宦官之手。因为皇帝对于大臣往往不亲热、不信任，他们只信任自己的家奴，从而形成宦官政治的局面，连崇祯这样勤政的皇帝也未能免除对于文官集团的芥蒂。

如此这般，内阁的权力也就完全被最无品无德、不怕断子绝孙的宦官集团所架空（相对而言，毕竟太监里也有个别德才兼备者），以至近乎成为虚设，所以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感叹说：“吾以谓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盖大权不能无所寄，彼宫奴者，见宰相之政事坠地不收，从而设为科条，增其职掌，生杀予夺出自宰相者，次第而尽归焉。”

宦官已俨然如宰相一般，大明的朝政也便越来越黑暗、越来越腐败了，乃至于腐朽入骨，“气数”尽丧；明代“无论就宦官组织的严密、队伍的庞大，以及权势之重、危害之烈、作恶时间之长来说，都可以称得上是历代王朝之最”。而这一切无不是皇权高度集中的必然恶果，是朱元璋强化君主专制（独裁）的必然结果。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开宦官专权先河的，应该算是朱棣，因为朱元璋对于宦官的防范是极为严密的。作为皇权附庸的宦官之权力得以空前加强，其淫威也得以长期肆虐，直至把整个国家搞得乌烟瘴气，这个直接责任人显然是朱棣；假使他能遵守父嘱，继续像两宋那样，则绝不至于朝政被宦官们搅得如此不堪。尽管朱元璋的所作所为，的确为宦官干政制造了巨大空间。

当然，很多事情还须两面看，制度的设计往往都不是偶然因素在起支配作用。

尽管明王朝阁权过重，尽管有宦官专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有明一代，自打“丞相”没了以后，就几乎再没有发生过权臣威胁皇权的事情—而且权臣（包括太监）之所以能够稳掌大权，其背后也都是因为有着皇权的坚定支持。像气焰熏天的刘瑾，只要皇帝一动怒，他立马就完蛋了！崇祯除掉魏忠贤，也才不过三个月的时间。

皇权的巩固，这就是朱元璋当初打好的如意算盘。凡事必定有利有弊，朱元璋总是不惜以偏补弊、矫枉过正，像他的大封宗室子孙为王的举动，虽然有导致骨肉相残的危险，但只要能保证他朱氏一家一姓的江山，也就什么都值得了。

朱元璋也许不比我们任何人傻，只是他的价值判断、感情取舍可能和我们大多数人不太一样罢了—着眼长远，这正体现出了他的精明。因为真正合理的政治制度，在明代的历史背景下是无法实现的。

不过清朝在继往开来的基础上，的确在制度上又有所改良。

朱元璋找几个学士做顾问，虽然可以帮自己省不少事，但是这些顾问班子并非固定，权威和能力也一般，这也就影响了行政效率及执政水平。仅仅就行政效率上而言，清代雍正皇帝设立的“军机处”制度就较为优胜，而且它在制度设计上被认为是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独裁）的顶峰（包括在监察方面对皇帝的监督更少）—不过就实际政治影响，朱元璋生杀予夺的个人权威绝对是中国历代皇帝的顶峰。

雍正设立军机处，使它日益取代内阁的作用，是行政制度上的重大改革。“它使议政处名存实亡，使内阁形同虚设，军机大臣虽具有一定权力，但主要是秉承皇帝意旨办事，没有议政处的决议权，内阁的票拟权，这些权力通统归于皇帝了。所以行政机构的改革，加强了皇权，削弱了满洲贵族和满汉大臣的‘相权’。军机处设立与奏折制度的确立相辅相成，雍正亲自批答奏折，向军机大臣面授机宜，天下庶务皆归他一人处决。”但是清代却又出现了女主的问题，这也是皇权太过集中的可能结果之一，只要条件适宜。

在笔者看来，比之两宋相权与皇权大致平等的制度设计，以及由相对成熟的文官政治所带来的一些民主意味（本质上是集体专制），不难评判出朱元璋的制度设计，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而言，其实是非常倒退的。

尽管它确实维系住了自己一姓的权柄（在近三个世纪里）不失，而专制之弊则更添一分，社会更为僵化，对思想的打压更为严重。为此钱穆在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针砭道：“中国的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订一个制度来防制它，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缚。这一趋势，却使中国政治有后不如前之感。”

也许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中国的地理环境也确实是起到了深刻的支配作用：中国腹地广阔，却又相对封闭于东亚大陆，一般没有强大的外敌之忧，主要的精力便只能用来对付自己人，对付频繁的自然灾害—看似和平主义，这也是中国式专制的典型特点。

作为晚明的大思想家、政论家，黄宗羲从维护政治清明的角度着眼，还是主张抬高臣权以对抗君权的，尤其强调权力之间的彼此平衡。黄氏认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还是责难朱元璋的罢除丞相之举，认为是得不偿失的。

本来，除了权力之间的有效平衡，设置丞相原是可以补救君主世袭制度的弊病的，因皇帝传子必以立长立嫡的宗法原则世代相传—皇帝长子、嫡子不必贤，就全都仰仗着宰相传贤以为补救；而朱元璋这一罢丞相，就彻底没有补救的可能了。

