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大元帝国的覆灭
御驾河南
大明帝国开张伊始，朱元璋自然诸事繁忙，尤其在国家制度上还有很多需要尽力完善的地方。朱皇帝学着适应角色，也得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毕竟他骨子里可能还是那个草民重八，童年阴影总是难以抹去的。
对于探索治国之道，朱皇帝无时或忘，这也是他政治生活的一大主题。还在登基大典举行后不久，一天退朝之后，他神色从容地对御史中丞刘基、章溢道：“朕起义淮右，以有天下，战阵之际，死于争战的人很多，朕为此常怀恻隐之心。如今老百姓就要从丧乱之中脱身了，就像从烘烤中出来，如果不对他们宽仁、怜恤以使其恢复元气，就不能最终令他们得以休养生息……”
刘基认为当务之急还是应严格法制，他说：“自元氏法度纵弛，上下相蒙，遂至于乱。今当维新之治，非振以法令不可。”老刘到底是主管监察的，社会上的不法现象肯定了解不少。
但朱皇帝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不然。夫经丧乱之民，思治如饥渴之望饮食，创残困苦之余，休养生息，犹恐未苏，若更驱以法令，譬以药疗疾而加以鸩，将欲救之，乃反害之。且为政非空言，要必使民受实惠，若徒事其名而无其实，民亦何所赖焉？”也许刘邦正是他的榜样，只是过几年他就不这样想了。
“陛下深知民隐，天下苍生之福也。”章溢最后表态道。
过了几天，朱元璋又拿这个老话题问刘基：“曩者，群雄角逐，生民涂炭，死亡既多，休养难复。今国势已定，天下次第而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
老刘这次没有表达不同意见，他只说：“生息之道，在于宽仁。”
朱皇帝认为不给老百姓实惠，那就不是真正的宽仁，治国者不能只讲好听的空话：“不施实惠而概言宽仁，亦无益耳。以朕观之，宽仁必当阜民之财，而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宽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泽也，故餋民者必务其本，种树者必培其根。”
最后刘基也有些折服皇帝的英明了：“陛下尽心如此，民其有不受惠者乎？（易）传曰：‘以仁心，行仁政。’实在今日，天下之幸也。”
平心而论，朱元璋此时对于下层民众还是相当关心和体贴的，也晓得如何去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这应该是其天然的感情归属所使然；而且他更明白，一旦侵犯了百姓的根本利益，那将意味着什么。
我们的主题不能不重新拉回到北伐战争上来了，毕竟这是当时整个天下的焦点所在。另外，需要事先交代一下的是，为了使篇幅紧凑、主题鲜明，我们就不能不将军事活动以外的题目，拿到后面集中去讲了。
话说洪武元年正月，就在徐达从益都回到济南不久，朱皇帝又下诏：“以邓愈为征戍将军，将襄阳、安陆、景陵等卫兵，征取南阳以北未附州郡。”也就是命邓愈由湖北向河南出击，以配合徐达部下一步在河南的行动。
二月，征虏副将军常遇春攻克东昌，元平章申荣自杀而死，于是东昌所属茌平等县皆降，常遇春随后也还军济南。与此同时，朱皇帝又命都督同知康茂才率师往济南，从大将军北伐。
为了显出大明军队的风采，朱皇帝又下诏将作司制绵布战衣三万袭，用红、紫、青、黄四色。这样一来，前线将士就更精神了，老百姓也更会夹道欢迎这等文明之师、威武之师、胜利之师。当然，三万袭有点太少了，过后朝廷又命江西等处诸行省及镇江等府，制战衣一万领，表里异色，使将士变更而服，以新军号，谓之“鸳鸯战袄”。再后来，也多次大规模地制作战衣，有时一次甚至多达十万件以上。
这时，乐安守将俞胜降而复叛，徐达只得先行亲征乐安，朱皇帝闻知此事后指示道：“乐安应该在半个月之内就可以拿下，拿下乐安后你们可以引兵溯黄河西上，取汴梁、河南
；如果轻易拿不下乐安，只留下一部分亲军继续围攻就可以了。另外，羽林等卫壮士并各卫军马都交给都督冯宗异统领，都督同知张兴祖、康茂才、右丞薛显、参政傅友德诸将士等都到济宁草桥一带集结，以听候调发。”
不过徐达轻易就把乐安给拿下了，并且还击败了一路来援的元军。三月，徐达等师兵发乐安，他们开耐牢坡坝，引舟师，由郓城趋汴梁，以取河南之地。
就在徐达部向河南挺进的同时，邓愈进兵取唐州，元守将刘平章弃城遁；不久，邓愈军又攻克了南阳。当徐达部到达陈桥时（就是赵匡胤发动兵变的那个陈桥），一向敌视应天方面的左君弼等人迎降。
之前，元汴梁守将李克彝听闻徐达部将临，就招呼左君弼来商议道：“老兄你与大明几次交手，一定非常熟悉他们的阵势，如今我分一部分兵力给你，你与明军正面交锋，我再带一部分人马从敌人后方策应，你看如何？”
左君弼尽管顽固得很，但是他非常感念朱元璋前次归还他的老娘，再加自己此时已如丧家之犬，所以他早生出降附大明之意，因此他故意威吓李克彝道：“南朝军锋不可当。吾见其阵，辄胆落不能战，故奔投至此，况徐相国善用兵，所向克捷，君弼安敢受命？”
