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言(2)

为了让诸位更好地理解这一点，请允许我回顾一下德国军国主义在欧洲的历史。在宗教改革引发的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德国人以其热爱正义、憎恨混乱与分裂的道德秉性，握起军国主义之剑，成为了欧洲正统文明的捍卫者。换句话说，德国人承担起了恢复欧洲正统秩序的责任，取得了欧洲的道德霸权。宗教改革后，腓特烈大帝效仿英格兰的克伦威尔，挥起德国军国主义之剑，志在恢复整个欧洲，至少恢复了北部欧洲的秩序和统一。但看看他死后的情形吧，他的后继者完全不知道如何运用这把利剑来捍卫文明，根本不配掌有欧洲的道德霸权。结果，整个欧洲，甚至包括德国本土，都变成了丑恶深驻的无底深渊，只在表面留了一层虚饰的文明，以至于深受苦难的大众——法国的普通男女们，挥起了长矛，发动起义来反抗压迫。然而这些反抗压迫的法国人很快就沦为了暴民，并最终找到了一个伟大而又能干的领袖——拿破仑·波拿巴。在他的率领下，暴民们一路烧杀抢掠，洗劫了整个欧洲，直到各国终于在军国主义德国的身边联合起来，才于滑铁卢一役打败这位暴民的伟大领袖，结束了他的军事生涯。至此，欧洲的道德霸权本应归还给德国人，交给德国人的脊梁——普鲁士人，然而，奥地利帝国的其他民族却心怀嫉恨，他们阻止了这一切。结果，暴民们逃过了德国军国主义之剑的制裁，于1848年再度发起猛烈的暴动，险些摧毁欧洲文明。这一次，又是作为德国核心的普鲁士人，在其道德秉性的驱使下，挥舞起军国主义之剑，保住了君主政体（俾斯麦称之为王朝），将欧洲从暴民手中解救了出来。

然而奥地利人——构成奥地利帝国的其他民族，又一次心怀妒意，他们绝不允许普鲁士人接手欧洲的道德霸权，直到1866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任用俾斯麦和毛奇，对他们诉诸武力，才夺回了它。之后，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当上了法国皇帝，他唆使巴黎的暴民追随自己，去同德国人争夺霸权。尽管他的叔父是个伟大的暴民领袖，但这位拿破仑却只是一个骗子，用爱默生的话说，只是个成功的小偷。结果，威廉大帝挥起德意志军国主义的利剑，在色当教训了这位可怜又成功的小偷。法国的普通民众信任暴民和骗子，最后却发现，洗劫和烧毁他们房屋的，不是德意志的军国主义者，而恰恰是他们信任的暴民。从1872年起，德国人不仅在道德上，而且在实际政治上取得了欧洲的霸权，他们的骨子里流淌着日耳曼人的道德秉性，手中紧握军国主义的利剑，因而从1872年开始，欧洲得以享受了四十三年的和平。所以，咒骂德国军国主义，咒骂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人，应该扪心自问，欧洲曾经是多么有幸能够拥有这种军国主义。

以上，我不厌其烦地叙述德国军国主义在欧洲的历史，就是想让德国人明白，我说这次大战的主要责任在他们，绝非出于成见。那么，原因究竟何在？只因，权力就意味着责任。

我曾说，是德国人对正义的强烈热爱，对分裂和混乱的极端憎恨，使他们迷信和崇拜强权。现在我要说，当这种热爱和憎恨愈演愈烈，并最终超出极限时，其本身也变成了一种不义，而且比分裂和混乱更加可怕、更加邪恶。古希伯来民族就是前车之鉴。他们曾给欧洲带来知识与爱，但也因对正义的过度热爱而产生了对不义的憎恨。这种强烈、狭隘、僵化的恨意，不断升级泛滥，最终导致了犹太王国的覆灭。耶稣基督，那位被马修·阿诺德形容为拥有无法言喻的柔和与理性的救世主，为了将他的子民从恨意中拯救出来，对他们说：“效仿我的柔和与从容，你们的灵魂方得宁静。”然而，他自己的子民不肯听从他，反而将他钉上了十字架，最终亡了国。基督也告诫当时欧洲文明的保护者罗马人说：“拔剑者必亡于剑！”然而罗马人对此不仅置若罔闻，还允许犹太人迫害基督，结果罗马帝国崩溃了，欧洲古代文明也随之覆灭。无怪乎，歌德说：“人类要经历多少曲折，才能懂得宽恕罪者，善待犯人，以人性对待非人性？最先这样教导、践行、推动众人践行，甚至不惜为之献身的人，是真正具有神性的圣者。”

在此，我谨借用德国的伟人歌德的话向德国人呼吁：除非他们摈弃那种过分强烈、狭隘、僵化的恨意，除非他们摈弃对强权的迷信和崇拜，否则德意志民族会像犹太民族一样灭亡。不仅如此，欧洲文明也会因失去了强力的捍卫者，而像欧洲古代文明一样崩溃、衰亡。我认为，正是这种过分强烈的恨意，导致德国人迷信强权；而又是这种对强权的迷信，导致德国的外交官、政府和民众，在对待其他民族时态度蛮横、轻率无礼。

