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老朱家的天，是格杀勿论的天
是谁杀死了刘伯温
“际会风云，平定海宇，既辟一代之规模，又阐一代之文章，盖诚意伯刘公一人而已矣。”人说，“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关于刘伯温，世人的评价通常很高，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蔡元培先生就赞刘伯温是“时势造英雄，帷幄奇谋，功冠有明一代”。
刘伯温，名基，与徐达和李善长共称为“明朝三杰”，堪比汉朝张良、韩信与萧何；在这两组“黄金组合”中，人们常拿汉朝的留侯张良与刘伯温作比，认为二者都是智士谋臣。明太祖朱元璋也承认，刘伯温对他的影响就相当于张良对刘邦的影响，称其“吾子房也”。但就是这样一个传奇的人物，却在老年不得善终，晚年凄凉，原因不知地逝去。这一切都发生在洪武年间。
洪武八年（1375年）一月，刘伯温患病卧床。明太祖朱元璋知晓后，派丞相胡惟庸带御医前去看望。御医针对刘伯温的病情开了处方，让他照单抓药。刘伯温吃了御医开的药，身体却更觉不适，肚子里好像有石头翻滚，折磨得他生不如死。四月十六，刘伯温病故。
这段记载于明史的故事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揣测。刘伯温究竟是怎么死的？有人认为他是单纯地病死，也有人认为他是被胡惟庸害死的，还有人认为他是被朱元璋杀死的。总之，由于历史资料不够完整，刘伯温之死因引来了争议。
然而为什么刘伯温的死会与朱元璋联系在一起呢？
朱元璋在登上大位后便进行了一系列的“清君侧”活动。这大明的江山是他在乱世里打下来的，不是通过正统的方式继承的，所以身边必有很多劳苦功高的开国臣子。这些臣子在打江山的时候是“微臣”，但在治理江山的时候便是“危臣”了。历代皇帝对“功高震主”这四个字很是敏感，不然也不会有“杯酒释兵权”等事件发生了。对于明太祖朱元璋来说，这更是不能忍受的。他一步步削弱了这些臣子的力量，以加强自己的统治。而刘伯温正是这种政策下的牺牲品。他几次被朱元璋撤官，又几次被召回，经历了希望的产生到幻灭的过程，也终于明白了“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于是，他依照朱元璋的意思退隐了，却仍因隐得不够深，最终引起了朱元璋的戒备。
正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将人生分为三个阶段一般，晚明的文坛泰斗钱谦益着力研究刘伯温的诗句，认为可将刘伯温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少年时期即元末，他自命不凡，胸怀大志，豪情满怀；青壮年时期即随朱元璋打天下阶段，他与朱元璋惺惺相惜，如千里马遇上了伯乐般志气相投；明朝建立后的阶段，则只剩落寞伤感。钱谦益的分析深入解读了刘伯温的一生，也使刘伯温的性格形象具体化了：他正直、豪气，胸中充满了抱负。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够隐于市？
虽然，他努力让自己向“朝入青山暮泛湖”这样优哉游哉的生活靠近，也让自己向魏晋时期的陶潜学习创造自己的“桃花源”，每天喝喝酒下下棋，当地知县前来拜访不见，与外界的联系也基本断绝。但是，他依然无法完全将自己置身事外。因为他拥有忧患意识，正如范仲淹所说，“处庙堂之远则忧其君”，也似史学家孟森的评价，“诚意（刘基）之归隐韬迹，非饰为名高也，亦非矫情也，盖惧祸耳”。
