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边疆地区的巩固
蜀道有何难
话说还在洪武二年十月的时候，湖广行省平章杨璟前往四川，奉命招谕明昇。
杨璟到达四川后，“谕昇以祸福，使奉国入觐”，要求小明归附大明，但明昇“牵于群议”，不能决断。杨璟回到武昌后，又致书于明昇，但明昇仍不能从。显然，不比画几下谁也不会甘心就范。十一月，杨璟回到南京，言于朱皇帝道：“明昇暗弱，将佐皆庸材，昧于远略，喻之再四，终不悟，不如举兵取之。”
朱元璋表态说：“兵之所加，必贵有名，无衅而加兵，仁者不为也。西蜀之地，彼亦安能久据，但朕意俟其悔悟来归，则师可不劳，民亦无苦也。姑缓之。”四川如今还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不过要动武可以，但须师出有名，这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
转眼就到了洪武三年，朱皇帝派使臣到夏国求楠木，但遭到了夏国左丞相戴寿的拒绝。之后，朱皇帝又遣使请求假道蜀境进攻云南，“假道灭虢”的典故在前，夏方自然不能同意。从此，“明、夏竟绝和好”。就是在这年五月，朱元璋又命北征的徐达攻取了作为四川北部门户的汉中。为了确保夏国的安全，明昇便主动下手，于七月间派部将吴友仁率三万军队北上夺取汉中，接着又派瞿塘关守将、平章莫仁寿出兵攻打归州（今湖北秭归南）。
虽然夏军的这两次进攻都被明军击败，但如此一来也就正好给了朱皇帝出兵征讨四川的借口。借着北征的间歇，大明正好可以先把夏国给收拾了。
洪武四年春正月，中书左丞相、太师、韩国公李善长乞致仕，皇帝从之。杨宪已于洪武三年被李派给挤对死了，为了补李善长的缺，朝廷即又任命中书右丞、忠勤伯、“老成人”汪广洋为中书右丞相，参知政事胡惟庸为中书左丞。胡惟庸就是这时走上历史舞台的，他轻而易举地就架空了老汪。
李善长当时并不算老迈，其实他一方面是受到了皇帝的严重猜忌，一方面可能他也是想享清福了。他本不为学习张良，所以谈迁在《国榷》中才不客气地评论说：“李韩公甫进上公，遽致政，岂辟谷从赤松子游乎？而非其人也！盖富贵极，意稍溢而倦。”但可怜朱皇帝却不能退休，一辈子都要受累。
就在这几天后，朱皇帝亲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随后，朱元璋命中山侯汤和为征西将军、江夏侯周德兴为左副将军、德庆侯廖永忠为右副将军暨营阳侯杨璟、都督佥事叶昇率京卫、荆湘舟师由瞿塘趋重庆，从东路攻打四川；颍川侯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济宁侯顾时为左副将军暨都督佥事何文辉等率河南、陕西步骑由秦陇趋成都，从北路攻打四川。
此次朱元璋令傅友德独当一面，可见重用之意，而傅友德也终不负所望。虽然史无明文记载出兵数量，但笔者估计明军总兵力应该不会超过二十万众。
出征前，朱皇帝还特意对汤和等申明道：“如今天下就只剩下四川等少数几个地方没有平定了，明昇这小子朕本来是不想跟他一般见识的，但他几次挑衅，就别怪朕不客气了；你此次出征，水陆分道并进，敌人无从应付，你们一定会取胜的。但是，你们这支胜利之师一定要以王全斌之事为鉴戒！千万别让朕失望。”
王全斌曾在北宋征讨后蜀的战争中担任主要将领，在后蜀被攻克后，由于王“日夜饮宴，不恤军务，纵部下掠子女财货”
，结果令蜀人苦之。其军士在酗酒后还持刀沿街抢劫商人，最终激起蜀人兵变；而王全斌由于措置不当，如屠尽成都降兵两万人等，结果更加激化了矛盾，使得北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局势稳定下去。
与此同时，朱皇帝还命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徐达“往北平操练军马，缮治城池，给守边将士衣”。几天后，他又命宋国公冯胜往陕西修城池，卫国公邓愈往襄阳训练军马，运粮饷，以给征蜀军士。
闰三月，杨璟率师进次夔州大溪口，这是一次试探行动。
此前，蜀人自谓瞿塘天险，所以夏国方面遣其平章莫仁寿驻守此地，并以铁索横断关口。当夏国听闻到明大军来伐时，即又遣左丞相戴寿、平章邹兴等率兵前往固守。由于夏方防守严密，结果杨璟的初次进攻不利，大军退还归州。
四月，傅友德攻蜀阶州，克之。就在此前傅友德告辞要出征时，朱元璋特意对他密语道：“蜀人闻吾兵西伐，必悉其精锐东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师。彼必谓地险而吾兵难至，若出其不意，直捣阶（州）、文（州），门户既隳，则腹心自溃。兵贵神速，但患尔等不勇耳。”这有点要傅友德做邓艾的意思，出奇兵一鼓作气拿下四川。
之后，傅友德受命驰至陕西，集诸道兵，他一面扬言出金牛，而一面潜使人觇知青州、果阳空虚。当时阶、文虽有兵垒而守备单弱，于是傅友德引兵趋陈仓（今陕西宝鸡东）。老傅选精兵五千为前锋，他们攀缘山谷，昼夜兼行，大军继其后，直抵阶州。蜀守将平章丁世珍率众来战，傅友德击败之，生擒其将双刀王等十八人，丁世珍遁逃，阶州随即被攻克。
就在这时，东路的汤和等部也到达了归州一带，他分遣赵庸、曹良臣率兵取桑植容美洞，又命他们会齐周德兴部合攻茅冈覃垕寨。结果赵庸至中途而还，独曹良臣会齐周部人马成功平定了诸山寨，此时汤和主力人马仍驻师于归州。
与此同时，傅友德兵至文州，距城三十里。夏军断白龙江桥，以阻止明军。傅友德督兵修桥以渡，至五里关，蜀平章丁世珍等又集兵据险，准备固守。被朱皇帝罚作戴罪立功的都督同知汪兴祖于是跃马直前，强攻敌人的险要，结果不幸中飞石而死。折损了将领，傅友德当即大怒，于是奋兵急攻，终于大破敌军，丁世珍仅以数骑遁去，遂拔文州。
汪兴祖，庐州巢县人，少为张德胜养子，龙湾之战中张德胜战死，朱元璋于是让汪兴祖接了养父的班。后来汪兴祖一路表现俱佳，才因功于洪武三年被封为东胜侯，又“命兼晋王府武傅”。汪兴祖死后，朱皇帝“命省部议封赠，仍给禄，以赡其家，俟其子年长袭职”。
