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轮番上场唱主角
公元1644年，一年天崩地裂，一岁日月新天。短短的三百六十天，三个朝代在其中更迭，三位帝王在这年坐上龙椅；两位君王称帝，两顶皇冠落地，1644年，上演了历史的轮回。当崇祯帝自缢煤山的那一刻，当吴三桂冲冠一怒的那一时，历史的命运，就已经注定。
君王有罪无人问
京师，万岁山，东方未明。
在大顺兵因搜索而掀起的一片嘈杂声中，崇祯皇帝朱由检带着一身的血迹，在内府太监王承恩的搀扶下踉跄着脚步，来到了寿皇亭（今景山公园三间房）旁。
眼望山下的大顺兵如蝼蚁一般蜂拥而上，崇祯心知大限已到，也不做他想，在王承恩的帮助下最后一次整理好衣服，然后摘下皇冠，披散开头发遮住脸，仰天长叹。手握亭梁上垂下的三尺白绫，突然有了一种解脱的感觉
王承恩跪望“以发覆面，白袷蓝袍白细裤，一足跣，一足有绫袜”自缢于亭上的崇祯皇帝，大放悲声，旋即，亦在崇祯的对面自缢。
这一天，是崇祯十七年，永昌元年，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3月19日。
巍巍万岁山，密密接烟树；
中有望帝魂，悲啼不知处。
——清·樊彬·《燕都杂咏》
崇祯皇帝自缢之处，至今尚无定论，是故有樊彬“悲啼不知处”之说。流传最广泛的说法就是其自缢于煤山，亦即万岁山的民间俗称，也就是今天的景山。之所以被民间称为煤山，是因为景山下边堆过煤；又因为传说该山压住了元朝的龙脉，而俗称镇山。综合各种史料来分析，虽其中略有差异，但大致上也可以认为是在此处了。
最大的疑问是，崇祯皇帝朱由检所自缢的那棵树是什么树。流传最广的说法是槐树，而据正史显示，崇祯皇帝是自缢于寿皇亭中而非树上：《明实录·崇祯实录》卷十七记载：“（崇祯）登万岁山之寿皇亭。俄而上崩……”《明史·流贼传》云；“以帛自缢于山亭，帝遂崩。”《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九亦说：“逐仍回南宫，登万岁山之寿皇亭自经。”另有几部野史也如此记载。但在赵士锦的《甲申纪事》中记载：“得先帝遗弓于煤山松树下，与内监王承恩对面缢焉。”《明孝北略》卷二十云：“崇祯……自尽于亭下海棠树下。”《三垣笔记》则曰：“遂同承恩对缢煤山古树下。”松树、海棠树、古树……总之是没提到槐树。事实上，崇祯皇帝应该是自缢于寿皇亭中而非树上。据《明史》记载，李自成的大顺军是在崇祯自尽之后的第三天才发现了他的尸体。若是自缢于树上，那么多的士兵都搜不到，不符合常理。只有崇祯自缢于一个隐蔽之所，才有可能让李自成在三天之后方找到他。
实际上，自缢槐树一说出自于清军入关之后。崇祯自缢之后，多尔衮是以剿灭逆贼李自成的名义而入主紫禁城的。为了进一步巩固群众基础，笼络民心，于是，对崇祯皇帝的死表示惋惜，特意在景山上找了棵槐树，并将之称为“罪槐”，树身加以铁索，并立碑供民间悼念。虽然这棵槐树几经战乱、数度毁于战火，但人们总是在原址处再植新株，而这棵“罪槐”也一直背负着沉重的罪名，直至今天。
“罪槐”前曾书有一副对联，联曰：“君王有罪无人问，古槐无过受锁枷。”
此联可谓是恰如其分地指出了令明王朝灭亡的罪魁祸首是谁，正是崇祯皇帝、明思宗朱由检。诚然，自万历十五年之后，大明之灭亡已成定局，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但崇祯帝即位后的所作所为，却加速了本已风雨飘摇的明王朝的倒下。
明朝崇祯帝即位后，诛灭客、魏，一时颇有重振朝纲、挽救危亡之势。但是，魏忠贤失败后，阉党仍企图操纵朝政，长期延续的党争并没有消除。加之崇祯专擅自用，对文臣多有猜疑，对武将任意杀戮，屡斩败将，臣下为保住脑袋多求避祸，少有谏言。统治集团长期动荡，上下官员贪贿风行，军兵日益虚溃。
朱由检惯用的伎俩就是用小动作掩人耳目，他最勇敢的事是杀人。他发脾气时，像一头挣脱了锁链的疯狗，人性和理性全失。一个城市沦陷，就把守城的将领杀掉。
他对饥饿的武装群众也恨入骨髓。有人向他提及饥馑和官员乡绅贪暴，他就发怒，发怒的原因是他无法解决，所以他不愿听到。不过他却相信小动作可以帮助他，确信仅虚心假意地表演一下就能掩盖天下人的耳目，所以他不断地宣布“避殿”、“减膳”、“撤乐”，不断地声言流寇也是他最亲爱的赤子，不断地下令政府官员自我检讨。有一次还把宰相们请到金銮殿上，向他们作揖行礼，说：“谢谢各位先生帮助我治理国家。”然而不久就大发雷霆，把他谢过的“各位先生”杀掉了。
朱由检的急躁性格，使他好大喜功，并且认为重刑是促使他部下创造奇迹的动力。但有才干的部下又使他如芒刺在背，他只能用宦官型的恭谨无能之辈，只有在这种人面前，他才心情愉快。朱由检常叹息他无缘得到岳飞那样的将领，其实，恰恰相反，他已得到了一位“岳飞”，那就是袁崇焕，结果却用冤狱酷刑对待他。
即使他在死之前都不忘记用小伎俩掩人耳目，他在自缢之前留下这样一份遗书：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官冕，以发覆面。认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意思是说：虽然由于我品德不好，上天才降下亡国惩罚，但也是群臣误我。我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所以我脱去了龙袍皇冠，用头发挡住脸。任凭逆贼割裂我的尸体，请不要迁怒与百姓，不要妄杀一个无辜。
这份遗书可能是后人伪造的，也可能是真的，它充分显示了朱由检用小动作掩人耳目的伎俩。他把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到别人身上，自己责备自己品德不足，并不是真心地承认错误，而只是用以烘托群臣的罪恶。问题是，群臣中没有一个人出于民选，全部由朱由检任用，不知道他为什么专挑选一些“误他”的人当他的政府官员？朱由检要求“逆贼”不要伤害人民，他也知道“逆贼”不会听他的，这种廉价的文章，不过企图留下他非常慈悲的印象罢了。
崇祯死了，大明王朝不复存在；三尺白绫，悬起汉民族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中原统治的句号。朱由检为他的刚愎自用买单，却用整个帝国来为他陪葬。
与此相反的是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自李自成起兵以来，始终打的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和“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为其赢得了广大备受乱世折磨之痛的农民的拥护，这也是其能迅速打出一片江山的原因之一。然而，农民起义军始终存在着它的局限性。李自成在紫禁城仅仅坐了42天的龙椅，便带着无限的惆怅离开了紫禁城。而导致这一切发生的，是大明王朝最后的一支精锐部队的将领——吴三桂。
戛然而止的吴陈姻缘
吴三桂降清后，文人对之讽刺不绝，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明末清初时期的大诗人吴梅村曾写过的一首《圆圆曲》。诗中有这样一句：“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谁能想象，男女之间的爱情纠葛竟会给本已波谲云诡的大明王朝增添如此重大的变数与冲击？刀光剑影、风雨飘摇，任何一种看似偶然的事件都可能影响和改变一个王朝的走向与发展，甚至决定这个王朝的去留。当我们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回望这段发生在380多年前的历史，除了扼腕叹息外，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惆怅与无奈。而吴三桂也偶然地成为了拨动历史琴弦的人，弹奏了一曲大明王朝的挽歌
