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杀人事件
一位女士坐在别无他人的头等车厢中，头朝窗靠着，像睡着了一般。但查车员走近一看，才发现该女士脸色灰白，身体僵硬，俨然已是死亡模样。一时间，关于贵妇车上自杀的流言甚嚣尘上，可是事情真的是自杀这么单纯吗？
一
今天我的午餐吃得格外早一些，因为我答应了迪克两点整在皇宫剧院外头见面，一起去看莫德·爱伦的午场表演，对此我非常期盼。
我来到诺福克街的那家面包店，这是我一向用餐的地方，找了个合适的位置坐下。因为距离午餐时间尚早，所以店里客人并不多，我旁边桌子坐了一位穿着薄外衣的男人，对面则是那个喜欢把弄细绳的丑怪老头，人称角落里的老人。他和我一样，是这家店的老主顾了，在我看来，我和他谈不上是好朋友，但至少算是认识，因为工作上的原因，我们会有些接触。考虑到这层原因，刚刚落座的时候我试图和他打个招呼，但他始终一语不发。
“真是个怪老头，多么粗鲁，连个早安也不道一声——”我心里想着。
“如果你愿意的话，”他好像听到我的心声一般，忽然抬起头说，“可否描述一下刚才坐在你旁边的那个男人？”
原来，刚刚坐在我旁边的男人已经用完餐，正快步向门外走去。我不情愿地把头转向远处的门，又观察了那男人一下，心想：“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真不明白这老头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这在我看来毫不重要。
因此，我并没有想要回答他，只是耸耸肩，示意女服务生拿账单来。
但角落里的老人似乎并不在意我的冷漠，继续发问：“你究竟可不可以告诉我，他长得什么样儿？高或矮？胖或瘦？皮肤黑或白？”
“我可以告诉你。但是我不觉得我们的这番对话有什么意义。”我很不耐烦地说。
老头没有马上说话，他好像有些紧张似的在宽大的口袋里找些什么。
“一定是在找他那条经常把弄在手里的细绳。”我心里暗暗想，“真是个怪人！”
果然，没多久，他就拿到了那“思维辅助器”，注意力也重新回到与我的谈话中来。
“那就假设一下好了，”他还真是没完没了了，“刚刚你旁边的人被证明是个关键人物，现在让你严肃地描述他一下，你要怎么说？”
“好吧。”我想如果我不说出点什么，他一定会纠缠个没完，“那个人中等个头——”
“怎样算是中等个头呢？具体是怎样的身高？最好是具体数字。”他打断了我。
“具体到几尺几寸吗？我的眼睛又不是尺子，怎么能说出呢？”我有些生气了，“总之是不算矮也不算高的个头，皮肤不黑也不白。”
“不黑不白到底是什么颜色？绿色也是不黑不白的。”他好像在故意嘲笑我一般。
“就是平常男人的肤色。他的鼻子……”
“这是个重要的部分，他的鼻子什么样儿？”
“鼻子也没有什么特别，比较直吧。而他的眼睛——”
“如果照你前面的描述，那他的眼睛也应该很平常。”他又在挖苦我了。
“没错，就是这样。”我有些赌气地说道。
“哈哈，小姐，”他笑了笑，“你刚才向我描述了一个肤色不深不浅，个头不高不矮，鼻子、眼睛都没什么特别之处的男人。那么，如果让你明天从一群男人中把他十分准确地认出来，你能做到吗？”
“这可不一定。他又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够让我一下子记住的地方。”
“你也知道！”老头忽然激动起来，身子向前倾，像是刚刚从椅子里弹出来一样。
“幸亏你也承认自己的描述并不能使人认出这个男人。小姐，据我所知，你是个记者，因为你是这样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在我看来，记者正是需要注意细节并会精准描述的职业。我不知道你平时都观察哪些人或是怎样观察人的，不过恐怕只有那些特征明显，所有人都会特别地看一眼的人才会有幸让你印象深刻吧？”
“特别的血统、漂亮的眼睛、高贵的眉毛，这些本来更吸引人一些。不是这样特别的人，我为什么要浪费我的精力、视力去留意呢？”
