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与张士诚的争夺战
小富即安的方国珍
朱元璋曾形容自己跟陈友谅之间的较量是“如鸷鸟搏鸡”，就跟老鹰捉小鸡儿一般凌厉。这话是他在陈氏死后说的，所以不免有些自鸣得意。但他的用兵风格确实如鸷鸟般静极生动，凌厉迅猛。这一点，他的对手们最有体会。
朱、张之战既已拉开序幕，那就有必要好好介绍一下几位将要出场的主角。在仔细介绍张士诚之前，倒不妨先把方国珍给介绍一下，大家都是道儿上的兄弟，低头不见抬头见。
方国珍，浙江台州黄岩人。生得“长身黑面，体白如瓠”，他家世代以贩盐浮海为业，脸黑兴许是因为整天日光浴，而体白则可能是扛盐包必须多穿点衣服，否则皮肤会受不了，最后给捂白了。此人天生神力，人谓之“力逐奔马”，颇有几分传奇色彩。
在至正八年时，有一个名叫蔡乱头的家伙，在海上组织团伙犯罪，元廷发兵追剿。偏巧的是，有方国珍的冤家趁此大做文章，竟举报说老方私通贼寇。这下可麻烦了，在那种有官无法的世道，不冤死反倒是稀奇。所以，老方不准备走法律维权之路，于是便杀了那举报者，然后带着哥哥国璋和弟弟国瑛、国珉等也入海做贼去了。
话说当时东南沿海一带倭寇、海盗横行，直至明朝初年仍没少让朱皇帝头疼。元政府疲于应付，所以连带沿海的一干国人也不安分起来，都想趁乱捞上一把。方氏兄弟几个算是赶上了好形势，要求加入他们团队的兄弟特别多，没多久便拉起了一支数千人的队伍，“劫运艘，梗海道”，搞得是有声有色。
当时，行省参政朵儿只班率军讨伐方氏兄弟，不想反被俘获，方氏兄弟想让日子过得舒坦一点，所以就借着这个机会向元廷寻求招安。元廷应允，并授其为定海尉。可是安分了还没两天，这方国珍心又痒痒了，于是再次举兵反叛，并将温州顺手抢掠了一番。
不久，元廷任命了孛罗帖木儿为行省左丞，令其督兵前去征讨方氏兄弟，不想这孛罗帖木儿也不争气，也被老方给拿住了。硬的不行，元廷只好又来软的，政府主动前去招安，老方便答应了下来。
红巾军起事之后，元廷唯恐革命军南渡长江，因此便开始大肆募集舟师、扩充水军以守备长江（所以当初朱元璋部渡江时确实困难重重）。没想到方国珍又坐不住了，他见元廷水师日益强大，搞不好哪天先拿自己试刀，那就太不值了。于是他又一次先发制人，诱杀了台州路达鲁花赤泰不华后，流亡入海，让元朝水军鞭长莫及。
一段日子以后，这老方觉得又该到陆地上转转了，于是便派人潜至元大都，贿赂了一干权贵，还是想被招安。朝廷许之，授予他徽州路治中的官职。当时，许多大臣都极力反对招安方国珍，这其中就有江浙省元帅府都事刘基，刘氏是恨透了方国珍这类反复小人，无奈朝廷太过昏聩，老刘只好在家乡组织私人武装来对付老方。
谁料老方原来使的是“障眼法”，他一面低三下四地派人到大都请求招安，一面却又在准备着干一票更大的。正当元廷对方氏疏于防备之时，方家兄弟带着自己的团伙上岸攻陷了台州，还焚掠了太仓，结果闹得顺帝吃顿饱饭都不易了。元廷奈何他不得，于是又以海道漕运万户为诱饵招安方国珍，老方便答应了下来。
当时，张士诚的兵锋已经指向苏南了，为了调动方家军镇压张士诚，元廷又晋升方国珍为行省参政。老张派遣部将在昆山抵御方部的进攻，没想到“惯匪方”还真的有两下子，居然打出了一个七战七捷！不过这些部队都不是张家军的主力，当时如果没有元军尤其是朱元璋部对于张士诚的重大打击，方国珍是断然斗不过张士诚的。
正当方家军乘胜追击的时候，突然传来了张士诚已经接受元廷招安的消息。这方国珍既打了胜仗，少不得元廷又要奖励他一回。而自他被授予高官以后，竟慢慢地就占据了浙东的庆元（宁波）、温、台之地，越发尾大不掉了—此时的元廷只能饮鸩止渴、掩耳盗铃、得过且过，有个“尔为我臣”的虚名就行了。
其实，朱元璋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大概也没少动过受招安的念头，只是他的运气好些，能力强些，临到最后总能雄起，所以革命意志稍显坚定些（这点很像后来的李自成，明末革命军领袖中大概只有李自成没有接受过明廷的招安）。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挡也挡不住。
方家兄弟刚开始作乱的时候，元廷拿着一堆官帽募集兵丁前往镇压，沿海一带的壮士多有应募并立功的。本指望能博个封妻荫子，可不曾想官府传话下来：“先交钱，再给官帽！”甚至有的人家战死数人，也没得到半点抚恤，这老百姓的心可是伤透了。
与之鲜明对比的是，人家方国珍那边说高官厚禄就百分之百兑现，诚信体系坚不可破。由此，浙东沿海一带民风彻底败坏，老百姓开始崇拜起方大帅来，追随老方的人也越来越多。
红巾军崛起后，元廷失去了对江淮地区的控制，京杭大运河告急，大都开始缺粮断炊。元廷只得对方氏多加笼络，巴望他手下留情，从海路往大都送点口粮。如此一来，方家兄弟更加不可一世，后来他们逐渐发展到拥有海船一千三百余艘，部众数万，牢牢地盘踞于浙东沿海一带。因为有背靠大海的独特优势，直到明初，方国珍余部仍未被彻底歼灭。
当时有一个叫张子善的人，属于那种唯恐天下不乱的“纵横家”坯子。他发现了方国珍这独一无二的优势，于是觉得自己成为“帝王师”的机会来了。
一天，这老张跑到方国珍那里，游说老方道：“而今天下分崩，豪杰奋起，方公不若趁此机遇，以舟师溯长江而上取江东，然后再北略青州、徐州，乃至辽海，到时天下大半尽收囊中矣……”
将整个中国东部沿海都据为己有，这是多么诱人的前景，可方国珍的反应却出乎意料，他只淡淡地说道：“有劳先生费心，愚志不在此！”便拿了钱打发老张走路。
放着远大前程不去追求，只愿做个江洋大盗，方国珍究竟是怎么想的呢？其实，对于像方国珍之流的造反派，“将革命进行到底”绝不是他们奢望和关心的问题，图快一时的醉生梦死才是他们所极力追求的当下目标。什么安邦定国之类，那不是他们的志向，他们想过的只是“大秤分金小秤分银”、“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豪侠兼盗匪生活。
当然，一方面他们的眼光、抱负的确有限，另一方面也实在是因为继续开拓的难度太大—大家都怕输得干干净净，倒不如不参与豪赌的好，不如得过且过，赚一天算一天。
张士诚之流也是这么想的，尤其是他在经历过事业的挫折之后。五代十国时期的君主就是他们的好榜样，大不了他方国珍也可以成为（投降北宋的）吴越第二嘛。老方最后的确投降了朱元璋，于洪武七年（1374）病死，倒也算得到了善终。
不过，从这里倒也可以反衬出朱元璋的不凡之处来，不单是他的野心大，而实在也是他“抱济世安民之志”的社会责任感较为强烈，至少他身边的儒臣们不断向他灌输这类观念，所以最终他才能够将革命进行到底。
大难不死的张士诚
如果说方国珍是胸无大志的话，那么被朱元璋视为“自守虏”的张士诚，只能算是比老方的骨气强那么一点。
张士诚，小名张九四，江苏泰州白驹场亭人。除了施耐庵这个同乡外，明末此地还有个著名的“泰州学派”，被视作王阳明“心学”的一个学术分支；巧合的是，这一学派的创始人王艮先生的父亲也是老张的同行—盐民，因为此地有巨大的盐场，当地多有吃这碗饭的。
老张有三个弟弟：张士德、张士信、张士义。张士诚本人能力虽然一般，做老大有点勉为其难，但有这几个弟弟替他撑着场子，总体上还算不错。
同“朱元璋”一样，“张士诚”这个名字，还有他兄弟们的名字，大概都是他们变阔后才取的。不过老张的名字是专门找读书人给取的，《孟子》里有一句“士诚小人也”，据说就是一位儒生故意拿它来讥讽老张的，但文盲的老张却对此名一见倾心，立马就决定要了。
两淮自古就是中国重要的产盐基地，张家兄弟就以操舟运盐为业，与方国珍兄弟算是同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历来那些四处谋食的盐民、游民一类，都是最不安分守常的；加之他们跑的路远，见识的东西又多，自然要比那些埋头耕种、一辈子难得出远门的农夫要乖滑精明得多。比如刘邦当年就不务正业、经常四处游荡，黄巢是贩私盐的，李自成则是邮差出身，包括朱元璋本人也曾是游民一个。
这些人往往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是专制国家的主要防范对象。正是基于这一点，朱元璋称帝后开始“禁游民”，想要将农民们牢牢束缚在土地上，而戚继光、曾国藩等则只招实诚的农民入伍。
张氏兄弟借着自身职业的便利，没少干贩私盐的营生，乘机也捞过不少小利。盐业是中国古代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之一，利润惊人。张氏兄弟因此有些资财也不稀奇。偏巧这张九四跟宋公明、郭子兴是一路人，轻财好施、广交朋友，很得一帮兄弟之心。然而，张氏兄弟终究都是一些不起眼的社会底层人物，他们无权无势，没少受别人欺负。这其中既有官衙、富户，也有主管治安的“弓手”（类似今天的警察），其中一个叫丘义的弓手特别可恶，经常故意刁难和敲诈张氏兄弟。
好歹是条汉子，这样活着太窝囊了！后来，张家兄弟终于忍无可忍，眼见革命风潮势不可当，正是英雄大展拳脚之机！于是至正十三年正月的一天，老张便领着几个弟弟并壮士李伯升、吕珍等十八人共同举事，史称“十八条扁担起义”，此等壮举颇类似前一年的芝麻李等徐州起事。
举事之后，老张要杀的第一个人当然就是丘义，然后又去灭了那些经常欺辱他的富户，还把他们的住宅付之一炬。随后，他们就打起旗帜，招募兵勇，一时响应者数千，其中多是受苦最深的盐丁，从此张氏兄弟便正式宣布反朝廷了。
队伍成立后，最先拿下的就是泰州城，之后高邮的城守李齐好不容易招降了他们，没多久他们学着方国珍的范儿，又反叛起来。先是杀了行省参政赵琏，又攻陷了兴化，又联结砦德胜湖地区的一帮兄弟，至此声威愈壮，有众万余。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张士义却不幸战死。
元廷以万户的职衔招降张士诚，被他拒绝，他反倒骗杀了李齐，并一举攻占了高邮城。然后，张士诚便自称“诚王”，定国号为“大周”，建元“天祐”，过起了土皇帝的瘾来。
高邮在今天不过是一普通城市，但在元代，它可是控扼南北大运河的要冲，占了高邮也跟占了徐州一样，基本等于切断了元朝的大动脉。
次年，元廷便派出右丞相脱脱亲自挂帅，统领号称百万的大军前往征讨张氏兄弟。这次出征，声势十分浩大，沿路的诸王、诸行省，“黜陟予夺，一切庶政，悉听（右丞相）便宜行事；省台院部诸司，听选官属从行，禀受节制”，都统一在脱脱的号令之下—如此一来，虽然便于脱脱镇压起事，但手握重兵的他，确实也容易引起顺帝等人的猜忌。
当然，元廷如此兴师动众绝不只是为着一个张士诚，脱脱大概是打算以人海战术、携胜利之余威一举荡平南方大小革命军。这次出征，连西域、西番也都发兵来助，“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排场搞得惊天动地，应该算是元朝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只是比隋炀帝初征高丽时的人数少些）。
换了别人，不用打，光这阵势就被吓晕了，赶紧逃命或投降算了。但这个张士诚骨头还真的挺硬，他一向韧性十足，不见棺材绝不掉泪。后来便是朱元璋也实在拿他没辙儿，只是朱元璋的耐性更好。