如果有德国朋友叫我拿出证据，我只需将北京的克林德牌坊指给他们看，那是个再好不过的例子。[3]正因为德国人的这种强权崇拜，因为德国外交的蛮横无礼，连俄国沙皇都说：“我们已经忍了七年，是时候做个了结了。”正是德国外交的蛮横无礼，使得热爱和平的俄国沙皇，使得全欧最优秀、健壮、可爱、善良和仁慈的俄国人，选择与英法的暴民和暴民崇拜者站在同一战壕，组成“协约国”，甚至让俄国人站在塞尔维亚的无政府主义暴民一边，引爆了这场战争。一言以蔽之，德国外交和德意志民族的蛮横轻率，要对这场战争负直接的责任。

如果，作为欧洲现代文明捍卫者的德意志民族不想覆灭，并想拯救欧洲现代文明，就必须摈弃那种狭隘、僵化、扭曲的恨意，摈弃对强权的迷信和崇拜。那么，在此之后，他们又该到哪里去找出路呢？我认为，伟大的歌德对此早有教诲，他曾说：“世上唯有两种和平的力量：义与礼。”而义与礼，正是孔子为中国人确立的良民宗教的核心；尤其是礼，堪称中国文明的精髓。希伯来文明曾教授欧洲人以义，却没教授礼；希腊文明曾教授欧洲人以礼，而未教授义。只有中国文明的良民宗教，是义礼并重的。欧洲人依据希伯来《圣经》中对文明的设想，建立起了如今的现代文明。这部《圣经》教导欧洲人要热爱正义、品格正直、行为端正。而中国的“圣经”——四书五经，即孔子为中华民族保存的文明大纲，不仅也这样教导中国人，还补充了一条：要识礼。换句话说，欧洲的宗教教导：“做一个好人。”而中国的宗教教导：“做一个识礼的好人。”基督教教诲说：“爱人类。”而孔子教诲说：“爱之以礼。”我相信，这种既教导义，又教导礼的宗教（我称之为“良民宗教”），正是欧洲人，尤其是眼下的交战国人民真正需要的，它不仅能结束战争，还能拯救欧洲文明，拯救世界文明。欧洲人能从中国文明中找到的，就是这种新的宗教。为此，我试图在这本书中阐明中国文明的价值，希望所有受过教育的人，所有有头脑的人，所有读这本书的人，都能洞察这场战争的道德根源，团结起来，结束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最惨无人道、最无意义，并最可怕的战争。

要结束这场战争，我们首先必须根除暴民崇拜，继而消除强权崇拜，因为，它们正是战争的根源。消灭暴民崇拜的唯一办法，是人人都从日常生活中做起，从一言一行做起，摈弃一己私利，以歌德所说的“义”为出发点。孔子曰：“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只有当我们不计私利、勇于拒绝加入暴民的行列时，我们才能逐渐消除暴民崇拜。伏尔泰曾讲：“所谓的善良者的不幸在于，他们都是懦夫。”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私和懦弱，导致了暴民崇拜。自私使我们见利忘义，懦弱使我们不敢站出来对抗群体、对抗暴民。所以，当有人说德国军国主义是当今世界的敌人和威胁时，我才说，今日世界真正的威胁，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私与懦弱。当个人的自私与懦弱掺杂在一起，就产生了商业主义。这种商业主义笼罩了全世界，尤其是英美两国，构成了对当今世界真正的威胁。我认为，这种根植于我们所有人内心的商业主义，才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威胁，而非德国的军国主义。这种由自私与懦弱掺杂而成的商业主义，导致了暴民崇拜的泛滥，后者又导致德国的强权崇拜和军国主义，最终引发了战争。所以，要想真正结束这场战争，我们每个人必须首先消灭由自私与懦弱掺杂而成的商业主义，唯其如此，才能根除暴民崇拜。一旦暴民崇拜被根除，我们就能结束这场战争。

一旦根除了暴民崇拜，要消灭德国的强权崇拜、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就易如反掌了。对此，我们只须谨记歌德所讲的另一个词——礼，简而言之就是遵规守矩。因为，当人人都举止得体时，暴力、强权、军国主义乃至普鲁士军国主义，都将失去用武之地。这就是良民宗教的核心、中国文明的精神，也是歌德教给欧洲人的新文明的秘密：不以暴制暴，而是诉诸义礼。诉诸义礼，就是指践行正义、恭敬有礼、修养良好。这是中国文明的秘密与精髓所在，也是我在本书中将力图阐释的。

最后，我想以法国诗人布朗吉的几句诗给本篇作结。这几句诗，也是我在义和团运动后所发表的《尊王篇》一书的结尾，我觉得，用来形容当下的情形特别贴切：

我看到和平降临大地

撒播下花朵和果实的种子

气氛安宁

战神蛰伏的怒火渐渐消逝

啊！她呼喊道，同样英勇的

英、法、比、俄、德人

为组成一个神圣的同盟，

伸出你们的手来吧！

辜鸿铭

1915年4月2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