“你的意思是说，像刚才那个男人一类的普通人，比如一个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胡子不深不浅，戴一顶最常见的大礼帽，动作、说话都没什么特色的中产阶级英国人，一个可以代表他同种同胞百分之九十的普通人，是不需要你去注意，更不需要你做准确精细的描述的吗？”
“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需要我那样去做。”我嘴里嘟哝着，心里想着要赶快结束这荒唐的午餐，精彩的表演还等着我呢，于是我加快了进食的速度。
“如果他是一个涉及某件罪案的罪犯呢？或者是一个被诬陷有罪的清白人呢？想想看，你的指证可是会送他上绞架的。”
“这——”我有些含糊。
“小姐，我说的情况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真正的罪犯更多的时候是这样一个普通人，如果他太引人注目了反而不容易得手。你看，如果像你这样一位记者都缺少这方面的观察，那么那么多谜案至今没有破获，很多罪犯依然逍遥法外就不是没有原因的了。就比如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地铁谜案，我想你肯定也十分清楚这件事。”
听到这里，我的职业病犯了，迫切地想知道下文。
二
老头所说的地铁谜案，确实是最近以来最令人费解的案件之一。此案发生在老旧的大都会铁路的一节头等车厢里，案发时间大约是3月18日下午4点钟。因为如今地下铁和各种新交通工具既方便又快捷，所以老路线的客人很少，更别说老路线的头等车厢了。那一节车厢在驶入爱得格街这一站的时候就很空，只有死者一人。发现死者的是该车的列车员，因为爱得格街是终点站，所以他照例在月台和每一节车厢都做了巡视，没想到巡视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惊悚万分。
据他回忆，当时死者——一位女士坐在较远的角落里，头朝向窗的那边侧着，他起初以为这位女士可能是睡着了，所以想走过去叫醒她。但是当他走近并轻轻碰了碰她的手臂后才发现，她的头十分僵硬，双颊呈土灰色，眼睛睁开却没有丝毫神采，俨然一副死了的模样。列车员惊慌失措，赶快锁上车厢门，并吩咐搬运工去找站长和警察来。随后不久，督察和两位警官随同穿着便衣的探长，以及一位医官到现场展开了调查。
死者很年轻，模样本来也该很俊俏，只不过此时她的五官严重地扭曲着，眼神里透露出突如其来的惊吓，那尚不知原因的死亡好像给她带来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这一切都反映在她的脸上。她的穿着高雅，衣帽都很入时，右手套似乎脱了一半，拇指和手腕都露在外面。右手还握着一个小提包，但是里面并没有什么可以马上证实死者身份的东西，只有几个散放的银币，一些嗅盐，还有一个小空瓶。
死者以及车厢里都没有一丝挣扎和抵抗的痕迹，因此一时间，一位漂亮高贵的女士在头等车厢里神秘自杀身亡的流言甚嚣尘上。一直到死者被送去太平间，都没有人能够为这件事提供任何线索。许多抱着看热闹心理的人打着有亲戚朋友失踪的名义去辨认尸体，但一直没有人知道她是谁。直到案发当晚的八点半左右，一个年轻人来到警局，死者的身份才有了着落。
来人的穿着讲究，还乘着一部有篷的小马车。按照他的陈述，他是一名航运代理商，叫贺索定，半个小时前刚刚看报纸上关于此案的报道，又了解到关于死者的描述，有一种莫名的预感让他心急如焚，备受折磨，因为他的妻子这天晚上还没有回家，于是赶忙赶到了这里，是死是活，他都想要个明确的答案。不幸的是，经过辨认，死者正是他的妻子——贺索定太太。
随着法医的验证结果、侦讯庭上各种证人的供词纷纷出炉，一时间报纸上关于此案的报道铺天盖地，警方也投入了很大精力竭力调查，但案情进展依然十分缓慢，罪犯至今仍然没有找到。
我对此案也曾入迷地关注过一段时间，但时间一长，一个长时间没有任何破案迹象的案子也渐渐让我失去了对它的兴趣和揣测。
现在这个角落里的老人突然提起，莫非他有什么线索？我开始对我们的对话感兴趣了。
“小姐，我看你沉思了这么久，应该是在回忆这件案子吧。”角落里的老人笑了笑，“那么不知道你对后来的复杂情况有多少了解呢？还记得那可怜的丈夫参加庭审的情形吗？”