洪武五年（1372年），隐居的刘伯温得知，在青田县南约170里的地方，有一空地，叫淡洋。此地处两州（浙江和福建）交界，情况复杂，是朱元璋劲敌方国珍发迹之处，又是盐枭巢穴，为官府势力所不及。因此，刘伯温让其子调查情况后，令其拟奏章呈给明太祖朱元璋。因为此奏章没有经过胡惟庸之手而是直接进献给了皇上，引起胡惟庸等人的不满。于是，胡惟庸等人以此事状告刘伯温，说他善观风水，发现淡洋此处有王气，想霸占为自己的家族墓地，驱逐当地民众，所以让他的儿子奏请皇上设立巡检所来驱逐当地的居民。
这“王气”二字引发了潜伏在朱元璋心中很久的猜忌之心，于是，他不分青红皂白又将刘伯温训斥一番，并令他在南京居留。后来，胡惟庸被升上了左丞相的官职，刘伯温内心的希望已全数熄灭。他忧思成疾，病情加重，引发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洪武八年（1375年）二月，他抱病见了朱元璋，向他婉转表示：自从依照胡惟庸带来的御医开的药方煎药后，他的身体更差了。他本来希望能通过这一诉求得到朱元璋的关心，但遗憾的是，朱元璋并没有对此上心，依然不闻不问。他心寒至极。三月，病情加重的刘伯温在其子刘琏以及朱元璋的特遣人员的护送下，自京师动身返乡。
回家后，刘伯温拒绝一切药食，他迫使自己如常饮食、作息，过起了所谓的“一般生活”。四月，刘伯温感觉时日不多，找来他的两个儿子交代后事，说：“我死后你要立刻将天文书呈给皇上，不能耽误；并且以后不要让刘家的子孙们学这门学问。”同时他又嘱咐道，“从仕途一定要学会刚柔并济，公平与人，道德与法律并重，要仁厚待民，方可佑我大明。”最后，他将他所想的十条计策写在奏折上，交给刘琏，告诉他，在胡惟庸死后务必将此密折献给皇上，也许皇上那时才肯听他所言。四月十六，刘伯温逝于家中，享年六十五岁。
刘伯温死后，后代不断为他追封功德。武宗年间，他被追认为太师，谥号文成，世宗时期又受赐太庙。这充分表现出刘伯温的贡献是经得起时间考量的，他的功过，历史自会给出一个公正的评判。
史称，刘伯温是被胡惟庸害死的。“史中丞涂节言：前诚意伯刘基遇毒死，（汪）广洋宜知状。上（指朱元璋）问广洋，广洋对以‘无是事’。上颇闻（刘）基方病时，丞相胡惟庸挟医往候，因饮以毒药。乃责广洋欺罔，不能效忠为国，坐视兴废。”（《明太祖实录》）
黄纪委也撰书支持这一观点。“洪武八年（1375年）正月，胡丞相惟庸以医来视疾，饮其药二服，有物积腹中如拳石，遂白于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笃。三月，上以公久未出，遣使问之，知其不能起也，特制御文一通，遣使驰驿送公还乡。里居一月而薨。”（《诚意伯刘公行状》）
种种迹象表明了刘伯温确实是被胡惟庸毒死的，这个看法是有史可据的，有一定的可信性。明史专家吴晗认为，“刘基被毒，出于明太祖（朱元璋）之阴谋。胡惟庸旧与刘基有恨，不自觉地被明太祖所利用”。至少我们可以相信，刘伯温的死肯定是与朱元璋有关系的，但追其缘由，还是他自己造成的。
刘伯温一生刚正不阿，以儒臣的身份行谋臣的职责，虽怀有大志，却难为武将朱元璋的安乐臣子，难以平其远大的政治抱负。他想要展示自己的才华，殊不知，他的“知天下”恰恰就是刚登上皇位的朱元璋最不需要的。他惹恼了朱元璋，遭遇了一系列不公。但论其缘由，皆因刘伯温没有认清自己的职责以及朱元璋治天下所需要的环境。如果他懂得在开国的时候学张良离去，并当真不再过问朝政，兴许他还可以颐养天年。可是，他并没有选择这条路。因此，他只能像徐达、李善长等人一般被弃。所以，这条路是他自己选择的，是刘伯温自己杀了自己。
胡惟庸，你只是个打工的
对于胡惟庸来讲，洪武十三年（1380年），是个多事之秋。同样，这一年对于与胡惟庸稍有来往的人而言，也不怎么太平。