元军仗着人多，数败张士诚，进围高邮，甚至已经杀入外城。张氏兄弟还剩下内城巴掌大的地方在苦苦支撑，只等着最后城破、杀身成仁的时刻来到。然而，上天及时地眷顾了张氏兄弟，把脱脱一脚给踢到了云南（此举也算间接挽救了朱元璋等人一把）。
“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脱脱去后，元军诸将失去了主心骨，军队内部开始分裂、内讧起来。于是张氏兄弟乘机反攻，元兵终于大败而去。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张家兄弟由此威名远扬。第二年，张士诚也遭遇到了和朱元璋同样的问题，那就是淮东饥馑，不可作久留之地，于是，老张便派老弟张士德由南通渡江，占领了常熟。
至正十六年，就在朱元璋部席卷金陵一带时，张家兄弟也没闲着，不过他们所瞄准的都是一些富裕和易于攻取的地方。二月，张家军攻陷平江（今苏州），之后又相继攻陷了湖州、松江及常州诸路，基本在江东地区站稳了脚跟。
于是张士诚便改平江为隆平府，并将此地定为了自己的都城。再之后，就是杨宪带着朱元璋的书信来这里拜访。接下来，张、朱就结下了梁子。
不得不说，由于两个人的志向、胸怀不同，张士诚麾下多的是些有勇无谋之辈，而朱元璋那里却不乏有勇有谋之辈，更主要的还是出现了像冯国用、陶安、刘基这种出色的智囊—政治眼光、战略眼光是任何时代里最强有力的制胜要素。
这便预示了未来双方博弈的结果，虽然张士诚一方要富有得多。
艰难的常州围困战
当张士诚部进攻镇江的消息传到朱元璋那里时，朱元璋一则以忧，一则便是喜，他喜的是在于找到了向张士诚开战的借口。
接着，朱老大便给前线的徐达等下达了紧急指示：“张士诚起于负贩，其人谲诈多端，今他来寇略镇江，是咱和他之间的关系已经彻底转向……你部当火速出军以攻毗陵，先机进取，以使张士诚的诈谋不能施行，打乱他的全盘计划。”
毗陵是常州的古名，它正好夹在朱、张的势力范围之间，如果可以在南京、常州、苏州三点画一条直线的话，那么南京与常州之间大概有200华里，常州至苏州则大概有150华里。显然，常州是双方之间重要的战略缓冲地带，谁占了它，都方便下一步伺机而动。
于是，徐达等便受命挥师南下进攻常州，在逼近常州一带后，朱家军兵力已稍显不足。因为常州是张士诚部辖下重镇，老张在此守军自然少不了，这分明是块硬骨头。徐部人马在扫清常州外围后，准备全力攻城，同时遣使回报朱元璋道：“贼已窘迫，请益师以破之。”
朱元璋一时也摸不清张家军的战力如何，只得立即调派三万人马前往增援。于是，徐达军于城西北，汤和军于城北，张彪军于城东南（大概真正的指挥者是朱文正），对常州城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显然，网开一面，既是因为兵力仍然有所不济，也是想要迫使敌人尽快放弃常州。
但张士诚也坐不住了，常州一旦有失，日子可就不好过了。于是他便派遣其弟张士德以数万大军驰援常州。对此，知己知彼的徐达对众将交代道：“张九六狡猾善战，倘使其占据上风，其部必势不可当，当以计谋之。”
就在离常州城十八里的地方，徐达事先设下了埋伏，他命总管王均用率铁骑为“奇兵”，自己则亲自督率“正兵”迎战不可一世、来势汹汹的张士德。徐达无非是复制了当初朱元璋在太平城下对付陈野先的招数，前车有鉴，可惜张士德过于骄横，未能做到知己知彼。
正当双方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王均用突率骑兵杀出，横冲敌阵—这倒颇有点类似后来清军在山海关大败李自成的招数。结果，张士德的队伍一下子就被冲乱了，他眼见形势不利，便只好撤退，可在半路又遇上了埋伏，马也尥了蹶子，最终被徐达麾下的先锋刁国宝等所擒获。
朱元璋一向晓得这个张士德枭鸷有谋，是个难得的将才。老哥攻陷诸郡，九六出力最多。所以，自他被擒以后，张士诚也安分了好多。对此，朱元璋不无兴奋地说道：“张九四之谋全在张九六，其人智勇非常，今幸被擒，张氏之事，成败可知矣！”
不过，朱元璋想要留着张九六来引诱张九四，没想到这个张九六很有骨气，他大概也是咽不下被俘的这口恶气。在被羁押期间，他居然还偷偷找人送信给哥哥，让哥哥投降元朝，以合兵来诛灭朱重八一伙。这种强硬的态度让朱元璋有几分担心，万一哪天他真溜了，就后患无穷了。于是，朱元璋下令将张士德立即处死。
以上为《明实录》等书的记载，另据《明史·赵德胜传》记载说，赵氏“取江阴，攻常熟，擒张士德”，记载是赵德胜（未来又一强人）擒住了张士德，而张士德的死亡时间也被往后推了，更有记载说他乃是绝食而死。但不管怎样，这背后都有徐达运筹的功劳。
能征善战的张士德一死，对张家军的实力和士气带来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果然，在这年的八月（1356），张士诚部元帅江通海率部来降朱元璋。当然，此事也严重影响了朱、张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个古典男人，张士诚最看重的绝不是苟且的富贵，而是兄弟间的手足情义，是春秋的“复仇大义”，而他一向又最听九六的话，兄弟的遗愿就是与朱元璋不共戴天，自然报仇一事要至死方休！
针对前面所提及的陈保二等降将复叛的问题，也引起了朱元璋的思考和重视，他认为诸将不能一视同仁、给降将小鞋穿，正是导致这一恶果的主因。
于是朱元璋便传谕道：“陈保二之所以复叛，全因诸将不约束手下士卒，以至彼等向陈保二肆意勒索，乃致怨而叛。”他下令以后诸将再另眼看待降兵降将者，定斩不饶！再加上常州久攻不下，于是朱老大怒了，命“自徐达以下，皆降一官”。
接着，朱元璋又写信批评徐达等人“虐降致叛，老（劳）师无功”，命令他们反思己过，以求将功赎罪，否则，必罚无赦！这有点激将法的味道。
这年的九月，朱元璋驾临位于镇江的江淮府。他先是入城拜谒了孔子庙，又分遣儒士们告谕各乡邑，以劝耕农桑、筑城开堑，并加强守备。又命总管徐忠设置了金山水寨，以阻遏南北寇兵。不久，朱元璋就回到了应天。
其实像拜孔、尊儒一类的举动，朱元璋一向热心，这正是处于事业上升期的他拉拢士子们的用心所在。对于读书人而言，他们往往是一个家族、一个聚落甚至一个国家的主脑，有学问的人也总是受乡邻的尊敬；因此，只要笼络住了他们，也就等于把其家族、聚落甚至整个国家都给笼络住了—只是等到朱元璋高高在上以后，他就不太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了。
这年的十月，常遇春被晋升为带军总管，不久又被晋升为统军大元帅，成了未来挑大梁的人物。
常州既被严密围困，张士德又挂掉了，张士诚显然是怕了。他只能暂时压制住对朱元璋的刻骨仇恨，派部下孙君寿带来书信请和。这封信写得冠冕堂皇，大意是如此：“我兄弟几人刚开始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活在淮东一带，对于乡野生活已经很满足了。偏巧这时元政府浑蛋，老百姓没法活了，哥几个为了活命，就在泰州造反，不久又取了高邮，向东一直发展到大海。那元军一齐来攻，咱兄弟于是杀了他们的狗官赵伯器等人，这样也就和元朝结下了梁子。元廷派人来招安，咱兄弟没搭理。后来占了姑苏，想着若无名号就不能服众，因此我才勉强称了王，这实在是迫不得已。”
接着，老张又开始给朱元璋灌起迷魂汤来：“早就听说您英明神武，起兵淮右以来，一路势如破竹，而今又占据了这帝王之都的金陵，我在这里向您道喜了！先前我不小心拿住了你部的詹、李二将，照顾不周，是兄弟的疏忽！后来您遣使来通好，全怪兄弟我一时鬼迷心窍……眼下常州这个事儿，当然怪不得别人，全是兄弟我作的孽！总之，您大人大量，只要您提出和解，兄弟我以后每年可以输粮二十万石、黄金五百两、白银三百斤，以作为您犒赏兵士的资财。从今往后，咱一定安分守己，决再不冒犯！”
朱元璋明白：他张九四就是今日的越王勾践，而如今已然熟悉书史的自己绝不能成了今日的夫差！再说这老张不过是缓兵之计，勾践复国尚需十几年时间，可他张九四却随时都可以反咬一口。
妇人之仁、养虎遗患的傻事干不得，所以朱元璋一面在书信中谴责了老张一番，一面提出了苛刻的条件—他把粮食的数额提高到了五十万石（相当于几十万人一年的口粮），还批评老张说：“你那里应当好好想一想，咱大丈夫做事，自当以一颗赤心相待，你老兄净整这些华而不实的浮言夸语，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吧，其实咱很讨厌这个！”
张士诚在看过朱元璋回信后，愤怒之余，便放弃了求和的主意。这年的十一月，徐达等仍然在率部围困常州，为了能尽快啃下这块硬骨头，朱元璋再次抽兵两万增援常州，这可都是从牙缝儿里硬挤出来的人马，朱元璋分明是准备孤注一掷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朱部的副元帅郑某在张士诚守将的引诱下，居然带着他的七千新附的长兴义兵叛变投敌了！
本来，朱家军已经形成了四面围攻常州的局面，这郑某一投敌，四面也就被立时去掉了一面，又出现了网开一面的态势。当时，徐达驻守在城南，常遇春扎营于城东南三十里外。城内张家军伙同郑某带兵前往偷袭徐达、汤和的营垒，徐达率军从容应敌，队伍并未出现慌乱。接着，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等率部来援，内外夹击，将敌人打了回去。
经此重创，张家军龟缩进城，再也不敢出来了。对此，张士诚当然不能坐视不理，他不得不又派出了自己的大将吕珍率小股部队偷偷驰入常州，以督兵拒守。徐、常等也只得加强围困，以期把敌人活活困死在常州。
十二月，朱元璋将江淮府又改称为镇江府。宁国路（今天安徽南部）长枪元帅宁国玺率部攻打广兴府，元帅邓愈大败之。
到了次年（1357）二月，朱元璋又派遣耿炳文等人攻取了位于浙江最北端、太湖西岸的长兴。三月，朱元璋又改长兴州为长安州，立永兴翼元帅府，以耿炳文为总兵都元帅。从此，耿炳文在此地一连驻守了十年之久，后被朱皇帝封为长兴侯。
当时，有个名叫温祥卿的儒士正避乱于长兴一带，他见朱家军还算靠谱儿，于是就携带着家眷前来投奔耿炳文。小耿与这儒士交谈了一番，发现此人居然颇知兵事，于是便把他留在了营中做参谋。温先生大概是读过《守城录》之类，他指示耿炳文要如何分兵把住要害之地，又如何修设战具以备守城之用，结果小耿无不一一采纳。长兴能够坚守十年而不失，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现在，常州城里的张家军终于扛不住了！
先前，城内兵虽少，但粮食充足，故足以坚守。但等到他们将一干叛军招引到城里后，作用没多大，饭却没少吃，反成了累赘。外加朱家军攻之甚急，吕珍见大势已去，只得乘夜逃走。主帅一逃，人心遂散。随后，常州便被朱家军顺利攻克。
尽管这常州之战进行了足足八个月之久，朱家军也几乎倾尽了全力，好在结果是胜了。无疑，它对于未来战局的发展乃是至关重要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起码它大大地巩固了朱家军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而且这个常州围城战大概也给朱元璋增加了一个宝贵的军事经验，即使用长围久困的战法解决一时难以攻克的坚城，后来的武昌、庐州、平江等都是照此办理。
