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南明，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崇祯虽死，但血脉仍存；大明虽亡，明遗民的反抗仍在。反抗的种子在夹缝中生长，明王朝的后续政权在南方顽强，史可法、李定国、张煌言、郑成功、何腾蛟……一个个让清军切齿的名字，在绝望中为朱明王朝寻找着最后一线希望。

小朝廷的大作用

崇祯十七年，北京城在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势下陷落，崇祯帝自缢。国不可一日无主，虽然皇帝死了，但明朝的名义尚存。四月，福王朱常洵世子朱由崧在凤阳总兵马士英等人的护送下来到南京。五月四日，朱由崧在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处，也是大明王朝的陪都南京称监国，11天之后，朱由崧在群臣的拥立下于南京称帝，年号弘光，次年即为弘光元年，设立百官建制，领导与清朝的斗争。这就是由明朝宗室所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反清政权——南明弘光政权。

然而福王朱由菘的弘光政权并没有坚持多久的抵抗，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五月，清军横渡长江，直逼南京。大兵压境下，南京城破，弘光帝朱由崧在安徽芜湖被清军俘获，旋即被押至北京问斩。弘光政权最后的一支力量、驻扎于杭州的潞王朱常部，因寡不敌众，叛明降清。至此，弘光政权的抗清斗争宣告失败。

在西南地区，最主要的南明小朝廷是由两广总督丁魁楚与广西巡抚瞿式耜拥立的永明郡王朱由榔。朱由榔是明神宗之孙，桂王朱常瀛的第五子，在南京弘光小朝廷覆灭以后，他先是于顺治三年十月在广东肇庆称监国，十一月十八日又称帝，改元永历。

永历政权主要依靠的是农民起义军的残部和前明将领的兵力。永历帝即位之初，曾经一度将清军抵挡于云贵几省之外，并且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击。在何腾蛟、瞿式耜等人的努力之下，南明军队在湖南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并带动广东、四川等地发动起了新一波的抗清高潮，甚至原本已经降清的一些将领也先后重新倒向南明朝廷。此时清军几乎已经取得了整个中国，偏居一隅的永历小朝廷根本不是清军的对手，更何况经过一开始的“蜜月期”之后，朝中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几方面彼此攻讦不休，内耗严重，清军趁势卷土重来。

随着何腾蛟、瞿式耜等人先后在战斗中殉国，南明朝廷无人可用，原本收复的湖南、广西等地再次落于清军之手。顺治十四年（1658年），孙可望降清，这极大地打击了永历政权。果然，第二年清军在吴三桂的带领下，兵分三路攻入云贵，永历政权土崩瓦解，永历帝在明将李定国的保护下逃到缅甸。吴三桂随即与缅方交涉，并带兵攻入缅甸。在清王朝的强大压力下，缅甸人不得不屈服，将永历帝俘虏并送至云南。永历帝旋即为吴三桂杀害，其余宗室大多死在缅甸。南明政权宣告灭亡。

此外，川鄂山区还活跃着一支号称“夔东十三家”的抗清部队。在福建的隆武小朝廷失败以后，明太祖第十九子韩宪王朱松的十二世孙韩王朱本铉建立了定武政权。朱本铉原本封地在陕西平凉，后来李自成起义，攻陷平凉，俘虏朱本铉。但朱本铉大难不死，竟然侥幸逃出，流落到鄂西山区。清军入关后，大顺政权溃灭，原先李自成的残部刘体纯、袁宗弟、王光兴、谭文等人归顺了明朝政权，并拥立了定武帝。此后李自成侄子李过的部将郝摇旗、李来亨等人也先后参加定武政权，因部将人数众多，故而被称为“夔东十三家”。定武政权借助鄂西川东山峦险峻的有利地形，自给自足，顽强抗击清军，并一度与永历政权相联系。直到康熙初年，清军派数十万大军层层围剿，定武政权才告沦陷。众将大多战死，朱本铉自杀殉国。内地坚持最长久的南明朝廷宣告灭亡。

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影响和意义是极其深远的，为清朝前期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开辟了道路。