“报纸上说，对于妻子的去世，那位丈夫非常痛心，因为他在侦讯庭上无精打采，连胡子都没刮，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不过这也难怪，毕竟结婚已经六年了，而且据说贺索定夫妇感情非常好，婚姻生活一直很美满。那么年轻就失去了妻子，难怪——”我对那位丈夫充满无限的同情。
“小姐，看来你是一个认真阅读报纸的人呀。你说的倒也没错，不过，我知道的可能还要具体一些，因为那天的庭审我也在场。此案后面的情况我一直关注着，所以，让我再详细地和你说说吧。也许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贺索定先生本人自然是那天侦讯庭上的第一个证人。正像你说的，那天他虽然衣着考究，但却难掩悲伤，大家都很同情他。他说妻子最近患了感冒，虽然很轻微，但还是请亚瑟·琼斯医生为她治疗了，除此之外，他认为妻子的身体没有什么大问题，更别说会有可能突然致命的疾病了。法医更关心的则是妻子心理上的状况，多次试图婉转地让丈夫谈一谈这个问题，但贺索定先生一直回避着。直到法医拿出贺索定太太手提包里的小瓶来提醒他。
“这位丈夫终于承认妻子最近有些不太正常，没有从前那样活泼开朗了，晚上常呆呆地独自坐着，仿佛在思考什么。但是她却没有和作为丈夫的贺索定先生透露过任何心事。显然，如果有什么事正在困扰着她，也是她不想让丈夫知道的。贺索定先生并不能肯定妻子有自杀的倾向，因为他觉得妻子虽然有时会心事重重，但是有时又会恢复正常，并且案发的那天早上他去上班的时候，妻子还很愉快地答应了他晚上一起去看戏的提议，并且说自己下午要去买点东西，顺便拜访一些朋友。这当然不像一位要自杀的人，所以这一切都让这位丈夫感到突然和可怕。
“贺索定先生并不能确定妻子是从哪里上地铁的，因为这有很多的可能性，据他所知，妻子可能想在贝克街出来，走到庞得街去买东西，也有可能乘车去爱得格街，那里的圣保罗教堂广场上有一家店铺她很喜欢。
“然后就是一些让这位丈夫极受煎熬的询问。法医问到有关夫妻间会产生困扰的问题。他想知道贺索定太太心情沮丧的原因。比如财务困难或是朋友间的交往。法医问丈夫是否不同意一些朋友与贺索定太太交往，而这些都可能使妻子心情焦虑甚至精神错乱，最后希望通过结束自己的生命来摆脱精神的煎熬。
“贺索定先生听到这些询问后脸色发白，神情恍惚，最后用轻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回答了一系列问题。据他说，妻子没有奢侈的爱好，她有自己独立的财务而且状况很好，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在朋友交往方面，他们也没有任何不愉快。‘我没有……没有反对过她与……与任何人交往。’贺索定先生当时是这样说的，但他那结结巴巴的语气，还有似乎受到良心谴责的模样，在场的人都能看出些什么。”
“我知道，是那位艾林顿先生，”听到这里，我忍不住插嘴道，“不是闹得沸沸扬扬的了吗，他和贺索定太太似乎有一些不正常的交往，还曾引起过贺索定先生的嫉妒和猜测。我一度认为他就是真凶，不过，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加之他那位巧舌如簧的律师的辩护，用天衣无缝的论述成功地帮他洗脱嫌疑，现在他完全是个自由人。不过，到现在，我都还在怀疑他。”
“是的，小姐。那位不知怎么就被扯进来的疑犯确实是叫艾林顿。关于他，也有不少值得研究的地方，不过现在，还是让我们继续刚才说的，稍后再研究这个连你都怀疑的人吧。我马上要说的，正是案件至关重要的地方。