洪武十三年（1380年），左丞相胡惟庸忽然上奏给明太祖朱元璋，宣称他的旧宅院里的一口井蓦地涌出来香甜的醴泉。他说这是大明的祥瑞征兆，所以想请皇上过去观赏。朱元璋得到消息后非常高兴，便携众人前去观赏。不料，当车队到了西华门的时候，忽然从路旁窜出一个人，拦在车前，阻止通行。于是，护卫人员冲上前去，对他拳打脚踢。可是此人依然非常执著地拦在车前。朱元璋看出此人定有事相禀，于是询问。原来，此人是西华门的内史宦官云奇，可是说明身份后他便不再吭声了，只是一个劲儿地指着胡惟庸旧宅的方向。朱元璋疑心了，率众人登上高台，向胡惟庸家的方向眺望，随即大惊失色。原来，胡惟庸家的亭台间都隐藏着身披铠甲、手持刀剑的士兵。朱元璋当即下令逮捕胡惟庸，并立即处死。这便是被后人口口相传的“云奇告变”事件。姑且不论野史真伪，我们先假定胡惟庸就是朱元璋所杀，至于被杀的原因，我们却得琢磨透了再下结论。毕竟，“云奇告变”事件的说法过于牵强。
首先，胡惟庸家内的一口井冒出醴泉，就是大明的祥瑞之兆，这个说法恐怕行不通。朱元璋是何许人也，他岂会容忍大明的吉祥之兆产生在臣下的家中？其次，胡惟庸被杀是在这一年，那么以朱元璋的心计来看，他绝对不会在这时候去胡惟庸家中观看什么瑞兆，胡惟庸是随他打天下的人，即使没有建树，他也不会轻易起了杀胡的念头，杀人，必定要经过深思熟虑的。最后，胡惟庸是极其奸诈之人，徐达“深嫉其奸邪”，刘伯温也说“奸恣不可用”，这样一个人岂会把谋逆的士兵放在明显的地方？总之，用这个不靠谱的理由来说胡惟庸的谋反罪是过于牵强的。
所以，我们最好还是从正史出发，来找寻胡被杀的真正原因。
但是，正史似乎也没有很明确地给出胡惟庸谋反的具体事件，只是说其“枉法诬陷，操不轨之心，肆奸欺不备⋯⋯蠢害政治，谋危社稷”（《明太祖实录》）。究竟是如何谋逆的，却不作说明。于是乎，就在这种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一场肃清朝野的大屠杀开始了。
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国派使节前来京城进贡，但胡惟庸私扣使节并且没有把此事上报与朱元璋，朱元璋知道后，勃然大怒，在朝廷上公开审讯此事。但左、右丞相胡惟庸和汪广洋将责任推诿于礼部，而礼部内部又在互相推卸责任。朱元璋震怒，当场下令处死汪广洋的一干人。这为胡惟庸的死敲响了钟声，第二年，徐杰等人揭发胡惟庸的种种违法作为，称其有谋反举动。朱元璋当庭逮捕胡惟庸，并下令处死。同时处死的还有徐杰等告发人员。
只是，令人费解的是徐杰等人所举的胡惟庸的劣迹，朱元璋都应清楚。因为，这些是他赋予的特权，但为什么要在这时来清算？胡惟庸在短短的十年内便跃升至宰相位，这使得他越发骄纵了。随着他权势的不断扩大，他可以决定官员的升迁去留，甚至掌握了他们的生杀大权；他可以将对自己不利的奏章藏起不呈给皇帝并暗下惩戒反抗他的人；他可以私下贿赂朝中大臣，甚至将手伸进了国防重地。这一时间，各地官员争相拜访贿赂他，赠其金银珍宝数之不尽。这些，朱元璋都是看得见也听得着，但反而越发宠幸他。
终于，胡惟庸的势力越来越大，正在他如日中天的时候，朱元璋一个巴掌盖了下来，就像如来佛将孙悟空压在五指山下一般将他从高空摔了下来。这件事就是胡惟庸的儿子在大街上纵马奔行，却从马上摔下，被路过的马车压死了。于是胡惟庸没有禀报朱元璋便私自将驾马车的车夫杀死，朱元璋听后大怒，驳回了胡惟庸以金帛赠与马夫家来补偿的请求，而是让胡惟庸的儿子杀人抵命。自此，朱元璋开始了一系列的整治胡党行动，而胡惟庸短暂的两年半的丞相任期也宣告成为历史。如果有人认为胡惟庸是因为日益的骄横跋扈并且升起了篡谋的心理因此被诛杀，我们不妨来看看胡惟庸跋扈的时间有多长，在这么长的时间内难道朱元璋就一丝丝都没有觉察到？