从正月到闰三月，朱皇帝以汤和、傅友德等出师伐蜀已经三个月，却未有任何捷报传至京师。朱元璋料想大军可能是遇到了麻烦，于是复命永嘉侯朱亮祖为征虏右副将军，率兵往助之。
几天后，傅友德兵渡青川、果阳白水江，这时都督佥事王成也领兵赶到。明军大集，蜀人望风惊遁，于是傅友德“遣人谕降之，俾各还本业”，对民众进行安抚。在攻克隆州后，傅友德又率兵徇下江油、彰明二县，遂趋绵州。将要到达时，傅友德派出精锐鼓行而前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又另外派遣都督佥事蓝玉夜袭绵州城，蜀守将向大亨军为此惊扰不已；天亮以后，傅友德挥军乘势攻城，突然大风乍起，诸将顺风纵击，蜀兵大败，遂克绵州。向大亨退往汉州，不过明军的龙骧卫指挥史鉴在此战中殉国。
五月，傅友德兵至汉江，阻水不得渡，乃令军中造战舰百余艘。当时夏军虽连失几处险要，但他们还想凭借汉水自固，但当他们听闻到明军造舟进取时，便不免惊恐起来。
六月，傅友德拔汉州。起初，夏方听闻明军伐蜀，就增强了东线的防守。可是当他们又听闻到傅友德已“破阶文，捣江油”时，便又不得不命丞相戴寿、太尉吴友仁等分瞿塘守兵还援汉州，以保成都。
当夏军增援汉州的部队还未到达时，傅友德已经逼近汉州，向大亨悉兵战于城下，结果被明军击败。既而戴寿等兵至，傅友德于是给诸将打气道：“彼劳师远来，闻向大亨兵败，众必汹汹，一战可克也。”接着老傅便亲率师迎击，夏军最后被打了个落花流水。
戴寿与向大亨败走成都，临江侯陈德追击，又败之，获其卒三千余人、马三百匹；吴友仁败走古城，傅友德一面以济宁侯顾时守汉州，一面自率一部人马攻打古城，结果再次大败吴友仁部，吴部自古城遁还保宁。
傅友德部在北线的胜利，不仅严重削弱和牵制了夏军的防守力量，也大大鼓舞了东线明军的士气，这对于明军迅速平定四川是起了关键作用的。因此，朱皇帝后来才给傅友德记了平蜀第一功。
亡国之君被踢出国门
北线一路克捷，而东线基本没什么动静。朱皇帝听闻说汤和部正驻兵于大溪口，准备夏季涨水时再进兵。但是，北线的战果既需要巩固扩大，就不能不得到东线的有力配合。
所以朱元璋唯恐汤和逗留缓事，于是就趁着隆州捷报传来的当儿，传旨汤和道：“傅将军率精锐冒险深入，克阶、文、隆诸州郡及青川、果阳、白水江之地，兵既越险次于平川，蜀人无险可恃，正当水陆并进，使彼首尾受敌，疲于奔命，平蜀之机，正在今日。若俟水退然后进师，岂不失机误事？且朕前日所以语尔者，尔独不复记忆乎，何怯之甚也？”
朱皇帝严责汤和胆小退缩，用意自然在于催促其赶快进兵。重庆地近湖北，只要明军一鼓劲，就不难赶到重庆城下。
廖永忠闻命，即率所部先进，他也顾不得拖后腿的汤总指挥了。但汤和此时仍迟疑未决，等到见了傅友德沿江撒下的发信号用的木牌，汤和这才命令主力人马自白盐山伐木开道，由纸坊溪以趋夔州。
廖永忠兵至旧夔府。先是，戴寿等原守瞿塘关的兵将已被抽掉走，就留下了平章邹兴等守备旧夔府。夏军听闻廖永忠率部到来，乃出兵拒战，结果“永忠分军为前后阵，前军既接，乃出后军，两翼旁击之”，以一招包抄战术大败夏军。次日，廖永忠再次大败敌军。
几天后，廖永忠进兵瞿塘关，他见山峻水急而蜀人设铁索飞桥横据关口，以至明军水师不得进，于是复制了一招韩信的“背水一战”：廖永忠密遣壮士数百人驾着小船越过山度关，以进到瞿塘关上游，每个人带好粮食和饮水，带水筒以御饥渴，先行埋伏起来；当时正值夏季，山多草木，这支先遣都身披青莎衣，他们鱼贯出崖石间，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绕到了夏军的身后。
廖永忠这一招就是要学习韩信“出奇兵”的成例，即趁敌人军营空虚之际，出其不意占据敌人的巢穴。当廖永忠估计先遣队已经埋伏好时，于是派出精锐，兵分两道出墨叶渡。夜五鼓，廖永忠部“以一军攻其陆寨，一军攻其水寨，攻水寨将士皆以铁裹头，船置火器而前”。黎明时分，夏军尽出精锐迎战，但夏军陆寨不久即被明军攻破。
既而，埋伏在上游的明军先遣队乘着小舟杀出，他们“一时俱发，上流扬旗，鼓噪而下”，夏军备感意外，以至惊骇不已。此时下游的水师乘机配合，他们“进发火炮、火筒”，终于在上、下两路水师的夹击下，夏军大败，“其将邹兴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桥，断其横江铁索，擒同佥蒋达等八十余人，斩首千余级，溺死者无算”。
廖永忠部随后占领夔州，此地正是重庆的东面门户。次日，汤和带兵赶来，廖永忠、汤和两部又分道并进，汤和率领步骑、廖永忠率舟师，共趋重庆。
很快，明水陆两支大军就会齐于重庆，他们以兵驻朝天门外。眼见大势已去，明昇听从母亲的意见，未再往成都苟延性命，就在明军到达的这天（六月二十二日），明昇便“面缚衔璧，与母彭氏及其右丞刘仁等奉表诣军门降”。随后，汤和等送明昇等并降表于京师，向皇帝奏捷。
七月，指挥万德送明昇并降表至京师。起初，朱皇帝已闻大军下重庆，于是便命中书集六部、太常、翰林、国学定议受降等礼。最后，朱皇帝批示道：“明昇与（后蜀主）孟昶不同。昶专治国政，所为奢纵；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其叩头伏地、上表请罪之礼。”
最后，朱皇帝授明昇为归义侯，赐冠带衣服及居第于京师。不过明昇虽降，但吴友仁等仍负隅顽抗，最后吴友仁被周德兴、傅友德生擒，于是蜀地悉平。
此次朱元璋可谓选将得当，为此他还特意与侍臣们谈论起了自己用将的心得：“秦裕伯尝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贪。’其说虽本于孙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敌制胜，智勇兼尽，岂可谓愚？攻城战野，捐躯徇国，岂可谓贪？若果贪愚之人，不可使也。”他选了傅友德、廖永忠这等忠于职守、智勇兼备型的将领，对于收平蜀全功，自然是不无裨益的。