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是天启二年的武进士。在明末那段动荡的岁月里，吴襄原本平静顺利的生活也被后金对关外的不断侵扰打碎了。身为武进士，自然不能眼睁睁看着敌寇进攻，吴襄便在辽西一带办起了团练，抵抗后金的入侵，居然颇有成效。因此被明廷授予辽东团练总兵一职，吴襄战功卓著，声名赫赫，享有“辽右巨臂”的美称。因此与明廷的一些抗金名将交情莫逆。吴襄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袁崇焕的部下名将祖大寿，而自己又娶了祖大寿的妹妹。吴三桂就是在这样的家庭中出生长大，算得上将门虎子，从小眼所见耳所闻都是军事征战，天长日久，耳濡目染，吴三桂自然也不甘落于人后，自幼习文练武，“终日无惰容”。在父亲和舅舅的关照和提携之下，吴三桂16岁时就中了武举人，并以战功和恩荫受封都指挥之职，可谓少年得志，升迁迅速。
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亲率10万大军绕道蒙古，由喜峰口攻陷遵化，直逼京师。不久，在朝廷的命令下，祖大寿率兵回救京师，不料在建昌和后金军突然遭遇。吴襄彼时正率领五百骑兵出城侦察，不料被狡猾的后金军团团包围，形势非常危急。
吴三桂得此噩耗，连忙向舅舅祖大寿请求出兵，为父亲解围。祖大寿用兵慎重，他担心这可能是皇太极的围城打援之计，因此不敢轻易出兵，只是告诉吴三桂：“吾以封疆重任，焉敢妄动！万一失利，咎将安任？”
吴三桂知不可强求，大哭而去。他又救父心切，于是不顾舅父祖大寿的阻拦，亲率数十家骑出城奋不顾身地杀入敌阵，和后金军展开肉搏战，成功地救出了父亲吴襄。吴三桂此举可以称得上无愧于“忠孝”二字。能在千军万马中成功救父，这份勇气和魄力不仅让明朝的官员们看得目瞪口呆，就连皇太极也对吴三桂赞不绝口。自此，吴三桂单枪匹马舍身救父的事迹传遍了大江南北。有“勇冠三军、孝闻九边”的美誉。
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展开大凌河之战，率军猛攻祖大寿镇守的大凌河城。祖大寿兵力屈于劣势，不得不困守城中。在明廷的督促下，明将孙承宗组织人马出关来到锦州，与后金军展开战斗。吴襄在增援大凌河的战斗中因逃跑而导致明军全军覆灭，迫使孤立无援的祖大寿投降后金，孙承宗也受牵连而遭罢官，吴襄下狱。但吴三桂仍然被朝廷留在军中供职，崇祯皇帝擢拔他为辽东总兵官，镇守山海关。
吴三桂的部队继承了关宁铁骑的优良传统，训练有素，战斗力强，堪称是明末唯一可以依赖的部队；而吴三桂本人作战也极其英勇，“每逢大敌，身先士卒，绞杀虏级独多。”在随后发生的松山、杏山等战役中，吴三桂所率兵马都“胆勇倍奋，士气益鼓”，“凡三战，松山、杏山皆捷”。
崇祯十二年七月，吴三桂因功升任宁远总兵，开始替明朝守护关东大门。边城宁远，乃山海关外之重镇，是抵御后金军入关的重要防线。吴三桂到任后，训练士兵，重修武备，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训练出能骑善射的精兵4万余人。他又挑选敢死之士，将他们训练成自己的亲军。
吴三桂的宁远精兵，在关外的战场上抵御住了后金军的多次猛攻，他们以勇敢善战而威震敌营，成为一支后金军不可小觑的明朝军事力量。同年九月，后金军大举南下，进攻宁远以西至山海关的中后所、中前所、前屯卫三座重镇。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后金军势如破竹，连下两营，吓得明朝守将或弃城而逃，或不战而降，致使明朝的天威荡然无存。
此时，驻守宁远城的宁远总兵吴三桂，断然拒绝了早先投降后金的舅舅祖大寿和老师洪承畴的劝降，决心坚守，誓死不降，甘与宁远共存亡。于是他就在距山海关四百里以外的孤城宁远抵抗如狼似虎的后金军队。
此时的大明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有人说，明朝的灭亡和一个女人有着莫大的关系，红颜祸水，她自难辞其咎。多少年来，她都背负着误国误君的骂名，她就是色艺双绝、名动江南的陈圆圆。
陈圆圆出身贫苦，原姓邢，名沅。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为了过活，父亲便把她送给了她的姨妈。姨妈对陈圆圆很好，视如己出，于是，她便改姓陈。陈圆圆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私塾教育，加之自身的聪明、勤奋，很快就学会了读书、写字，而且陈圆圆从小就受到了戏迷姨夫的影响，耳濡目染，练就了一副好嗓子和柔美的身段。
后来姨妈家也因为经营不善而家道中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年仅10岁的陈圆圆被迫卖身沦为歌妓，被送到了一个戏班学习唱戏。不久，18岁的陈圆圆就凭借她姣好的容貌和唱功一举成为了苏州城中大红大紫的歌姬，以至于她一出场，观众就为其声色所惊艳，直教人销魂落魄。
吴三桂与陈圆圆的相遇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崇祯皇帝的岳父，当朝国丈田弘遇。田弘遇一生最值得骄傲的事就是生了个好闺女。崇祯皇帝十分喜欢田贵妃，可以称得上是集三千宠爱于一身。女儿受到皇帝的宠幸，身为国丈的田弘遇自然也跟着沾光，赐官拜爵，享尽荣华富贵。但好景不长，田贵妃罹患重症，崇祯命御医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得知女儿病重的消息，田弘遇坐卧难安，他倒不是担心女儿的病情，而是担心好不容易到手的荣华富贵就此化为泡影。毕竟人走茶凉，没有了女儿的受宠，自己的前途也就堪忧了。思前想后，田弘遇想出了一个计策，在人间天堂的苏州替皇帝再选几个美女，以防女儿如有不测时，可以有人在皇帝面前替他美言几句。
打定主意后，田弘遇便借口安置先人遗骨向皇上请假，返回苏州老家。苏州的老百姓一听说有人来选秀，但凡家有漂亮姑娘的人家就开始行动起来，找媒婆替自家姑娘说媒。色艺俱佳、且声名远播的江南第一美女陈圆圆自然是难逃田弘遇的法眼，他用尽各种手段逼迫陈圆圆就范。不知如何是好的陈圆圆急忙去找冒辟疆商量对策，但是冒辟疆竟然闭门不见，想到自己深爱之人就在关键时候犹如缩头乌龟，不敢挺身而出，怅惘、悔恨之余，陈圆圆也只能是日夜以泪洗面。最终，心灰意冷的陈圆圆也不得不跟随田弘遇北上进京。
此时的大明王朝可谓是内忧外患。内有李自成的起义军风起云涌，外有皇太极的后金八旗铁骑步步紧逼。焦头烂额的崇祯皇帝根本就没有心情也没有时间去宠幸美女，他要处理的军国大事足以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所以作为献礼的陈圆圆自然也被崇祯皇帝退了回来，暂住于田弘遇的府中，成了田弘遇的歌姬。
崇祯十六年年初，李自成攻下了洛阳，明廷震惊。一时间人心惶惶，个个自危。明朝的权贵富贾们更是万分惶恐，担心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后，自家的性命难保。而此时的田贵妃已经香消玉殒，崇祯皇帝对他的岳父田弘遇也是爱答不理，人走茶凉。受到崇祯冷遇的田弘遇又开始在心中盘算起来，寻找下一个可以依附的目标，为自己的退路而精心谋划着。很快，他就将目标锁定在手握重兵、替天子守国门的宁远总兵吴三桂的身上。此时的吴三桂可谓是皇帝所倚重的对象，肩负着支撑和守护明朝国祚的重任。
这年秋天，陈圆圆和吴三桂在田弘遇的精心安排下邂逅了。一天，田弘遇设酒席邀请吴三桂到府中赴宴，不知是计的吴三桂欣然前往。酒过三巡之后，田弘遇唤出了陈圆圆，叫她歌舞助兴。醉眼迷离的吴三桂看到了国色天香的陈圆圆后竟然呆若木鸡，连手中的酒杯也跌落地上，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的佳丽。吴三桂彻底为陈圆圆的美貌所倾倒，高兴地邀请陈圆圆陪侍左右。不料此时城中的警报竟突然鸣响，于是田弘遇便故作惊慌，借机对吴三桂说：“倘若以后敌军攻入城中，我等该如何是好？”不加觉察的吴三桂脱口而出：“你把这个美女送给我吧，我一定保证你们全家的安全。”这句话正中田弘遇的下怀。