宁做明朝鬼，不在清朝活

国存与存亡与亡，巍峨庙貌甚堂堂。

梅花岭畔遗香在，铁何时返故邦。

诗人郭沫若曾经写过这样一首热情洋溢的颂诗，题赠对象则是明末清初的南明大臣，抗清名将史可法。在南明小朝廷抵抗清军入侵的斗争中，史可法可以说是众多英烈人物中最富有代表性的一位。史可法字宪之，号道邻，河南祥符人。顺治二年（1646年），清军围攻扬州，史可法以寡敌众，不幸城破被俘，壮烈牺牲。今仅有衣冠冢葬于扬州梅花岭下。

史可法27岁时就中了进士，先后担任西安府推官、右参议、右佥都御史、风庐道等职务。史可法为官刚正不阿、清廉自律，勤政爱民。

明末农民起义时，史可法为保一方平安，毅然投笔从戎，率兵与农民军大战。后来，后金兴起，频频袭扰河北、山东一带，史可法又先后数次带兵北上驰援，固守黄河沿岸，使后金军不敢轻举妄动，望风而逃。由于史可法忠心耿耿，又具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史可法被提拔为南京兵部尚书。明末吏治混乱，贪污腐败之风横行。史可法到任后，严肃军纪，整顿营务，每日宵衣旰食，十分辛苦。

1644年，明末农民起义军在李自成的率领下攻克北京，明思宗在煤山自缢。史可法听闻厄讯，痛彻肺腑，立即会同户部尚书高宏图、兵部侍郎吕大器、翰林詹事姜曰广等人，“誓告天地，驰檄勤王”。

清军以吴三桂为先锋，率军长驱直入中原腹地，在攻灭李自成后，仍然不断南下，攻城略地。史可法见清军“除暴安民，替明君雪耻”是假，扩张地盘才是真，便改变了之前“联清灭寇”的主张，毅然举起了抗清的大旗。

在崇祯皇帝自尽后，明朝皇帝该由谁来继承就成了问题。当时，太子和永、定二王已经在战乱中下落不明；而惠王、桂王则距中原甚远，比较合适的人选只有福王、潞王等人。一开始，有大臣本着“立亲”的原则，主张拥立崇祯之兄福王朱由崧。但这确实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福王吃喝玩乐，荒淫不堪，实在不是皇帝的最佳人选。因此史可法等人主张拥立神宗之侄潞王朱常方。原本这一决议得到了大多数大臣的支持和赞同，但凤阳总督马士英却别有想法，他认为福王昏庸，若拥立福王，可以借机控制朝中大权，作威作福。因此他假意拥立潞王，暗中却将福王接到凤阳，并联络武将，企图以兵力强行拥立福王。尽管史可法等对此大为不满，无奈马士英出动重兵，将福王送至南京即位，史称弘光帝。福王即位后，马士英自恃拥戴之功，大肆培植私人势力，卖官鬻爵，并压制史可法等人。刚成立的南明朝廷就是一副亡国末世的模样。

史可法苦苦支撑江北，但不久又发生了两个重大的变故，造成了极为棘手的局面。

首先，在南明诸将中，刘泽清、刘良佐的部队战斗力极差，不堪大用；只有高杰的部队战力极强。高杰是典型的武夫，性格粗鲁暴躁，但也朴实憨厚，对明王朝忠心耿耿。他毅然拒绝了清军的招降，并率兵驻守在河南一带，作为抗清的先锋。可是，河南睢州总兵许定国却投降了清军，并设下毒计，谋害高杰作为晋升之阶。高杰所部不战自溃。没有对手的清军长驱直入，进入江苏。史可法失去了一支可以信赖的重要军事力量，已经无力反攻。

其次，就在清军大举进逼之际，南明朝廷内又爆发了内讧。驻守武昌的总兵左良玉和朝中的马士英、阮大铖互相敌视，攻讦不已。后来，左良玉索性率数十万大军南下打着“清君侧”、“除马阮”的旗号直逼南京；而马士英则调重兵相抗，甚至喊出了“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这样的话。双方在长江一带剑拔弩张，而置淮扬一带的防御于不顾。马士英为了一己私利，要求史可法撤回负责江防的明军攻击左良玉，尽管史可法大力反对，但马士英撺掇弘光帝动用圣旨逼迫史可法。无可奈何的史可法只好从命。