十月，征蜀大军还京师。朱皇帝亲制《平西蜀文》，以纪傅、廖二将之功。后来，朱元璋又特命曹国公李文忠经理四川，无非是为了安插一批自己信得过的人。显然，四川一平，云南的北面门户也就洞开了。不过，云南地僻险远，也不是那么容易平定的，要有充足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
李白诗云：“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之难显然是闻名于世的，如此一来也就造成了蜀地与中原地区的相对隔绝状态，所以历史上在蜀地的割据地区也就有很多，如东汉初年的公孙述、三国的刘备、东晋时的成汉、五代时的前后蜀等等。
故而明代史学家高岱才批评明昇说：“蜀地与中原隔绝，昔人谓其后天下而乱，亦后天下而平。大抵中原有事，蜀必割据；天下一统，蜀亦不能久存也。玉珍非有雄才大略……明昇自当称臣内附，不失茅土世封。杨璟之书，譬晓明切，而昇不能从，可谓不度德量力矣。”
当然明昇是个未成年人，苛责于他也无益。倒是也有人指出：“明玉珍拔去汉，善守巴蜀，惜其不永；不然，何真之流也！”这是说明玉珍极有可能比他的儿子明智，会做个“何真”第二。
到了洪武五年时，朱皇帝有鉴于明昇与陈理是个潜在的不安定因素，为了彰显自己不杀的厚德，于是便把他们远远地打发到了高丽才罢。明昇这个“刘阿斗”，他想乐不思蜀都没了资格，此去高丽定然是凶多吉少；不过，据说明昇后来娶了高丽总郎尹熙王之女为妻，育有四子，至今他仍有在朝鲜半岛上生活的后裔（陈理大概无后）。
最后值得一说的是，南宋学者洪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历代平蜀的将帅都鲜有好下场的：平公孙述，东汉大将岑彭、来歙遭刺客杀害，大司马吴汉最后也因为滥杀被皇帝斥责；伐刘禅，魏大将邓艾、钟会皆至族诛；唐庄宗伐前蜀，招讨使魏王李继岌自杀，大将郭崇韬、康延孝后来皆死于非命；宋朝伐孟昶，大将王全斌、崔彦进等不赏而反受黜，十年乃复故官。在笔者看来，甚至可以包括后来的蒙古大汗蒙哥及清初的豪格等人。
后来王世贞也说这些人“大者败，小亦责数”，他还补充指出傅、廖二人虽被称颂，但没被加封；汤和先前也遭督责，功成后赏赐也很有限。这些都算不得是什么正当待遇，何况傅、廖这两位首功最终也相继死于非命。
朱元璋的心结
洪武四年，除了征伐四川以外，南方地区也发生了不少叛乱活动，但大明基本是在相对平静中度过的。
十二月，中书右丞相魏公国徐达还京，除了汇报工作，徐氏此来也是向皇帝请战的。次年（1372）春正月，朱皇帝御武楼，与诸将、大臣讨论边事。这时徐达便道：“今天下大定，庶民已安，北虏归附者相继，唯王保保出没边境，今复遁居和林臣，愿鼓率将士，以剿绝之。”他是想根除了王保保这个大明的祸害。
不过朱元璋的国防政策还是以防御为主，这样更划算也更持重，于是他说：“彼朔漠一穷寇耳，终当绝灭，但今败亡之众远处绝漠，以死自卫。困兽犹斗，况穷寇乎？姑置之。”穷寇勿追、穷寇勿迫啊！
但是诸将们一致道：“王保保狡猾狙诈，使其在，终必为寇，不如取之，永清沙漠。”
朱皇帝看大家意见如此坚决，也便默许了，只得说：“卿等必欲征之，须兵几何？”
徐达表示：“得兵十万足矣。”
朱皇帝为了谨慎起见，乃道：“兵须十五万，分三道以进。”这些人马都是大明最精锐的力量。
于是朱元璋便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以主力人马出中路；曹国公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出东路；宋国公冯胜为征西将军，出西路。朱元璋口授方略道：“三道并进，中路出雁门，扬言趋和林而实迟重，以吸引敌人至近边决战，最后必然会击破敌人；东路由居庸出应昌，再次奔袭元廷，以掩其不备，必有所获；西路由金兰趋甘肃，以为疑兵，让敌人摸不清虚实，从而起到迷惑和牵制之效，以配合中路。”
“卿等宜益思戒慎，不可轻敌！”朱皇帝最后叮嘱道。
二月，徐达率师到达山西境内，接着他便遣都督蓝玉先出雁门，作为一道诱饵以诱使敌军到近边。蓝玉的先锋部队一路进至野马川，“遇胡寇，追至乱山，寇反兵接战，玉击败之。”蓝玉这位未来的大人物终于第一次走上了历史的前台，不过史书上关于他的详细记载非常少，连他的生年都未明载，据笔者推测，他至少应该比他的姐夫常遇春小几岁。
蓝玉是李善长的同乡，即安徽定远人，他最初追随在姐夫帐下，“临敌勇敢，所向皆捷”，他姐夫举贤不避亲，几次向朱元璋称道自己的小舅子，渐渐地蓝玉便由管军镇抚积功至大都督府佥事。洪武四年，蓝玉从傅友德伐蜀，率军攻克了绵州。不过，在明初开国功臣中，蓝玉实在是只能算个后起之秀。
对于明军的大规模出击行动，北元方面可能已经侦知了，起码作为聪明人的王保保可能已经觉察到了异常的动向，于是他亲率主力人马迎战蓝玉。三月，蓝玉的先锋部队已经深入到土剌河（约在今蒙古乌兰巴托西）一带，土剌河全长七百余公里，此地距离和林已经不远。他们与王保保部遭遇，“击败其众，保保遁去”。王保保再次败逃，不过拥有主场优势的北元军队这次却败得蹊跷，对此明军却未能充分觉察到，大概王保保已经看透了明军的战略意图，于是使出了一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蓝玉的捷报传到了徐达那里，在立功心切的诸将的鼓动下，徐达也有些冲动起来，将皇帝的“迟重”主张抛之脑后；轻敌的明军于是决定以主力深入草原，将王保保部一网打尽，以建不世之功，再创霍去病的神话—要想成为不世出之名将，创造深入草原的佳绩肯定是不二之选，一心要扬名后世的徐达定然经不起这个诱惑！
显然这一回是不同了，几次都被徐达打得落荒而逃的王保保的确是学乖了，他大概是已决定要诱敌深入，以便于充分发挥蒙古骑兵的战术与机动优势；而且明军深入草原后，后勤和联络都丧失了优势。不过，也许王保保初遇蓝玉时的确是战败了，后来他不断集合力量才有了反攻的实力—如果这样理解的话，王保保就不能算名将了。
王保保与贺宗哲部会合，就这样一路引诱明军持续深入漠北。五月间，徐达已引兵到达抗爱岭北（约在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北，狼居胥山应该就在这一带），此时连续行进的明军已经相当疲惫；由于战线拉得实在太长，他们的后勤补给已经变得越发困难。如果再继续引诱明军深入，显然已经非常困难了；但明军此时若想全身而退，也已经不太可能了，于是王保保决定于此时对明军发动猛烈的反击。