吴三桂和陈圆圆在一起看似是各取所需的政治联姻，然而他们的感情却非常好。在明朝太监王永章所写的《甲申日记》一书中曾有关于两人感情的记载：吴三桂离开北京后，给父亲吴襄写了若干封信，每封书信上都提到了陈圆圆。第一封书信中说：“告知陈妾，儿身甚强，嘱伊奈心。”第二封书信中说：“陈妾安否，甚为念！”第三封书信是在得知父亲吴襄让陈圆圆骑马赶赴山海关后所写，吴三桂对此事表示出强烈的忧虑：“如此轻年小女，岂可放令出门？父亲何以失算至此？”吴三桂竟然因为担心陈圆圆的安危而责怪父亲，可见其对陈圆圆用情之深。
然而边事重大，身负国家重任的吴三桂不得不与心爱的陈圆圆告别，率领亲兵日夜兼程赶回边关，防止虎视中原的后金军乘虚而入。然而，他还是晚了一步。
草根皇帝不靠谱
山海关前，满目素白。
5万明军将士尽着白盔白甲，举白旗扬白幡，整齐而肃穆地面向西南方。队列前，吴三桂摆起香案，焚香致祭，伏地恸哭。霎时间，悲声大作，5万将士整齐划一地跪倒尘埃，为六百里外的崇祯帝致哀。只是此时，距离崇祯自缢已经过去了20多天。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吴梅村（即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后人常以号称之）一首《圆圆曲》，让后人记住了这位“冲冠一怒为红颜”“英雄无奈是多情”的吴三桂，也记住了这位引清入关、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汉奸”。
世人传说，吴三桂在北京城破之后便有向李自成屈膝投降的打算。在给他困于北京城中的父亲的一封信里，吴三桂写道：“接二十日谕，知已破城。欲保家口，只得降顺。达变通权，方是大丈夫。”这就是说，吴三桂得知北京城被李自成攻破之后，并没有考虑去为崇祯皇帝报仇，再造大明王朝，而是为了保全一家老小的性命，已经打算向李自成屈膝投降了。然而当他得知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所掳之后，“拔剑砍案曰：‘果有事，吾从若耶！'”也不再顾老少性命，又修书一封给其父：“儿以父荫，待罪戎行，以为李贼猖狂，不久即当扑灭，不意我国无人，望风而靡，侧闻圣主晏驾，不胜眦裂，但喜吾父奋拳一击，痛不欲生，不则刎颈以殉国，何乃隐忍偷生，训以非义，既无孝宽御寇之才，复愧平原骂贼之勇。父既不能为忠臣，儿安能为孝子乎？”
信中说得冠冕堂皇，但与上一封家书相比，态度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全然忘了几日前的寻求归顺之语。
然而，《圆圆传》虽然写得有鼻子有眼，但终究是小说家言。吴三桂虽是一位武将，却不是一介武夫，作为夹在李自成和多尔衮之间的第三方力量，他手里握有明王朝最后一支精锐部队，无论倾向哪一方都有可能决定历史的走向。这是吴三桂心知肚明的，也正是李自成和多尔衮竞相争取他的原因。在如此重大问题面前，吴三桂怎么可能为一个女人去决定自己所选择的方向？
吴三桂之所以会在最后关头选择降清而非降顺，与陈圆圆无关，而是因为李自成的关系。
李自成的大顺军进入北京、逼死崇祯之后，入主紫禁城。按理说，“建国”肇始，他应当犒赏将士，大封功臣，然而多年来的征战让其囊中羞涩，唯有就地取“财”。对崇祯之吝啬，李自成也略有耳闻，本以为能在皇宫中所得甚丰，然而把整座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也只在大内府库中搜到黄金17万两，白银13万两。顿时大感失望，也大感愁闷：手中无钱，宫内无财，这当如何是好？
天无绝人之路。刘宗敏、李过等人想出了个好主意：既然是宫里就应该有财宝，之所以不翼而飞，那一定是被宫中之人所窃取了。下一步应该做的就是“追赃”。
李自成深以为然，下令“追赃”。第一个将“赃款”上交大顺军的是大太监曹化淳，此人一出手便是白银五万两，着实让李自成兴奋了一下。但区区5万两白银对大顺政权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要想填满这个财政漏洞，还得需要更多的人来“自愿”献财。
三月二十日，刚被封为“宰相”的牛金星发布文告：
“仰明朝文武百官，俱于次旦入朝。先具脚色手本，青衣小帽，赴府报名，愿回籍者，听其自便。愿服官者，量才擢用。抗违不出者，罪大辟。藏匿之家，一去连坐……”
贼（李自成）先差人赴五府六部，并各衙门，令长班俱将本官报名，因此无一人得脱。
次日一大早，文武百官便在宫门口等着，就算是挨打受辱、忍饥熬饿也是敢怒而不敢言，老老实实地坐在地上等着李自成接见。好容易等到承天门打开，李自成却没等手拿百官花名册的牛金星点完名，便和刘宗敏起身离去。没过多大一会，便传来命令：“把明朝的这些犯官全都绑起来送到刘宗敏将军的府邸，听候发落。”
然而，刘宗敏对文武百官根本不审不问，只是放下话来：“根据官职大小向朝廷捐献银子，一品官一万两白银的底限，其余的各按品级捐献。头脚交够银子，后脚就放人；要是藏着银子不交，那就大刑伺候。”
一时间，北京城成了前明官员的地狱，四九城里满是狂舞的棍杖，更兼之刘宗敏等人为了敛财无所不用其极，炮烙挖眼、挑筋割肠，种种残酷的刑罚全被用到了这些一直养尊处优的前明京官身上。北京城内前明官员的悲号之声延绵数日，不绝于耳。更有那最早投降的明朝国戚、襄城伯李国桢，大学士魏藻德等一干人众被酷刑致死。在前明翰林院这个清水衙门供职的翰林、科臣等清贫书生，实在没有油水可榨，大多数都被酷刑致死。
这仅仅是对为官者的窃掠，富户豪门、平民百姓也逃脱不了被掠夺的命运：“初，诸贼攻城时约，内藏归闯贼（李自成），勋戚财归诸帅，文官财归牛（金星）、宋（献策），富户归小盗。”有此约定，那么这些人还有什么可忌讳的？富人倾家荡产，平头百姓的柴米油盐也被大顺军队抢掠一空。城内饿殍遍地。
李自成到底在北京城搜刮了多少银两？据史料记载：“所掠输共七千万。大约勋戚、宦寺十之三，百官、商贾十之二。先帝减膳撤悬，布衣蔬食，铜锡器具尽归军输，城破之日，内帑无数万金。贼淫掠既富，扬言皆得之大内，识者恨之。”
7000万两白银！崇祯在全国加饷摊派10多年，也不过从民间征得2000万两白银，最终导致了天怒人怨；而李自成短短40来天便在京师榨银7000万两，无怪乎“识者恨之”，其最终的结局已然注定。
李自成入主紫禁城，靠的是群众基础。同时，他也有一定的政治头脑，身边既有像牛金星、李岩这样的智囊，又有如刘宗敏、李过这样的二流将领，而且李自成的为人还算不错，由于清军的连续攻击，大大削减了明军的兵力，当他进攻北京时，守城宦官又大开城门，兵不血刃即进入北京，可谓占据天时和人和。
然而，入主紫禁城之后的李自成，却彻底抛弃了昔日“闯王来了不纳粮”的诺言，纵容一干“新贵”用各种手段大肆敛财。上梁不正下梁歪，大顺之兵也竞相在民间搜刮积财，准备还乡。横征暴敛的手段，用钱买命的“政策”，大顺军士兵的放任自流、烧杀抢掠，让北京城变成了人间地狱。所掠夺的7000万两白银，全部熔铸成巨大的中间有孔窍的方板状银板，以便于运输，从中便可以看出，李自成压根没有常驻北京的念头。
得民心者得天下。李自成之成，在于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饱受明末苛捐杂税之苦的农民在李自成那充满诱惑性的宣传口号面前纷纷响应，势如洪水；李自成之败，则是因丧失了民心，更重要的是，完全丧失了地主阶级的信任——这也是影响吴三桂开关迎清兵的一个因素，失败已在所难免。
而清军，恰恰在等待着这样的一个机会。
左手借兵剿匪，右手开门揖清
尽管手中握着沉甸甸的山海关，但吴三桂此时却不知道自己应该将山海关交给谁，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李自成绝不再有机会了。吴三桂斩杀了李自成派来的使者，宣告与李自成彻底决裂。吴三桂写下了一封给父亲的诀别书：“不肖男三桂泣血百拜，上父亲大人膝，父亲一生素以忠义自居，如今虽大势已去，也当拼尽全力，不成则应以身殉国难。儿子定为父亲报仇，即使不成功而成仁，我父子二人不也能留下忠孝之名乎？父亲为何忍辱偷生，作此不义之举。既然父亲不能做忠臣，三桂又安能为孝子？自今日起，儿与父断绝关系。父不早图，流寇即使把父亲置于刀斧油锅之上来要挟三桂，我也决不回顾。”