李克彝听后就被吓得没了主意，竟连夜驱军民逃走，左君弼等人则主动迎降。据《明兴野记》的记载，老左投降后没几年，就因触犯了法网被朱皇帝处死，尽管野记中说朱皇帝颇有点“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无奈。
四月，徐达等率步骑自中滦进取洛阳，就在当明军自虎牢关进至洛阳塔儿湾时，终于遭到了一次像模像样的大规模抵抗—元将詹同、脱因帖木儿以兵五万迎战，列阵于洛水之北十五里。
当明军列好队伍之后，很久没有痛痛快快打一仗的常遇春一下子就来了精神，他早已将朱皇帝先前的叮嘱抛之脑后，只见他首先单枪匹马就突入了敌阵。元军二十名骑兵挺直了长槊来刺老常，常遇春先发一箭，射杀了其前锋，元军气势顿时就短下去一截；徐大将军怕老常吃了亏，赶紧乘势麾众而进。
就在双方激战、呼声动天地之时，突然南风骤发，兵尘涨空，日渐不敌的元军终于阵乱退走。明军一气追击了五十里，俘获无数。最后，脱因帖木儿收散卒走陕州，而察罕帖木儿之父、河南行省平章、梁王阿鲁温则以洛阳向明军投降。随后，常遇春率兵至嵩州，元守将李知院迎降；冯胜、康茂才等取陕州，脱因帖木儿弃城遁去；傅友德取福昌山寨，元右丞潘莽儿降；不久，常遇春又拿下了汝州。
总之，河南一带形势大好，元朝各地官吏多有迎降者，明军战果累累。
不久，置山东行中书省，朱元璋调自己的心腹、江西参政汪广洋为山东参政，以翰林学士陶安为江西参政。
就在冯胜不断率部向西进军的时候，便接到了朱皇帝的一道敕谕：“如果你部攻克了潼关，就暂时不要再向西进攻了。今我大军方有事北方，宜选将留兵守关，以阻遏其援兵。你且率师回汴梁，朕将亲自前往那里同你们商议下一步进军的问题。”
其实这也是当初北伐方略里的应有之义，朱元璋只是又一次向冯胜重申了这一问题，怕的就是冯老二立功心切以至打乱部署。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皇帝本人要来了，这对于正在前线作战的明军将士可是一种莫大的鼓舞。
当时，很多舆论都倾向于认为“君天下者宜居中土”以方便四方朝觐，汴梁又是北宋的故都，所以不少人都劝朱皇帝定都于此（在古代洛阳被视为天下的中心，地图都是如此绘制的）。这样一来，朱元璋既可以到汴梁同诸将会商下一步夺取元大都的行动问题，也可以借机考察一下汴梁的基本情况，且“汴梁一幸，足以聚中原之心”，从士兵到普通百姓，都会感受到朱皇帝的恩泽。
就在朱皇帝大驾行进汴梁的途中，冯胜部进兵潼关。本来李思齐、张思道二人准备驻兵潼关以抗拒明军，但是由于二人互相不够信任以至于战心不固，结果他们弃关而逃，明军轻而易举地就拿下了这处险要之地。冯胜遂率军入关，接着又派兵西至华州，元守将皆望风奔溃。
就这样，“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的行动目标都顺利实现了，下一步自然就是要直捣元都了。
这里还需要先说明的是，定都问题一直是大明与朱皇帝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由于应天远在南方，它显然很难成为一个统一大帝国的合格的都城。不过汴梁也不合格，且不说当时河南一带由于战乱已破败不堪，汴梁四面地势开阔，除了黄河外基本无险可守；想当年，赵匡胤就很想迁都关中—但赵匡胤的迁都计划最终遭到了赵光义（宋太宗）等人的反对，赵匡胤只得无奈地说：“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结果历史被他不幸而言中—所以见识非凡的朱元璋对定都汴梁也持了犹豫态度，最后他选择了折中。
当然，如果朱元璋执意要定都汴梁的话，他可以效法隋炀帝杨广。杨广定同样无险可守的洛阳为东都，却在洛阳四面大力开挖人工沟渠，以强化洛阳一带的防守。只是如此兴师动众既是暴政者的所为，而隋朝远迈汉唐的国力更非疮痍之后的明初可以比拟。
元大都不相信抵抗
就在明朝大军风卷残云之际，洪武元年三月的一天，朱皇帝驾幸奉天门，其间他乘兴与刘基讨论起了一些用兵之道。
朱元璋说：“敌在兵而制兵在将，兵无节制则将不任，将非人则兵必败，是以两军之间，决死生成败之际，有精兵不如有良将。”
刘基这回变聪明了，他竟称颂起了主子的不凡：“臣荷圣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观庙算，初谓未必皆然，及至摧锋破敌，动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将在陛下，将之胜不若主之胜也。然臣观陛下常不拘古法而胜，此其所难也。”
看来老刘可能是真服气朱皇帝的军事天才了，朱皇帝于是更加得意了，他的实战经验毕竟太过丰富：“兵者，谋也，因敌制胜，岂必泥于古哉？朕尝亲当矢石，观战阵之事，开阖奇正，顷刻变化，犹风云之无常，势要在通其变耳，亦何暇论古法耶？”用兵就是应灵活应对，不拘泥于兵法教条。
四月，元国子祭酒、孔子后人孔克坚、孔希学父子来应天朝见，这于大明王朝而言可谓是一件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事件，表明朱皇帝的正统地位已经被读书人基本认同和接受了。
五月，徐达自洛阳进至陕州，冯胜向他请求增兵以守卫潼关，徐大将军批准了此事。之后，徐达又让人给王保保捎去了劝降信。这一次，四面楚歌中的王保保有些服软了，他不得不权宜一下，于是派遣尚书蒋也先、参政温某自太原以马三匹、白金二铤向徐大将军示好，徐达收下了马，但把钱给退了回去。