果然，这一次出其不意、以逸待劳的蒙古骑兵占了大便宜，明军失利。一看势头不好，徐达于是适时地决定引兵撤退。而明军虽不占有骑兵的优势，但在“以步制骑”与火器方面却是不能被低估的，尤其是这些优势更利于防守。最后，明军得以一路退还到了边塞地区，没有重蹈李陵当年的覆辙。
王保保仍然一路穷追不舍，徐达“敛兵守塞”，以固垒之法总算是有效地挽回了局面，以至于虽付出数万伤亡的代价，但“彻侯功臣无死者，保保亦不敢入塞”。幸好是徐达挂帅，再加明军是一支百战之师，才避免了全军覆没的悲惨命运。
不过，徐达一生戎马，唯有此战败绩，这成了他一生的遗憾。如果他此战有幸不败，那么其功名足可媲美卫青了！
此次，汤和也受命随徐达行动，朱皇帝是想再给他一次立功表现的机会，以显得那万亩田地不是白给的。可是这一次，朱皇帝又失望了：汤和率偏师西进至断头山（约在今宁夏与内蒙古交界一带），被敌人击溃，指挥同知章存道战死。
再说西路，敌人的主力都集中到中路去了，所以西路还算比较顺利。如果东、西两路能得手，那么中路的牺牲也算值得了。
六月，冯胜师次兰州，傅友德率骁骑五千为前锋，直趋西凉，遇元沙实罕兵，击败之。追至永昌，又败元太尉朵儿只巴于忽剌罕口，大获其辎重牛马。傅友德等再进至扫林山，此时冯胜所率主力也已经赶到，他们一路横扫元兵，敌人大多溃逃。傅友德亲手射死元平章不花，又率部追斩四百余人，降元太尉锁纳儿、平章管著等。
元将上都驴知明大军将至，于是率所部吏民八百三十余户及时迎降。冯胜、陈德等抚辑其民，留官军守之，遂进至亦集乃路，元守将卜颜帖木儿全城降。西路军师次别笃山口，元岐王朵儿只班遁去，明军追获其平章长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马驼牛羊十余万。傅友德复引兵至瓜沙州，又败其兵，获金银印、马驼牛羊二万而还。
西路的行动比较顺利，而与西路几乎同时，东路军的李文忠部也展开了行动。
文忠率都督何文辉等兵至口温，元兵闻之，夜弃营遁，明军获其牛马辎重无算。明军进至合剌莽来，敌部落惊溃。明军复进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文忠不得不下令说：“兵贵神速，千里袭人，难以负重。”于是便把大军的辎重留在了胪朐河一带，令东平侯韩政等守之。
文忠率士卒人持二十日粮，兼程而进。很快东路大军也赶到了土剌河一带（此时王保保主力已被吸引到南面去了），元太师合剌章蛮子率众渡河迎战明军，他一面命将士在河南岸严骑以待，一面令将士们将家属留在河北岸不远处。如此一来，元兵的士气和斗志被充分调动起来。
文忠督兵与敌人展开激战，几个回合以后，敌人才稍却。敌人又退至阿鲁浑河，明军赶上，双方继续激战。然而此时元兵益众，他们搏战不已，似乎毫无退却之心。就在双方鏖战之时，文忠的马中了流矢，他急下马持短兵与敌接战。他的随从刘义直前奋击，以自己的身体掩护着文忠。指挥李荣见情势紧急，便将自己的坐骑让与了文忠，他自己则夺敌骑乘之。文忠得马，气益厉，他据鞍横槊，麾众更进。于是士卒鼓勇，皆殊死战，元兵最终被击退。
明军逐北至骋海，距离偏南的和林已经不远，所以为了保卫自己的心腹地区，北元方面的生力军不断在这一带聚集，看来他们是决定要拼死捍卫这块祖居之地了。不过敌人也许是有些预谋的，就像王保保的计策一样，一路诱使明军不断深入，疲惫明军，然后节节给明军造成杀伤，以粉碎明军的“猛虎掏心”计划。
经过一番大战，明军毫无取胜的征兆。文忠眼见形势不妙，于是改攻为守，并再次发挥自己从老舅那里学来的狡猾伎俩，“乃勒兵据险自固，而多张疑兵，纵所获马畜于野，示以闲暇”。这样一直过了三天，敌人怀疑明军有埋伏，以至不敢逼近，慢慢地就开始退却；文忠见机也只得率众返回，他已经不敢再继续孤军深入了。
可是文忠一行竟在中途迷失了道路，当他们行至桑哥儿麻（此地据说接近成吉思汗建都的大斡耳朵）时，因为非常缺水，结果渴死了好多兵士。正在文忠大为头疼、默祷于天之际，突然他所骑乘的那匹马跑地长鸣，接着便有泉水涌出，仿佛奇迹一般！这一回才总算是让大伙渡过了难关。
是役，顾时与文忠分道入沙漠，他们的口粮已尽，遇元兵，士卒已疲乏不能战。顾时乃独引麾下数百人奋勇出战，他跃马大呼，将士们大受激励，这才将敌人击败，掠其辎重牛马还，军复大振。
不过东路军的损失仍是最惨重的，其中宣宁侯曹良臣至阿鲁浑河，孤军深入，败没；骁骑卫指挥使周显、振武卫指挥同知常荣（常遇春族弟）、神策卫指挥使张耀等皆战死。
曹良臣，寿州安丰人，幼有大志，成人后英毅有敢，颇为人所忌惮。元末动乱，良臣聚乡里子弟，训练为兵，立堡以御外侮，约束严明，无敢违其令者。后来他率所部归附了朱元璋，朱氏看重他的忠诚，命为江淮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
另外还有值得一说的是，廖永忠此次也参加了东路军的行动，甚至于所部有可能还打到了和林城下。和林虽不是什么坚固城池，但明军远来，应该没有携带任何攻城装备。等到李文忠部撤退的消息传来后，廖永忠部大概也只好遗憾地选择了退走。因此这一战，他没功也没过。
七月，左副将军李文忠以所获故元官属子孙及军士家属一千八百四十余人送至京师。十一月，朱皇帝命赏甘肃京卫军士。不过，当时冯胜等因为藏匿所获马骡牛羊，结果没有给予任何奖赏，朱元璋还批评他们道：“（东汉‘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祭遵为将，忧国奉公，（北宋良将）曹彬平江南，所载惟图书。汝等当法古人，省躬以补过。”
同月，朱皇帝又下诏征虏大将军魏国公徐达、左副将军曹国公李文忠，道：“今塞上苦寒，宜令士卒还驻山西、北平近地，以息其劳，卿等还京。”
虽然作战失利了，但朱皇帝“以（徐）达功大”，所以没有问罪；李文忠则得不偿失，“以故赏不行”；冯胜虽小有战果，但他不仅私藏缴获的骆驼等，还私弃甘州、宁夏、西凉、庄浪四城，最终竟因屡教不改被气头上的皇帝追夺券诰爵禄，“贬为庶人，录其家财”，后来才又重新复职。
