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不越雷池，不堕深渊

做事到位不可越位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在儒家思想中，“礼”不仅仅是“礼节”那么简单。礼本是封建时代维持社会、政治秩序，巩固等级制度，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利义务的规范和准则。所以，《礼记》里说：“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又说：“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也就是说，礼的主要作用，是“辨异”。是区别人与人之间亲疏、尊卑关系的重要手段。

荀子也说：“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又说：“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贤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按荀子的意思，礼的主要作用，就是使不同身份的人都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应该怎么和其他身份的人打交道。

由此可见，“礼”其实是社会地位差异的产物。当今社会，虽然特权阶层已经消失，人与人之间从法律上和人格上来讲都是平等的，但是，不可否认，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差异依然存在，父亲始终是父亲，老师始终是老师，领导始终是领导，朋友始终是朋友。只要这些身份差异依然存在，礼就有它存在的价值，因为不同身份的人始终需要端正自己的态度，做符合自己身份的事情。如果一个儿子像父亲一样训斥自己的父亲，一个下属像上级一样指使自己的上级，那社会岂不是乱了套？

所以，不管在哪一个时代，每个人都应在自己的位置上，守住自己的本分，扮演好所扮演的角色，懂得自己在什么时候应该做些什么，做事情到位就可以，但绝对不能够越位。

在唐朝的皇帝中，唐顺宗是比较特别的一位。尤其是表现在位居储君的时间上，唐顺宗做了整整26年的皇太子。做皇太子是一件需要非常小心谨慎的工作，一不留神就会被废。唐顺宗少年时，在众多皇子中表现得出类拔萃，后来被立为太子，年轻气盛的顺宗锋芒未改，还常常口出豪言壮语，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他曾对他的下属说：“我要尽我所能，帮助父皇制订革除弊政的计划！”——还没当上皇帝，就把自己先当皇帝了。

他这样的做法自然会遭到父亲唐德宗的不满，这时，他的幕僚便劝他，不要对敏感问题多加干涉，一旦被其他皇子、大臣视为收买人心，遭到皇帝的猜忌，就很难澄清了。做太子的当务之急就是做好太子该做的事情，平日里应多关心皇上龙体，问起居、饮食、冷暖之事，至于国家大事，心里想想就行了，别公开发表言论，毕竟，这是皇帝做的事情，岂容太子越俎代庖？

太子听了点点头，采纳了幕僚的意见，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提起过改革的事情了，而是每天必到德宗前请安。尽管德宗晚年专制、荒淫，但太子始终不多干涉朝政，使他终于熬过了26年的皇储生涯，当上了皇帝。

顺宗能够登上皇帝之位，表面上看来是理所当然，可事实上，还是由于他在当皇储的时间里能够安守自己的本分，不越位，才没有招致皇帝的猜忌，更没有被其他兄弟抓住把柄。毕竟，历史上因为越俎代庖而身败名裂的太子实在有太多太多。

守住本分，严守本位，是做人的底线，也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守住本位，看似简单，实则不易，每个人的品性中都跳跃着一丝不安分守己的欲望，经常在各种诱惑面前偏离自己的位置。火车一旦离开了轨道，就是车毁人亡的重大事故，人一旦偏离了自己所属的地位，也会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后果。

16世纪末期的日本，茶道风靡贵族阶层，统治者丰臣秀吉非常宠爱首屈一指的茶艺家千利体，他是丰臣秀吉最信任的人之一。千利体不但在皇宫里有自己的寓所，其为人也获得全日本的尊崇。

然而1591年，丰臣秀吉下令逮捕他，并且判处死刑。千利体命运骤变的缘由，是这位成为朝廷新贵的人为自己制作了一座穿着木屐（贵族身份的象征）、态度傲慢的木头雕像，并将这座雕像放置在宫内最重要的寺院里，让经常经过的王族清楚地看见。对丰田秀吉而言，这件事意味着千利体做事没有分寸，以为自己和最上层的贵族享有同样的权力；他已经忘记他的地位的获得完全仰赖幕府将军，反而以为自己是凭一己之力赢得荣宠。这是千利体对自己的重要性的误判，为此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的地位是理所当然的，也千万不要让任何荣宠冲昏了头。永远不要异想天开，以为上司喜爱你，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受宠的下属自以为地位稳固，胆敢抢领导的风头终致失宠的事例简直是不胜枚举。

长期以来，人们把孔子反对逾礼逾规的言论，看做是维护等级制的迂腐之谈。然而，这恰恰是不懂“礼”文化的可贵内涵的表现。不逾越必要的尺度，不仅是做人该拥有的庄敬态度，也是一种生存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