待到后来朱家军又夺取了几处关键的门户之地，以至张士诚部最终被看死在了太湖以东地区，他再想向西有所图谋便很不容易了，因此未来的老张只得选择了向南北拓延战略纵深而已！当朱家军占领浙江金华后，老张则只能向北谋求发展、去欺负下小明王了。
不过，从常州之战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战争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了朱家军手里，除了消极防御，张士诚竟几乎无所作为，既不能雪中送炭，也无法围魏救赵。单从这点，就能看出他未来的命运走向。
要地一个不能少
常州之战胜利后，根据战功的大小、资历的高低，廖永安被升为行枢密院同佥，俞通海升为行枢密院判官，常遇春升为中翼统军大元帅，胡大海升为右翼统军大元帅。
接着，朱元璋置毗陵翼，以汤和为枢密院同佥、总管，张赫为元帅，命镇抚孙继达疏浚治理城隍。拿下常州后，虽然张士诚部已明显处于下风，但其实力仍在，所以朱家军的精力开始向西线、南线甚至北线转移。
这年三四月间，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等率兵前去攻取皖南的宁国，因为此城跟原来的和阳一样是“城小而坚”，所以，仓促之间居然强攻不下。而且在攻城的过程中，常遇春又被流矢射中，但他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依然强忍着伤痛继续指挥作战。
可一味强攻显然是不行的，即使最终胜了，所付出的代价也会太大。朱元璋听到战事不利的消息后，便亲自前往督师。他来到宁国附近，登高远望察看敌情，心想：这么点的小城都拿不下的话，往后更大的城怎么办？
经过一番仔细的观察后，朱元璋发现问题的关键出在攻城技术上，于是他赶紧命人打造攻城所用的“飞车”。打造工作完成后，“前编竹为重蔽，数道并进攻之”，为“飞车”做好了防护措施，便从多个方向实施了攻城。这一招果然奏效，城内守军眼见守不住了，便开门请降。
那么，这“飞车”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史书上的记载不甚明了，按照一般的兵书记载，估计这是一种很高大的攻城器械吧，类似攻城战中经常使用的飞楼、云楼之类，借助它士兵们便可以冲上城墙，因为宁国城墙矮小，所以这个“飞车”正好对症下药。
此战中最大的收获就是擒住了一位悍将，他就是朱亮祖。虽然这小子不久之后又叛投元军而去，但终于又被朱家军给捉了回来，从此死心塌地追随朱元璋南征北战。之后，朱家军还招降了朱亮祖等人麾下的军士十余万，马二千余匹，一时实力大增。同时，宁国周围的一干县城也很快被拿下。
到了这年五月，张士诚为报一箭之仇，趁朱家军主力转战西线之际，便在东线挑起了战事。老张派遣部将意欲夺取长兴，结果遭到了守将耿炳文的首次痛击。与此同时，朱家军攻克了长江北岸的泰兴（在今天江苏）。
宁国附近的铜陵县尹罗德泰来降朱元璋，随后常遇春便率部驻扎于铜陵，才刚入城，附近的池州路总管陶起祖又来降，陶氏还带来消息说：“池州城中守备薄弱，可以轻易拿下。”
于是这常遇春一面派人向朱元璋请示，一面就开始谋划起攻打池州城的事来。不过有些特殊的是，位于长江南岸的池州如今已不是元廷的地盘，而是西系红巾军徐寿辉的势力范围，是否要跟徐寿辉、陈友谅兵戎相见，确实需要好好掂量一番。
不过擦枪走火的事情是常有的，常遇春尚未得到朱元璋的首肯，便开始向池州做了一些试探性进攻。老常派遣部将赵忠、王敬祖等率军攻打池州所辖的青阳县，就在这时，一位旧友出来了，他就是当年在巢湖弃朱元璋而去的“双刀赵”，当时他正奉徐寿辉之命，驻守在池州附近的靳州。
赵普胜闻讯后率兵来援青阳，中途与王敬祖部交上了手，也许是老赵来得太匆忙，也许是有些轻敌，结果被王部的数十骑一冲，就阵脚大乱，以致被打得溃不成军。最后，朱家军乘胜攻克了青阳。
再继续说东线这边，志在天下的朱元璋早就在思考一个问题：目前，全歼张士诚的实力还不具备，当自己的主力西征、北上乃至南下，或者这三个方向出现紧急情况时，必然造成东线防守空虚，那么如何防住张九四趁机偷袭呢？应天的安全如何才能得到保障？
思来想去，建立一个稳固的东线防护体系，自然就成为下一步作战的指导方针。
不久，俞通海领命出征，带领水师攻打太湖中的马迹山。他们先是降服了老张的部将钮津等，接着又进占洞庭（东）山。就在立足未稳之时，张氏麾下大将吕珍突然带兵杀来。仓促之间，诸将想要回撤，但是有勇有谋、有胆有识的俞通海却认为万万不可，因为如今大伙是在人家的地盘上，敌众我寡，一旦后撤，实力不足的问题就会暴露，那么沿途敌军再来阻截或者夹击，形势就非常危险了；所以不妨拼死一战，打退敌人。
俞通海于是身先士卒，带着众人迎上前去。仗正打得激烈，突然一个不防备，流矢竟射中了俞通海的右颧骨，他顾不得疼痛，带着箭伤继续指挥作战，大有夏侯惇之风。直到最后，终于疼得撑不住了，才命人穿上自己的盔甲立在船头继续督战。
将帅的精神深深地感召了部下，朱家军玩了命地冲杀向前。吕珍见形势不利，便带兵退走了。经不起硬仗、恶仗的考验，这就是张家军。当然，由此战也可以看出，俞通海的确是大将的好材料。
需要注意的是，俞通海这年才不过二十六七岁，他的老爹俞廷玉和弟弟俞通源、俞通渊等也同时在为朱元璋效力；其实廖永坚、廖永安、廖永忠也是三兄弟，廖永安运气不佳，廖永忠却最终成为一位媲美古之名将的将帅之才。
这年的六月，朱元璋又命赵继祖等人夺取了作为长江南岸要地的江阴。至此，各要地已皆入朱家军掌握之中，整个东线的“门户战略”也就算落实到位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长兴、江阴两地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长兴据太湖口，陆路走广德诸郡；江阴枕大江，扼姑苏、南通济渡之处。
对此，朱元璋在阶段性的总结报告会上是这样说的：咱们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一个都不能少”，这很好！既得了长兴，那么他张九四的步骑兵就不敢再出广德以南下窥视（安徽的）宣州、歙县一带；得了江阴，那么张九四的水师就不敢再逆流而上窥视镇江一带的金山、焦山这些要地了。从此以后，他张九四再想图谋咱们，那就很不容易了。
整个东线的防护体系至此完全建立，未来张士诚不积极迫使朱元璋陷于两线作战，其实施难度大显然也是主因之一。
扬州的如花美眷
张士诚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此时再加上南面的方国珍的挤对，更让他感到危机四伏。另外，南面还有元军也对他非常警惕。
形势的发展很不尽如人意，下一步将何去何从呢？也就在这时，他心头一亮，突然想起了老弟九六的话来，为什么不以方国珍为榜样，投降元廷呢？这样还可以为兄弟报仇。
老张便跟兄弟们商量了一下，大伙也一致赞同，于是张家军再次向元廷投诚。没料到这次的选择对极了，南面的元军立马成了自己人，而一直挤对自己的方国珍部也转眼成了“兄弟部队”，更有甚者，他甚至可以打着合法的旗号继续向南北扩大地盘。
这年的秋七月，朱家军这边也是捷报频传。
先是徐达率军到了宜兴地界，并对张士诚部所盘踞的常熟展开了攻势，结果张部再吃败仗，被缴获马五十匹，船三十艘，降兵甚众。不久，又传来消息说南线的元帅邓愈、胡大海等已取得绩溪。接着，胡大海等又领兵拿下了徽商的老家徽州（徽商应该是明清时期才崛起的）。几天后，朱元璋下令改徽州路为兴安府，立雄峰翼元帅府，命邓愈守之。
接着，胡大海又率军攻克了著名的“状元县”休宁，并向婺源继续挺进。就在这时，元将杨完者率兵十万想要收复徽州，胡大海闻讯后立即回师，并与元军大战于徽州城下。结果大败敌军，杀其镇抚李才，主将杨完者遁逃。
关于这个杨完者，民间当时流传着一首民谣：“死不怨泰州张，生不谢宝庆杨。”这里的“泰州张”说的正是张士诚，因为老张系底层出身，其本性也多能爱护百姓，所以老百姓对他是虽死而无怨（但张士诚的部众并不是那么爱民）；可这个宝庆人杨完者，却是个残害百姓、无恶不作的家伙，老百姓恨死了他，就算是侥幸在他手上活下来，也不会领他的情。
九月，婺源元帅汪同、元江浙平章夏章等分别来降。考虑到池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有如西线的门户一般，因此到了十月，经过朱元璋的批准和一番积极的准备，常遇春便协同廖永安等自铜陵进攻池州，常遇春本人亲率水师直抵池州城下，两军水陆互相配合，对城池展开了猛烈的围攻。
自早晨战至下午，池州北门终于被攻破，朱家军随即杀入城内，守军见势败走。黄昏时分，从长江上游来了百余艘战船增援，结果也同样被击溃。池州就这样被完全平定下来，不过它却拉开了朱元璋与陈友谅对决的序幕。
不久之后，镇江对岸的扬州也被元帅缪大亨率军攻克，青军元帅张明鉴领其部投降。
这张明鉴等人原来啸聚于淮西，以青布为号，名“青军”，老百姓称他们“一片瓦”。张部的人马一向彪悍，专事打劫，喜欢流窜作案，一路上由含山、全椒转掠六合、天长，最后来到扬州，百姓让他们害苦了。后来元廷的镇南王孛罗普化奉命来扬州镇守，他成功招降了张明鉴部，这才稍稍遏止住了张部的暴行。
到了次年三月，扬州这座江北名城、繁华之地也出现了粮荒，于是张明鉴等人便又开始蠢蠢欲动，他们对镇南王软硬兼施地说道：“咱这正饿着肚子呢，朝廷却没派人来送点吃的。再说殿下您也是世祖皇帝（忽必烈）的后代，逢着这样的乱世，何不自己做了皇帝，然后出兵向南打通（江浙的）粮道呢，我们绝对跟着您干！要不然，人心一变，话可就不好说了！”
姓张的这伙人极力怂恿镇南王同元廷分家，进夺江南之地，镇南王当然不敢依，于是仰天大哭道：“你等为何不知‘大义’二字？若是我听了你们的话，将来还有何面目见世祖于地下？”
张明鉴一看，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便把镇南王给赶出了城，自己做了一城之主。当镇南王走至淮安时，正巧碰上“老鼠屎”赵均用，结果被赵劫杀。
姓张的这伙人占了扬州城之后，因为没粮食，他们便吃起人来，“日屠城中居民以为食”，最后待到有人来统计户口时，城中竟只剩下了十八户。当然，这其中不全都是被吃掉了，也包括逃亡外地的。
此时的扬州城已近于一座空城，因此当朱家军来攻时，张明鉴等人便放弃抵抗，直接投降了。
话说此时的朱元璋，已经不止一个老婆、一个儿子了，生于太平富民陈迪家的长子朱标，其生母可能是后来的李淑妃。
在打下扬州后，一干人等被招至朱元璋帐下问话。当送出张明鉴后，张麾下有一个叫马世熊的人上前表示要向朱老大“献宝”，这宝贝就是他的义女孙氏。在蔡东藩的《明史演义》中，作者想象了一番孙氏的容貌：“弓鞋细碎，冉冉而前，面如出水芙蓉，腰似迎风杨柳。美固美矣，然未必永年。一道神采，映入众目，都不禁为之暗羡……”
不管怎么说，这孙氏的确是一位美女，不然马世熊也拿不出手。这老马也算是个精明人，原来这孙美人是战乱中被他收养的一大家闺秀，显然老马是看中了人家的容貌，但自己不敢糟蹋，就期待着将来可以派上大用场。