五月下旬，朱元璋的车驾终于到达了汴梁，接着朱皇帝就宣布改汴梁路为开封府；之后，又下诏置中书分省于汴梁，以中书参政杨宪署省事。祖籍山西的杨宪当时可谓是朱皇帝身边的大红人儿，也正因为他的炙手可热、树敌太多，后来也终于令其最先成为被皇权牺牲的人。
听说皇上来了，常遇春、冯胜赶紧到行在谒见，朱皇帝慰劳他们道：“大将军与将军率师北征，不逾年平齐鲁，下河洛，亦甚劳矣。”
常遇春当即表态：“此皆陛下威德所致，臣等奉遵成算，得效驱驰，臣等之幸也。”可能武勇的人的确是服膺那些智勇兼备之士吧，老常的忠诚不可能是无来由的。
常遇春很快就回到了前线，何文辉这一次被从福建召回，又一路跟随养父来到了河南，这时作为心腹的文辉就被任命为了河南指挥使，相当于河南军区的司令。
六月，徐达也赶来朝见皇上，朱元璋自然也先是一番慰劳：“将军率师征讨，勤劳于外，古人所谓‘忠尔忘身，国尔忘家’，诚将军之谓也。朕闻河朔之民，日夕望吾师至，将军宜与诸将乘时进取而安辑之。朕观天道人事，元都可不战而克，大丈夫建功立业，各有其时，揆时之会，不失事机，在将军等，勉之。”
朱皇帝早已预见到元都可不战而克，此时他更坚定了这一想法，也由此可见其当初制定的北伐方略是何等高明！徐达也是一番推谢，没一会儿就退出去了。诸事都处理得差不多的时候，朱元璋又把徐达叫了过去，问他道：“今取元都，计将安出？”
徐达回答说：“臣自平齐鲁，下河洛，王保保逡巡太原，徒为观望，今潼关又为我有，张思道、李思齐失势西窜，元之声援已绝，臣等乘势捣其孤城，必然克之。”
这时朱皇帝命人摆出了一幅大地图，然后比画着地图对徐达道：“你所言甚是，不过北土平旷，利于骑战，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最好先选一副将为先锋，你再亲率大军水陆并发作为后援。从山东缴获的粮食可以直接北运，一旦咱们直捣元都，他们外援不及，内自惊溃，这样就可以不战而下了。”
拿下元大都看来是无异议了，不过徐达这时又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臣考虑着进师之日，元帝将会北逃，这样他就会给咱们留下后患，那么咱们是否应该派兵追击他们呢？”
这一次，朱元璋体现出了自己作为胜利者的宽容和得意，虽然此时赶尽杀绝对于大明还是相对有利得多，但他看到了“天命”，所以才对徐达这样说道：“元起朔方，世祖（忽必烈）始有中夏，乘气运之，盛理自当兴，彼气运既去，理固当衰，其成其败，俱系于天。若纵其北归，天命厌绝，彼自澌尽，不必穷兵追之。但其出寨之后，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扰耳。”
历史证明，朱元璋此时把大敌蒙古及来自北方草原的威胁想得有些简单了！他在与游牧民族打交道方面，毕竟还缺乏经验。假使果真生擒了元顺帝父子，也许将会是另一番局面，但是估计此举是很难实现的。
徐达告辞了皇帝，到了驻地洛阳又招常遇春等一干人来商议进兵之事。这之后不久，都督同知冯胜被任命为征虏右副将军。
七月，河南地区已基本平定，朱元璋亲自画了一幅进军大都的阵图，他一面派使者将图交给徐大将军，一面又令各卫粮船俱赴济宁馈运。随后他又敕谕徐达道：“将军驻师河洛，养锋蓄锐，经营布置，已见功绪。今军中士卒，皆贾勇思奋，况秋气已近，粮饷粗足，乘机进取，维其时矣。宜调益都、徐州、济宁诸将，各将精锐，悉会东昌，以俟征进。”
这等于是命令徐大将军北进，此时徐达已令都督同知康茂才率师自陕州北渡黄河，进取（今山西）安邑等县，以配合东线取大都的行动，不久安邑、夏县皆降。
布置好了任务，朱元璋就该回去了，徐达等自陈桥入辞。朱皇帝临行前又勉励了他们一回，既要他们爱护百姓，也要他们善待元室宗戚。诸将一直回答道：“主上爱民若此，吾属敢不敬承。”
朱皇帝命冯胜留守开封，接着徐达便传檄都督同知张兴祖、平章韩政、都督副使孙兴祖、指挥高显等将益都、徐州、济宁之师，沿大运河北上；又命处于河南地区的右丞薛显、参政傅友德、左丞赵庸、平章曹良臣、俞通源、都督副使顾时、右臣梅思祖各领军卫，分布士马北渡黄河。两路并发，向元大都挺进。
闰七月，徐大将军亲率麾下将士由开封北渡，徇取河北州县。当时因为兵革连年，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在相继拿下彰德、磁州、邯郸、乐广等地后，徐达又很快率军进至山东临清（临近大运河的重镇）。在临清，徐达一面遣人诣东昌，催促张兴祖等前来会师；一面又传檄守乐安指挥华云龙将兵从征。傅友德受命开道以通步骑，顾时受命疏浚运河以通舟师。
不久，常遇春攻克了临清北面的德州，在临清会齐后的各路大军便北上德州，又一路拿下河北的长芦、清州、直沽等地。直沽就是今天的天津一带，在这里明军还俘获了元军的七艘海船。
接着，明军在直沽地区的海河上架设了浮桥以方便大军通过，徐达又令常遇春、张兴祖各率舟师并河两岸的陆路部队分向东、西进发，常遇春西进大都，张兴祖则东向去封锁海路。
当时，元丞相也速等正受命捍御海口，当明军将要到来时，也速等竟望风奔遁，这一下子就断绝了元顺帝从海路逃亡的希望，元都于是大震。