此次北征，虽然可谓是深入两千余里的历史壮举，堪与卫、霍当年相提并论，然而此役不但损耗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也折损了数万大明的精锐之师及更多的战马，这让用兵几近如神的朱元璋也一直很不痛快，乃至于成了他一个解不开的心结，一生的遗憾。
直到二十五年后，朱皇帝想起此战还后悔不迭，专门写信告诫镇守北方边境的晋、燕二王说：“吾用兵一世，指挥诸将，未尝败北，致伤军士。正欲养锐，以观胡变，夫何诸将日请深入沙漠，不免疲兵于和林，此盖轻信无谋，以致伤生数万。”
虽然主要责任在于将领，但这场失利并不是偶然的，显见作为最高军事统帅的朱元璋自己也无法完全推卸责任。这场失利显然大大推迟了明军进取云南、辽东等地的历史进程，为了恢复元气，明朝方面只好在几年内安于采取防御的基本国防策略了，再不敢轻言什么深入沙漠。
逆用和亲之策
明军退去了，但是北元的军队却有了乘机反攻的机会。洪武五年（1372）八月，北元攻入云内州城，迫临明边。十一月，纳哈出寇掠辽东，洗劫牛家庄粮仓，烧毁仓粮十万余石，还俘虏了数千明军将士。
次年，北元军队全线出击，又从明朝手中夺回了大片领土。爱猷识理达腊还乘胜派人联络云南（梁王）和高丽，高丽最终于洪武十年再次正式奉北元正朔，此时的高丽还想借机从大明身上割取一块肥肉。至此，北元的统治在爱猷识理达腊手中逐步稳定了下来，以至于爱猷识理达腊在赐高丽的诏书中也不无得意地声称：“顷因兵乱，播迁于北，今以扩廓帖木儿为相，几于中兴。”
有人得意，必然就会有人忧愁。严重的边境危机已经迫使朱皇帝的头脑再次冷静下来，他已经在重新考虑对北元的策略方针了。当时卫所制度还在建立之中，西北与东北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好，国家有限的财力也禁不起太大的消耗，北征暂时不能再考虑了，只能采取积极防御的措施；以力求不断消耗敌人，待将来形势许可时，再有大动作不迟。
明时实行军民分治，有点府兵制的意思，军队驻屯一般都带着家属。卫、所是军队组织的两级，一府设所，几府设卫。卫设指挥使，统兵士约在五千余人；卫则下有千户所，千户所下设百户所。
洪武六年春正月，朱皇帝命魏国公徐达、曹国公李文忠等往山西、北平练兵防边。朱皇帝在动员时对诸将说：“处太平之世，不可忘战，略荒裔之地，不如守边。朕同卿等起布衣，削群雄，定祸乱，统一中夏，勤劳累岁，至此无事，可以少休。然念向者创业之难，及思古人居安虑危之戒，终不敢自宁，山西、北平与胡地相接，犬羊之群，变诈百出，仓卒有警，边地即不宁矣，卿等岂能独安乎？今无事之时，正宜往彼练习军士，修葺城池，严为备守，使边境永安，百姓乐业，朝廷无西北之忧，卿等亦可忘怀高枕矣。”
徐达等顿首道：“陛下宵旰忧勤，不忘武备，所谓国家有道，守在四夷，臣等敢不恭命。”
朱皇帝一朝被蛇咬，于是再次告诫徐达道：“御边之道，固当示以威武，尤必守以持重，来则御之，去则勿追，斯为上策。若专务穷兵，朕所不取，卿等慎之……但保障清野，使来无所得，俟其惰归，则率锐击之，必掩群而获。”
后来，朱皇帝又相继派将领们前往防边。为了加强对蒙古的防御，明朝一面加修长城，一面又在长城沿线的各军事要冲之地继续增置卫所。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东起辽东，西至关陇，卫所林立，堡寨相望，以至构成了一道坚固的防线。
防边之策初见成效，北元的多次入侵，均被击退。比如这年十一月，徐达等击元兵于怀柔三角村，擒其平章康同佥；李文忠出朔州，擒元太尉伯颜不花。七年春正月，李文忠败敌于白登，俘其国公孛罗帖木儿（北元方面重名的很多，这让治元史的学者经常感到头疼）；夏四月，都督佥事蓝玉率兵攻兴和，元将脱因帖木儿弃城走。
在积极防御的同时，朱元璋仍没忘记招抚的一手。洪武七年九月，皇帝遣顺帝之孙、崇礼侯买的里八剌北还，还就此又修书一封与爱猷识理达腊。
当然王保保仍然是一个重点招抚对象，据《皇明通纪》中的记载说：“高帝谓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少传国玺，二王保保未擒，三元太子无音问。”由此可见，王保保问题在朱元璋心中比爱猷识理达腊还要重要。而且朱皇帝还说过王保保才是“天下奇男子”之类的话，显见其对于王氏的推重—越是得不到的，越是最好的！
就在洪武四年九月，朱皇帝“册故元太傅、中书右丞相河南王王保保女弟为秦王樉妃”，王保保的妹妹大概是此前由徐达部在定西俘获的。显然，朱皇帝逆用和亲之策，那是相当的用心良苦。
谈迁在《国榷》中便为我们分析说：“高皇帝忧在漠北，未始一日释也”，所以他经常给北元写信，其中又最忌惮王保保，“将来平城之虑，必其人也。欲縻制之不得，缔姻天室，盖即刘敬公主远嫁而逆用之，非寻常所测也。”
不过即使这样，王保保也仍旧不为所动。洪武六年十一月，朱皇帝特遣使敕谕大将军徐达等，要他们加强对于王保保的防范：“尔诸将屯军塞上，为日颇久，军中动静，王保保安得不知？兵法曰：‘多算胜，少算不胜。’况无算乎？此确论也。近有自军中来者言王保保部下之卒有盗印诣军门降者，观其来意甚笃，然古之智将谋虑深长，有鬼神不测之机，朕窃为将军虑之。尔所率步骑多王保保部属，当其来降，实迫事势，非出诚心，今随尔往征，其心有不可测，当以诚待之，宜亦以计堤防。今王保保力势虽微，然多诈谋，必筹之万全而后动，能不战而屈之，乃为上智，尔其免之。”
洪武七年，还不死心的皇帝又派李思齐至沙漠往谕王保保，结果让老李把一条胳膊和性命都搭进去了。据《明兴野记》中的记载说：李思齐到达王保保处，王表面上不计前嫌，待之以礼，“留数日，遣归，令骑士送至界上。骑士辞思齐曰：‘总兵有旨，请留物以作遗念。’思齐曰：‘我为公差远来，无以留赠。’骑士曰：‘请留一臂。’思齐知不可免，断一臂与之，还京而死。”李时年五十二，朱皇帝遣官祭之，其妾郑氏亦自经死，结果被追赠“淑人”，谥曰贞烈，二人合葬于上元县之向村。