朱元璋当时不得不抑制住自己内心的激动，和颜悦色地询问了一番孙氏的身世。原来这孙氏的父亲本是元朝的常州府判，祖籍陈州（今属河南），后父兄双亡于乱世，孙氏跟从二哥避难于扬州；后又遭乱兵所掠，她与二哥失散，便被老马收为义女，得以保全至今。
经过仔细询问后，朱元璋内心非常满意，既然这老马要贿赂自己，那就“将计就计”吧。从此孙美人留在了应天，陪侍在朱元璋身旁。
毕竟不是一般小户人家出身，这孙氏也是有些识见的。有一回应天告急，朱元璋准备将四郊百姓组织起来作为民兵，又准备将城外居民的积蓄悉数运进城来。可是孙氏却反对这样做，她劝朱说：“倘有不测，府库所藏之金银有何用处？”朱元璋一想是这个理儿，于是便安顿居民，又将府库中剩余的金银全部分赏了将士们，部队士气本来就高，现在得了封赏，因而更加奋勇了。
朱元璋后来一直都非常宠幸孙氏。美女固然难得，有内涵的美女更是难得。这也许就说明：无论何时，有内涵、有才艺（甚至有个性）的女子才备受男人垂青，才可永葆魅力。
爱屋及乌，马世熊因此得以食禄终身，他的投资得到了大回报。朱元璋称帝后，孙氏被册封为贵妃，地位仅次于马皇后。后来，她的二哥也被找到，被朱皇帝授予了行省参政一职。可惜的是，孙氏红颜薄命，洪武七年就病死了，年仅三十多岁，被附葬于孝陵。她一辈子只生了四个女儿，于是众庶子受命为她戴孝一年—明代皇族子为庶母戴孝，自此也成了定例。
“英雄难过美人关”，但朱元璋心里也非常清楚，有一有二，不能再有三：如果人人都像老马一样，那不就乱套啦？所以，当再有人向他进献美女时，他就不得不仔细考量一番了。
后来，在婺源被攻下后，又有人给他送来了一位妙龄女子，而且才貌双全，是个会写诗的“解语花”。然而朱元璋这回却恼了，拍案而起道：“取天下者，岂以女色为心！”结果，他下令将这位女子杀掉，以绝进献—虽然是辣手摧花过分了点，但由此也可见出他的决心。
另外，对于像张明鉴之流反复无常、恶贯满盈的小人，本该一杀了之，可是现阶段杀了他们就会影响大局，所以得暂且忍耐一下。不过，朱元璋也不能让他们太安逸，得想法子防范这类人的反叛。于是，张明鉴及部下的妻子儿女们，都被送至应天作为人质。
其实，这个办法最早实行于渡江之时，攻占应天后，朱元璋就特意规定：“总兵官妻子俱要在京住，不许出外……将官正妻留于京城居住……”此外，就是用他的养子去各地做监军。
后来，扣押将士的家属作为人质，也就成了朱元璋控驭前线诸将的主要手段之一，不过这么做也有一定的副作用，那就是激起了一些将领的不满。比如，几年后大将邵荣和赵继祖的谋反，可能就与此有直接关系，因为他们眼看着朱元璋自己在应天城里乐享天伦，但自己却长期不得与家人团聚，难过之余，自然心里就会更加不平衡。
有人也许要问了：内心不平衡的人肯定不在少数，为什么单单就邵荣和赵继祖等人谋反了？很明显，这只是他们谋反的一个触发因素而已，并非全部原因。
邵荣，本是郭子兴的旧部，其人有勇有谋，也是个难得的将才，在郭天叙等人死后，大概是他掌握了原郭系的主要人马。按照《明史·常遇春传》中的记载：“先是，太祖所任将帅最著者，平章邵荣、右丞徐达与遇春为三。”在朱元璋麾下，邵荣与徐、常一度并称为“三杰”，可见其能力之非凡、地位之重要。但为什么史书中关于他的记载却很少呢？很明显，他也是跟朱文正等人一样，被朱元璋父子刻意屏蔽掉了。历来政治斗争中落败的人，或被无视或被妖魔化，大抵如此。
不管怎么说，以家属作人质的行为毕竟是有弊端的。不仅如此，朱元璋也不许将领私自结交读书人，更不许儒士私自干政。他曾规定：“所克城池，令将官守之，勿令儒者在左右议论古今。止设一吏，管办文书，有差失，罪独坐吏。”
当然，偶尔也有破例的时候，那就是经他亲自考察后方准任用，但“禁诸将擅用”，甚至连骨肉至亲也不例外。比如有一回文忠在婺州（今浙江金华），用儒士屠性、孙履、许元、王天锡、王祎等辅助办公事；朱元璋闻讯后，便把他们带到应天，结果两人被充发书吏，其余则被处死了。
朱元璋这么做自有其深意：将领们只要认真执行自己的命令即可，不需要过多地听从身边谋士的看法；如果留一些野心勃勃的读书人在诸将身边，轻者会与将帅们结成利害共同体，重者可能会鼓噪起将帅们的个人野心。比如楚汉战争时的蒯通差点就把韩信给鼓噪得背叛了刘邦，再比如朱元璋自己，后来的谋士刘基就反复鼓动他弃小明王而自立。当然，他作为主公被鼓噪是没问题的，但手下诸将被人鼓噪可就麻烦了。
这么做当然也有一定弊端，将领身边缺乏参谋，是很容易力不从心或判断失误的。但世上绝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任何制度都会有其欠缺，兴一利必生一弊，只能两害相较取其轻吧。
朱元璋的根据地建设
到至正十八年时，朱家军已经在江南地区站稳了脚跟，下一步他们除了继续跟敌人拼刀枪、拼勇力之外，更重要的也是拼消耗、拼后勤。这一点在现代战争中尤其如此，补给可谓现代战争的核心问题。
但正值天下大乱之际，兵员众多，其他脱产人员也不少，而且农时往往也会因战事而耽误。所以，即使富足如江浙，也并不是如想象中的那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为此，粮荒的老问题仍不时缠上朱元璋，况且当时朱家军的总规模已不下数十万之众，是渡江前的数倍。于是，他不得不暂时向应天、镇江、太平三地的富民借粮。
想当年曹操在山东的时候，面对一派哀鸿遍野的凄凉、萧索景象，他又是如何解决粮食问题的呢？那就是“屯田”的法子。因此，也有属下把这一法子向朱老大做了专门推介。朱元璋认为可以试试，但目前只能小规模地搞一搞，因为军队大都还在前线。于是他便下令应天的卫戍部队中，凡是手上没长茧的士兵管种蔬菜，这样既可以磨炼士兵吃苦的精神，又可以让他们有所收获。
另外，朱元璋特意任命元帅康茂才为营田使，又派专人去地方上指导、督促老百姓抓农业、促生产。
就在老康走马上任之前，朱老大语重心长地对他勉励了一番，并解释说明了专设营田司的重要性。有鉴于历来官吏的扰民、害民之举，朱元璋又再三叮嘱老康，要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而不是去妨害他们，如果有司出现增饰馆舍、迎送奔走之类的劳民举动，那是万万不可的。老康于是会意而去。
对于司法工作朱元璋也没放松。他任命了单安仁为提刑按察司副使，并命提刑按察司佥事分巡各乡县，对于那些在押的罪犯从轻从快发落。在不久前，朱元璋就曾下令释放了不少轻重罪囚。他在敕令中说：“天下干戈未宁，人心初附，民有冒犯禁令者，被拘禁于有司，着实可悯。故此，自今冬十二月二十日，官吏军民有犯法者，罪无轻重皆释之，敢有复言其事者抵罪。”这实为收揽人心之举。
朱元璋一次又一次地搞大赦，手下人有些看不过去了，他们都劝老大慎重点考虑。但穷苦出身的朱元璋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自古用法如用药，药本来是用来救人的，而不是用来杀人的，如果误服，倒可能会伤及性命；法律也是如此，其目的是保护人，而不是杀人，一旦用刑太过，则必然要伤及人命。百姓自兵乱以来，历经战乱、流离之苦，如今他们既已归附，应当好好安抚才是；在这期间，难免会有人误触法网，应当本着宽厚为本的原则，给他们改正的机会。
所谓“治新国，用轻典”，刑得其当，则民自无冤抑。不过，等到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他不需要收揽人心之时，他的法制观念就大为不同了。
这年十一月，应天方面设立了管领民兵工作的万户府。这是与时局紧密结合的举措，因为当时是战乱年代，而民间一向不乏武勇之材，对他们加以训练和选拔，以编入军队之中，农时耕种，农闲练兵，无事则生产，有事则用之。如此一来，既不用担心坐吃山空，也不担心兵源，可谓一举两得。
这些热火朝天的根据地大建设，再结合后来名儒朱升进献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九字战略，就构成了朱元璋争夺天下的战略总方针。
九字战略后面还会有所提及，这里不妨先解释一下，这九个字是朱氏应天政权在军事、经济、政治几方面政策的一个形象性概括。
“高筑墙”就是强调军事要过硬：修造城墙、加强守备，立足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守的原则，保证有进有退。举世闻名的南京明城墙（两层），就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
“广积粮”就是强调后勤保障的重要性：军民人等都吃得上饭，才可以应付危险局面，可以打得起持久战，提高进攻和防御的安全系数。
“缓称王”这个属于政治策略，前面已经提过多次。就是低调处事，不做出头鸟、不过分招摇，静待时机，待做大做强之后再称王不迟。
经常伴随朱元璋左右的孔克仁也曾向老大进言道：“积粮训兵，观衅待时，此长策也。”意思也基本类似。
讲完了战略方面，再来看战术方面。由于朱元璋领导有方且用人得当，根据地仍然在稳步扩大。
当时，东、西两线的对手都较为强悍，北边又是红巾军主力的地盘，所以朱家军暂时主要是向南谋求发展，地域主要包括今浙江西部、江苏南部、安徽南部及江西东部。
至正十八年的正月，张士诚部进犯常州，为守将汤和所败。也就是在常州守将任上，聪明人汤和犯了次大错误，此事纠缠了他一辈子，也让他警醒了一辈子。
汤和的姑父庸某，隐瞒常州田土，不纳税粮。朱元璋侦知后，决定采用了霹雳手段，他以决绝的口气说道：“倚恃汤和之势，不惧法度，故敢如此。诛之。”常遇春站出来求情，也没能挽回。想到自己的发小竟如此不给面子，汤和心里很不自在，于是他便独自喝起闷酒，喝着喝着，牢骚也不免脱口而出：“想我汤某镇守在这里，那不就像坐在屋脊上一样啊，想往东倒就往东倒，想往西倒就往西倒，谁能拿我怎么样……”
很快，这句话就被派去做监军的义子传到了养父朱元璋那里，朱老大异常恼怒，好你个汤和，亏咱如此信任你，你居然说出这种话来！不过，虽然朱元璋当时没有治汤和的罪，但却硬是记恨了他大半辈子，后来在诏书中还多次郑重提及此事以敲打汤和。大明开国首次论功行赏时，汤和本应封为公爵，但朱皇帝却只封他为侯爵之首，部分原因就包括这次失言。
同月，邓愈遣部将夺取了婺源州（今属江西）。二月，朱元璋任命吴祯为天兴翼副元帅，令与其兄吴良同守江阴；此地守兵不满五千，而其地与张士诚接境，但因为这吴家兄弟训练士卒有方，并严为警备，且“屯田”以补给军饷，所以敌不敢犯，老百姓也非常仰赖他们。
这吴氏兄弟也是当初最早追随朱元璋的那二十四位之中的老同志，此前他两人都是朱氏的帐前先锋。吴良，定远人，初名国兴，由朱元璋赐名为“良”，其人“雄伟刚直”，与其弟吴祯俱以勇略闻名。其中，吴良水性极好，可以潜水进行侦探工作，吴祯则擅长化装后去做间谍工作。
不久，又升中翼大元帅常遇春为江南行中书省都督、马步水军大元帅，眼看这颗未来的新星已经冉冉升起。
外甥的出色表现
朱文正的事情，由于受到朱元璋的刻意屏蔽，所以大体事迹多湮没不闻，但文忠的事情大致还是清晰的。
文忠原是领军舍人，身份显贵而不负实际责任，由于表现出色和老舅的急于培养，年仅二十岁的他就被提拔为帐前总制亲军都指挥使司左副都指挥兼领元帅府事，名号不短，职责类似近卫军统领兼野战军将领吧，从此便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余年的辉煌军事生涯。