当明军主力到达大运河西面的务元时，元平章俺普达朵儿只进巴率兵迎战，结果被击溃。明军随即进兵至大都的东面门户通州一带，徐达扎营于运河东岸，常遇春扎营于河西岸。
此时，元国公知院卜颜帖木儿等率兵出都城又来迎战，结果被常遇春击败。第二天清晨大雾，徐达令郭英以千人埋伏道旁，郭英则自率精骑三千杀到通州城下，元国公五十八（人名）率万名敢死队分两翼迎击。双方激战了一阵后，郭英佯装败退，元军追奔而来，结果遭到了伏兵的截击，被歼数千人。
到次日晚上，明军在徐达的率领下便顺利进占了通州城，元国公五十八遁去。当得知四十里外的通州被占的消息后，“是夜三鼓，元主及其后妃、太子开建德门北走”，不战而逃的元顺帝的“顺”字就是打这里来的，这是明朝为其不抵抗行为而议定的尊号，元朝方面本称其为“元惠宗”（庙号）。
这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是洪武元年（1368）闰七月二十七日，它象征着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元王朝在中原统治的正式终结，比如《续资治通鉴》就是至此处终结的。
也许有人会问了：在明军的北伐过程中，难道元顺帝只是坐以待毙吗？他就没有采取过任何补救性措施吗？显然，虽一味玩乐但本性聪明的元顺帝也感到了危险已迫在眉睫。
就在王保保于七月间成功地杀掉貂高、关保后，顺帝就坡下驴，他又把皇太子拉来当替罪羊，还下诏撤销大抚军院，恢复了王保保的中书左丞相等官职。于是，此时的顺帝一面命王保保带兵从河北南下，一面又令中书右丞相也速带兵进驱山东；另外，他又命陕西行省左丞秃鲁出潼关，李思齐带兵出七盘、金、商等地（进犯湖北）。
顺帝要求“四道进兵，犄角剿捕，毋分彼此”，但是秃鲁与李思齐根本不理皇帝那个茬儿，仍然按兵不动。也速虽受命进军，但在明军的打击下已溃不成军；王保保倒有心南下，也有所准备，但他眼见陕西方面无所动作，又一听也速那边败了，结果只得退保山西太原的老巢。
在元朝外无应援的情况下，八月初二日，明军进占大都城，擒杀了元监国宗室淮王帖木儿不花及太尉中书左丞相庆童等一干人，还俘获了元“宣让镇南、威顺诸王子六人及玉印二、成宗王玺一”。除了财物一概封存外，元故宫也得到了监护。第二天，徐达又命薛显、傅友德等人“将兵侦逻古北诸隘口”，以把好大都的北面门户。
不得不说，自五代时石敬瑭将幽、云地区割让给契丹以后，直至此时，中原王朝才又得已以武力收回了这一作为中原屏蔽的重要地区，“若夫燕、云割弃四百余年，石晋以来，复还版图”！这不仅是朱明君臣的非凡功绩，也体现了其“王者无外”的大一统气魄！
元顺帝是由居庸关逃到上都（开平）去的，那里更靠近他的老家。但是，据说此前顺帝曾有过逃往耽罗的计划，这个耽罗就是今天韩国著名的旅游胜地济州岛，因为当时的高丽是元朝的“内属国”，曾与元朝宗室联姻，且一度受到元朝严密控制。
对于过惯了安逸生活的顺帝，他当然是不情愿回到大漠去喝西北风的。就在三年前，他还曾派出枢密院副使帖木儿不花镇守耽罗，两年后又将一批御府金帛运到那里收藏（有点像蒋介石），并命工匠去那里营造宫殿。但是，当进展神速的明军控制了水路、海路后，眼见通往辽阳的陆路又极不安全，顺帝才算是绝了去耽罗的念头。
不过，朝鲜半岛当时已经趁元朝势衰之际摆脱了其控制，不仅停用了至正年号，而且还与元朝纷争不断；况且济州岛地近日本，也极不安全，所以去耽罗的想法本来就不怎么靠谱儿，顶多是个权宜之计。
此前，虽然众宗室、大臣极力劝说顺帝在大都死守待援，但皇帝仍然一意孤行，致使大都留守将士毫无战心，不到半天工夫就让明军由东面的齐化门（即朝阳门）攻入了城池。
回顾元朝的辉煌历史，蒙古人以其战争成本超低、军事技术一流等独特优势，从而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疆域空前辽阔的元帝国与四大汗国。四大汗国名义上又是臣服于元帝国的，因此也就可以说元朝乃是世界历史上空前的超级大帝国（后来的大英帝国略可与之匹敌），起码是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头号大帝国，可谓“大元至大古今无”。
元朝“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 “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而且元朝之强大国力也是不难想见的：“元有天下，其疆域之袤，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廓，过于汉唐。”只是可惜在征伐日本时运气太背，不然就可能改写日本史乃至东亚史了。
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元朝还另有一大区别于其他中原王朝的特性，那即是其起于大漠，那里是中原王朝的势力很难到达的地方。因此，尽管大明结束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但他们与明朝分庭抗礼的统治权威及强大势力还在，所以其结果只是形成了一种暂时性的类似南北朝对峙的崭新局面，直到后来在明朝的不断打击下其内部才分崩离析。