吴三桂选择与大顺政权彻底决裂，是李自成始料未及的。这在大顺朝中也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李自成手下也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立即予以征讨，另一派则主张暂时放置。
由于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李过等人沉醉于追缴脏银、拷掠明朝旧臣，因而对于此时率军追剿吴三桂不感兴趣，加之李岩、牛金星、宋献策等文臣基于策略的考虑，以“新得京师，人心震迭，吴军素能战，不可轻视”为由，认为现在不宜出兵。他们认为应该暂时维持现状，仍以招降为主。
李自成力排众议，宣布御驾亲征。于是，李自成率兵10万，号称20万东出京师。在宣告与大顺政权彻底决裂后，吴三桂已经没有可能再回头，一场生死决战无法避免。然而战斗还未开始，吴三桂已经预料到无可挽回的结局。李自成的军队有十万之众，而吴三桂的军队却连他的一半都没有。以区区三四万兵马却要与关内李自成的十万大军相抗衡，吴三桂深知自己没有半分胜算。此时的吴三桂想到了关外的清朝，但这样的念头，又深深地刺痛了吴三桂高傲自负的内心，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舅舅祖大寿竟然还写来了亲笔信，替满洲人劝降。随信而来的还有皇太极的敕书。多年来他都以高傲的姿态拒绝清朝的招降，然而如今能同李自成大军相抗衡的力量唯有清军。面对绝境，吴三桂渴望竭力奋争。他要对命运反戈一击，试图冲出命运为他设计的险恶陷阱。此时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道路。
而就在此前，当吴三桂放弃宁远城撤入关内之时，大清帝国便得知了这一好消息。摄政王多尔衮清醒地意识到他建立千秋伟业、青史留名的机会来了。而几乎就在李自成攻陷北京的同时，身为清廷重臣的范文程便察觉到了明朝大厦将倾的异样，随即奏请清廷挥师南下，入主中原。
1644年的农历四月初四，清廷急召在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程入盛京参与决策。范文程指出了李自成肆意刑讯拷问明朝大臣、强行向在京官僚商人追赃、贪图子女玉帛等恶行，并断言清军“可一战破也”，并以“我国上下同心，兵甲选练，声罪以临之，衅其士夫，拯其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为由，极力劝说多尔衮率军入关，而且他还建议清军改变以往屠杀、掠夺明朝百姓的弊政，称：“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
若将统一华夏，非
安百姓不可。”
而多尔衮素有吞并中国的野心，于是当机立断，下令连日召集兵马，除少数兵马留镇盛京外，其余十多万八旗精锐尽出，涌向中原。史载：“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清军原本打算从西协和中协入关，然而大军行至翁后时，他却接到了吴三桂的请兵信。
四月十二日，吴三桂亲自写请兵信给昔日不共戴天的敌人多尔衮。不但许诺给予清朝金银、布匹等物，而且还承诺“将裂地以酬”。
三日后，吴三桂致书多尔衮：
我朝李闯作乱，攻陷京师，先帝惨遭不幸，祖庙化为灰烬。三桂受国厚恩，据守边地，意欲为君父复仇，怎奈地小兵少，不得不泣血而求助。我国与北朝（指清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亦念之，而且乱臣贼子当也北朝所不能容之。夫除暴安良者大顺也，拯危扶颠者大义也，救民水火者大仁也，取威定霸者大功也。索闻大王乃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为时不再得，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印立选精兵，直入中原，三桂自率所部，以合兵而抵都门，灭流寇之宫闱，而示大义于中国。则我国之报于北朝者，岂惟财帛？行将裂地以酬，决不食言！
此信中，吴三桂并没有提出降清之事，而仅仅是恳求多尔衮出兵剿灭李自成的义军。他此时自居的身份为“亡国孤臣”，要的是再建明朝。换句话说，他仅仅是要借助清的军事实力，来实现复国之愿罢了。
此时的多尔衮不再以吴三桂所言的“不唯财帛，将裂地以酬”为满足，他的志向是入主中原。多尔衮趁此大事要挟，强迫吴三桂率部投降，拱手让出大明锦绣江山。
吴三桂已别无选择。
李自成已经大兵压制山海关，多尔衮按兵不动，等待吴三桂给一个降清的肯定答复。如果吴三桂单以自己的力量去与李自成对抗，势必难以为敌。此际再降李自成？早无可能、唯有依多尔衮所示，亲往清营，剃发跪拜，方能让自己的身家性命不至于毁于一旦。
万般无奈之下，吴三桂只得将自己从忠君报国的道德外壳下剥离出来，于四月二十二日投降了清朝。次日，清军也随即入关，但入关后的清军依然是按兵不动。多尔衮命令吴三桂率领关宁铁骑作为先锋，与李自成的大军进行激战。大战一触即发，军令如山。无可奈何的吴三桂只得率部首先冲入敌阵。战争持续到中午时分，孤军奋战的关宁军已陷入大顺军的重重包围之下，正当吴三桂感到绝望之时，清军终于从右翼杀出，将已鏖战多时、筋疲力尽的大顺军杀得溃败不堪，毫无思想准备的大顺军在惊呼中兵败如山倒。“一时之间，战场空虚，积尸相枕，弥满大野。”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迫使李自成带着残部狼狈地逃离了山海关，当山海关大战以大逆转的结局结束时，受命作为前锋的关宁铁军几乎损失殆尽，吴三桂最终没能如愿保住这支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军队。
弥漫在山海关的硝烟还未散尽，多尔衮以顺治皇帝名义下令晋封吴三桂为平西王，跟随他多年的关宁将士在山海关大战中几乎全军覆没，多尔衮划拨精兵一万归吴三桂指挥。他能做的只有接受清朝的封赏和任命，接受剃发易服的命运。此时的吴三桂孑然一身，再也没有了退路。
四月二十三日，在溃逃回京师的路上，李自成残忍地杀死了吴襄，3天后，吴家30余人在北京被满门抄斩，吴襄的首级被高悬在北京城楼上。之后，李自成军便放弃北京，满载搜刮来的财物向西北方向而逃。
“闯王”李自成的功败垂成让千万人扼腕叹息，同时，也对其速败的原因绞尽脑汁，苦苦追寻。
有的人认为李自成是败于骄傲自满、腐化堕落。攻占北京城后，流寇出身的李自成以为大业已成，是时候高枕无忧了，于是贪图享乐，荒淫腐化，最后招致失败。
有的人认为李自成失败的原因在于军纪涣散，战斗力严重下降，遇到八旗铁骑的清军时，不堪一击，兵败如山倒。
有的人认为李自成败于“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李自成拥有大批的能征善战的将士，但缺乏一支完成统治治理工作的文官队伍。在攻下大片领土后，治理人才奇缺的弊端就逐渐显现出来，致使李自成后来损失惨重。
有的人认为战略上的巨大失误导致了李自成的失败，李自成战略的巨大失误表现在没有把清朝这个一直想入主中原的强大集团包括在战略形势判断里，正因为如此，李自成才采取了直取北京的战略。如果没有清朝的干预，以李自成的实力，是可以勉强对付张献忠集团，南明集团和吴三桂集团的，可是一旦加上清政府集团的实力，李自成自然难以抵挡，失败近在眼前。
以上说法似乎有各自的合理性，但并不代表就是历史的真相。李自成雄师百万究竟惨败于何，仍然是一个历史之谜。
这边的吴三桂抱着杀父夺妻之恨，吴三桂马不停蹄地一路追杀至山西绛州。忽然京师有人来报，说是已在京城寻获了陈圆圆，吴三桂喜不自胜，立刻停兵绛州，速派人前去接陈夫人来绛州相会。
陈圆圆来到绛州时，吴三桂命手下的人在大营前搭起了五彩楼牌，旗旗萧鼓整整排列了三十里地，吴三桂身着戎装，亲自出迎。
亲人的血淹没了吴三桂最后一丝犹豫，陈圆圆的失而复得也让他无所牵挂，命运摧毁了他全部的理想，他做不了忠臣，孝子也没有当成。失去了军队和家族的吴三桂已经一无所有，从多尔衮手中接过平西王的封号，他自己十分清楚，他只能成为清朝借以扫除农民军的棋子。现在，他只能屈服于不可改变的现实，继续为大清王朝效力，这也是他再也无法逃脱的宿命。