不久，朱家军攻克了建德路（在今浙江），此战正是由邓愈、胡大海两位百战名将，连同新提拔起来的文忠一齐指挥的，不过文忠的另一重要职责便是监视邓愈和胡大海。
话说这支朱家军由徽州昱岭向建德进发，行至遂安地界时，敌长枪元帅余子贞领兵来战，结果被邓愈击败，朱家军获战马百余匹。敌人闻风奔溃，朱家军一路追击至淳安，获其战船三十艘，降其兵三千人。接着，遂安守将洪某率五千人来援，又被胡大海击败，生擒其将士四百余人，获马三十余匹。等到大军抵达建德城下时，元军已经彻底放弃了抵抗，只得开城迎降。
随即，朱元璋改建德路为建安府，后又更名建德府，立德兴翼元帅府。江浙行省左丞杨完者率军来犯，结果被邓愈击败。此战后，邓愈被升为同佥行枢密院事，胡大海升为行枢密院判官，文忠受命镇守建德府。但杨完者不甘失败，不久又以水师攻打徽州，被胡大海率军击败；又攻建德，被文忠击溃；五月，杨完者再一次卷土重来，率兵攻打建德府，为邓愈所击败。
六月，文忠率兵攻克浦江县。在浦江县，年轻的文忠除了严禁士兵干那抢掠的勾当外，还做了一件很得人心的事情。在浦江县有一户姓郑的人家，他们家自宋代以来就不分家，而是聚族同居（有点类似东汉大儒蔡邕家），元代时被朝廷旌表为“义门”。战乱方起，这户人家不得不暂时躲藏到了山里去，文忠得知此事后，竟亲往山里去探访他们，并小心地将他们迎接了回来。
这种事情文忠以后还做过很多，因为他几乎是老舅麾下的大将中唯一可称为“儒将”的，这明显与朱元璋的刻意栽培有关。而徐达等虽也经常找儒士们交流切磋，但仅限于“古兵法”而已，朱元璋也并不希望他们往那方面发展。
受老舅的影响，文忠平素治军也相当严明，他曾下令擅入民居者一律处死。另外，文忠虽然心地善良，颇有文人的儒雅之气，但军事上也绝对是一位难得的将帅之才，其人英武果敢，而且谋略过人—被笔者列为明朝开国四大名将及五大军事家之一。
当然，个人能力的卓越是一方面，良好的机遇、充分的发挥空间又是一个方面，这是与朱元璋的重用分不开的。
话说这一年朱家军占领严州后，胡大海因为一件事情与作为监军的文忠闹意见不和，结果惹得朱元璋很是不安。朱氏于是派出了帐前都指挥使司郭彦仁去为两人说和，临行前朱元璋叮嘱郭使司道：“文忠是咱至亲骨肉的外甥，胡大海是咱依仗有年的心腹，他俩发生不睦，咱很是不安。古人云‘身包其心，心得其安’，心若定，身自然而定。所以，你到后务必好好劝说文忠，而对胡院判也要真心相对，尽量使二人克制自己，齐心协力。”
将一个毛头小伙的外甥与名将胡大海做等量齐观，从中不难看出文忠的特别使命，及其在老舅心中的分量。在马氏与老舅的着力培养下，文忠文武兼济，不仅喜爱读书，喜欢钻研兵法，且不乏胆气，其作战相当骁勇，被描述为“临阵踔厉历风发，遇大敌益壮”；更难得的是，他还颇有深沉含蓄的儒将风范，“器量沉宏，人莫测其际”。这一点倒酷似“志意廓然，人莫能测”的朱元璋，只是文忠的儒雅却远非年少失学、浪迹江湖的老舅所能及。
司马迁说“飞将军”李广“恂恂如鄙人”，指的是这李广看上去没一点名将风范，倒跟一个乡下老农似的；文忠在大家眼里则“恂恂若儒者”，指的是他没点将军的样子，整天倒跟个儒生似的—文忠颇好学问，一度从师于金华名儒范祖干、胡翰二人，由此通晓经义，其所作诗歌也称“雄骏可观”！
大明建国后，关心国事的文忠开始向做了皇帝的老舅献言献策，结果因为管得太宽，反惹得朱元璋有些不快。更为可惜的是，文忠这样的虎父，却生出了李景隆这样的犬子—大概是文忠死得太早的缘故！
眼看着朱家军已快从战略上将自己包围，并一步步地在挤压着自己的生存空间，已投降元朝并被封为太尉的张士诚自然是坐立不安。
趁着朱家军主力南下的大好时机，短暂休整过后的老张准备再试一把，至少也要朱元璋睡不安稳，不然，面对别人的刀口过日子，睡不安稳就是他了。于是，这年（1358）的六月，张家军试图夺取常熟，并与廖永安大战于福山港，结果又碰了一鼻子灰。七月，廖永安再接再厉，败张家军于（南）通州郎山，获其战舰而还。
八月，张家军又犯江阴，守将吴良大败之，俘获其士马辎重。跟耿炳文一样，守卫江阴门户的吴良、吴祯兄弟也是铁打的营盘，他们用兵、治民都有一手，为此经常受到朱元璋的表扬，也确保了江阴十年不失。
而同样屡败于朱家军的杨完者，自从被授为江浙左丞后，仗没打胜一次，但态度却骄横无比，把江浙行省丞相达识铁木儿给弄得相当苦闷，于是达识铁木儿偷偷地联络了张士诚部夜袭杨完者的营地，杨完者仓促之间无法应战，最终绝望地自缢而死。
坏事做尽的杨完者死后，他的军队大多溃散。只有他的几个部将还想着要为他报仇，于是便向朱元璋联系投降事宜，还说“所部元帅李福等三万余人在桐庐，皆愿归顺”。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朱元璋表示愿意接纳他们，于是便命文忠前往招抚。
张士诚几次主动挑衅，让朱元璋看出了他的不甘心，看来还是要狠狠教训一番老张，于是他便派出徐达、邵荣两位大将率军攻打太湖东面的宜兴。
宜兴是张家军重点设防的城市，也是常州南面的重镇，朱家军久攻不下。朱元璋对此洞若观火，他派人给徐达等人支招：宜兴城小而坚，难以轻易拿下；但宜兴城西通太湖口，这里正是张士诚给城里接济粮饷的通道，如果你等率部将此通道切断，那用不了多久，城中缺粮，趁他们军心不稳时再攻，定能破城。
徐达等遵照指示，立即分兵封锁住了太湖口，又加紧攻城，这宜兴城终于给拿下了。不过，这时却有一个惊人的坏消息传来—同知枢密院事廖永安被张家军俘虏！
原来，廖永安率领水师在太湖中配合徐达、邵荣部作战，他曾一度乘胜深入敌控制区域，结果与吕珍部遭遇，战事不利导致被生擒。张士诚怨恨朱元璋害死了张士德，在对廖永安劝降不成后，就一直将其拘押在狱中，直至八年后（1366）廖氏病死。
也有史书上说，张士德当时还没死，张士诚便想拿廖永安交换老弟，可是朱元璋不从，廖永安就这样无奈地成了弃子，结局不免悲凉—而廖永忠又成为第一个被朱元璋剪除的开国功臣，更不禁令人唏嘘感叹！
尽管事业顺风顺水，但朱家军显然绝非是百战百胜。
至正十八年四月，“天完皇帝”徐寿辉、平章陈友谅令“双刀赵”卷土重来。这一次老赵自枞阳进犯池州，由于准备充分，一举夺回了池州，还把朱元璋的部将赵忠给俘虏了。随后，老赵又率军攻占了建德。建德失守后，朱家军的翼元帅罗友贤收集精锐与老赵再战，结果将老赵击败于葛公岭。老赵遁去，建德随即被收复。
不久，陈友谅部主力占据了龙兴路（今南昌），这几乎标志着陈友谅部在自己的东线已扩展至最大范围，因为接下来他们就要和最难缠的朱元璋部接壤了。
六月，由谢再兴（朱文正、徐达的老丈人）率领的朱家军一部在池州附近与一股陈友谅军遭遇，两军随之展开激战，结果陈军数员将领及部卒四百余人被擒。
依当时的情况看，朱、陈两部争夺江西已是未来的大势所趋，只是此刻，这里还暂时没有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当时，陈友谅正忙着篡权，巩固自己的后方，忙着打造战船、编练水师，而朱家军也在忙着攻打浙江，尚无暇他顾。
不过，以陈部占据上游且兵员众多的形势看，朱家军争夺江西的难度要远大于江浙。朱、陈双方势均力敌，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江西战场上的拉锯局面。
不会叫的狗才可怕
有句俗语道：“会叫的狗不咬人，咬人的狗不会叫。”德国谚语亦道：“不会叫的狗才可怕。”
会叫的、乱叫的狗，就好比是处在明处的敌人，你完全可以根据它的叫声来判断它的情绪、意图和位置，可以随时提防着它；但是不会叫的狗就不好办了，它就好比是躲藏在暗处的敌人，你对于它的一切都很难有效判断，所以也往往容易遭受它的突然攻击，以至令人防不胜防。这就是它的可怕之处。
有人就是要教朱元璋做这样一只不叫的狗，他即是徽州名儒朱升。这位老先生带点神秘色彩，因为他在历史记载中有点神龙见首不见尾。
朱升本是休宁人，后来移居徽州，幼年时曾跟随当时的著名学者陈栎学习朱子之学。朱升是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他重“华夏之分”、严“华夷之辨”，坚决反对蒙古人入主中原，并认为“元主中国，天厌之久矣”。他本不想做元朝的官，但后来有所动摇。至正四年，已四十六岁的朱升屈居“乡贡进士”第二名，未能取得正式的功名，五十岁时他被授予池州学正一衔，但直到两年后才赴任。三年后，郁郁不得志的朱升罢官还家，从此隐居于家乡石门山，闭户著书不辍，时人送他一个雅号—“枫林先生”。
所谓“食君之禄，为君分忧”，朱升本人算不上被元廷豢养的官吏、士人，这大概也是他反感元朝的主因之一。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科举正途出身的刘基就比较拥护元朝，毕竟他也不愿意看到革命军的诸多倒行逆施，从而加以积极镇压。
至正十八年十月，胡大海在取得兰溪县后，又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婺州（今浙江金华）。不过这块骨头却不大好啃，因为婺州自古人文荟萃，有“小邹鲁”之称，民风所化，影响到附近好几个州县甚至浙江一省。很多深受儒家文化濡染的“忠臣义士”，对于革命军还有着本能的抗拒，不肯轻易委身于“贼寇”。
部队打了快两个月，都没有任何进展。一向对民风民情颇为重视的朱元璋，决定要率军亲征。这一次，他共调集了杨璟等部十万大军，如此兴师动众，一来显示出了他志在必得；二来也有迅速解决浙江问题的意思；三来也是向盘踞浙东的方国珍等部示威。
这年的十二月，朱元璋率援军取道宣州先行到达了徽州。在这里他稍作停留，并把一干地方上的“故老耆儒”召集来，向他们了解民情。有儒士唐仲实、姚琏等来见，一向洞悉世情的朱元璋便和他们聊了起来，顺便向他们兜售了一番自己军队的政略，无非是强调本军一向秋毫无犯，志在安定天下、解民于倒悬，等等。
唐仲实也随口恭维了几句，但不咸不淡的，似乎有心里话没说。朱元璋会意，接着便向他们打听邓愈部在当地修筑城防，老百姓有何看法。唐先生看朱元璋说到了实在处，也就没有隐瞒，回答道：“颇怨！”
朱元璋听了很是吃惊，他原以为修筑城防本是为了保护百姓，现在怎么反令百姓不高兴呢？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当即传令，暂时停止了城防的修建，以便百姓能够有所喘息。
接下来，他们又谈论了一番古今贤王仁君的事，颇多感慨。末了，唐仲实等人才拜谢而去，临走时朱元璋赏赐了他们一些布帛，以示抚慰。
也就是在这时，经邓愈的推荐，朱元璋亲往年近六旬的名士朱升所居的石门拜谒，颇有刘玄德三顾茅庐之风范，摆明是想向朱老先生请教安邦定国的良策。朱老先生对朱元璋的作为表示满意，遂决定出山辅佐之。
没多久，针对当时的天下斗争形势及朱部“地狭粮少”的实际情况，朱升便进献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总方针。朱元璋一听，喜出望外，顿有拨云见日之感。于是，他当即请老先生“预帷幄密议”。
对于婺州之行及未来的用兵大计，朱升建议：“杀降不祥，唯不嗜杀人者，天下无敌。”朱元璋对此深表认同，但他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从实际出发，对于儒家的道义观朱元璋并非总是认同。