不过这一问题也需做具体分析，像隆庆皇帝虽无责任心，但他却得到了高拱的有力辅佐，且皇帝又极信任高氏，此时的朝政也跟拥有丞相制无差别（包括万历前期张居正主政的局面）。但像隆庆之父嘉靖，他既紧抓权力不放，责任心也不足，又重用严嵩一类的奸佞，遂导致国势颓丧；隆庆之子万历在张居正死后也表现得毫无责任心，又一味消极应付，以致国家几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泥潭。

“唯至有明废相，因痛失辅弼，而使国之善治，变得可遇不可求”，唯以“君主是否贤明”而决定。这样，政治清明的保证就太脆弱，而其概率就太低了些。

不过，假使臣权得以提高，那么就依然会重蹈大权旁落甚至改朝换代的危险。这个问题本来的确是个大问题，对于那些保守、顽固分子而言是很难解决的，但是对于具有朴素民主思想的黄宗羲而言，这个问题似乎就迎刃而解了—那就是为了保证丞相的“贤”，只需要大众掌握住选举权、监督权就可以了，必要的时候更可以直接将丞相弹劾下台。

只是，理想一旦碰触到残酷而复杂万端的现实，就显得苍白而无力了。大明亡于清之手，更开启了中国社会的全面倒退之路，因为清朝的统治者更为好学、勤政，对皇权、统治的强化更为成功，也便令社会更为僵化、思想更受压制。

养狗不光要人怕

无论是明代的“廷杖”制度，还是其特务警察统治，这些极端专制主义的国策在历史上都是出了名的。它的始作俑者自然就是作为大明开国皇帝的朱元璋，而且他也是子孙取法的对象。这里，我们不妨就仔细地介绍一下这个让时人谈之色变的特务组织“锦衣卫”吧，也算为后文做个铺垫。

特务组织的出现，一方面与朱元璋维持自己的地位与统治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也可能与他的出身经历有关系：他骨子里既是个自私狭隘、出身贫贱的农民，所以难免会搞出一些不那么正大光明的手段来，尤其他对于官僚士绅阶层，总有很深的隔阂和不信任感；对于功臣集团，也大有防范其异动的必要。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特务性组织几乎历朝历代都有。早在汉武帝时期，负有监察重任的“司隶校尉”便开始具有了这个职业的雏形；到魏晋时期的曹操，他因为生性多疑，唯恐汉廷原有的监察官不为己用，进而设立了规模更为庞大的“校事”、“典校”及其附属机构，并正式确定了这个神秘的特务机构在中国历朝政府中的地位。以后，南北朝时的“候官”、唐时的“内卫”实际上都是特务性组织，只不过到了朱元璋这里，他把监察官的那部分特殊职权给分离了出来，锦衣卫“私查舞弊，拱卫京师，独捍皇权，察录妖异”的特务性质，最终连同其组织形式，终于被正式“确认”下来，并得到了其正式的名分—前面指出的检校也是特务组织，随着杨宪等人的被杀，检校随之解体，其职能和人员应该渐渐过渡到锦衣卫那里了。

就在吴元年时，朱元璋正式建立了作为锦衣卫前身之一的“拱卫司”，它可谓是明代最早的专门特务机构，其成员的职责就是侦查臣僚的私下言行。当朱元璋逐渐登上帝国的权力之巅峰时，他的那种极度的猜忌和异常的敏感便被无限制地张扬出来，终于转化为推出一项史无前例的极端专制主义政策—即特务统治。且这一政策在以后的大明王朝的统治时期内不断地得以强化，历观中国历史，明朝也确乎达到了特务统治的顶峰。

特务统治本质上是皇权的一种直接延伸，它不像其他的正常的司法部门一样，会受到其他政府部门的监督和制约，它基本是个对皇帝直接负责的独立机构，就类似于现代的秘密警察。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下，像法西斯德国的盖世太保（党卫军），已经渗透到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就是特务统治的一种集中体现。当然在现代专制国家，警察统治往往是一种常态。

洪武二年，朱元璋将“拱卫司”改为“亲军都尉府”。表面上看，它是护卫皇宫的亲军，掌管皇帝出入仪仗。起初，朱元璋不过仍是派一些检校、佥事等类的官吏去（布置人员）侦查刺探，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特务机构，也不能直接逮捕判刑，且一般领导还都是兼职。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朱元璋此时的目的还是想要臣僚们有所忌惮，说白了，他就像农村里所常豢养的看家护院的恶犬一般，以警戒、刺探臣僚们的举动。

可是，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朱元璋感到有创设一个独立的、权限较大的特务机构的必要了。洪武十五年，就在“胡惟庸案”爆发后两年，朱元璋为了抓人、审讯、杀人的便利，便将“亲军都尉府”正式改组为“锦衣卫”，其全名为“锦衣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它也是明代所专有的军事特务机构。