后世之人对于吴三桂的评价褒贬不一，甚至是大相径庭。大部分人认为，他作为汉族人，却与满族人勾结，导致大顺政权及南明政权等汉族人政权的覆亡，加上他曾经杀死南明永历帝及皇族、大臣等，便视其为“汉奸、走狗、卖国贼”。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的初衷只是为了借清军的力量消灭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或者使他们两败俱伤。他当时并没有投降之意，只是后来的局势发展使得他不得已而归降了清廷，实则是身不由己。还有些人认为，在那个波谲云诡的动荡时代，吴三桂不过是忠于他和他家族的利益而已。
吴三桂开门揖清，满洲人入主北京。努尔哈赤父子的努力终于收到了回报，但，努尔哈赤与皇太极，谁也没有等到这一天。
没有定论的皇太极之死
正当大清国运如日中天，入关夺取中原指日可待，天下唾手可得之时，皇太极的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崇祯十六年八月初九，皇太极和往常一样地来到崇政殿，处理日常的国政，并无任何的异样，身体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适。他端坐在崇政殿的书案前，聚精会神地批阅各地呈上的奏章，发出一道道递送边关的文书，为他入主中原的霸业而操劳着。当日亥时许（即九至十点钟左右），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死神却骤然降临在了他的身上，年仅52岁的皇太极就这样带着些许的不甘和遗憾悄然地离开了人世。他走得太突然，长使后世之人慨叹不已。皇太极死后葬于沈阳昭陵，庙号太宗，谥号：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
关于皇太极之死，后世有着不同的猜测。官方史书也记载不一，民间更是流传着多种版本，绘声绘色，有如亲见。《清帝外记》记：“崇德八年八月，上御崇政殿，回宫，是夜无疾坐南榻而崩。”据《清史稿》所载：“（崇德八年八月）庚午，上御崇政殿。是夕，亥时，无疾崩，年五十有二，在位十七年。”而《清实录》也有类似的记载：“（崇德八年）八月庚午，是夜亥刻，上无疾，端坐而崩。”《盛京通志·神功圣德碑文》中却对死因讳莫如深，没有任何的记载，只是简单地说其“崩”，原文载：“（皇太极）以崇德八年八月庚午崩，圣寿五十有二，在位十有七年。”而《沈馆录》更是说皇太极是暴死的，即突然死亡，至于是何原因，则并无说明，原文记：“八月二十六日状启：本月初九日夜半后，皇帝暴死。”而在民间，皇太极之死更是被传得神乎其神，经过小说家和茶馆酒肆中说书人的加工、渲染，便有了皇太极死于多尔衮之手的说法。还有人说是多尔衮和庄妃和谋将皇太极毒死。
而官方史料对皇太极的死因更是讳莫如深，一口咬定其是无疾而终，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可以被认为是为了稳定军心、巩固统治、避免众兄弟觊觎皇位而互相征伐的权宜之计。
崇德五年开始，在清朝的官方密档中便屡次出现“圣躬违和”或“圣躬不豫”的字样。表明皇太极身体并非康健，而似乎有种慢性病，且经常复发。
崇德五年七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率领大军进攻锦州，攻城不久皇太极就病倒了。据《清太宗实录》载：“圣躬违和。”这次病来得很突然也很急，身边侍从急忙传唤御医。御医建议皇太极去安山温泉疗养。不久，皇太极就动身出发了。《清史稿》载：“崇德五年七月，上幸安山温泉。”
第二年八月，皇太极率军围困锦州已近一年光景，双方处于胶着状态。为挽救辽东危局，明廷遣洪承畴率领精锐13万来援。皇太极得知明援兵已到，便调集各路人马，亲率大军从盛京赶来赴援，亲自前往前线坐镇指挥。原本定于农历八月十一日出发，不巧的是就在大军开拔之际，他患上了鼻出血，血流不止，不得不将出发的日期一拖再拖。史载“上行急，鼻衄不止，承以碗”。
八月十四日，前线吃紧，各路报急文书齐集京师，但此时，皇太极的病情并未好转，出血仍未缓解。面对此情，皇太极决定抱病出征，遂大军集结即刻出发，一路急行军，赶往锦州支援。在松山大败明军，生俘洪承畴。《清太宗实录》记载：“是役也，计斩杀敌众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获马七千四百四十匹、骆驼六十六、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副。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雁鹜。”此役为后来清朝灭明征服天下奠定了基础。
战事刚有缓和，便从盛京城传来了宸妃病危的消息。宸妃海兰珠是皇太极最宠爱的女人。当他惊闻宸妃病危的消息后，立即兼程赶回盛京，当他进入宸妃所居的关雎宫时，宸妃已经驾返瑶池了，终年33岁。
为表示对爱妃的悼念，皇太极为宸妃举行了隆重的丧礼，赐谥号为敏惠恭和元妃。皇太极对宸妃这种真情笃意，在历朝皇帝中都是少见的。海兰珠去世后，他悲恸欲绝，寝食俱废，乃至昏死过去，吓得满朝文武全都乱了手脚。
数月之后，他仍然沉湎于悲痛中而不能自拔，后经诸大臣力劝才有所好转。他惭愧地说：“天之生朕，原为抚世安民，今乃过于悲悼，不能自持。天地祖宗知朕太过，以此示警。朕从今当擅自排遣也。”随即，他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出城狩猎，用以排解心中的忧伤。
但偏偏老天爷和他开了个玩笑，就在回宫途中，他恰好从宸妃墓路过，不禁触景生情，使略微释怀的他又一次陷入悲痛之中。
宸妃的去世，极大地摧残了皇太极的身心，从此，他的身体状况便经常出现问题，走上了下坡路。皇太极似乎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所预感，曾独自感伤地说：“山峻则崩，木高则折，年富则衰，此乃天特贻朕以忧也。”
崇德七年十月二十日，皇太极旧病复发，且似乎更显严重。据《清史稿》载：“圣躬违和，肆大赦。凡重辟及械系人犯，俱令集大清门前，悉予宽释。”可见这次皇太极的病来得更急更猛，以至于他甚至采用了大赦的方式，来祈求上苍的眷佑。7日后，汉官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等官员上疏建议：皇上不必事必躬亲，可让各旗、六部诸大臣处理一些日常事务，至军国大事再向皇太极奏闻，以减轻政事活动，得以静心休养。《清史稿》中是这样记载的：
皇上天纵神武，德被遐方，以仁心爱万民，以仁政治宇内，凡养民恤民，无不周挚，虽当大业创兴，实万世之圣主，当代之明君也。臣闻有道者，天赐纯嘏；福履者，景运灵长。今皇上道德醇备，福寿兼隆，虽偶尔不豫，辄获康吉，天之眷皇躬也昭昭矣，举国臣民不胜欢忭。伏愿皇上保护圣躬，上答天心，下慰人望。近见政事给予繁，动劳睿虑，各旗、六部诸大臣虚设何裨？凡心劳则气动，更愿皇上清心定志，一切细务，付部臣分理，至军国大事方可奏闻。况大业垂成，外国来归，正圣心慰悦之时，亦可稍辍忧劳。且时当食足兵强，皇上宜暂出游猎，以适上心。臣等谬任言官，惟以圣躬为重，伏望息虑养神，幸甚！
明显感到力不从心的皇太极在阅读完奏疏后立即朱笔御批：
所奏良是。朕之亲理代办处机，非好劳也，因部臣不能分理，是用躬自裁断。今后诸务可令和硕郑亲王，和硕睿亲王，和硕肃亲王，多罗武英郡王合议完结。
这段话足以说明皇太极确实病得不轻。此外，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皇太极在对待国事上，皆“躬自裁断”，“好劳”，以致身心健康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同时，我们还能看到这是清朝前期的一次重大体制变革。通过这次变革，皇太极基本交出了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大权。换句话说，从此以后除“军国大事方可奏闻”外，其他的一切琐碎之事，便全部交由三个亲王和一个郡王全权处理。这次变革看似恢复了天命年间四大贝勒轮流执政的旧制，实则却有着天壤之别。这次放权是建立在皇权巩固、中央官僚体制日臻完善的基础之上。因此，他用不着再担心有人胆敢向他至高无上的权威提出挑战。