年底的时候，朱元璋终于来到了婺州前线。他先是把劳苦功高的胡大海由枢密院判升为佥枢密院事，又命人到婺州前往招降，可是这城中多的是甘愿为元朝殉葬的死硬分子，所以招降工作并没有多大进展。朱元璋只好督兵全力围攻，只不过他的战术明显比胡大海高出一截。
在此之前，元（行省）参知政事、刘伯温的好友、契丹人石抹宜孙受命防守处州，他听闻胡大海已克徽州并有进攻婺州的打算，于是便与参谋胡深、章溢商议出了这样一条对策（胡、章二人皆是不凡之辈）：处州、婺州都很重要，为了彼此呼应以防被敌人分割包围，就需要布置一支使用便捷的机动兵力。为此，他们便修造了狮子战车数百辆，组成了一支专打野战的“车师”，并任命了胡深率领这支队伍。另外，石抹宜孙还让自己的弟弟石抹厚孙负责守备婺州，自己则率领着万余人出缙云以见机行事。
对于元廷而言，石抹宜孙是一位文天祥式的人物，他的气节固然可敬，但无奈独木难支，更加上能力也有限。当驻扎在松溪的胡深等得到朱元璋率军亲征的消息后，一时之间只得持观望态度，未敢轻举妄动。
朱元璋先是对于婺州的形势进行了一番认真的分析，然后他跟诸将讲明：“婺州之所以很难被攻下，正是因为有石抹宜孙在旁策应。咱听说他们有一支以车载兵的‘车师’驻扎在松溪，一旦婺州有事，他们就会来援……而今咱何不反其道而行之，不待它来援，咱们主动去攻打他们！另外，听说松溪山多路狭，车不可行，所以，只要用精兵困住他们，也就切断了婺州的外援。外援一失，婺州城中必人心浮动，到时再攻城可能就容易多了。”
这一番分析，可谓中肯、细密。历经多年磨炼之后，天性谨慎、敏锐的朱元璋已经变得周详而老到，一出手便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第二天，朱元璋就派出了胡大海的养子胡德济率领一支精兵前往松溪。文武双全的胡深从高处望之，不禁道：“今日有杀气！”他知道对手这一招的厉害，于是不待被困便主动出击。但胡深兵力有限，不是骁将胡德济的对手，两部交战不久，其先锋元帅季弥章就被生擒，余下的队伍力战不支，胡深只得率残部逃去。
果然不出朱元璋所料，外援一绝，婺州城里人心浮动，不和谐、不团结的气氛开始生成。最后，枢密院同佥宁安庆与都事李相打开城门向朱家军主动投降，朱家军乘机杀入城中，负隅顽抗的浙东庶访使杨惠、婺州达鲁花赤等皆战死，南台侍御史帖木烈思、院判石抹厚孙等被生擒。
婺州除了人文荟萃外，更是富庶繁华之地。且这里东临台州，与方国珍部接壤；北接绍兴，是张士诚的南方邻居。夺取了婺州，也就基本等于完成了对方张二部战略上的某种包围与遏制。
除了要将此地牢牢控制之外，朱元璋还决定在这里建立一个模范区，树个榜样，以利于扩大自己的影响，制造出有利于未来发展的民情舆论。所以，当朱元璋率军进驻婺州后，当即严令禁止兵士剽掠。但偏偏他的一位亲随没有眼色，擅取民财，被朱元璋下令当众处死。
为了尽快稳定社会秩序，朱元璋还令在城内加强日夜巡逻。一天夜间，朱元璋带着一贴身护卫夜间巡视，其间被一巡逻哨军截住盘问，护卫上前解释道：“这是朱大人，赶快放行吧！”
“俺不认识什么大人，只知道凡深夜外出的人，一律要捉拿讯问！”巡哨大声喝道，很有点公事公办的架势。
最后，护卫好说歹说，才勉强让哨军放行。由此可见，晚间戒备之森严。见巡哨如此认真负责，朱元璋很是高兴，次日还专门派人给这个哨军送去了二石米的奖赏。而当地百姓见到如此纪律严明的军队，也暗自庆幸，于是争相传诵朱元璋及其队伍的好名声—这对于不久后刘基、宋濂等人的来投至关重要。
随后，朱元璋便设立了金华翼元帅府，还组建了其他一干政府行政班子，其中未来的大明帝国右丞相汪广洋也在这些人之列。当月，朱元璋还开仓赈济百姓，并下令禁酒，胡大海的儿子就是因为违反了这条禁令才掉了脑袋。
为了巩固这一地区的防守，朱元璋特意选拔了宁越七县的富民子弟来充当自己的宿尉，名曰“御中军”，其实这也是拿他们做人质，以防富民们煽动作乱。另外，宁越当地有一位女子鲁氏，自言“能通天文”，很多老百姓迷信她的话；朱元璋自己正是从红巾军、白莲教的宣传中走过来的，他当然晓得这其中的利害，于是便把这“鲁大仙儿”定为乱民，命戮于市。
婺州紧接方国珍的地盘，朱元璋便先行派出了主簿蔡元刚等前往庆元（今浙江宁波）招谕方国珍，其实主要也是想试探一番老方的态度及实力。
婺州既号称“小邹鲁”，那绝不是浪得虚名。此地才士云集，早已是天下皆知。于是朱元璋就先征辟了儒士范祖干、叶仪等，想让他们替自己出点力。当范先生面见时，果然不失儒士本色，手里面居然拿着一本《大学》。朱元璋先问他道：“敢烦劳先生，治道当以何为先？”
范先生举了举手中的《大学》，道：“不出乎此书。”
“恕在下愚钝，还请先生明示！”其实实用主义的朱元璋骨子里还是很瞧不起儒学的。
范先生于是慷慨言曰：“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至于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这是再正统、再经典不过的儒家理论。
朱元璋也不谦虚，他接口道：“圣人之道，堪为万世法。愚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如有不平，何以服众？来日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必循圣人之道以治天下。”
朱元璋当时对这些儒士表面上还是很尊重的，不像做了皇帝后那么盛气凌人。但是，作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士大夫们，是绝不肯轻易“事二主”的，所以叶仪以疾病为借口，范祖干以孝养老人为托词，皆不愿出仕。朱元璋无奈，只得应允。
话说这范先生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大孝子，他们的父母皆年逾八十而卒。可惜他家太穷，所以遇到了当初重八兄弟的难题—贫不能葬！不过，由于范先生名声极佳，所以乡里人便集了资，相继为他的父母修建了坟墓。这范先生“悲哀三年如一日”，朱元璋后来闻其孝行，命旌表其所居曰“纯孝坊”。
还有一点是前面已经提过的，就是这范先生是位鸿儒，所以文忠才拜他为师，朝夕请教。后来，好学的朱元璋又召儒士许元、叶瓒玉、胡翰等进入自己的幕府，每天让他们其中的两人来为自己讲解经史，敷陈治道。
其实，从一个人的学习精神中就完全可以看出他的素质及未来—朱元璋在一路势如破竹的军事胜利下，并未被冲昏头脑，而是在攻城略地的同时，也对自己展开了一场头脑革命，努力做到文武并修，以担当起将来的大任—这点便将他与方国珍、张士诚、陈友谅之流区分了开来！
后来马皇后在为儿子们现身说法时，就曾语重心长地讲道：“你们的父亲作为一国之君，奋力打下江山，使天下重归于太平，这也是因为有学识才做到的。你们应当牢记这点，不断地努力，才能对得起你们今天的身份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亚历山大作为一代开创之主、西方四大名将之首，他天才纵放，用兵如神。根据史学家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记载，由于受到了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三年多的教诲，亚历山大也慢慢变成了一个好学不倦、极爱读书的人，“而且这种兴趣一经养成后，就永远不曾减退”。在东征时，除了狩猎、处理政务及军务，亚历山大剩下的时间就是读书了。
可见，只有每天要求进步、渴望进步、坚持进步，一个人才可能企及自己理想中的那种高度，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不过，作为事务繁忙、精力有限、起点略低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学习只能算是差强人意。
威武不足以服人心
眼看至正十九年正月到来了，不免有些春风得意的朱元璋亲自写了一副春联，命人贴在了行中书省的大门上，其联是：“六龙时遇千官觐，五虎功成上将封。”
“六龙”之言源出《易经》，不太好理解；“五虎”则是将自己比为刘备麾下的“五虎上将”。这副对联主要包含了这样两层意思：论官职，朱元璋现在是大宋的丞相级别，可以代皇帝任官发令；论军职，自己则是上将级别，可以率众征讨杀伐。
其实，从这副对联中不难看出，当时朱元璋与小明王政权的主从关系，虽然后来明朝在修史时总是不太愿意承认这一点。当然，在“缓称王”的韬光养晦之余，朱元璋难免有些不甘寂寞之意—这才是其大英雄、大豪杰的本色流露！
这年（1359）五月，小明王又提升朱元璋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也就是在这年八月，元军攻陷了汴梁，刘福通等人不得不带着小明王转移到了安丰。
当时，宁越地区既已安定下来，朱元璋自然还想着要进一步拿下浙东“未下诸郡”，为了让事情更加顺利，于是他便召集诸将来了一次长篇训话。
朱元璋苦口婆心地告诫大伙道：“仁义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攻克城池虽然少不了武力，但是安定人心必然要依靠仁义。咱队伍入应天之时，秋毫无犯，所以才能一举让应天安定下来。最近咱们又攻克了婺州，老百姓重获生机，此时正是抚恤他们的时候，这样老百姓才乐于归附。而那些还没有拿下的郡县，百姓也一定会闻风归附咱们……咱每每听闻诸将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杀人，心下则喜不自胜。这行军打仗，就好比烈火一般，人人都避之唯恐不及。这就像鸟不到猛禽的林子中去会聚，野兽不去钻猎人布下的罗网，而老百姓必然会投靠施行宽厚之政的人啊！”
体恤百姓、宽厚仁政、不妄杀人，历代取天下者，诸如唐宗宋祖等，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感同身受者则莫过于朱元璋。因为他是从社会的最底层、从那群“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的人中一步步爬上来的，所以他深知老百姓最渴望的是什么—纵观他的一生，他在保全民生方面，确实做得还算不错。但为了帝国的长远大计，诸如强制移民之类的措施，还是顽强地留在了几百年来的民间苦难记忆中（古人最怕迁徙）。
接下来，朱元璋又向诸将们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凡为将的人，能够以不杀人为追求，这不单是国家的幸事，也是你自家的福祉，你的子孙必会因此昌盛，这全是仰仗着你的余泽啊！因此说，你们若用心记下我今日的话，则大事不难就，大功不难成。”
朱老大的这番话是很有针对性的，因为在战争中往往很难避免屠杀现象，除了一定的报复、威慑目的外，更多还是为了抢掠。虽然有严明的军纪在那里，但刀兵混乱之际，少不得就会有将士浑水摸鱼，或者是杀得兴起，一时无法收敛。
虽然朱元璋说得苦口婆心，但将领毕竟多是粗人，且人性本自私，能听进去多少还是个未知数，在执行过程中总要打些折扣。况且，广大将士们多是有心要发战争财的，这挡都挡不住。连冯国胜这样的儒士出身的将领，都管不住自己的手脚，更遑论其他人。