“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既要肃清中原一带的各种残余的敌对势力，扩大和巩固明朝占领区；又要竭力防止蒙古人的反扑，初创的大明王朝显然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险胜王保保
尽管在开封建都的条件不是很理想，但是朱皇帝又不想偏安一隅，所以为了有效地过渡一下，他便于这年八月初一下诏宣布实行两京制：以应天为南京，以开封为北京，天子于春秋往来巡狩。
在这份诏书中，朱元璋指出了在开封建都的必要性：“朕惟建邦基以成大业，兴王之根本为先；居中夏而治四方，立国之规模最重”, “朕观中原土壤，四方朝贡，道里适均，父老之言，乃合朕志。”实际上这还是传统的中心主义在作祟，各地的不同发展情况本应决定国家该有所侧重。
就在这时，御史中丞刘基突然上书请求归还乡里，朱皇帝许之。作为江浙派精神领袖的老刘这一走，那可是非同小可的，这将使得朝廷各派势力更加失衡，尤其是江浙派与淮西派之间。江浙派主要是指以江浙出身的文人为主体的文官集团，他们真正的主脑是杨宪等人，群而不党的刘基事实上也看不惯杨宪的所作所为；淮西派则主要是指以淮西地区出身的武将为主体的勋贵集团，在朝廷里也有一帮文官势力，他们的前后主脑是李善长、胡惟庸等人，严格说来徐达、常遇春、李文忠、廖永忠等人都不在其中，甚至廖永忠还想与杨宪联合。杨宪及其依附者与李善长、胡惟庸等人主要是在朝廷内部进行争权夺利，对于军事方面尚有所顾忌。
刘基的走明显不是单纯的撂挑子，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就在上次朱元璋北巡的时候，朱皇帝特命丞相李善长及刘基等留守京师。其中，朱皇帝让老刘专门负责“督察奸恶以肃辇毂，虽（皇宫）内府之事，亦宜纠举”。刘基一向为人刚直严厉，不管是什么人，只要犯到他手中，他就绝不会姑息—这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因为官场上根本容不下这种原则性太强的人！
中书都事李彬一向窃弄威福，当他的奸事被刘基发觉后，老刘便将他下狱治罪。李彬平素依附李善长，所以老李不能不私下里向老刘求情，但遭到了刘基的断然拒绝。当时天旱，李善长等正准备向天祷雨，这时朱皇帝批准诛杀李彬的函件也正好送达。
眼见老刘立刻就要将李彬明正典刑，老李于是不满地说道：“今欲祷雨，可杀人乎？”你不怕冒犯了上天吗？
刘基则生气地回道：“杀李彬，天必雨！”遂斩李彬，为此老李算是恨透了让自己颜面扫地的老刘。
由于刘基得罪的人很多，所以很多人都向皇帝投诉老刘；老李也对朱皇帝说老刘专恣，且极欲罢黜而后快，但心如明镜的朱元璋仍未有所动摇。不过这时刘基的老婆死了，他又感到在朝廷中的压力甚大，所以竟主动向朱皇帝告归乡里，朱皇帝只得应允，也算是暂时平息一下公愤。老刘临走时还给朱皇帝留下了一句话：“王保保未可轻！”
此时的朱元璋对于吏治还算不上太严厉，毕竟这时的工作重心还在北伐上面，但他也明白吏治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到了这年十一月时，朱皇帝又以手书召刘基回京，在信中朱皇帝首先提及了老刘的非凡功绩：“前太史令、御史中丞刘基世居括苍，怀先圣道……从朕于群雄未定之秋，居则匡辅治道，动则仰观天象，察列宿之经纬，验日月之光华，发纵指示，三军往无不克……”
朱皇帝更感念老刘是同自己同患难过来的，像鄱阳湖激战时，如此危难之际，两人都始终待在一起，“岂非同患难者哉？今秋告以失伉俪，携幼子还闾里，久而未至，朕心缺然。今天下一家，尔当疾至，辅成治功，庶不负昔者多难之相与，特以手书谕意，命驾一来，良慰朕心。”
很显然，此时的朱皇帝还没怎么学会忘恩负义，再说他也正是用人之际，他当是发自肺腑地希望大伙都能够始终一条心，为大明的辉煌事业而共同奋斗。最后，刘基也就乖乖回来了。
八月中，朱元璋决定再次北巡开封，临行前他不忘告谕六部官要对已被收编的元朝故吏一视同仁。
其中道：“自古帝王肇造之初，所用人材，率资于前代，如汉、唐、宋、元，皆用秦、隋、五代、宋、金旧人。朕始定中原，卿等多前代良材，悉归于朕，既设六部，选任卿等，各任其事。凡铨选、钱谷、典礼、军政、刑名、役作等事，须用心经理，勿但委人。盖任人弗当，不能无失。朕将北巡，卿等留守京师，宜体朕意，以供厥职，毋或废怠。”
不久，朱皇帝又下令大赦天下。就在这时，徐达派人送来了极尽溢美之词的《平元都捷表》：
五百年而王者兴，仰圣人之在，御大一统而天下治；际景命之维新，尽驱胡虏之膻腥，诞布幅员之声教，乾坤清肃，日月光明……
奉宣德威，以安黔黎，尽收图籍而封府库，列郡之讴歌四集，百年之污染一新。驱驰虽效于微劳，方略实遵乎成算，所以聿彰鸿裂，耆定武功，东沧海而西昆仑，南雕题而北穷发，无有远迩，莫不尊亲，玉帛会，车书同，兴太平之礼乐，人纪修，风俗变，正万世之纲常。
于是群臣一致上表称贺，后来连夏主明昇听闻到明军攻克元都的消息，也遣使来贺。朱皇帝一面下诏改大都路为北平府，诏大将军徐达置燕山等六卫，以守御北平；一面令去开封的车驾启程。