同年十二月，皇太极接受了祖可法、张存仁的主张，率众前往叶赫狩猎。当大队人马抵达一个叫开库尔的地方时，皇太极又“圣躬违和”。随同前往的诸王、贝勒、大臣都请求停止行猎返回盛京，但皇太极认为此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不肯空手而归。
就在大臣们左右为难的时候，皇太极年仅5岁的皇九子福临射中了一只狍。皇太极不禁想起了自己当年曾一箭射穿两只黄羊时的场景，心中大喜。在称赞了福临后，方才与众人起驾回宫。
崇德八年开始，“圣躬违和”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这说明皇太极的病连续发作。正月初一，这一天是每年一次的新年大典。但正是在这样隆重的节日当天，皇太极又因“圣躬违和”而免去群臣的新春朝贺礼，后又命令和硕亲王以下、副都统以上的大臣们前往堂子，代替自己向上天和历代祖先行礼祈祷。
同年三月十七日，皇太极再次因“圣躬违和”而宣布大赦天下：“死罪以下皆赦之。”四月初一，因皇帝“圣躬违和”而连续两天向盛京城及境内各地的寺庙祷告，施白金。此后一段时间，皇太极的病情似乎得到了缓解，他的身体状况也相对平稳，以至于官方正史中才有了“无疾而终”的说法。
无论皇太极的死因如何，他的猝死带给清朝的是有一个重大难题。同努尔哈赤一样，皇太极在临终前没有确定由谁来继承皇位。清宫，又围绕着皇位又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
皇太极枕边的政治家
明朝末年，朝政败坏。关外的清国经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君王的统治，已是欣欣向荣。孱弱的明朝给了他们虎视中原的大好时机。
崇德六年（1641）七月，皇太极抱病亲征，指挥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松锦大战，打垮了明蓟辽总督洪承畴率领的13万军队。洪承畴战败被俘，锦州守将祖大寿被迫投降。锦州沦陷，使明朝经营了20多年的宁锦防线全部崩溃，大大加深了北京的危机。皇太极曾形象地说：“取北京如伐大树，先从两侧砍，则大树自倒。现在，明精兵已尽，我再四周纵掠，北京一定可得。”
洪承畴为明末一代名将，以知兵善战而闻名，极得崇祯皇帝信任。松山之战失利后，崇祯帝以为洪承畴已为国捐躯，亲自下令设祭坛，为他举行祭悼仪式。
皇太极久有吞并华夏的宏图，久知洪承畴之能，他遣谋士说客，千方百计劝洪承畴降清，可是被囚禁在三官庙的洪承畴却拒绝投降。他辱骂劝说归顺的使者，声称愿做断头将军，要求早死。他穿上污血斑斑的明朝服装，朝着北京的方向跪倒，向崇祯皇帝告别，并断然绝食，三天滴水不进。皇太极曾派谋士范文程等人多次劝降，但洪承畴毫无降意。皇太极甚至许下诺言：有谁能劝降洪承畴者，可得重赏或高官厚禄。百官跃跃欲试，但均无功而返。
皇太极见劝说无效，仍不死心，就千方百计寻找洪承畴的弱点，以便加以利用。很快，洪承畴的仆人金升为皇太极收买，他献计说：“我主人赋性沉毅，爵禄不能动其心，刀斧不能动其志，惟有见到美女，或可动其心志。”皇太极采纳金升建议，立即选派几个美女前去侍候，但几天下来，仍不见明显效果。皇太极一筹莫展。
皇太极怀着颇为失望的心情，走进永福宫，不免感叹。这时，他身的妃子关切地问道：“近日松锦大捷，威震华夏，何以战胜而长吁短叹，这为何事呢？”
“你说呢？”皇太极没有好气地道。
妃子想了想说：“国主虎威，降蒙古、平朝鲜，大胜明朝于松山，长城以外都已为我所有，莫非以未能并吞中原而不乐？”
“你倒是聪慧，猜到我的心意了。”皇太极称赞道，“要想进军中原与明争天下，非要有熟知中原内情的人相助不可。洪承畴正是这种人才，我有心劝降洪承畴，无奈他誓死不降。他的仆人金升说他喜欢女色，我让几个美女去侍候他，都碰壁而回。我真想不出其他好计策了。”
妃子听皇太极说出因由，沉思许久，对皇太极说：“洪承畴若肯归顺，夺取中原的大门就打开了。皇上，可不可以叫范文程来一趟？”皇上立即派人去叫。
不一会儿，范文程来到永福宫。妃子详细地询问了洪承畴的家世、经历、爱好、脾气之后，胸有成竹地对皇太极道：“我有一计。”皇太极既兴奋又鼓励地道：“有什么好的计策，只管说出来！”
于是，妃子低声说出她的计策。皇太极不禁陷入沉思，最后点头同意。
第二天，妃子打扮成一个俊秀的汉族姑娘，端着一壶人参汤来到了洪承畴的房间。开始洪承畴面壁而坐，对她不予理睬。
妃子不急不恼，亲切而温柔地道：“将军即使绝食，难道不能先喝口水再就义吗？”
洪承畴端详着她那光彩照人的面孔和婀娜多姿的身条，妃子身上散发的青春气息刺激着他，一股求生的愿望油然而生，不由得他接过人参汤喝了起来。妃子又连日劝慰，百般奉迎，以柔克刚，天天进奉美味佳肴，洪承畴渐渐地意转心回，吃喝照常，最后选择了投降。
洪承畴的投降，等于给清国一把打开中原大门的钥匙，从此，清军南下，势如破竹，而大明王朝，则处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和清军不断侵扰的内忧外患之中，很快就土崩瓦解了。这个劝降的妃子，无疑为此立下了大功，她就是孝庄太后——布木布泰。
明万历四十一年二月初八（1613年3月28日），布木布泰出生在蒙古科尔沁部落的一个贝勒家里。
在布木布泰的童年，由于其父宰桑是蒙古一个较大部落的首领，权力极大，因此她在优越的环境中无忧无虑地生活。为了培养自己心爱的幼女，宰桑特意聘请一些文人学士来教她读书，布木布泰也用心学习，自幼就显示出超人的天分和聪明伶俐的性格。
这个时期，正是努尔哈赤领导的后金政权与明朝争夺地盘最激烈的时候，努尔哈赤在斗争中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军事才能，很快地控制了东北和蒙古的大部分地区。为了更好地笼络蒙古贵族，他鼓励后金贵族与蒙古贵族联姻，从而结成政治联盟。他亲自为四子皇太极挑选了宰桑的妹妹——哲哲为妻。皇太极和哲哲福晋婚后十多年，仍然无子，哲哲为了本民族在宫廷中的地位和利益，也为了使自己的生活不感到寂寞，在征得科尔沁蒙古王公同意后，便和皇太极提起，让自己的侄女布木布泰进宫侍奉他。那时，在满族和蒙古族中，对不同辈分之间通婚的约束并不严格，因此，皇太极一听哲哲此言，立刻同意。
原来，在此之前他曾见过这位侄女。那是天命十年（1625）二月，皇太极在都纳，练兵闲暇时，在他的大舅子宰桑家饮宴，见宰桑之女布木布泰艳丽无比，不禁为之动心，当即大为赞赏，早有聘纳之意。当时皇太极34岁，而她只有13岁，楚楚可人，一双机灵的眼睛无所畏惧，妩媚诱人。举行婚礼的那天，宰桑遣子吴克善送女。皇太极出迎，遇于沈阳城北岗，筵宴如礼。将要到辽阳京城，努尔哈赤率诸贝勒及后妃等出迎10里，大宴以礼成婚。皇太极得此美女，爱宠专房。又见她谈吐不凡，智慧超群，更加器重。
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后，布木布泰被封为庄妃。崇德三年（1638）正月，庄妃喜得贵子，取名福临，他是皇太极的第九子。福临生得眉清目秀，十分聪明，深受父皇宠爱。
母以子贵，庄妃也因此而更受皇太极的宠爱。当她施计劝降洪承畴之后，地位更超过了排在她之上的正宫皇后哲哲、麟趾宫贵妃和衍庆宫涉妃等人。庄妃并没有因宠恃骄，她凭借自己的天分和超乎一般女人的杰出的政治头脑，积极地帮助皇太极处理政事，并且只是提出建议，从不染指朝政。这不仅为壮志在胸的皇太极分担了许多压力，还对庄妃更加信任、宠爱有加了。
女人也有狠手段