当史可法率军到达燕子矶时，听说了左良玉病故和其子左梦庚兵败降清的消息。恰在此时，清军已经兵分两路，一路渡过淮河，取道亳州、盱眙，向东进攻；另一路则由多尔衮的弟弟多铎亲自率领，在叛将许定国的引领下，攻占了淮安、泗州，迅即向扬州猛扑过来。史可法连忙赶至扬州准备守城，他一方面安定人心，动员扬州军民，准备死守城池；另一方面又连忙向南京小朝廷和驻守其他城池的将领，要求派兵增援。但南京朝廷的兵部尚书阮大铖却对史可法的请求置之不理，其他将领也大多装聋作哑。只有奉史可法之命驻守白洋河的都督刘肇基率所部4000兵赶到扬州。面对清兵的10万之众，实力相差悬殊。

清朝摄政王多尔衮曾致书史可法劝其投降，但史可法严词拒绝，并写下了著名的《复多尔衮书》，用以表明自己的严正立场。尽管如此，围攻扬州的多铎，仍然对诱降史可法不死心，千方百计招降之，一方面是对史可法奋勇抗争的尊敬，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利用史可法的威望，为清军占领江南扫平障碍。多铎先后派遣已经投降清军的李遇春等人给史可法送去亲笔信，希望史可法能够投降，但史可法对多铎的信根本不予理睬，直接当众焚毁之。他的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扬州军民。扬州城内虽然人少势孤，却是士气高涨，群情激愤，誓死守城，多次打退了清军的进攻。

多铎围攻扬州，连日不克，并且周围的农民坚壁清野，给清军的粮草运输给养等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多铎担心清军进兵速度太快，有可能被明军反包围歼灭之，甚至一度动了从扬州撤兵的念头。此前，他也有此隐忧。当他得知由他自己攻打扬州城的时候，这位身经百战的清朝大将竟然和自己的妻儿抱头痛哭，说道：“与史可法交锋，定是凶多吉少。”

就在多铎迟疑不前的时候，刚刚归降清朝的李栖凤、高歧凤尽告之以城中虚实，许定国也力言“扬城无援，更待数日可破”，多铎这才留下来继续攻城。

弘光元年四月二十四日，清军以“红衣大炮”若干轰击城内，城堞轰塌，史可法便立即率领士兵和百姓填修，但终因力量悬殊，而退守旧城。

攻占新城的多铎仰慕史可法的忠肝义胆，曾经再次致书劝说其降清，并向其允诺若能投降，则清军可和平接收扬州，不肆行屠杀。但史可法并没有被多铎的花言巧语蒙蔽，坚持不为所动。

清军攻陷扬州城后，见大势已去的史可法原本打算与城共亡，就在他拔刀欲自刎殉国之时，一名参将阻止了他，并掩护史可法逃到小东门。史可法看到城中的百姓和投降的士兵遭到清军残忍的屠戮，立刻挺身而出，大喝道：“我史督师也，万事一人当之，不累满城百姓。”于是，清军立刻将他逮捕，扭送至多铎面前。多铎见到史可法后，仍然礼待他，百般劝说史可法为清廷效力。史可法却不为所动，对多铎的劝说严词拒绝。最终大义凛然，从容赴死，年仅44岁。恼羞成怒的多铎于是下令屠城达10日之久，几十万扬州民众被清军残忍杀害，造成了扬州城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惨案，史称“扬州十日”。

郑成功的身世之谜

明朝万历四十年，日本庆长十七年，大明王朝的海商郑芝龙开始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日本之行。他负责押运装满了大量生丝的货船到日本的长崎进行贸易。同年八月十五，郑芝龙在日本的骏府觐见了日本德川幕府的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觐见的过程中，郑芝龙还献上了一些名贵的中药材与中国书籍《经国雄略》二十卷，同时还回答了德川家康有关明朝情况的一些问题，受到了德川家康的热情款待。