前者徐达也已遣故元尚书九住往太原告谕王保保，但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于是，朱皇帝又下诏以御史大夫汤和为偏将军，与平章杨璟俱从大将军徐达征山西。杨璟此前已从广西归来，而汤和因为当年海多飓风的缘故，海道运粮成果很不理想，所以也很快被召回了京师待命。
不久，徐达遣薛显、傅友德、陆聚等将兵略山西大同，由于大同地近塞北草原，所以在取得一些战果后傅友德等人便退了回来。朱皇帝到达开封后，又命留守开封的冯胜率兵由河南北上，以钳形攻势配合徐达的主力军进取山西（冯胜由南向北，徐达由东向西）。
九月，置大都督分府于北平，以都督副使孙兴祖领府事，升指挥华云龙为分府都督佥事。几天后，徐达便遣副将军常遇春、参政傅友德等率兵发北平，开始攻取河北其他未下地区。十月，朱皇帝的车驾发北京，还京师。
就在常遇春等人相继拿下河北的保定府、中山府、真定等地的同时，冯胜、汤和所统率的明军已沿太行山一路攻打到了山西泽州。
泽州元守将平章贺宗哲、张伯颜等引兵遁去，明军于是顺利占领了泽州，并留兵戍守。不过就在这不久，北伐以来几乎一路绿灯明军开始遇上了强敌，他们开始认真领教了元军的战斗力—既而王保保部将平章韩札儿、毛义等以马步兵来攻夺泽州，平章杨璟、参政张斌等前往增援，双方遭遇于韩店一带，经过一场激烈的大战，毫无思想准备的明军最终失利而退。
不过明军总体上还是占有相当优势的，随后冯胜、汤和率军取潞州。而到了十一月间，徐达也已率兵发北平，进取山西，右丞薛显等从征。薛显在石州大败王保保的弟弟脱因帖木儿等人，脱因帖木儿遁去。随后，徐达等师度固关，至平定州；徐达又令薛显取乱柳寨，不克而还。徐达进次新兴店等地，中途还俘获了太原侦骑十五人。
到了这年的十二月，徐达一面分兵扼榆次，一面向王保保的巢穴太原挺进，一场真正的较量开始了。
起初，顺帝北奔时便遗命王保保夺回大都，因此就在徐达等进军山西的路上，王保保也已率主力出雁门关，准备由保安州经居庸关攻取北平。王保保的如意算盘可能是围魏救赵以调动明主力军回援，如此自己就可以以逸待劳，发挥自己的骑兵优势，痛击明军于归途中。
当徐达听闻到王保保的异动后，于是对诸将们说道：“王保保率师远出，太原必虚，北平孙（兴祖）都督总六卫之师，足以镇御。我与尔等，乘其不备，直抵太原，倾其巢穴，则彼进不得战，退无所依，此兵法所谓‘批亢捣虚’也。若彼还军救太原，则已为我牵制，进退失利，必成擒矣。”你围魏救赵，我也围魏救赵，关键就看谁的“赵”更坚挺。
徐达这一招有点釜底抽薪的意思，对此诸将是表示赞同的，于是徐达引兵直驱太原。身在保安州的王保保得悉徐达的动向后，既忧虑北平的坚固防守，又唯恐巢穴不保，所以只得下令回师还救太原。双方很快就相遇于太原城下，王保保军其锋甚锐，常遇春便与徐大将军商量道：“咱们的骑兵部队虽然到了，但步兵主力还在后面，暂时还不能与敌人决战。依我看，咱们不如派出精兵夜袭敌营，敌众一乱，咱们正可乘机捉拿王保保！”
此招虽险，但还值得一冒，且情势紧急，徐达于是采纳了这一建议。不过，就在明军准备乘夜劫营之时，王保保部将豁鼻马却偷偷派人来约降，且请为内应。在这种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有敌人请降自然不能轻易相信，但也应有所积极的表示。就在未通知豁鼻马的情况下，徐达于是遣兵夜袭敌军，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当时，大意轻敌、爱学习的王保保正点着蜡烛坐在帐中读书，还有两位童子在一旁侍候着。待他听到外面一阵骚乱之声，他就敏锐地觉察到一定是明军杀来了。王保保仓促之间还摸不清详细情况，不知应该出去应战与否，但敏锐的直觉令他感到了不测。三十六计走为上，结果他匆忙之间只穿了一只鞋子，就抄到自己的大帐之后，骑上自己的坐骑竟带着十八位骑士开了溜儿。
第二天清晨，豁鼻马派他的儿子来向徐达申明正式投降之事，徐达等勒兵进营于太原城西，豁鼻马则以其将校降，共得兵四万人、马四万余匹。
明军就这样以迅雷之势取得了太原之战的巨大胜利，王保保先是逃奔大同，后在常遇春等人的追击下不得不远走甘肃。被王保保扣押了很久的明使汪河也得以平安归来，此人颇知王保保虚实，所以明军在山西的攻势更是如鱼得水。
就在徐达部攻克太原之后，冯胜、汤和部也是一路连战皆捷，他们下平阳、克绛州等，至此山西全境已基本收入大明囊中。杨宪祖籍山西，他又是朱元璋的得力干臣，所以朱皇帝便把他临时派到了山西参政的任上，以稳定大局。
拿下山西的硕果是需要时间来慢慢消化的，但起码后勤较先有了保证。因为当时就整个北方而言，山西地区受战乱的破坏程度是最小的（包括后来“靖难之役”带给华北地区的巨大破坏）；山西当时由李察罕、王保保父子经营多年，这里既显得相对安定、富足，也涌入了大批移民，致使山西成了元末明初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故而，为了巩固新政权及恢复民生、发展经济，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半个世纪中政府便专门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洪洞大槐树”是移民的主要集结地）由此，山西几近一度成为我们整个民族共同的根。