庄妃还没来得及充分享受皇太极给予她的恩宠之时，一个威胁到她的地位的不幸发生了。明崇祯十六年（1643）十一月，在自己的事业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清太宗皇太极突患病暴亡，享年52岁。与皇太极相伴18个春秋的庄妃悲痛欲绝，一再提出要效法前代皇后，为皇太极殉葬。但诸王、贝勒尊重她的处世为人，都很拥戴她。他们全力劝阻，理由是太宗子孙幼小需要母亲的照看。在众人的劝慰下，庄妃才稍为平静下来，全力以赴地去完成皇太极未竟的事业。
庄妃真地心甘情感去殉情吗？前代大福晋阿巴亥之所以为努尔哈赤殉情，实出自朝廷内部争夺嗣位的阴谋，她也是被逼无奈，才有此举的。因为这件事，努尔哈赤一生的英名，被涂抹了黑色的一笔。庄妃不会不知道个中原因，如果她也效仿阿巴亥之举，后人会怎么评价皇太极呢？难免会将两者混为一谈。如果庄妃真的爱皇太极，便不会做出让他声名受累的愚蠢行为。她这是在演一出戏给那些王公大臣们看的。一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二是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爱新觉罗·福临能够借自己之誉，登上皇帝之位。
皇太极死得突然，由于他生前未能指定皇位继承人，按旧制应由八王共举“贤者”。宗室贵族，人人觊觎。于是，满洲贵族内部围绕帝位继承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皇太极有11个儿子，肃亲王豪格为长子，当时34岁，为皇太极继妃所生。豪格早在太祖、太宗时期就曾领兵南征北战，颇有战功，实力很强。其他皇子当时年龄都还小，最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他们既没有战功，也没有地位，毫无竞争能力；另外，多尔衮和其弟多铎，因战功卓著，封为睿亲王和豫亲王，其兄阿济格封为英亲王，极具竞争力。努尔哈赤死时，多尔衮因为年幼，母亲被逼殉葬，皇位为皇太极所得。现在皇太极死了，他正当盛年，如以兄终弟即的方式入承大统，从情理上是可以说得过的。资历最老的大贝勒代善，因年老体弱，已没有继位之想，可他也有相当的实力。他在观望着，谁继位对自己更有利，自己好坐当渔翁。可以说，当时最有能力继承皇位的，就是豪格和多尔衮了。
双方实力如何呢？皇太极曾亲自统率的正黄、镶黄两旗拥立豪格，豪格本人又统正蓝旗，在满洲八旗中，他已拥有三旗的力量，索尼、鳌拜等大臣也支持他。多尔衮拥有的力量是两白旗，他还得到了多铎、阿济格的支持。双方势均力敌，为继承皇位各不相让，和不可得，拼则两伤。庄妃悲痛之余，已感到剑拔弩张之势，听到磨刀霍霍之声，她想，难道太祖、太宗创立的大清基业，就在这自相残杀中毁掉吗？
庄妃知道会有这场斗争，但没想到会来得这样快、这样猛，她不能再等待了！在清宁宫的权力还没有完全丧失之前，她要运用这个权力，为自己的命运去搏斗。她想到了福临，看来，自己的命运要靠儿子来改变。她冷静了许多，在分析着形势，筹划着计策。
经过几个昼夜仔细认真地思索，庄妃终于想好了一个折中方案：她要把福临推上皇位。这有可能成功，推出福临，可以使双方白热化的矛盾降温，再说福临的背后，有忠于皇太极、忠于后妃的两黄旗，还有科尔沁的支持。庄妃的性格、才智、勇敢促使她去进行一次冒险的尝试。
这个冒险是以生命为赌注，如果福临在争位之中失败，势必会为成功之人所残杀，庄妃自己，也会落得个悲惨结局。这个冒险又是值得的，自己身为先皇身边最宠爱的妃子，又协助其处理政事，势必会引来一些人的不满与怀恨之心，不能成为太后，只作为先帝遗孀，无权无势、无位无名，正给了这些居心叵测之人以可乘之机，性命难免不保。两相权衡，还莫不如铤而走险、险中求生！幸运的是，这个以母子性命为代价的赌局，庄妃笑到了最后。
庄妃决定之后，立即找皇后商量。她要靠皇后这棵大树庇护，向皇后分析了目前的形势。皇后听完庄妃的话以后，深感害怕：不管豪格还是多尔衮谁继位，都要发生一场血战，结果都是不堪设想的。于是，她决定支持庄妃，让福临继位，以保住清宁宫的特权，避免相互残杀。然后，皇后和庄妃一起劝说豪格支持这个方案。豪格虽然明白这个道理，却总觉得委屈。
豪格回到家中后，对侍候在身边的爱妻心灰意冷地道：“我德小福薄，不堪继位。让皇九子继位还可以，如果让多尔衮继位，我决不允许。”
几乎与此同时，急不可耐的多尔衮在三官司庙召大臣索尼询问册立之事。索尼道：“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其他的我不知道。”
“必立其一？”除豪格外，还会是哪个皇子呢？多尔衮在沉思。
代善德高望重，又有实力，争取他的支持很重要。说通豪格后，庄妃和皇后立即召大贝勒代善入宫，争取代善的支持。代善害怕豪格与多尔衮反目为仇，自相残杀。可当皇后提出要立福临时，他沉默了。他想，如果立福临，庄妃不就听政了吗？大清国说什么也不能掌握在一个女流手中！庄妃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诚恳地对代善道：“大贝勒素以国事为重，请放心，福临继位后，我退居后宫，深居简出，决不参政。”代善终于默认了。
抓住这个时机，庄妃决定面见多尔衮。当她来到睿亲王府时，多尔衮吃了一惊，庄妃微微一笑，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地道：“我来睿王府，是和你商议嗣君事宜的。论功劳地位，你是有资格登大位的。但先帝有子，头一个豪格就不会甘心。先帝其他年长的儿子，以及代善一支，都会反对你。到那时，国中岂不就大乱了吗？”
“先皇在日，就有立我的说法，我整整等了17年。”多尔衮无不愤慨地道。
庄妃为了平息多尔衮的火气，语气非常缓和，道理却十分中肯，只听她缓缓地道：“王爷要以国家为重。大清基业初定，宏图尚未成功，我怕兄弟反目，有愧两代先王。清宁宫决意不会拥立肃亲王豪格。他虽然是太宗皇帝的长子，为人又忠厚直爽，但只知其武，不知其文。今后大清要叩关而入，问鼎中原，这副担子他挑不起来。”多尔衮听到后宫不再拥立豪格，松了一口气。
“我有一个主意，特来和王爷商量。”庄妃接着道。
多尔衮道：“皇嫂说出来听听。”
庄后见时机已到，忙道：“我儿福临，年方六岁，可以让他继承皇位，以王爷为摄政王，全权负责军国大事。这样安排，诸王贝勒不好公开反对，而王爷又能控制实权。国家不会发生内乱，王爷大权在握，也实同皇帝。不知王爷意下如何？”
多尔衮见庄后说得合乎情理，言语中不仅表现出对自己的关怀，更分配了自己的权力。终于决定服从皇嫂的意见，不再争当皇帝，并表示全力协助其侄福临登上皇位。
经过五天五夜紧张激烈地明争暗斗，八月十四日，诸王贝勒大臣会议召开，讨论嗣君问题。会议由大贝勒代善主持，他年长德高，理所当然。大臣索尼首先讲话，强调必须立皇子。代善则进一步说明，应当立豪格。而豪格的讲话中则有些谦让，他说自己“德小福薄，非所堪当”，中间退出会场。
这时，阿济格、多铎趁机提出让多尔衮继位。对此，两黄旗大臣坚持反对，甚至佩剑向前，表示若不立帝子，宁愿跟从皇太极死于地下。而两白旗大臣又坚决反对立豪格。双方剑拔弩张，弄不好会导致一起流血冲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多尔衮提议拥立皇太极的第九子、6岁的福临为帝，由他和济尔哈朗（努尔哈赤弟）共同辅政，等福临长大后归政。这一折中方案，立即得到会议主持者代善的支持，很快被会议通过成为决议。这是一个解决择君危机的折中方案，照顾了各方面的利益，维护了满洲贵族的团结，以求入主中原。多尔衮与豪格的主动退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这种共同利益的认识。豪格对代善徒劳的荐己无礼地退出会场，反映了他直爽、粗鲁的武将性格。多尔衮首倡福临，表明了他的精明和主动。
崇德八年（1633年）八月二十六日，福临在沈阳继承帝位，第二年改元顺治，是为清世祖，尊哲哲皇后和生母庄妃为皇太后。
一场即将剑拔弩张、血流成河的争位之战，就这样被庄妃无形地消灭于千钧一发之中。并且，她为儿子夺得了万人之上的荣耀，为自己赢得了太后之位，更在不久之后，为中国的历史，抹上了浓重的一笔。
当不了皇帝就掌控皇帝
多尔衮在争夺帝位失败后，便一心一意地辅佐幼帝顺治。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便是实现了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两代帝王的终生志愿：入主山海关。