当时日本政府对郑芝龙非常重视，史载：“长崎王使芝龙主舶”。初召后“屡访藩士家”。后迁肥前国平户，受到当地诸侯松浦氏优遇，松浦氏为其在平户附近的河内浦千里滨（今长崎县松浦郡千里滨）赐宅地建新居，并介绍平户藩之家臣田川昱皇之女田川松缔婚。

郑芝龙与田川氏的邂逅、相恋、结合，成为了足以影响后世历史的重要事件。郑芝龙在日本长崎做生意的时候，曾经寄居在同为福建泉州人的老乡田川翌皇的家中。田川翌皇原名叫做翁立皇，早年在日本经商，并娶了日本女子为妻，所以才改用了个日本名字。

田川有一个女儿，生得聪敏、文静而又贤淑，恰好又与郑芝龙年龄相仿。处于情窦初开年龄的两人也因为相处日久，互生了些许的爱慕之情。田川夫妇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此后不久，郑芝龙与田川氏便陷入热恋之中，并最终结为伉俪。夫妻恩恩爱爱，相敬如宾，完全沉浸在幸福、温馨中的田川氏，婚后不久就怀上了自己和郑芝龙爱情的结晶。

此时的西方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在航海技术上占有得天独厚优势的荷兰，已是西方海洋经济世界的霸主，有“海上马车夫”之誉。他们的“东印度公司”作为军事和商业的复合体，足迹踏遍了东西方世界。

明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人占领澎湖。郑芝龙所依附的日本平户华侨、当时最有势力的海商李旦居中斡旋，说服荷兰人退出，转移台湾。

两年之后，不喜欢循规蹈矩生活的郑芝龙离开田川氏和还没有出生的孩子，被李旦派到澎湖，担任荷兰人的通事（翻译）。但此时的荷兰人正与明军处于军事对峙的状态下，中国商人不可能与荷兰人进行交易，郑芝龙也派不上什么用场。荷兰占领澎湖舰队司令雷约兹在发给东印度公司总督德卡本特的信说：“我们接纳了一名来自日本的通事，虽然给予优厚待遇，但目前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

虽然通事一职对荷兰人的帮助不大，但郑芝龙的军事才能却为荷兰人所器重。为了垄断对日贸易，荷兰指使包括郑芝龙在内的中国船只在中国沿海周边进行掠夺，郑芝龙则负责为荷兰人执行在台湾海峡上截击前去马尼拉的中国帆船的海盗任务。后来担任荷兰第二任台湾长官的德韦特，这时正在澎湖服务，他在一封信中写道：“经过雷约兹司令的批准，我们每天都期望能够在这里集中二三十艘中国帆船，通事一官被派往北方去截击、俘获一些船只。”

同年九月，明军对澎湖展开进攻，荷兰人被迫撤出，向台湾大员（今台南安平）转移，并于大员修建起两个要塞：热兰遮和赤嵌城，台湾南部地区沦陷于荷兰人之手。同年，为争夺台湾的统治权，荷兰与西班牙之间发生战争，战争以荷兰获胜而结束，整个台湾也为荷兰所独占。

荷兰在大员立足后不久，便命郑芝龙率领几艘中国帆船对位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进行袭击——因为这些船只正在那里与西班牙人通商。明天启五年春，郑芝龙才从马尼拉返回大员。