洪武八年春，朱皇帝又遣使赍敕谕大将军徐达、副将军李文忠等，要他们加强军队的纪律性。其中朱皇帝指出：“你们大军驻屯塞上，偏裨将校日务群饮，敌方情况疏于打探，纵欲如此，朕何赖焉？比如济宁侯顾时、六安侯王志酣饮终日，不出席会议军事，此岂为将之道？都督蓝玉昏酣，悖慢尤甚，苟不自省，将绳之以法。”
显然，朱元璋此时还没有余力整治这类问题，尽管他对此了如指掌。
巨星纷纷陨落
洪武八年是具有转折性的一年，这一年朱元璋的主要精力开始由对外逐渐转向对内。
三月，德庆侯廖永忠“坐僭用龙凤诸不法事”被赐死，廖永忠至此成为第一个被朱皇帝拿来开刀的开国功臣，年五十三。廖氏的事我们后面还会专门说到，他的罪名显然是一种欲加之罪。
此前，自从北征归来以后，廖永忠在京城稍事休息，便于几个月后重返东南，暂代汤和主导御倭工作。此时的汤和及李善长、吴良、工部尚书薛祥等已被派到凤阳督导中都工程。
经过这几年的经验和思考，为了有效地对付倭寇，廖永忠便于洪武六年正月正式上书朱皇帝，其中道：“臣闻御寇莫先于振威武，威武莫先于利器用。今陛下神圣文武，定四海之乱，君主万国，民庶安乐，臻于太平。而北虏遗孽，远遁万里之外，独东南倭夷，负其鸟兽之性，时出剽窃，以扰濒海之民。陛下命造海舟，翦捕此寇，以奠生民，德至盛也。然臣窃观倭夷鼠伏海岛，因风之便，以肆侵掠，其来如奔狼，其去若惊鸟，来或莫知，去不易捕。臣请令广洋、江阴、横海、水军四卫添造多橹快舡，命将领之无事则沿海巡徼，以备不虞，若倭夷之来，则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战不能敌，欲退不可走，庶乎可以剿捕也。”
见到廖永忠的上书，朱元璋甚感满意，结果他不仅采纳了廖氏的建议，还命他全权负责此事。然而，等到廖永忠做了成绩后，朱元璋又不高兴了，当时东南民间对廖永忠是一片颂扬之声，乃至于民间只知有廖，而不知有皇帝。
据《明史》中的记载说，还在杨宪为相时，廖氏就与之勾结，等到杨宪被诛，廖氏因为功大才未被株连。不过由勾结权相之事，可见能力非凡的廖永忠是一个不太安分守常的人，除了军事抱负外，他的政治抱负也甚大（在朱元璋可以理解为野心），不然朱皇帝也不会最先对他下杀手。对于朱元璋而言，文武必须分途，出将入相只能是古代的事情（刘秀曾鼓励功臣到地方出任行政职务），不然武将一旦干政，后果将不堪设想。
那周世宗死后，十几岁的柴宗训当政，主少国疑，政权轻易就被禁军统帅赵匡胤窃取了。赵匡胤“幼有大志”，这固然是好的，但也说明了他的不安分，正如同廖永忠一样，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已经酝酿好了一场密谋。因此说，廖永忠这种人绝不能留，哪怕他一向对自己忠心，可是人到了某种份儿上，其实也是身不由己的—正如赵匡胤，也许他在去陈桥之前真没有过夺权的想法，但当时他的处境正如逆水行舟，不进则只能退！
另外，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巢湖系势力不同于一般的淮西旧勋，他们是较晚且集团性地加盟朱元璋军事集团的，这样的话该势力就不太可能真正融入朱元璋军事集团，或者说在组织上肯定会与一般的淮西人马拉出距离感，他们可谓是朱元璋嫡系中的杂牌。巢湖系人马在俞通海等人死后，显然是以廖永忠为代表和旗帜的，同时他也是朱元璋猜忌和防范的首要对象。
想当年巢湖系人马来加盟时，在一干人中数廖永忠年纪最小，朱元璋不禁对他疑问道：“你小小年纪，难道也想要取富贵吗？”廖永忠回答说：“获事明主，扫除寇乱，垂名竹帛，正是在下的生平志愿！”他的这番远大抱负令朱元璋深为赞赏。不过从这段记载看，朱元璋的年纪应该大过廖永忠，可是历史记载却是廖大朱六岁。笔者认为此处历史记载也许有误，廖永忠的真实年纪恐怕应该小于朱元璋。
据《明兴野记》中的记载，朱元璋处死廖永忠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三月的一天，根据廖永忠家人的密奏，皇帝派出专人前往廖家收集罪证，并将廖永忠绑了来。当那些诸如床帐、器皿、鞍辔、靴、雕金钑花、龙凤文祥僭用御物等说不清的罪证，都一一放在廖永忠眼前时，聪明一世的他终于什么都明白了。
“廖永忠，你知罪吗？”朱皇帝支撑着病体，厉声喝问道。
“臣已知罪！”起初廖永忠还想为自己辩护，可是他明白那注定是徒劳的。
皇帝一听廖永忠这样回答，以为还有什么意外的发现，于是越发义正词严起来：“你知何罪？”
“天下已定，臣岂无罪？”廖永忠太明白兔死狗烹的道理了。
朱元璋做贼心虚，他明白这廖老三终究是个聪明人，但他还想在气势上压一压对方：“你以为朕是汉高祖，你是韩信吗？你还不配！”
“臣是不是韩信天下人说了算，陛下是不是汉高祖，陛下心里比谁都清楚。”
这话触到了皇帝的痛处，他赶紧命人将廖永忠押了下去。为了堵住天下臣民的悠悠之口，皇帝赶忙令刑部将那些从廖家搜罗出的一干物品条列出来，榜示天下。但是作为有免死铁券的功臣，现有的罪名还不足以将廖永忠彻底置于死地，为了“照顾”好廖永忠，皇帝特命在刑部大牢筑造了一个露天的天牢，日给美膳。
露天的天牢大概是为了廖永忠活动与晒太阳的便利，在外人眼中这大约算是皇帝对待功臣的殊遇。可是作为廖永忠本人，由于应天三月的阳光已经非常强烈，已经让他难以容忍。看管天牢的人员跑来报告皇帝：“德庆侯在狱中热甚！”
朱元璋立即示意道：“那就让他好好地凉快凉快！”这话被完整地传到了那些负责羁押廖永忠的校尉身上，这些人虽是武夫，但也十分懂得揣摩皇帝的心思，于是他们每天汲凉水十数桶，拿去浇灌廖永忠。由于受到凉水的强烈刺激，没几天廖永忠就彻底瘫痪了，皇帝眼见目的已经达到，为显示宽仁，便敕杖四十令其归家。
可是还没几天，一代名将便暴死家中。对于德庆侯之死，天下无不哀之。时人也都替廖永忠抱不平，刘辰就非常推崇廖永忠，曾在其《国初事迹》中写道：“廖永忠以豪雄茂爽之才，虎视鹰扬之勇，济之以渊深宏远之略，而成乎光大奇伟之勋。观其战鄱阳而歼友谅，靖两广而缚明昇，降王破国于指顾之间，斩将搴旗于谈笑之顷，收声定价，岂值开国之元勋？虽古之名将不是过也！”