顺治元年四月，李自成攻占北京城的军报便传到了盛京。多尔衮急召智囊范文程等人商议决策。四月初九，摄政睿亲王多尔衮领大将军印，统率14万大军直奔山海关，南下中原。
经过数日激战，多尔衮取得山海关大捷后，在山海关东威元堡诱降前往乞师的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大败李自成大顺军。其后，多尔衮便以吴三桂部为先导，率领八旗铁骑挥师南下，向明朝的首都北京进发。一路上几乎没有遭到明朝军队有力抵抗的八旗军此时更是势如破竹，长驱直入，所到之处望风归降，奉表称臣。明朝官吏本应“食君之禄，分君之忧”，可真到了山河破碎的时候，便暴露出人性最丑陋的一面——树倒猢狲散，大难临头各自飞。
五月初二，多尔衮率领清军从朝阳门进北京城，占领京师。随后，欣喜若狂的多尔衮便急切地进入紫禁城，临武英殿御政。他御政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就是定都问题。摄政睿亲王多尔衮随即向顺治皇帝建议迁都北京，但英郡王阿济格以“初得辽东，不行杀戮，故清人多为辽民所杀。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为由，表示反对。然而，多尔衮却以太宗皇太极的临终遗言应对其胞兄（史载太宗遗言为“先皇帝尝言，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随即又以“况今人心未定，不可弃而东还”为由，说服众人。年仅7岁的“傀儡”皇帝顺治，自然采纳多尔衮的意见，迁都北京。
父祖两代经过28年奋争而未能实现迁都燕京的夙愿，却在子孙福临统治时期得以实现，不能不视为摄政王多尔衮的辅弼之功。顺治皇帝在多尔衮的辅佐下，“入关定鼎，奄有区夏”。
迁都后，在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的主持下，清廷制定了“先攻农民军，后灭南明政权，联合汉族投降势力，以汉治汉”的方略。六月，多尔衮分遣部将连下山东、河南、山西、天津等省，以拱卫京畿地区。
他又修书一封规劝南明兵部尚书、大学士史可法投降清朝，削藩称臣。十月，顺治皇帝为表彰多尔衮忠君体国，匡扶社稷，专心王事之功而亲封他为“叔父摄政王”。随后，清廷命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多铎为定国大将军，合击大顺军于陕西。
顺治二年三月，多尔衮命令多铎分兵三路南下江淮。四月豫亲王多铎所率大军攻占扬州，史可法拒绝投降被杀，清兵对城内人民持续进行了十天的大屠杀，史称“扬州十日”。五月，多尔衮因指挥清军占领南京，俘虏弘光帝朱由崧，被晋封“皇叔父摄政王”。同年六月，清廷强制推行六大弊政之一的“剃发令”，激起了江南各地民众的激烈反抗，多尔衮派兵镇压。闰六月，清廷又命明朝降将的兵部尚书洪承畴经略江南及粤、赣、闽、湖广、云贵等地，旋即以攻抚之策相继平定江南。
次年十一月，豪格率军在四川西充的凤凰山射杀了大西农民军的首领张献忠。至此，风起云涌的明末农民大起义被剿杀。
摆在多尔衮面前的还有一件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即怎样管理这一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原来的清政权土地面积狭小，人口不多。入关后，满族人的数量和汉族人相比根本不值一提。显然原来的大清政权机构还无法有效地管理这个庞大的帝国。
这件事并没有难住这位能干的摄政王，他一边指挥大军平定天下，一边还草拟清政府的各项典制规章，建立健全各个机构。他采取了模仿明朝旧例的办法，仍然用汉族人管理汉族人。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三，进京第二天，多尔衮即公告天下，仍然使用原来各衙门的明朝旧官员。初六，他又下命令满官和明朝旧官一起办理公务，同心协力。六月初二，由于冯铨、洪承畴的建议，多尔衮照搬明朝旧有体制，由内三院行使内阁职权，但明代时内阁高于六部，到了多尔衮时期内阁职权已大大不如从前。同时，多尔衮还允许按照明律审查案件，问罪定刑。九月，编成《大清律》，基本上是照搬《大明律》而来。
顺治三年（1646年），吏科给事中向玉轩对没有汉族人尚书十分不满，多尔衮听说后很气愤，处分了向玉轩。顺治五年（1648年）七月，多尔衮下令六部必须各设一个汉族人为尚书，这算是满汉复职制，其目的显然是要收买汉族人之心。
清朝的地方官制与明朝相差无几，此时的总督、巡抚等多是从东北随清入关的汉族人。
多尔衮在效仿明朝体制时始终牢记清祖的传统和满洲利益，并不是生搬硬套，全盘接受。议政王大臣会议显然是八大贝勒议政的残余，这时仍然是雄踞于各种机构之上。另外，不管多尔衮如何提倡“满汉一家”，他在处理国务中还是以“尊满”为首要原则。
多尔衮的策略非常成功，许多汉官和满洲贵族一样尽心尽力地为他效力，奋战沙场，为有清一代的繁荣兴盛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顺治四年七月，济尔哈朗被罢辅政之职，自此直到多尔衮去世的顺治七年十二月初，大清国政都由“皇叔父摄政王”多尔衮一人独揽，乾纲独断。
多尔衮既不断提高自己的势力，又连续肃清政乱，打击异己势力。
肃亲王豪格和多尔衮原有旧仇，但慑于多尔衮翻云覆雨一手遮天的权势，他也是有怒不敢发，有言不敢出。虽然豪格为清入关屡建军功，但仍未能逃出多尔衮的魔爪。顺治五年（1648年）三月，多尔衮找茬将豪格囚禁起来。没多久，便传出豪格死去的消息，死因不明。不长时间以后，漂亮的肃亲王妃便被多尔衮娶到府中。
郑亲王济尔哈朗是多尔衮压制的另一对象。济尔哈朗虽手中没有权力，但权势越来越重的多尔衮却并不感到满足。多尔衮认为济尔哈朗只是表面上臣服，不可信任，因而不断地给这位老资格的王爷出难题。顺治四年（1647年），济尔哈朗的辅政之位也被多尔衮罢免了。顺治五年（1648年），多尔衮借济尔哈朗的几个侄子一起告发叔叔的罪状的机会将济尔哈朗贬为多罗郡王。后来济尔哈朗虽然又被恢复了亲王爵位，但地位已远不如昔，直到多尔衮死后他才得以翻身。
豪格和济尔哈朗这两位亲王一是反对派领袖，一是中间派代表。他们遭遇还如此悲惨，就更不用说其他人的遭遇了。没有人敢对多尔衮不言听计从！当然，多尔衮也很留心从八旗贵族中精挑一批年轻人对他们宠幸有加，形成自己的势力集团，以加强统治。
这样，多尔衮紧握朝中大权，小皇帝福临不过是个傀儡。顺治七年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行猎时坠马跌伤，医治不及时，病情急转直下。十二月初九日，多尔衮病卒于喀喇城，时年39岁。灵柩运回北京，顺治皇帝追尊他为“懋德修远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多尔衮的葬礼依照皇帝的规格举行。
次年正月，多尔衮的贴身侍卫苏克萨哈向顺治皇帝递上一封检举信，揭发多尔衮生前曾与党羽密谋，企图率两白旗移师驻扎永平，“阴谋篡夺”。此时，年仅13岁的顺治皇帝终于摆脱了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的控制而第一次亲理国政。7年的傀儡生涯，他韬光养晦，时刻砥砺自己，最终玉汝于成，磨炼出了过人的胆识和才干。他也利用这一契机，迅速召集王爷、大臣密议，公布郑亲王济尔哈朗等的奏折，抖数多尔衮的罪状，主要是“显有悖逆之心”。少年天子福临向诸位王爷宣告说：“多尔衮谋逆都是事实。”
不久，顺治就宣布了多尔衮的十大罪状，并下诏追论多尔衮生前“谋逆罪”。籍其家产，罢其封爵，撤其庙享，诛其党羽。当时在北京传教的意大利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曾这样记载说：“顺治帝福临命令毁掉阿玛王（多尔衮）华丽的陵墓，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