郑芝龙返回大员之后不久，便结束了在荷兰人手下为海盗的生涯，开始亦商亦盗的海上生活。

天启五年六月，李旦以日本长崎、平户侨领的身份领取了出航许可证，次月从大员返回平户，但仅在平户呆了不到两个月，便因病而亡。

李旦之死给了郑芝龙以天赐良机，李旦毕生在台湾所置下的产业和事业，尽归郑芝龙所有。

明崇祯元年，郑芝龙利用李旦留下来的财产，许诺每人“给银三两，三人给一头牛”，动员了一万多人从福建沿海来到台湾垦荒。手中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的郑芝龙不再满足于现状。他以台湾为基地，开始向福建沿海地区发起进攻，相继占据了漳浦、金门、厦门等地，把台湾海峡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郑志龙势力如滚雪球般地变大，终于引起了朝廷的重视，下令福建巡抚熊文灿对郑芝龙进行招抚。郑芝龙考虑再三，重回故土，先后担任起明朝的游击、总兵等职务，同时也不忘海上贸易的本行，开辟出一条由泉州直达日本长崎的航线，把中日间的海上贸易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天启四年、日本宽永元年七月十四日，天气晴朗，郑芝龙陪伴爱妻到平户的千里海滨散步。多日未出门的田川氏在海滩上尽兴而行，俯身捡拾着海贝和海菜，突然间感到一阵紧似一阵的肚子痛。郑芝龙看着妻子痛苦不堪的样子，知道妻子即将临盆。可是此时已离家太远，情急之中，郑芝龙果断地将妻子搀扶到附近一棵高大的松树下，靠在一块大石头旁，自己当起了接生婆，很快妻子就生下了一个男婴。

这个小生命就是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上顶天立地、驱荷复台的英雄——郑森（郑成功）。因为青松乃长生不老之树，郑芝龙又是福建人的后代，为不忘家乡情，便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给孩子取了一个乳名，叫做“福松”。后来人们便将这块石头叫做“诞儿石”，又叫“生儿石”。大约经过200年后，就在郑成功的诞生地，日本人建立了一块纪念碑，碑上镌刻着由平户藩儒臣叶山铠轩撰写的长达1500字的碑文。

“国姓爷”不是用来叫着玩的

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年号隆武。当时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掌握军政大权，却暗中通敌叛变，“密遣亲吏到师纳款”。在忠贞爱国和传统儒家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郑森在思想上与他的父亲自然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同年六月，郑森随其父郑芝龙朝见隆武帝，隆武帝见其少年英俊，便与其谈论天下大事，郑森应对自如，论述精辟。他说：“翻开史册，有了明镜，国家朝政衰败，大多是由于营私舞弊的奸邪之徒窃取弄权，残害忠良，丧失人心，以致毁弃河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热血男儿，谁能旁观！岳少保说过‘只要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则天真安矣！’这是最重要的。”接着郑森又论述：“励精图治，要集结各路义师，派重兵把守仙露关等险要门户，收复失地。”隆武帝听了甚喜，说“素闻郑家有匹千里驹，果然名不虚传”，又抚其背说道：“可惜朕无一女配卿，卿当尽忠吾家无相忘也。”立即钦赐郑森为国姓朱，改名为成功，并封忠孝伯，领御营中军都督，赐尚方宝剑，仪同驸马。民间因此称郑成功为国姓爷。自此之后，郑成功碧海丹心，鼎力匡国，走上反清复明的道路。

次年，清军打过钱塘江，消灭了鲁王政权，鲁王逃到海上。清军随即大举进攻福建。郑芝龙本可以依靠福建山区的复杂地形抵抗满洲马队，但是，关键时刻，他的海盗本性发作，在他眼里，什么忠君爱国都是虚的，只有他的家族才是最重要的。于是他开始和清军联络，准备降清。隆武帝只好坐以待毙。郑成功对郑芝龙的所作所为十分气愤，他晋见隆武帝，递上破敌条陈，隆武帝转忧为喜，封其为都督。

隆武政权失败后，明朝的桂王朱由榔于广西肇庆即位，称永历元年。郑成功奉永历正朔，为“招讨大将军”。年仅21岁的郑成功奋起反抗清王朝的民族压迫政策，他在南安县学焚毁儒服、投笔从戎，以“招讨大将军”的名义，在安平、浯州一带誓师抗清，拥戴南明的永历政权。

刚开始的时候，郑成功兵少粮缺，只游荡于厦门海域。逐渐逃散各地的郑芝龙旧部纷纷投来；部分不愿随郑芝龙投清的将士，见郑成功血刚气强、大义超群，亦前往归附，成为一支声势浩大的军队。有陆军72镇，水师20镇，战士10多万，战船5000艘。