后来，朱皇帝还是让廖永忠的长子廖权承继了爵位。廖氏后裔多乐学，廖永忠之孙廖镛是方孝孺的门人，在其师被处死之后，廖镛与其弟廖铭负责收拾了方孝孺的遗骨。
朱元璋之所以敢于首先对廖永忠动手，自然跟他“嫡系中的杂牌”的身份有关。另外，朱元璋也没有明目张胆地对他下手，汤和就与廖永忠是亲家，直接对廖永忠痛下杀手，汤和等人会怎么想？所以朱元璋只是巧妙地令廖“病死”，如此一来也就堵住了悠悠之口。
四月，诚意伯刘基卒，享年六十五岁。刘基之死我们会在后面详细提及，并将认真分析与他死亡有关的那段悬案。
八月，让朱皇帝整日寝食难安的王保保，终于先朱皇帝而去。先是，王保保自定西之败，奔走和林，爱猷识理达腊复任以事。后从元廷迁徙至金山（今阿尔泰山）之北，大概是气候上不容易适应，至是卒于哈剌那海之衙庭，其妻毛氏亦自经死。元廷柱石一倒，朱皇帝总算可以睡个安生觉了。
明初著名学者叶子奇曾说：“元自混一以来，大抵皆内本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以至深闭固拒，曲为防护，自以为得亲疏之道，是以王泽之施，少及于南；渗漉之恩，悉归于北。故贫极江南，富称塞北，见于伪诏之所云也。”
显然，混血儿王保保就是这种民族分化、民族分治政策的产物，这是需要好好理解的—因为他的心理素质是色目人，是元朝的上等臣民，因此他才更认同元朝的统治，故而才顽固地将朱皇帝拒之千里。“扩廓帖木儿”意为“青铁”，从其坚韧的个性上观之，也果然人如其名。
再据明人姚福《清溪暇笔》中载：自从被朱皇帝捧为“天下奇男子”后，“民间凡遇有微劳自矜者，则诮之曰‘尝西边拿得王保保来耶’，至今遂成谚语。”也就是说，当时如果有人因做了一点小事或有点小成就便自觉很了不起的话，别人可以用“尝西边拿得王保保来耶”这一谚语来为难他，因为神明如朱皇帝都做不到的事情，别人自然更休要异想天开。
王保保在元末明初可谓威名显赫，不过也需要指出的是，王保保的特出之处还在于他是独当一面之才，而常遇春在这方面显然比徐达都还差得远—不过王某人也有很大的不足，就是政治、权谋上比较欠缺，以至于把自己搞得很孤立、很被动，尽管其军事才华较为突出，因此作为少壮派的他其成就也就有限。
但王保保也是一位较得人心之将帅，有相当的人格魅力，自他忠心于元主之后，就几乎再没有属下背叛他的情况出现了，其中他的幕府中有一位被明军俘虏、后又被朱皇帝听任北归的蔡子英，是名气最大的。其实也不难想见，朱元璋放归老蔡正是为了怀柔王保保，因为朱元璋为人并无多少古风，《明史》中所谓“雅尚志节”云云，不过是在美化朱皇帝。
王保保之死可谓立竿见影，北元方面顿时群龙无首，北元中路和西路的军事力量日渐削弱，已不能再南下深入内地骚扰。洪武十一年四月，爱猷识达里腊也一命呜呼，其弟脱古思帖木儿继位（也有说是其儿子的），称乌萨哈尔汗，改元“天元”，北元形势至此更加衰微。
就在这一年，朱元璋命第二子秦王、三子晋王就藩西安、太原，十三年又令四子燕王就藩于北平。朱皇帝以诸子代功臣，授予藩王们相当的军事大权，允许他们建立自己庞大的地方武装，以加强北方的军事力量，至此边境的形势得以进一步稳定下来。
经营大西北
虽然王保保死了，但北元的威胁还在，而且仍将长期存在，防边备边依然是一项需要常抓不懈的基本国策。
洪武八年九月，朱皇帝遣使敕谕征虏左副将军曹国公李文忠、左副副将军济宁侯顾时等，要他们一面注意北元方面的新动向，一面加强防备，务必要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歼。为了让朱家的孩子们挑起未来的重担，能够成为文武兼备的全才，朱元璋即又命皇太子、秦王、晋王、楚王、靖江王出游中都（凤阳），以讲武事；并诏太子赞善大夫宋濂、秦府长史林温、晋府长史朱右、楚府长史朱廉、靖江王长史赵埙等从。
营建中都的巨大工程这时已经停止了，经过这几年实践的不断考验，朱元璋终于彻底死了这条心。
十二月，纳哈出再寇辽东，结果大败而归。先是，朱皇帝敕辽东都司曰：“今天寒水结，虏必乘时入寇，宜坚壁清野以待之，慎勿与战。使其进无所得，退有后虑，伏兵阻险，扼其归路，虏可坐致也。”到了这寒冬腊月，敌人果然来犯。
都指挥使马云等探知纳哈出率兵将至，于是便命盖州卫指挥吴立等严兵城守，并且申明“虏至，坚壁勿与战”。不久，纳哈出率兵赶到盖州城下，他见城中备御严，不敢轻易进攻，于是他干脆率军越盖州城，径趋金州。
当时金州的城垣还在修建之中，守备的士兵也很少，指挥韦富、王胜等听闻敌人来犯，便督励士卒，分守诸城门，选精锐登城以御之。纳哈出属下禆将乃剌吾自恃其骁勇，于是他便率数百骑径至金州城下挑战，结果城上发了一阵强弩，乃剌吾当下就被射中，最后被明军俘获，敌势大沮。韦富等见机纵兵出击，纳哈出不利，他考虑到别处的明军可能还要来增援，于是不得不引兵退走，“以盖州有备，不敢经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沿柞河遁归”。
都指挥叶旺已经预计到了敌人的退路，于是他便先行引兵趋柞河，“自连云岛至窟驼寨十余里，缘河叠冰为墙，以水淋之，经宿皆凝冱，隐然如城，藏钉板于沙中，设陷马阱于平地”，埋伏好了人马就专候着敌人打此通过。之后，叶旺又命老弱卷旗登于两山间，并告诫他们说闻炮即竖旗。
马云于盖州城中也竖立了一面大旗，又令定辽前卫指挥周鹗及吴立等各严兵以候，四顾寂若无人，以让敌人放松对城中的警惕。没多久，敌人果然来了，叶旺等眼见敌人主力过了城南，才命令发炮。如此，一时之间，“伏兵四起，两山旌旗蔽空，鼓声雷动，矢石雨下”，敌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纳哈出仓皇北奔；敌人“趋连云岛，遇冰城，马不能前，皆陷入阱中，遂大溃。”马云乘机从盖州城中杀出，一路追击敌人至将军山毕栗河，敌人被杀及冻死者甚众。
叶旺等又乘胜逐北至诸儿峪，获其士马无算，以至纳哈出仅以身免。最后，叶旺等相庆道：“非主上明见万里，授以成算，何能有此胜也？”显见朱皇帝的确是有些先见之明的。
当叶旺等将乃剌吾送至京师后，群臣一致请求皇帝将其正法，但是为了笼络纳哈出之心，朱元璋便命乃剌吾为镇抚，并赐以妻妾、田宅。因为纳哈出坐拥东北，实在是对于大明的一个巨大的威胁，朱皇帝不能不采取怀柔政策。