就像元代的怯薛军的执掌不那么单纯一样，作为皇帝的私人卫队的锦衣卫，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天然就具有接触皇帝的便利和拱卫皇帝的职能。自从改组为专门的特务机构后，锦衣卫的权力就得以不断扩大，其声名和影响自然也就随之提高。

除了原有拱卫皇帝的职能外，锦衣卫兼管刑狱、侦查、缉捕盗贼奸党、监视文武百官等。其下设南北两部镇抚司，有法庭，也有监狱，主要从事侦查、逮捕、审问、判刑等活动。南镇抚司理全国军匠之刑狱；北镇抚司专及诏狱，直接听取皇命行事，用刑尤为酷烈。所谓“诏狱”，就是指有人被盯上并被抓进锦衣卫大狱，一旦成为诏狱，嫌疑人是很难活着出来的。

锦衣卫的头目叫“指挥使”，常设一人，正三品，一般由功臣、外戚或皇帝的亲信担任。指挥使下面设有佥使、同知、镇抚各两人，以及千户十四人，高层以外还有众多的中层及普通喽啰。锦衣卫直接听命于皇帝，可以逮捕任何人，包括皇亲国戚，并进行不公开的严厉审讯；如此重权，也就使得他们嚣张一时，不仅屠杀了大批文臣武将，也参与镇压各地人民，其屡屡罗织大狱，捕人甚众。在我们后面要提到的“蓝玉案”中，他们就立功不小。

锦衣卫继承前辈们的“优良传统”，其眼线可谓是无孔不入，他们到处搜集情报，专为皇帝挟制臣僚服务。话说有一次宋濂在家中请客，朱元璋暗地里派人到他家刺探。第二天，朱元璋便询问老宋昨日在家的情形，老宋“性诚谨”，不敢有所隐瞒，具以实对。最后，朱元璋方笑道：“诚然，卿不朕欺。”若换了其他不能老实的人，兴许就栽了。

类似宋濂这样的遭遇，真是不胜枚举，再如《国初事迹》记录的一条：“太祖尝使人察听将官家，有女僧诱引华高、胡大海妻敬奉西僧，行金天教法。太祖怒，将二家妇人及僧投于水。”

当然，锦衣卫不仅是对内为皇帝的鹰犬，他们也有参与收集军情、策反敌将的工作，类似于国民党的“军统”组织，如在朝鲜万历之战中收集了大量的日军军情。

有鉴于锦衣卫刑罚过重、非法凌虐，搞得如同人间地狱一般，洪武二十年正月，故作姿态的朱元璋便焚毁了锦衣卫一干刑具，并将其拘押的囚犯送刑部审理。

到洪武二十六年，有鉴于杀戮过重、枉法难制，“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朱元璋便正式废除了锦衣卫；其中还是有些丢车保帅、壁虎断尾的意思，何况清洗功臣集团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可是待到朱棣夺取政权后，朱老四为了打击异己，便起用了锦衣卫，而锦衣卫的特务性质也得以进一步加强—朱老四在很多方面都违背了父亲的意愿，这也是其中之一；不过朱元璋先把“特务政治”这只恶魔给从“潘多拉之盒”中释放了出来，若想要再彻底地收回去，就困难多了。

为了使锦衣卫的权力有所制衡，并加强特务统治，朱棣又设立了由宦官掌管的东厂；半个世纪之后，明廷又先后立废西厂；到正德年间，更增设了“内行厂”。“厂卫制度”开创了中国特务制度的先河，是君主专制（独裁）统治的一大体现，也是皇权实施恐怖统治的重要工具。

从锦衣卫等特务组织的创设上看，它也确实有一种监督职能，能够起到规范臣民行为的作用。但是，这一监督权力一般仅限于为皇权的巩固服务，尤其是为极权统治服务；而且还常常被别有用心的人掌握和利用，乃至成为其打压异己的工具。与其正面作用比较，它的负面作用显然更大。

锦衣卫等拥有特权，权力必然导致其腐化变质，尤其是那种“合法伤害权”,“使人堕落和道德沦丧的一切原因中，权力是最永恒的、最活跃的”。这些特权无形中便令他们可胡作非为、贪赃枉法，而又可以得到皇帝的“屏障”保护，以致给国家造成严重的恶劣影响。

论者常谓：“明之亡，厂卫要负主要责任。”特务政治对于法制的践踏也是非常明显的，有现代学者就曾指出：“如明代的厂、卫特务组织主管缉捕和诏狱，直接对皇帝负责，本应该与三法司合作，但厂、卫特务组织凭借皇权势力，不仅直接审理皇帝交办的重大案件，而且还插手普通的司法案件，不但使三法司形同虚设，而且造成宦官专权和特务组织干预把持审判，‘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举朝野命，一听于武夫、宦竖之手’（《明史·刑法志》），法律因之荡然无存，司法行政制度遭受极大破坏。”

为此，就大多数人的印象而言，明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朝代，其根源可能即在于严密的特务统治。显然，对于这一切，作为开国皇帝的朱元璋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大明王朝的统治明显地打上了他的个性特征。

鲁迅在其《病后杂谈》一文中，也曾深有感触地说道：“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可谓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朱元璋及其子孙的流氓、泼皮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