南明永历四年（1650年），郑成功率师在金门、厦门、石井等地与清抗衡。清廷惧怕万分。千方百计利用郑芝龙与郑成功的父子关系，对郑芝龙进行威慑，企图使郑成功投降。然而，郑成功忠贞不渝，与其父陈词：“父误在前，儿岂误于后？我在本朝，既赐姓矣，称藩矣，人臣之位已极，此可谓智者道耳”，“若苟且作事，亦贻笑天下后世矣”，“吾父见贝勒时，已入彀中，其得全今大幸也，万一吾父不幸，天也，命也！儿只有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耳”。郑成功的忠贞报国决心甚得永历帝赞赏。

南明永历十二年（1658年），永历皇帝派人到思明州册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及明部将甘辉为崇明伯、万礼为建安伯等，军威大振，一领延平郡。

郑成功兵力渐渐强大起来，在厦门建立了一支水师。当时，西南地区的抗清主力大西军内讧之后，力量很弱，很难顶得住清军的大举进攻。郑成功跟抗清将领张煌言联合起来，乘海船率领水军17万人于五月开进长江，六月克镇江等地，七月逼南京。

郑成功信心百倍，遥望着钟山龙盘虎踞的雄伟气势，赋诗一首：“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兵百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诗言志，完全表现了郑成功克敌制胜、恢复明朝的愿望和决心。大江南北为之震动，当地人民纷纷响应，闻风归附。

此时，南京城内清军只有清两江总督郎延佐上书朝廷求救，一面听从部下的缓兵之计，派遣特使以卑辞向郑成功求情。声称：“清朝有法，守城过三十日者，城失罪不及妻孥。乞求郑成功宽限开门投降日期。”郑成功轻信了清军之言，拒绝部将的劝谏，令各部人马按兵不动，只等清军到时投降。郑军上下闻讯，以为南京指日可待，逐渐松懈了战备和斗志。清军乘机调入各州府的兵马，从南京东南门入城，使清军在城内的实力大为加强。

七月二十日夜，清军梁化凤乘郑军防备松懈，以郑军一降兵为向导，率五百骑出神策门，突袭郑军狮子山营寨。郑军官兵尚不及披甲，清军已冲杀至前。郑军无力抵抗，四下溃逃。梁化凤乘胜追击，连破两座营寨，俘虏郑军统领余新，杀副将二人。待郑军主力闻警赶到，梁化凤已撤回城内。

当晚，郑成功调集一部兵力移营神策门外白土山下，以主力在白土山中设伏待敌，将大本营移到幕府山，准备在此迎接出城清军。次日清晨，梁化凤率精锐骑兵，乘郑军仓促之时，突然向神策门郑军发起攻击。郑军奋力迎战，终因猝不及防而败去，部将陈鹏、万渌闻讯率部驰援，被山上突袭而下的梁化凤部骑兵所击溃。

与此同时，清军江宁总管客客木率一部兵力由仪凤门绕到幕府山后夹击郑成功大本营。郑军部将陈魁见清军围攻大本营，急驰赴援，半路被清军以劲弩射杀，所部也被击溃。郑成功在幕府山见战事失利，急驾小船，去调水师增援。恰值江水退落，水兵所乘战船无法靠岸。郑成功在江中眼看两军相战，战局直转而下，却无能为力。

自郑成功离开，郑军失去大本营指挥，不知如何行动，只好各自为战，原地固守。清军加紧攻击，各个击破。郑成功在船上见败局已定，只好率船队撤往镇江，然后出长江返回厦门。当时，张煌言正在攻打铜陵，忽闻郑成功败讯，欲顺流与郑成功合兵，不料清军水师在南京封锁了归路，只好从陆路经浙东转回舟山。与此同时，张煌言也因孤军无援，为清军所败。

南京之战可说是郑成功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役，却是先盛后衰，以大败收场，使郑成功的反清大业受到致命挫折。