洪武九年春正月，朱皇帝擢马云、叶旺两位有功之将为都督佥事。随后，他又命中山侯汤和、颍川侯傅友德率师往延安防边，朱皇帝敕谕道：“自古重边防，边安则中国无事，而四裔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元骑聚散不常，若待其入寇而后防之，则塞上之民必将受害。卿等至边上，当严为之备，虽不见敌，常若临敌。”
三月，汤和等至延安，元伯颜帖木儿遣人请和。此事上报给朱皇帝后，皇帝召诸将悉还，独留傅友德屯边以备之。而后，朱皇帝即敕谕傅友德道：“无事而请降，兵法所戒，尔其慎之！”四月，伯颜帖木儿果然乘机犯边，结果被老傅设伏击败，“俘其众，获马畜辎重无算，元平章兀纳歹遂执伯颜帖木儿以降”。
洪武十一年春正月，有鉴于汤和表现不错，又屡立功勋，尤其也需要进行一番安抚，于是朱皇帝便进封中山侯汤和为信国公。
其赐诰中说：“古者哲王立纲陈纪，赏有功，罚有罪，执此道而天下安。朕起自草野，赖诸将效力，平群雄，定祸乱，君主华夷，当定功行赏之时，尔汤和虽居旧将之行，惟守毗陵于忠有慊，朕念相从之久，泯前过而论见功，爵以中山侯。今者，复念尔东平越地，南下八闽，西擒察罕脑儿酋长，下巴蜀，颇有其功。今特授以信国公，食禄三千石，永为子孙世禄。於戏！人臣无将，可谓忠矣；威福不专，可谓智矣。尔其慎守斯道，以训后世，敬哉毋怠。”
从这道赐诰中，我们不难发现朱元璋的可畏，也可以看出他的直露！与汤和晋封的同时，蓝玉等人也得晋封为侯爵。
五月，元嗣君爱猷识理达腊殂，脱古思帖木儿继立。
十二月，朱皇帝又诏谕故元丞相哈剌章、蛮子、驴儿、纳哈出等，他在其中说明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希望对方能够看清自己的危难处境：“况同类颉顽，彼此疑猜，当此之际，卿等富贵若风中之烛，命如草杪之霜，深可虑也。”
其实，自从洪武五年底朱元璋对北元采取防御政策后，除了加紧统一长城以南地区以解除南顾之忧外，大明的经略重心此时已经向西北和东北地区转移了。
若经营好西北和东北，就足可以压迫北元的左右两翼，可以一面切断它与藏区、西域以及女真、高丽等的联系，另一面也便于日后再次大规模对沙漠用兵。
先是，势力错综复杂的西北地区成了大明用力的主要对象。从历史上的情况看，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也曾多次危及中原王朝的统治，虽然少有酿成巨患的，但给中原造成的混乱和压力也不小，比如东汉时期的羌人、隋唐时期的吐谷浑、北宋时期的西夏等。“其散处河、湟、洮、岷者，为中国患尤剧”。
经略西北，朱元璋也有历史的经验可以借鉴。西汉初年，匈奴强盛一时，他们曾一度攻占河西，西控西域，对西汉的关中腹心地区形成了极大的威胁。后来汉武帝为反击匈奴，便先行攻取河西，又试图打通与西域的联系，以从两翼迫击匈奴；到西汉末年，西域已基本掌握在了大汉手中。
在元代时，元朝设立甘肃行省，直接管辖甘肃、新疆东部和青海的部分地区。而今天新疆的大部分地区则为察合台汗国所统治—当时察合台汗国已经分裂，西面即成立了新兴的突厥化的帖木儿汗国（即那位了不起的瘸子），东面仍是由察合台后裔所控制。
当明朝入据关陇后，其势力开始向甘肃和青海继续推进。不久，河州以西的朵甘、乌思藏诸部相继归附。洪武九年十一月，吐蕃所部川藏邀阻乌思藏使者，掠其辎重。朱皇帝特命卫国公邓愈为征西将军，都督沐英为副将军，率兵讨之。次年四月，邓愈、沐英等至西番，分兵为三道，并力齐入番部川藏，覆其巢穴，穷追至昆仑山，斩首无算，俘男女一万，获马五千，牛羊十三万。
不过到了这年十一月，卫国公邓愈突然病卒。本来朱皇帝为嘉奖邓愈的功绩，特遣使召还，至中途的寿春，邓愈竟以疾卒，年四十一。噩耗传到南京后，朱元璋遂下诏辍朝三日，又追封邓氏为“宁河王”，谥武顺。
与此同时，原在西北立有大功的都督濮贞受命征高丽，濮贞本是个有勇无谋之辈，可能也不太熟悉对手情况，结果他竟被敌人生擒，最终因不屈而被杀。这一次无非是朱元璋的一次试探行动，一次报复性打击，可惜最终面子上很不好看。
洪武十二年正月，洮州十八族首领三副使等发动叛乱，朱皇帝命沐英、李文忠等率军前往讨伐。次年（1380）二月，因北元国公脱火赤等拥众屯驻应昌、和林一带，不时出没塞下，朱皇帝又命西平侯沐英出兵进行征讨，此行也可谓是大明对北元的第三次北征，只是规模不算太大。
当时，脱火赤等领上万人在和林驻屯，明朝方面怀疑其有南侵动向，故而皇帝才命沐英率军出塞。三月，沐英师出灵州，渡黄河，经宁夏，越贺兰山，至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集纳旗东南）；沐英这小子很有谋略，他率众急行军七昼夜，对敌人进行长途奔袭，在距离脱火赤军营五十里的地方明军分兵四路，分别从各个方向乘夜出其不意地向敌人展开合围攻袭，最终成功地生擒了脱火赤等，“尽获其部曲以归”。
在平定西番的过程中，朱皇帝又命李文忠往河州、岷州、临洮、巩昌、梅川等地“整治城池”，并下令在“西控番戎，东蔽煌陇”的洮州新城设卫。
大明试图以河西卫所为依托，积极向嘉峪关外拓展势力，以图打通通往西域的孔道。但是却一直未能如愿，因为这一带的各种族与势力错综复杂，新疆一带又为蒙古势力所牢牢控制；明朝方面则往往以掳掠为主，激起反抗不断，以至无法继续有效地向西推进。而且朱元璋“谨边备”的国防策略基本是收缩性的，他总幻想着像小农一样关起门来过日子，“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西北的经营至此已经差不多告一段落，与此同时，朱皇帝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其他方向，尤其是作为北元孤岛的云南及作为北元左翼的东北；正如谨小慎微的朱皇帝一贯所谓的“先剪羽翼，再捣腹心”，这一战略委实令他屡试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