正在朱元璋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好消息传来，平章邵荣在余杭附近大破张士诚部，兵锋已直指杭州。
朱家军近来在浙江的一举一动，盘踞浙东沿海的方国珍无不看在眼里，当朱元璋的使者蔡元刚到达庆元后，老方自知和人家姓朱的不是一个重量级，于是便跟手下说了：“而今豪杰并起，遍观诸强，唯有朱元璋号令严明、所向无敌。如今他又打下婺州，实话说，咱肯定不是他的对手。再看看咱周围，西有张士诚，南有（福建）陈友定，都跟咱关系很僵，所以，不妨暂时投降朱元璋，以观其变。”手下兄弟都赞同老大的看法。
方国珍这人就是相当地识时务，一贯都是能打则打、不能打则降。在他的词典中，从来没有“骨气”、“屈辱”这类词汇。不久后他便遣使前来，表示愿意归降应天，两部合兵共灭张士诚，并献黄金五十斤、白金百斤，金织、文绮若干。
不过对于投降专业户，朱元璋不得不冷静对待。史书也记载，“国珍虽纳款，然其志尚阴持两端”—“墙头草”的个性，是方国珍也是其他一切军阀的本性。
后来，老方又遣人以温台、庆元三郡来献，且以其次子方关作为人质。不过朱元璋却回复老方说：“古人在盟誓的时候，害怕对方会变卦，所以才互相交换人质，这其实证明是他们彼此不能互信。如今你既诚心来归，咱也当推心置腹。既然咱兄弟俩现在的感情天日可表，何须以儿子做抵押呢？”于是就把方小二给送了回去，临行前还赏赐了他一番，并为他改名叫“方明完”。
这正是朱元璋的高明处：他虽明知方国珍反复无常惯了，但将来若兴兵征伐，势必得要个借口；而今他如此以诚回报，正是考虑着来日有充分的借口去收拾“背信弃义”的老方。更何况，眼下老方对自己也没啥威胁，对他安抚一点不会坏事。未来的形势发展，恰如朱元璋所料，百战余威的朱家军风卷残云一般就扫荡了浙东。
余杭之战得胜后不久，朱家军一部开始攻打杭州，张士诚遣其右丞相李伯升来援，结果被击败。不过杭州毕竟是一座重要的城池，好歹是南宋故都，防守极为严密，所以想要轻易拿下是不可能的。对此，连常遇春都一筹莫展。
与此同时，朱元璋又任命了耿再成为行枢密院判官，率兵屯缙云县黄龙山，伺机攻打处州。佥院胡大海率兵攻取了诸暨，之后朱元璋又命老胡秣马厉兵，准备攻略绍兴。
当时，朱元璋人还在宁越指导地方工作未归，有儒士许瑗、王冕来见，朱元璋问以时务，两人的回答令他很是满意，于是便将两人留置幕府，并任命王冕为谘议参军。
这之后不久，朱元璋又命宁越知府王宗显开郡学，以抓紧地方上的教育工作；并延请了儒士叶仪、宋濂为“五经”老师，戴良为学正，吴沈、徐原等为训导。
当时丧乱之余，学校久废，至此始闻弦诵之声，人们无不欣悦。
两大将比翼齐飞
在朱家军主力大举南下之际，张士诚还在以顽强的精神寻求着突破，其实这是压力带给他的刺激。
至正十九年的二月，老张又派兵去打江阴的主意。当时张家军的战舰蔽江而下，阵容空前，其主将同佥苏某驻兵君山，张士诚本人则对于水师进行遥控指挥。江阴守将吴良眼见此景，立即向诸将下达了动员令，不过他告诫大伙不要轻举妄动，敌众我寡，要见机行事。
当张家军的水师布满于江阴水面时，吴良才命自己的弟弟吴祯领一军出北门应战。两军刚一交锋，吴良便派手下王子明率壮士出南门合击敌人。在铁钳攻势下，张士诚的部队撑不住了，大败而回，被生擒和溺水而死者甚众。
不久，平章邵荣率兵攻打湖州，城中敌人倾巢杀出，打了朱家军一个措手不及，不得不退回余杭一带。邵荣心知张部得胜后一定想乘胜追击，便预先在沿途设下埋伏，还告诫兵士道：“敌人来时，坚守勿动！待我在山上举起大旗，再一齐杀出！”这边刚布置好，那边老张的部将李伯升就带人杀来了。他们攻打了一会儿朱家军的壁垒，没能取得什么突破。邵荣料定敌人已经疲乏，于是便举起大旗，招呼众军一齐杀出。敌众顿时大乱，自相践踏，死伤者很多。李伯升又羞又愤，不久带兵卷土重来，又被打败，最后只得带兵重新退回湖州坚守。朱家军乘胜攻城，但久攻不下，只得罢兵退回。
不得不说，这邵荣确乎有些智略，有点像《三国演义》里的周瑜，他心知对手曹仁的个性，才故意卖个破绽让他来劫营，自己则埋下伏兵等着。
四月的时候，朱元璋立枢密分院于宁越府，以常遇春为镇国上将军、同佥枢密分院事，驻守宁越。随后，朱元璋又命帐前元帅陆仲亨攻打（浙江）衢州，不克而还。又命佥院胡大海率元帅王玉等攻打绍兴侧翼，结果大破敌军。不久，张士诚派兵再次攻打建德，但连遭文忠部的迎头痛击。五月，张家军又一次进袭常州，守将汤和击败之。几天后，李伯升再次带兵攻打婺源，守将孙茂先带兵将其击退。
眼看着自己来浙东的日子已经不短了，朱元璋打算返回应天。就在临走前，他特意把自己颇为器重的胡大海召到了绍兴，免不得要对他细细叮嘱一番。朱氏作为高瞻远瞩、眼光独到的领导，在很多关键时刻，总是能够把一些指导性的方针吩咐给手下诸将，以至诸将们只要照章执行就是了。
朱老大提醒老胡注意：“宁越为浙东重地，需要有可靠的人来把守，所以派了你来担此重任。你的任务很明确—守备宁越，并伺机进取衢州、处州和绍兴。但是，有几个人你一定要当心，一是衢州守将宋伯颜不花，其人多智术，不可小觑；一是处州守将石抹宜孙，其人善用士，也不易对付；还有就是张士诚的大将吕珍现正驻守绍兴，此处兵重，也不是仓促之间可以图谋的。这三个地方与宁越都靠得很近，你应当与常遇春同心协力，看准时机再有所行动，千万不可贸然出击！”
六月，朱元璋回到了应天，他这一离开就是大半年。
几天后，传来消息：吕珍率部围攻诸暨（当时已改名为诸全州），胡大海率兵援救；敌军以堰水灌城，老胡夺堰，反以灌吕珍。眼看将入绝境，吕珍于是在马上折箭向老胡请求罢兵，老胡许之。
有人曾劝说老胡应该一鼓作气收服吕珍，可是成竹在胸的老胡却说：“他若再来，咱这里是有准备的！”更何况穷寇也未必易攻。有人在双方罢兵后又劝老胡偷袭敌人，一向光明磊落、颇具大将之风的老胡却道：“既然已经答应了人家，若再违背誓言，是无信义！纵其去而又击之，胜之不武！”于是引兵而还。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胡大海终被一降而复叛的将领所害—战乱纷扰之际，防之人心不可无，偏偏这个老胡喜欢倾心待人。这说明他城府还不够深，不过也由此可以看出此人豪迈无私的爽快个性。
七月，常遇春率兵攻打衢州。朱家军建奉天旗、树栅围其六门，又造吕公车、仙人桥、长木梯、懒龙爪等攻城器械，全军突袭至衢州城下，还于大西门、大南门下挖了地道。
衢州元守将宋伯颜不花率众全力抵御，他们以芦苇灌油烧吕公车，架千斤秤吊起懒龙爪，又用长斧劈砍登城长梯，还修筑了夹城来防止地道。攻守双方皆使出了浑身解数，无所不用其极，而且一天都没有闲着。在两个多月时间里，鲜血浸透了衢州城垣。
正像朱元璋所预见的那样，宋伯颜不花是位劲敌，所以老常一时未能得手。后来，常遇春以奇兵出其不易突入衢州南门瓮城，毁掉了敌人所架设的大砲，又督率将士加紧攻城。九月，老常终于如愿攻克了重镇衢州，由于叛徒的出卖，宋伯颜不花等人都被生擒。
随后，朱元璋下令改衢州为龙游府，以武义知县杨苟知府事；又设立金斗翼元帅府，以唐君用为元帅，夏义为副元帅，朱亮祖为枢密分院判官，命宁越分省都事王恺兼理军储。常遇春则带兵回到宁越。
九月中旬，在得到小明王的批复后，朱元璋派出博士夏煜前去宣布对方国珍兄弟的任命：授方国珍“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方国璋“福建行中书省右丞”、方国瑛“福建行中书省参政”、方国珉“枢密分院佥院”，各给符印，仍以本部兵马守城，并听候进一步的命令。
当夏博士来到庆元后，老方想不接受，但毕竟自己已经宣布投降了；接受呢，又唯恐将来受制于人。正在左右为难之际，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装病！方国珍只是受了印，但是却告病不任职，这样他仍可以暗中操控军队。
对待使者，老方的态度也很倨傲，弄得夏博士一肚子怨气。不过，这方家兄弟几个里面，还是方国珉识大体，只有他开枢密分院署事，正式上任办公。几个月后，夏博士从庆元回来，他不但告了状，还请求朱老大发兵教训一下老方。但是朱元璋却为难地告诉他：“如今咱正与张士诚较着劲儿呢，实在无暇他顾！权且忍忍吧。”
不过，敲打还是必需的，否则，这老方又会故态复萌。于是，朱元璋便派出了都事杨宪（已被张士诚放回）、傅仲彰前往告谕方国珍，大意如是：你阳交阴备、首鼠两端，这是很不对的，必须改了才好；如若不然，将来定没有你们兄弟的好果子吃！
不过方国珍向来不是怕事的主儿，他还偏拿朱元璋的威胁不以为然。他料定天下大势还很不好说，你姓朱的想一统江山，还早着呢！
不久，鉴于平衢州之功，朱元璋将常遇春的佥行枢密院事升职为佥枢密院事。去掉了一个“行”字，这就好比把代司令升级为司令了。
这年十一月，胡大海经过一番苦战，也终于攻克了重镇处州。先前，朱元璋既已平定婺州，即命耿再成驻兵缙云之黄龙山，以伺机谋取处州。处州守将石抹宜孙则派出其麾下元帅叶琛屯桃花岭，参谋林彬祖屯葛渡，镇抚陈仲真屯樊岭，元帅胡深守龙泉，以抵御朱部的进攻。可是久而久之，士兵长期暴露在野外，吃不好睡不好，慢慢地就懈怠下来，以致皆无斗志。
已经领教过朱家军兵威的胡深，眼见大势已去，倒不愚忠，便首先背叛了主子，偷偷跑来投降，还告知胡大海 “处州兵弱易取”。老胡听后大喜，即出军抵达樊岭，与耿再成合兵，连拔桃花岭、葛渡二寨，就这样一路打到了兵力已然空虚的处州城下。
最终，石抹宜孙战败，后不幸被乱兵所杀。叶琛、章溢等逃奔建宁，林彬祖出逃温州，于是处州所属七镇都归了朱氏。占领了衢州、处州两座重镇，其意义相当重大，这就相当于为自己装上了两颗结实的门牙。而这常、胡二人不相上下，大有比翼齐飞之势。
接着，朱元璋改处州路为安南府，以义乌知县王道同知府事，并设立安南翼元帅府，任命自己的养子之一朱文刚为元帅，李祐之为副元帅，耿再成为枢密分院判官，孙炎总理军储。
至此，浙江地区的大半领土都已被朱元璋拿下，它不仅为朱氏政权增加了富饶广阔的战略腹地，也为其今后与陈友谅部的较量提供了相对充足的人力及财富资源。
十二月，张士诚部再败于分水县附近，从此，张家军不敢再来窥视严、婺地区了。这年年底，再接再厉的常遇春开始率兵攻打杭州，这注定了将是一场比之常州之役更艰难的攻防争夺战。尤其是朱元璋那边已经再也派不出更多的生力军前来支援了，因为西边的狼已经杀来了。
尽量集中优势兵力是朱元璋的拿手好戏，但他眼下不得不两线开花，暂时触犯了“两个拳头打人”这一兵家大忌，幻想着杭州城可以尽快拿下，到时不妨再转用兵力于西线。
西边的狼来了
有一个经济学术语，叫作“不完全竞争”。它包含很多方面，但简言之即是：当最强劲的对手还没有出现时，你目前所处的就是一种“不完全竞争”的状态，所以你不能高兴得太早。
回过头来看，如果说张士诚在朱元璋的进攻下节节败退，根本算不上是一位劲敌的话，那么陈友谅的加入就将改变这种“不完全竞争”的状态；甚至，如果北方的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父子等也一起加入进来，那么朱元璋所面对的就将是真正的“完全竞争”状态了。
这才真正到了检验朱元璋及朱家军实力的时候，当然更考验其智略。