清顺治十七年四月，清政府认为郑成功锐气受挫，元气大伤，必定无力交锋，即派达素率师入福建，会同总督李率泰，集闽粤江浙之清兵，夹攻思明州。

郑成功北伐失利后，总结经验教训预料清兵必定乘胜南袭，即一面调兵遣将进行整编，操练将士，一面征集粮饷，修造船只，制造武器弹药，并严律士兵，以待再战。这次交锋，郑成功命一路将士出浯州抵制广东清兵，派右虎卫陈鹏督诸部守高崎，遏制同安的清兵。这次郑成功布阵严密并身先士卒，将士们同心协力，接连取得海门、高崎大捷。在海门战役中歼敌1600余人。清兵大败，清统领哈喇土星被俘。清将达素如惊弓之鸟，仓皇逃回福州，郑成功军威大振，以金门、厦门为征战根据地。

北伐南京失败后，郑成功所部元气大伤，并且面临军粮不足的问题。为了解决大军的后勤给养，郑成功决定前往台湾。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军事斗争，也成为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成功尝试，激励着无数的后来人。

换个战场也能赢

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

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闻关不忍离。

诗中骄傲自豪之意，跃然纸上。整整10年时间，郑成功与将士们取得了驱逐荷夷、收复台湾的战果，为大明王朝的延续做出最后的努力，也为朱明王朝的再度崛起留下了一线希望。

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北伐失败退回厦门，何廷斌携带着台湾的地图和荷方布防情报投奔郑成功，他说：“公何不取台湾？台湾非但为公家故地，且沃野千里，使人耕种，军食有余。又横绝大海，四通外国，兴商可足国用。台湾华人受红夷（指荷兰人）凌辱，常怀反抗之心，然苦于群龙无首。公若率军入台，驱逐红夷将如虎逐群羊。夺得台湾，公则进退有据，十年生聚，十年教养，大业何愁不成！”这一席话，坚定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决心。

顺治十八年（1661年）春，郑成功安排儿子郑经留守金、厦，他亲自带兵攻打台湾。

三月二十三日，郑成功率大军从金门料罗湾出发，400艘战船载着100多员战将和2万多名士兵，开始横渡台湾海峡。船队航行了一天一夜，顺利到达澎湖。在大军在澎湖候风之时，郑成功就派了两艘船只到台湾进行侦察并发动群众。不久，这两艘船回到澎湖，带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当地居民热烈欢迎国姓爷入台。

澎湖与台湾隔海相望，若顺风时，半天即可到达对岸。但郑军二十七日起航时，却遇上了强大的逆风，只好返回澎湖。等到三月三十日，天气阴霾，风雨仍未停息。当时郑军所带军粮很少，而澎湖诸岛多不产粮，郑成功认为与其饥困孤岛，不如顶风冒雨前进。于是，在当晚一更后，郑成功传令竖起帅旗，整肃队伍，发炮三声，金鼓震天，起锚东进。三更天后，云收雨散，风势减弱，一会儿竟转成了顺风，将士们禁不住欢呼起来，扯满风帆，飞速前进。次日黎明，郑军抵达台南鹿耳门。

鹿耳门平时海水很浅，涨潮时水深也不过一丈四五尺，无法航行较大的船只。所以荷兰人并没有在这里布防，而是把军队和火炮都集中在台湾城和赤嵌城一带。郑成功避开了他们的防线，来到了鹿耳门。

原来，何廷斌曾派人在鹿耳门探测过，发现一条平日很少为人注意的港路，若遇上涨潮，船只即能顺利通过。郑成功根据这一线索，决定利用初一日或十六日涨大潮的机会，出其不意由鹿耳门进攻台湾。

船队到达鹿耳门时，为了使士兵相信有神灵相助，郑成功设香案祷告明太祖和妈祖娘娘保佑“助我潮水”。祷告完毕，潮水果然汹涌而至，比平日涨高丈余。将士欢呼震海，金鼓齐鸣，扬帆直抵港内，顺利攻入台湾岛。当郑军在禾寮港登陆时，有几千当地民众出来迎接，以货车和其他工具帮助他们登陆。

在当地民众的协助下，郑成功大军不到半个时辰，就有几千将士顺利登陆，占领要冲地点，保护市街，包围了荷兰人在岛上最重要的据点普罗民遮城堡（今天台南市的赤嵌楼），控制了赤嵌与热兰遮（今台南市安平）之间的海面，把荷兰守军围困在两个相互隔绝的据点里。热兰遮城的荷兰人曾派阿尔多普上尉率领200多士兵企图阻止郑军登陆，但遭到郑军优势兵力的攻击，只好退回。