“接下来是两位医生，贺索定太太的一般治疗医生亚瑟·琼斯以及负责尸检的地方医官安得鲁·松顿先生的证词。两位的证词曾经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先是琼斯医生证实死者并没有可以造成突然死亡的疾病，就连那轻微的感冒也已经治愈了。松顿先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并十分肯定地表示死亡原因是由氢氰酸引起的心脏衰竭。药物是怎么进入死者体内的还不能知晓。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先前在死者提包里发现的小瓶子里有一些氢氰酸的残留物。但是松顿先生并不能证实死者是服用自身携带的药物自杀身亡的。在他看来，即使是自杀，也是通过注射的方式，因为在死者的胃里并没有该种物质的残留。”
角落里的老人说的这些正是贺索定太太死因的谜团所在。关于这些谜团至今也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准确的答复。
三
我一边听角落的老人讲述，一边在想艾林顿先生的事情。而当我这样陷入沉思的时候，角落里的老人再次看穿我的心思，说道，“我看你好像对这件事很感兴趣，那么，能不能和我说说，你都知道些什么呢？”
“据我了解，当然，正如您刚刚所说，我的了解都是从报纸上得来的。”我对老头的敌意已经完全打消了，我惊讶于他对这件案子的关注，同时也更想继续了解他到底知道些什么，说道，“艾林顿先生是个有钱的单身汉，和那些经常出入格洛维诺和其他花花公子俱乐部的男士没什么区别。他住在爱博特华厦里，在伦敦上流社会中很受欢迎，经常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也常常出入剧院、跑马场、运动场和保守党总部。他交友很广，朋友中不乏名人政客，他和贺索定太太认识并不奇怪。年轻又漂亮的贺索定太太一向喜欢受人倾慕，更何况她也是一位混迹于上流社会的宠儿。所以他们的交往非常密切，一两次略嫌开放的打情骂俏甚至曾经激怒过她丈夫。”
“您知道，上流社会的这些花边新闻在仆人间传得是十分快速的。上庭证实这些的也正是贺索定太太家的一个仆人。这种关系本来并不伤大雅，但是如今一方成为谋杀案的死者，那就另当别论了。很多人，当然，也包括我在内，都怀疑是贺索定太太与这位艾林顿先生有什么外人所不知的纠葛。据披露，后者好像要定居国外，并且要结婚了。他被捕时在法国马赛，而且正打算到科伦坡去。种种情况，难免让人联想，这位先生完全有杀人的动机。更何况，还有几名对他十分不利的证人。”
“小姐，我不得不说，你有惊人的记忆力，这些情节说得完全没错。那么，我们现在再看看你的观察力吧。”老人一边说一边把几张照片放到我面前。
那是几张男人的照片，有的属于同一个人，有的则十分相似，总的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让人觉得有些眼熟。
“小姐，这几张照片中有几张正是你侃侃而谈的艾林顿先生，我想你先前也应该在报纸上看过他的大幅照片了。以你对此案的了解程度，要挑出这位男主角的照片应该并不难吧？”
“嗯……这个……”眼前的几张照片非常相似，都是再普通不过的男士，在我的记忆里，那位艾林顿先生也并没有什么让人能一眼就记住的面部特征，所以，我有些拿不定主意。
“还是让我来帮你吧。”老人说着从照片中拿出两张，“你瞧，这就是咱们的艾林顿先生，长得多么讨人喜欢呀。可惜的就是并没有什么——用你的话说，没有什么特征。可怕的是，他差点因为这个原因就被送上绞架呢。”
“先是贺索定太太家的女仆爱玛·芳诺证实艾林顿先生早上来到爱迪生街十九号，也就是贺索定太太的家。而贺索定太太是下午三点半出门要到圣彼得教堂广场去。同时，她也叙说了那些仆人们间流传的谣言，那些关于艾林顿先生和贺索定太太打情骂俏的事情。这就让这位先生浮出水面，被置于了众人怀疑的境地。
“然后是安得鲁·侃博的证词。作为梭摩顿街上安氏证券公司的老板，这位体格健硕、满头黑发的男士，身上竟然散发与他实际身份不相符的市侩之气，当然，这并不影响他亲吻《圣经》并在法庭上说实话。
“据他回忆，3月18日下午，他搭地铁出门，坐的正是贺索定太太所在的那节上等车厢。一上车，他就注意到了贺索定太太，你看，谁让她是一个那么年轻漂亮的女士呢。男士们总是想和这样的女士说说话。她告诉侃博先生自己要到爱得格街去，正在担心自己是否坐对了车呢。侃博先生赶忙打消了她的疑虑，随后两人各自回到自己的位置，再也没有说话了。因为他实在着急着要看晚报上的证券交易行情，这对一位商人来说，自然是最重要不过的。