庚子年（1360）三月，朱元璋将宁越府改名为金华府，又改淮海翼元帅府为江南等处分枢密院，并以缪大亨同佥枢密院事，总制军民。说来这个缪大亨也算是朱元璋手下的元老级人物了，虽然属于当年的被迫投诚分子，但朱元璋一向很看重他。缪大亨此人有治才，宽厚待人，甚至于提刑审问、剖析狱讼，也很有几手，老百姓都乐于拥戴他。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闻名遐迩的“浙东四先生”—青田刘基、龙泉章溢、丽水叶琛、金华宋濂四人被召至应天，他们即将被赋予辅佐朱元璋平定天下的历史重任。
章溢、叶琛都是石抹宜孙的手下，而今向朱元璋投诚了。刘基即大名鼎鼎的刘伯温，他原本也属于坚定的石抹派，如今也来投诚了。不过这里还不是详细介绍老刘的时候，后面即将有太多关于他的事迹。
宋濂出身于浙江金华潜溪的一个传统的耕读之家，他自小刻苦攻读，跟从名人游学，转益多师，最终成长为一代名冠天下的文宗，后被朱元璋称誉为大明“开国文臣之首”，并有幸成为《元史》的领衔主编。
四贤来投后，朱元璋曾向陶安询问道：“四先生比之先生如何？”
陶安笑答曰：“在下谋略不如刘基，学问不及宋濂，治民之才则不如章溢、叶琛。”可惜叶琛死得早，不然大明开国后定有不凡作为。
朱元璋闻听此言，既赞扬陶参谋的谦逊，但也由此对这四人更加仰慕，因此专门建造了一座礼贤馆供他们居住。这既是一种标榜，也表达了一种殷切的求贤之意。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有的书上也将他们称为“浙西四贤”，想来这应该是今天的叫法，是按照今日浙江一省的方位来说的。而古称其为“浙东四先生”，是因为他们处于元朝江浙行省的东部。当时江浙行省西抵鄱阳湖，其境囊括了整个皖南。
其实，早在徽州时，朱元璋就曾经向朱升老先生请教道：“处州地近婺州，可征伐此处否？”
朱升极表赞同，但他特意叮嘱朱元璋：“处州有刘基、叶琛、章溢等人，皆王佐之才，一般情形下他们是很难被招至麾下的，必取处州，然后可得。”
当四人被聚集一堂后，朱元璋欢喜之余，便请教道：“四海纷争，何时而定？”
章溢起而对曰：“天道无常，惟德是辅，惟不嗜杀人者能得之。”此言甚合朱氏心意，他也愈发礼敬四贤了，以作为招揽其他贤才的广告。
这时，常遇春从杭州前线被急急召回。
当初在攻打杭州之前，朱元璋就专门告诫过老常：“克敌在勇，全胜在谋。昔日关云长号称‘万人敌’，结果被吕蒙所败，身死人手，这就是无谋啊！你当以关云长为戒才是。”
这话基本是对症下药了，但常遇春没有完全听进去。结果，攻打杭州的战事极不理想，不仅数次失利，连他麾下元帅刘忙古歹及掾史商尚质等也战死了。朱元璋生怕伤及元气，所以才急于把他召了回来。
当然，这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毕竟杭州是南宋的旧都，它的地位其实并不在金陵之下，只是地理优势不及而已。因此，朱元璋便决定先不围攻杭州，而是集中主力转到西线去，他现在已发现了一个真正强大的对手—陈友谅！
西线的陈友谅已在虎视眈眈，如果不赶紧去应付他，他就要做那只捕杀螳螂的黄雀了。弃杭州于不顾，就等于把已经叼在嘴里的骨头给吐了出来。张士诚在窃喜之余，也因此缓了口气。不管怎样，此刻东线的局面是暂时稳定了下来，大规模的战事暂时结束了。
就是在这年的四月，一位历史上的重量级人物诞生了，他就是朱元璋的四儿子朱棣，未来叱咤风云、颇类乃父的明成祖。朱老四的生母后被朱皇帝封为碽妃，据说她还是一位蒙古人，不过她一生和儿子待的时间大概总共都没几天吧。
这里不妨把东线的整个战况再稍微总结一下，以便于大家能有个总体印象。大致来说，东线的张士诚一直都被朱元璋压得没抬起过头来，如果照此发展下去，老张被灭亡的命运指日可待。
但对于朱元璋来说，把老张这块眼看就吃进嘴里的肉给吐出来，其实也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几年之后，西线已无战事，而朱元璋的势力愈发膨胀，其军队的作战、攻坚能力都有大幅度提高，再回头收拾老张，简直易如反掌。反观富贵乡里的老张，大难不死，是多舒坦了几年，但其集团向心力、战斗力却下降得厉害，军队越来越腐化，也越来越不堪一击。
而且，张士诚为人，正经办法没有，歪点子倒很多（“士诚多奸谋，尚间谍，御众无纪律”）；就由着他治理下去，苏州、杭州早晚也会给治乱套的。另外，停止打击老张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让他的反抗太激烈，弄成鱼死网破的局面，而“温水煮青蛙”，则可以消灭其人于无形中。
在这种局面下，老张也果真顺着朱元璋的意思加速蜕变，后来他干脆成了富贵闲人，一应大事小情都撂给自己败家的弟弟去处理。等到未来朱元璋回师东进，便顿成风卷残云、摧枯拉朽之势，张士诚的温柔梦也就到头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打败张士诚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当然，在没有解决掉张士诚、未能充分获得江南资源的情况下，要去解决掉陈友谅，其难度也可想而知。
时间拉回到至正十九年初，西线战场上。
“双刀赵”侵袭太平，结果被朱部守军五千人击败，并损失了粮食一万七千余石。老赵不甘心失败，又侵袭附近小县，双方战于栅江口，结果老赵还是没捞到便宜。
这年的四月，朱家军收复了池州。先前，赵普胜既陷池州，乃遣别将防守，而他自己则驻扎于枞阳水寨，以伺机寇掠朱家军的地盘。徐达到西线主持工作以后，考虑到老赵的巨大威胁，于是便命“双刀赵”的老熟人俞通海等率水军前去攻打枞阳水寨。俞通海不愧为一时豪杰，结果老赵失利，他的部将赵牛儿、洪钧等被俘，他本人则弃舟从陆上逃走。朱家军缴获了大小战船数百艘，借着胜利之余威，一举收复了池州。
当时朱元璋人还在浙东，听到收复池州的喜讯后，便升徐达为奉国上将军、同知枢密院事，俞通海则被升为佥枢密院事。当月，俞通海又率军前往攻打赵普胜，这回运气就差了一些，被老赵扳回一局。俞、赵二人虽是老战友，但无奈而今已各为其主，交起手来恐怕心里也很是不爽。
诸将都觉得这老赵将会是朱家军未来在西线的劲敌，都为此深忧。可朱元璋却不这样认为，他自有法子可以轻轻松松地除掉老赵：赵普胜虽然勇猛，可没什么谋略和心机，如今陈友谅挟持其主徐寿辉以号令群下，君不君、臣不臣的，众将之间都是互相猜忌。所以，对付老赵，最好的办法就是离间计，借陈友谅之手除掉他。
当时，老赵身边有一位门客颇通兵法，常常为他出谋划策，老赵也将其当成自己的“谋主”。于是朱元璋就派人偷偷与这位门客取得了联系，为了挑拨这位门客与老赵的关系，便故意将双方联络的书信送到老赵那里。老赵看到信后，便开始对这位门客产生了怀疑，而这位门客怕不能自保，便干脆归顺了朱家军。
朱元璋这边马上厚待了这个门客，门客大喜之余，便把老赵的平日所为都一一道了出来：因为老赵本是徐寿辉的亲信，自然不满陈友谅“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只是暂时忍着，但暗地里多少也有些小动作。
得到了这些有用的信息后，朱元璋立马重金收买了一位说客到陈友谅的亲信那里告状，不久就传到了陈友谅的耳朵里。历来猜忌心就重、果断狠毒的陈友谅便暗下杀机，可老赵这边却浑然不觉。
这年的八月，朱元璋的另一养子、元帅朱文逊等人攻克了位于安庆东北约百里、长江北岸的无为州。
九月，奉国上将军徐达等率兵乘夜偷袭浮山寨，打跑了屯驻于此的赵普胜的一位部将。朱家军又一路追敌至青山，再败敌人，然后继续追至潜山地界，不想却遭遇了陈友谅麾下的参政郭泰所领的一支队伍。双方于是在沙河一带展开激战，结果郭泰被斩，陈家军乱作一团，损失了军资无数，朱家军乘胜攻克了潜山县。
陈家军潜山之败不要紧，然而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陈友谅为此很是气愤，而他最气不过的当然是老赵—此人一向吹嘘自己实力强大，结果败多胜少，还连累自己断送了一员大将。这时又有人上前数落老赵的各种不是，还说他要投奔朱元璋。新仇旧恨加在一起，陈友谅决定立即除掉赵普胜。
陈友谅借口到安庆视察大军，请老赵来见面一叙。赵普胜听说后，便特意准备了烤羊烧酒来款待，自己则亲自登舟去请陈老大。哪知登船后，陈友谅二话没说，就命人将老赵给绑了，然后直接杀掉，进而收编了他的队伍。
大战将至，却先斩己方大将，自剪羽翼，动摇人心，这不得不说是陈友谅的一大失算。不过，就陈友谅当时的总体实力而言，这也算不得多大的损失。
在此之前，陈友谅与赵普胜曾合军攻打安庆，元左丞余阙战死，西系红巾军便占领了安庆，老赵受命坚守这块战略要地—安庆素有“万里长江此封喉，吴楚分疆第一州”之称。后世湘军破太平军时，就是因为主帅曾国藩看到了安庆的重要性，所以才矢志不渝地夺得了此地，从此双方的战况也便开始急转直下，太平军越发被动起来。
此时，安庆也成了陈友谅与朱元璋的重要分界，正因为安庆的重要性，朱元璋自然也不会轻视。这年十月，老将俞廷玉率兵攻打安庆，不克，不久俞廷玉死于军中，而这俞廷玉正是俞通海之父。
而自从杀了老赵之后，陈友谅与朱元璋之间的直接较量也就开始了。一个强，一个精，鹿死谁手，精彩大剧即将上演……
在详细交代朱、陈大战之前，这里不妨补充说明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淮西一带如此人才济济呢？成才率那么高？比如说邵荣、徐达、常遇春、冯氏兄弟、李善长、胡大海、汤和、邓愈、朱文正、李文忠、廖永忠、俞通海等，几乎占去了明朝开国功臣一大半。
其实这也是《明史纪事本末》的作者谷应泰的疑问：“徐达、汤和起于同里，朱文正、李文忠兴自戚属，李善长、冯国用（国胜）近出定远，邓愈、胡大海即在虹县，常遇春怀远之雄，廖永安（廖永忠、俞通海）巢湖之杰，一时功臣，人如棋布，地皆错壤……”
与此同时，谷应泰也发现这并不是个特例：“岂（汉）高祖从龙，多由丰、沛，萧王（刘秀）佐命，半属南阳。”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岂尽地脉使然哉，人材良足多也。”
也即是说，作为西汉开国功臣的萧何、曹参、周勃、樊哙、夏侯婴等人，都是刘邦的老乡；即使是淮阴人韩信，也和刘邦的家乡离得不远；再如张良，他也曾在刘邦家乡不远的下邳一带谋过生，也可以说是半个当地人。而追随汉光武帝刘秀打天下的功臣里面，却有一大半出自南阳郡，这其中就包括刘秀的很多亲戚、同学和朋友。
谷应泰并不迷信什么“王气”，但他却没能解释这些人才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只是强调人才其实本来就很多。
确实，人才总是有的，别说以中国地域之广，就是仅就小小的淮西，甚至朱元璋老家凤阳一县，也并不缺少栋梁之材。只是人才需要进一步学习、施展和磨砺的机会，使其由小才而成为大才，否则便难免“泯然众人矣”的悲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是某方面的人才，只是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或施展空间罢了，或者说下的学习功夫还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