不久，徐达就又派遣平章俞通源召冯胜等以兵会集太原，商议下一步进取关（中）、陇的大计。随后，守卫河南的何文辉也被徐达召到了太原。
需要先说明的是，当时的关、陇地区分别为陕西行省与甘肃行省所在。陕西行省的范围与今天的陕西差不多，甘肃行省则包括了今天甘肃、宁夏的大部，及内蒙古的一部分。另外需要再说明的是，当时的整个东北地区属于故元辽阳行省，今蒙古国则属于故元岭北行省。
转眼就到了洪武二年的春天，冯胜、汤和等部相继到达太原。就在这时，朱皇帝的敕谕也送达了太原，其中道：“孟子有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今我朝之名世，非尔等何人哉……近者，大夫汤和定浙左，平闽中；平章杨璟靖湖湘，定广西，班师还朝，未曾定赏，为大将军等灭胡未还故也。于是再遣各官从大将军征进，以汤和为偏将军，杨璟听调，其璟兵出泽（州）趋潞中道，与贼相拒，虽少算以累军，此亦古今兵家常事耳，又何虑焉？太原之捷，皆得此为犄缀，以分其势，可不奇乎？今定右副将军冯宗异居遇春之下，偏将军汤和居宗异之下，偏将军杨璟居和之下，协力同心，剪除余虏，勿以细巧虑朕之所见也。倘朕法有未当，调度未周，尔等慎勿执一，更审而行之。”
很显然，朱皇帝也是有心勉励大家再接再厉，还鼓励大家要随机应变。对此徐达是非常明了的，他随后就给守卫陕州、潼关的都督同知康茂才等人吩咐道：“陕州、潼关，三秦门户，二将军扼而守之。李思齐、张思道如穴中鼠耳，可坐而制，若其来寇，慎勿与争锋。盖军旅多虞，胜负难必，但厉兵积粮，严为守备，俟大军至日，当勠力取之。”
在夺取了大同等地以巩固后方、又分派了兵力把守好各险要之后，洪武二年二月，徐达即派常遇春、冯胜等西渡黄河入陕西，自己则于三月间亲率大军自蒲州渡河南下，由潼关附近的栎阳、鹿台一带入陕，明军这一次采用的仍然是钳形攻势。
就这样，大明军队席卷关、陇的战争也由此揭开了序幕。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这正是他们以热血豪情书写历史的传奇时刻，是英名垂诸不朽的光荣时刻！
连翩西北驰
一个新兴的中央王朝崛起以后，它就需要得到周边国家或民族的认同，从而建立起自己的朝贡体系，尽管实际上每每都是倒贴给人家，以照顾自己的颜面。明朝自然也不例外，而且在迫使外邦承认自己的老大地位的同时，也可以求得地区的相对安宁与稳定。
就在洪武元年底，有鉴于高丽在东北的不安分表现，朱皇帝便特意给当时的高丽国王写了一封信，让对方看清形势，既不要再响应蒙古的号召，也不要打中国的主意。很快，高丽方面就有了积极的回应。但后来高丽方面仍继续执行依附北元的政策，并一度向东北地区扩展势力，致使明廷与其断绝往来，直到高丽大将李成桂也实现改朝换代。
接着，朱皇帝又颁诏于安南，向对方宣示了自己新的老大地位。占城、爪哇等后来也遣使送去了玺书，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还算比较顺利。
不过，令初安的大明王朝非常头疼的问题之一，就是倭寇在沿海地区的不断袭扰，这已经是自元末以来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了。比如倭寇于洪武元年曾“入寇山东海滨郡县，掠民男女而去”；另外，他们还与张士诚、方国珍等部的残余势力相勾结，不断寇掠东南沿海地区。
于是，朱皇帝便又遣使赐日本国王玺书，其中道：“诏书到日，如臣，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如必为寇盗，朕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岂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图之。”要对方严厉约束海盗行为，否则后果自负。
日本当时的情况其实是很复杂的：12世纪末，日本进入了由武家统治的“幕府”时代，天皇开始不享有实际的统治权。1331年，后醍醐天皇想要亲政，于是组织了一场武装对抗镰仓（地名）源氏幕府的战争；幕府方面派出了源氏宗族的旁支首领足利尊氏予以反击，不想足利反而加入了天皇一方，由此推翻了镰仓幕府。1336年，后醍醐天皇与足利尊氏决裂，他在奈良南面山区建立了一个与足利幕府相抗衡的南朝，这个朝廷一直持续到了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直到天皇被说服返回京都。
明朝初年正是日本南北朝分立的时代，所谓的“倭寇”便是日本内战中的失意流散者，他们在国内很难立足，不得不依靠四出劫掠为生，而中国就成了他们的主要目标（明末时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倭寇的大量出现也是日本内战的结果）。当时的日本国王（后醍醐天皇）的权威有限，即使他有心也很难制止倭寇行为，何况此举实在是有利可图，日本政府也不想断了财路，所以态度一直比较暧昧。另外，由于元朝对日本的多次入侵，使得日本方面对于中国很不信任，以致明使连连被杀。最后，朱元璋认为日本方面“虽朝实诈”，故而一度与其断绝了外交关系。