“后来一位穿着粗呢西装和硬礼帽的先生在勾沃街上了车，坐在那位女士的对面。侃博先生记得贺索定太太刚刚看到那位先生时有些惊讶，但后来俩人兴高采烈地谈了许久。可惜的是，他们谈论的内容侃博先生一点儿也没听到，他的心思全在大买卖上。唯一记得的就是，在费灵东街站，自己要下车了，那位先生也紧随其后。他还在下车前与女士握了握手，并且愉快地说：‘再会，今晚别迟到了！’女士的回答则没有听到。下车后，那位先生很快就消失在人群里不见了，侃博先生也没有多留意什么。
“接下来需要侃博先生对那位至关重要的、在贺索定太太死前与之谈话的人做描述。你能想到他是怎么说的吗？”老人问我。
“您知道，我并没有像您一样出席庭审，所以自然知道得没有那么具体。您刚刚讲述的内容，有许多都是我第一次听说呢。”我实话实说道。
“其实你对他描述的类型应该十分熟悉。因为他的描述就与你刚刚描述坐在旁边的那位先生异曲同工，甚至把你俩的描述调换一下也不会有什么不妥。据他说，那位先生中等身材，胡须颜色不太深也不太浅，帽子两边露出的一点头发也看不太清是什么颜色，似乎是很自然的颜色，他穿的是粗呢西装，并且一直戴着硬礼帽。你瞧，这描述并不比你的描述逊色吧？但是这样的男人，在伦敦大街上可有很多呢，你说是不是？”
我终于有些弄清老人先前让我去描述人的用意了。“可是那个人可是同贺索定太太交谈了一路呢，侃博先生和他们在同一节车厢，又是和那人在一站下的车，总会记得更多吧？比如，一些——”我问老人。
“一些特别的地方。小姐，我知道你正要这么说。但确实，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侃博先生一直在忙着看报纸，并没有去特意的观察。加之那个人一直戴着帽子，所以，侃博先生只能如实地说，确实在车上有那么一位和贺索定太太交谈过的男人，但是，再深入一些，他可就不晓得了。他甚至不能肯定自己再见到他是否能够认出来。”老人有些遗憾地说。
“这样看，正如您说的，侃博先生只是描述出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男人，这并不能构成对艾林顿先生的指控呀。”我有些不解地问道。
“确实如此。安得鲁·侃博先生的证词并没有什么破案的实际价值，但是另一位证人詹姆斯·维拿先生的证词却使案子有了很大的转机，一切矛头都指向了艾林顿先生。”
“哦，对了，那位詹姆斯·维拿先生。我记起来了。”接着我向角落里的老人透露了一些关于维拿先生的一些信息。
维拿先生是一家卖彩色印刷机电的公司——罗得尼企业的经理，也是安得鲁·侃博先生的朋友。他作证说当时他正在费灵东街等火车，看到自己的朋友侃博先生从一个头等火车车厢里下来，于是两个人在月台交谈了一会儿，直到火车快开了，他才匆忙踏进车厢——正是侃博先生下车的那节车厢。他记得是有一位女士坐在他对面的位置，不过是在很角落的地方。他没有看见她的脸，因为她低着头似乎是睡着了。同侃博先生一样，维拿先生也是一位称职的生意人，自然不会浪费这坐车的好时间掌握生意上的资讯。所以他一坐下，就拿起报纸认真地看起来。后来，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些感兴趣的内容，关于物品行情还是其他什么，总之是他觉得要立刻记下来的生意经。但是他随身只带了一支铅笔，并没有纸张。所以就捡起地上一张还很干净的名片，在背面把自己需要的内容记了下来。然后，这张在案发地点捡到的名片就被放到了维拿先生的口袋里。
“维拿先生捡到了艾林顿先生遗失在现场的名片。”我把自己想到的大声喊了出来。
四
正当我为自己突然的顿悟而沾沾自喜时，角落里的老人一开口，就给我泼了盆冷水。
“小姐，你的说法恐怕有些不严谨的地方。准确地说是，维拿先生捡到了一张名为法兰克·艾林顿的人的名片，但是没有人能确定哪就是艾林顿先生本人掉在现场的。”老人纠正我道。
“你该能想象出维拿先生的证词一说出口，现场的人们是多么义愤填膺吧，人人都认定了凶手就是艾林顿先生。”老人继续说，“尽管法庭上有很多人都是艾林顿先生的朋友，但是相信他可以被无罪释放的可没有几个。艾林顿先生自己也慌了手脚。我敢说这个突然在旅途路上被抓来的年轻人还没意识到是怎么一回事呢。他脸色惨白，不停地舔着嘴唇，好像随时都可能因缺水晕过去一般。”