郑成功向荷兰殖民者长官揆一和普罗文查城的司令送信劝降，但是骄横的荷兰人自以为依靠他们高大的船舰、精良的武器和有战斗经验的殖民军，完全有把握战胜只有弓箭和大刀的郑军。在重新部署后，荷军开始从水陆两路向郑军反扑。

水路荷舰以“赫克托号”和“格拉弗兰号”为主力，还有“白鹭号”小帆船、“马利亚号”快艇，边开炮边向郑军舰队冲击。郑军由陈广和陈冲率领大型帆船60艘迎击。荷舰长30丈、宽6丈、船板厚2尺多，甲板上有8个桅，帆樯八面受风，行驶迅速，每艘舰上装备有20—30门大炮，这在那个时候可算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战船了。而郑军的舰船规模仅为其1/3大小，只装有2门大炮，如果是在大洋中遭遇，郑军的舰船是难与其匹敌的。

但是郑军将士毫无畏惧，利用敌舰在港内转撤不便和易于搁浅的弱点，当最大最重的赫克托号冲过来时，立即有几十艘郑军帆船蜂拥而上，采用梅花阵法。以5只船围住一只荷兰夹板船，从不同方向展开围攻。尽管郑氏水师每只战舰的火力不如一只荷兰夹板船，但5只战船从不同方向的围攻却是荷兰船只难以应付的。这时有五六艘装有燃烧物品的火船，冒着敌舰猛烈的炮火冲到荷舰旁，把船钉死在荷舰的船舷上，点燃火种，士兵跳水泅回，随后，只听“轰隆”一声巨响，“赫克托号”的火药舱爆炸了。这艘荷军的王牌舰连同舰上100多水兵一起沉入大海。其他三艘荷舰见势不妙，连忙逃往港外，郑军舰船在后边紧追猛打，其中，一艘中弹起火，一艘险些被俘获，狼狈逃往菲律宾和日本。这场海战中郑成功运用著名的“火船”战术，打败了拥有优势的荷兰海军。

陆路荷军由贝德尔上尉率领250名士兵在北线尾登陆。这些荷兰殖民军以为“十五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也抵不过一个荷兰兵”，他们10个人为一排，连放两排枪，神气十足地前进。郑军由宣毅前镇陈泽率部奋勇迎击，万箭齐发，许多将士勇敢冲入敌阵奋力厮杀。另一路郑军从后路包抄敌军，荷军腹背受攻。他们的神气已被恐惧所代替，各自逃命。一仗下来，贝德尔上尉以及118人当场丧命，还有些人跳水逃生而被淹死在海里，只有80多人逃得性命，退回热兰遮城。

荷兰殖民者在初战失败后，同意进行谈判。他们拟定的谈判条件是：愿意付一笔赔款给郑成功，但要求郑军退出台湾，底线是荷兰人可以让出本岛，但必须继续有大员居住。荷方派遣两名使者前来郑军大营，晋见郑成功讲述了他们的条件。但郑成功重申，他坚定不移的目标是要荷兰人离开台湾全岛。由于双方都不愿意妥协，这次谈判不欢而散。郑成功迅速攻下普罗民遮城，又打退了敌人几支援军，用重兵包围了热兰遮城。

面对孤立无援的热兰遮守军，郑成功决定重新部署兵力，在外围增修炮台。顺治十八年十二月七日，郑成功下令军队从东、南、北三个方向猛烈炮击热兰遮及其外围工事，共30门大炮发射大约2500发炮弹，迫使热兰遮城外围的乌特利支堡的守军弃城退入热兰遮，而热兰遮城堡的四周附城多处被炸毁。经过一天的战斗，荷兰人抵抗的意志终于被打垮了。

十二月十三日，郑成功的代表和荷兰的代表完成了协议的换文。荷兰人在最后一任长官揆一的带领下，分乘8艘舰船退出台湾。揆一在海滩上将城堡的钥匙交给了郑成功的代表，至此，荷兰人在台湾38年的殖民统治完全结束，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