除了一面将日本列为十五个“不征之国”之一外，明朝方面只得看紧自己的门户，加大对于倭寇的防范、打击力度—明初“海禁”政策的确立就与此有直接关系，这一点我们需要到后面细说，因为“海禁”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比较重大。
不管是想求得外邦承认，还是想获得国家安定，自然都缺少不了强大武力的保障。
就在明廷下诏修《元史》之际，洪武二年三月，徐达部挺进了陕西的奉元路。先前，元陕西行省平章李思齐据凤翔，副将许国英、穆薛飞等守关中；张思道与孔兴等驻鹿台，以拱卫奉元。可是当他们听到明大军入关的消息后，张思道等竟于明军到达的三天前逃窜。
于是，徐达遣部将率轻骑直捣奉元，而他自率大军跟进。后来奉元不战而克，遂改奉元路为西安府。当时关中饥荒严重，朱皇帝下令赈济民众，一时间民心大悦。
北路的常遇春、冯胜进取（西安西北方向的）凤翔，李思齐惧，竟率所部十余万西奔临洮，凤翔也得不战而克。随后，徐达令各卫军士造咸阳桥，以都督耿炳文守陕西，自己则带兵趋凤翔与常遇春等会师。
四月，徐达在凤翔会诸将，商讨大军的下一步行动方向。很多人都认为张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齐，应该先行攻打张氏所盘踞的庆阳（在凤翔北面），然后再从陇西攻打李所盘踞的临洮（在今甘肃中部）。
但是徐达则认为：张思道“城险而兵悍，未易猝拔”，而“临洮之地，西通蕃夷，北界河湟，我师取之，其人足以备战斗，其土地所产足以供军储”，拿下临洮的战果是非常丰厚的（看来当时的甘肃一带远不像今日如此贫瘠）；而且大军围攻陇西，如果李思齐向西逃到胡人地区，那么他不久必然会束手就降，“临洮既克，则旁郡自下”。
诸将认为大将军的判断有理，于是徐达命汤和等留守，大军则移师趋陇州。就在这时，朱皇帝的使节到了，朱元璋的意思是让常遇春率一部人马回师北平。
之前，元将也速以兵万余进犯通州，通州守将以千余兵力智胜敌人，也速逃窜。随后，又有消息说残元要大举入寇北平一带，所以朱皇帝才遣使驰报常遇春等，令其率所部兵还北平，并伺机攻取迤北余寇。
也是在这时，朱元璋听闻说先前被他放归的那个纳哈出拥兵据辽阳，已经成为大明的东北边患。于是他一面致书顺帝，让对方安分守己，承认既成事实，不要再做无谓的反扑；一面他又致书纳哈出道：“将军昔自江左辞还，不通音问十五年矣。近闻戍守辽阳，士马强盛，可谓有志之士，甚为之喜。兹因使通元君，道经营垒，望令人送达，所遣内臣，至将军营，即令其还，书不多及。”
虽然朱皇帝没有直言要纳哈出归降的意思，但他既向元顺帝表达了明确的和平态度，自然也希望纳哈出能够念及旧情、看清形势。不过，他需要给纳哈出时间，而这一给就是近二十年。
徐达率部一路进展顺利，当冯胜率师至临洮时，灰心丧气的李思齐只得举手投降。后朱皇帝任命他为江西行省左丞，食禄而不之官，但后来还是让他派上了用场。
当然，这也离不开朱皇帝此前给李思齐的那封招降书，朱元璋承诺，如果李能够“去夷就华”，自己必“当以汉待窦融之礼相报”。李思齐见到朱皇帝的降书后，已经有了要投降的意思；但是他的养子赵琦等人哄骗着要他西入吐蕃，李思齐一时犹豫，这才由凤翔逃奔至临洮。后来，赵琦等人“私窃宝货妇女，避匿山谷间”，李思齐眼见人财两空，才不得不向冯胜投降。
陇西地区眼看将要被平定，这时就有部将向徐大将军建议：将所下州县的羊马搜掠一空，以供军用。徐达自然不同意这个馊主意，他说：“西北之民，素以畜牧马为生。咱们今日奉命吊伐，本以安民，若尽括其所资，彼将何以为生？”徐大将军的觉悟就是比一般将领要高，也更能体会朱元璋的心思。
当临洮的捷报送至朱皇帝处时，他便遣使指示徐达道：“将军提师西征，所至克捷，今李思齐又纳降矣。但未知庆阳、宁夏攻取如何，张思道兄弟多谲诈，若其来降，宜审处之，勿堕其计也，军中之事，尤宜慎之。”不过朱元璋的这一提醒却未能引起徐达的充分重视。
五月，朱皇帝遣使持诏谕吐蕃，但吐蕃未即归命，朱皇帝又遣陕西行省员外郎许允德往诏谕之。
当明军移师攻取庆阳时，张思道（张良弼）的弟弟张良臣向明军投降。不过当徐达很快又率军进取平凉、泾州一带时，张良臣则趁机再据庆阳进行反叛。
先前，盘踞于庆阳的张思道听闻明军已克临洮，恐慌之余便逃到了宁夏，但他却把一向骁勇善战、军中呼为“小平章”的弟弟张良臣与平章姚晖留下守庆阳。可是令逃到宁夏的张思道没想到的是，他的老仇家王保保却抄了他的后路，将他们一干人给控制了起来。张良臣眼见哥哥被抓，又见明使来招降，心一横竟投了降。可是没想到这个反复无常的张良臣很快就反悔了，他哥哥那边也无大碍，所以当薛显等人带着骑兵五千人、步卒六千人赴庆阳进行受降仪式时，张良臣竟率部出其不意地杀向明军，结果明军被打散，连薛显本人也受了伤。
到此时，徐达才不得不佩服起皇帝陛下的英明，他于是对诸将说道：“上明见万里外，今日之事，果如前日所谕。然良臣之叛，只取灭亡耳，当与诸公勠力翦之。”
冯胜、傅友德等听闻到张良臣反叛，便率师自临洮至泾州，汤和也率所部来会。为了防止张良臣到处煽惑为乱、结连声援，徐达便先派人抄了庆阳的各出入之路，其中俞通源将精骑略其西，顾时略其北，傅友德略其东，陈德略其南。
徐达则亲率主力围攻庆阳城，不过这可是一个硬钉子，攻下它的难度不下于当初的庐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