“艾林顿先生可是处在一个十分不利的位置，种种证据都对他很不利。首先，他没有任何不在场的证据，案子已经是三个星期前的事情了，他还可以回忆起当时自己在哪里，某个俱乐部或是运动场。但是肯为他站出来作证的人可找不到。谁也不敢在法庭上发誓说案发当时自己和艾林顿先生在一起。这一点，艾林顿先生自己也清楚得很。
“并且，他是在去科伦坡的路上被逮捕的，虽然他自己解释说那只是一次旅行，随性且漫无目的旅行，可是大家却不那么想。很多人都觉得他是在打算畏罪潜逃。这只能说他的运气并不好。
“还有一点，警方在他的房间里找到了包括氢氰酸在内的各种有毒物质，证明他是一个爱好并钻研毒理学的人，这就更加对他不利了。”
“您说的没错，”我插话道，“但是，他的律师亚瑟·英格伍爵士可是相当厉害，不然这位疑犯可没法逃脱。”
“小姐，听你的口气，似乎对这一切很是愤愤不平呀。”老人笑了笑，“亚瑟·英格伍爵士确实是有绝佳辩护技巧的大律师，他在庭上巧妙的申辩可是把所有指证艾林顿先生的证词全都推翻了。不过，我却认为他做得十分高明并且正确。”
“难道您不相信证人们的证词吗？”我不解地问。
“当然不是。我十分相信证人们都是正直爱国的人，绝不会在庭上撒谎。但是我也相信，单凭这些证据就逮捕艾林顿先生，确实很草率，并不明智。正像亚瑟·英格伍爵士在庭上证明的那样，安得鲁·侃博先生并不能肯定那个穿粗呢西装的男人就是艾林顿先生，那个生意人甚至有时连自己公司的职员也认不出。”
“他可以肯定的就是当他在车上时，贺索定太太还是好好的，活生生的，并且没有任何像是准备赴死的迹象。并且他确定那位穿粗呢西装的男人与贺索定太太并没有任何争执，他自始至终没有听到过女士尖叫或挣扎，两人还握过手，那个男人用愉快的声音说：‘再会，今晚别迟到了！’所以他判断，那个穿粗呢西装的男人可能是在贺索定太太自愿的情况下给她注射了致命药物。
“至于詹姆斯·维拿先生，他同样不能确定名片是艾林顿先生在车上遗落的。他只能确定这张名片确实来自那节车厢，并且他一直在这节车厢里，从费灵东街到爱得格两站之间，没有其他人上车。而那位女士，则自始至终没有移动过。
“法兰克·艾林顿先生更是完全否认自己在那节车厢上，他发誓自己只在那天早上在贺索定太太家见过她一面，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所以，一切又回到了原点，我们既不能肯定那穿粗呢西装的人一定是凶手，也不能证明凶手一定是艾林顿先生。
“能够在庭上理清这些的，也只有聪明的亚瑟·英格伍爵士了，他可是救了自己的当事人一命，艾林顿先生最后被无罪释放了，据说他现在住在国外，而且他的婚礼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
“看来你同律师一样，并不相信艾林顿先生是凶手？”我问道。
“小姐，就我们刚刚分析过的证据来看，确实不能草率地那样说。况且据我所知，在艾林顿先生的朋友圈中，那些真正了解他的人，都不相信他是凶手呢。虽然警方一直十分肯定，并且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寻找能够证明艾林顿先生有罪的证据，但他们什么也没找到，不是吗？他们不过是在毫无头绪的情况下，想要紧紧抓住艾林顿先生这唯一的犯罪嫌疑人罢了。”
“照您看来，关于艾林顿先生的一切犯罪疑点都是巧合咯？”我询问道。
“小姐，谁会相信天底下有这样的巧合？”老人反问道。
“那么——”我很疑惑。
“只能说此案真正的凶手实在聪明绝顶，并且计划周详，他早就预料到事情发展的一切可能性，他知道什么是要费尽心思掩饰的，同时他还是个出色的演员。他的计划应该筹谋已久，在长期的观察中，他确切地了解到艾林顿先生的动作、体态以及个性，并且加以模仿。还让一切证据都指向那个可怜的年轻人，以分散警方和大众的注意力。只能说，他的计划完全成功了，你瞧，他让警察们飞蛾扑火一般把心思和精力投入到艾林顿先生，进而忘记了本案一个关键的证据。”
“什么证据？”我急切地想要知道。
“那就是侃博先生无意中听到，并且能够肯定是车上那位男子说的话——”
“再会，今晚别迟到了！”我脱口而出，打了个寒战，“难道是——”
五
角落里的老人显然已经知道我将要说出谁的名字了，他看到我的表情耸耸肩说，“你应该记起这位悲伤地丈夫自己也说过，案发当晚本来是和妻子一起去约定看演出的日子。这是他唯一大意留下的证据。
“在警方把力气全花在艾林顿先生身上时，我就花了点功夫去调查这对夫妻的财务。要知道，钱可是引发犯罪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发现，妻子玛丽·碧翠丝·贺索定是肯辛顿有钱建筑商的千金，而丈夫爱德华·萧伦·贺索定在结婚前不过是个航运代理公司里的小职员。贺索定太太的遗产有一万五千英镑，一切受益者都是贺索定先生。这也就证明了，之前那些的痛不欲生的表现不过是这位聪明又混账的丈夫为尽快得到遗产而做的表演罢了。”
“那么，为什么他会选择艾林顿先生做替罪羊呢？现场又怎么会有艾林顿的名片呢？”
“我先来回答你后一个问题好了。你我都知道，艾林顿是这家的朋友，所以别说是拿到他的一张干净的名片，然后随意扔在现场了，就是从他家拿到毒物都不是什么难事。真是个聪明的大坏蛋呀！”角落里的老人激动地说，“而之所以选择艾林顿先生，我想那是因为他同贺索定先生本人的身高体格十分相似，头发的样色也是一样的。贺索定先生是故意挑了这样一个容易模仿的人，然后，可能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慢慢改变自己。从穿着到胡须修剪的式样，一点一点缓慢地改变，以至于那些天天和他相处的人不能察觉到什么。不过，你瞧——”老人说着又把刚才给我看的照片摊出来。
“小姐，你刚刚不能分辨的照片正是艾林顿先生和贺索定先生的，你看，不认识的人乍看之下可分不太清。并且不知你留意到没有，这张是案子沸沸扬扬那个时期这位丈夫的照片，这张则是他最近的，他把妻子去世时留起的胡须又剃掉了。这就是他狡猾的地方，他可能认为风头已经过去了。”
“难道他在庭上没有刮胡子不是伤心所致而是为了掩人耳目，逢场作戏？”我问。“讲到这儿，你还不能确定这一点吗？”老人严肃地说，“这位先生确实聪明，敢冒风险，并且熟知人性。他预料到即使车上的乘客被请到庭上作证指认，那也是案子发生后几天的事情了，何况证人是一位在车上一直专心看报的生意人，这就更让他放心了，谁能指认出他这样一位没有任何特点的人呢？”
“那致命的毒药到底是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进到贺索定太太体内的呢？”
“这个方法就更加简单了，只需要一枚戒指，可能是他蜜月时就买好的戒指，要知道，这项可怕地犯罪可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我想贺索定先生应该计划了很久，好几年也说不定呢。用戒指的方法是南欧每一个坏蛋都熟悉的。它里面有个小针孔，只要在那里装上氢氰酸，然后再和他那可怜的太太握握手，就一切完成了。针孔很小，所以扎在手上应该没有什么感觉，她完全有可能丝毫没有察觉到。即使有那么一点点刺痛，也不足以使她在同自己丈夫挥别时尖叫出声，车上的其他乘客自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的计划需要冒很大风险呀，中间说不定哪里就出错——”我还是不敢相信案子会是这样的。
“那一万五千英镑可值得他冒这个险，”老人边说边整理自己的衣服，像是要离开了，“况且他计划已久，对一切都很有把握，并熟知人性。我们现在拿他也没有办法，不是吗？谁能证明车上的就是他呢？这就是他可以至今逍遥法外的原因。好了，案子讲到这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先告辞了。”老人说着走出面包店。
我呆坐在那里，不知该相信什么。我只知道，与佛毕学先生的演出之约是要失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