显然不是，那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们从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中央集权制度说起，中国古代王朝不断地完善封建制度，实际上就是不断地加强中央集权制，而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条件就是处理皇权与相权之争。为解决这一矛盾，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曾煞费苦心，从西汉武帝的内朝制的建立，到东汉刘秀的事归台阁，再到隋唐的三省六部制。这些无一不在削弱相权，扩大皇权。朱元璋自然也不会例外，况且在他前面还摆着元末“宰相专权”、“臣操威福”的例子，在这一方面，他怎会掉以轻心，他只是做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中的黄雀。他先让胡惟庸与前宰相斗，然后通过胡之手剔除了对他而言有较大威胁的徐达、李善长，留下了这个不足为惧的胡惟庸。然后他慢慢培养胡惟庸，让他越发成熟，直到他成了一颗烂桃子，于是他决定行动了。通过摘除这颗烂桃子，然后将其生长的根基拔除。因此，他废了胡惟庸，同时，也废了延续数千年的宰相制度，并且不准后人再立，若有人提请立丞相，则被处以极刑。
因而，我们说胡惟庸只是个打工的，即使再强再厉害也逃不脱朱元璋的手掌心。
马皇后，你慢些走
洪武十五年（1382年）九月，南京。
南京城，时值盛夏，却在这一天忽然电闪雷鸣，下起了一场瓢泼大雨。在大雨中，依然可以清楚地看见大街上人头攒动的景象，扶老携幼的万千百姓不顾大雨倾盆，几乎倾巢而出聚在一起恸哭。这一天，明太祖朱元璋的结发妻子，孝慈皇后马皇后出葬了。
马皇后在这一年的八月染上重病。史书记载，历尽磨难也殚尽心力的她在施治无效后，坚持不肯再服药，明太祖朱元璋苦苦劝求，她则道：“死生命也，祷祀何益。且医何能治人。使服药不效，得毋以妾故而罪诸医乎。”躺在病榻上，她念念不忘地反复叮嘱皇夫：“愿陛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子孙皆贤，臣民得所而已！”然后，又把诸位王子公主叫到身边来，嘱咐：“生长富贵之中，当知蚕桑耕作之不易，当为天地惜物，且为生民惜福！”（《明史》卷一、二、三《孝慈高太后传》）
这一段的记载表明了马皇后在生病吃药无效的情况下便放弃了就医，在生命弥留之际尽自己最大的力为自己的丈夫、子女们留下规劝的话语。可是，正因为马皇后这最后时间的言行，才引发世人的深思，她究竟为何放弃了就医？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她，又为什么简简单单地放弃自己宝贵的生命？即使吃药没有治愈的可能，却也有挽留生命的机会，历代皇族人不乏靠吃药延长病重身体的例子，为什么独她选择放弃？说到这个事情，便不得不提她的丈夫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在称帝以后，据史载“帝前殿决事，或震怒，后伺帝还宫，辄随事微谏。虽帝性严，然为缓刑戮者数矣”（《明史》卷《孝慈高皇后传》）。他生性暴躁，经常因为一些小事情不如意便要杀要砍的，而马皇后在他身边时常规劝他，让他仁厚。当时，李文忠守严州，杨宪诬告他有不法行为，明太祖朱元璋便要下令立即召回他。马皇后劝道：“严（州），敌境（与敌人接境）也，轻易将不易，且文忠素贤，宪言讵可信？”（《明史》卷《孝慈高太后传》）太祖遂罢，文忠后来果然立了大功。虽然马皇后时常进良言于明太祖，但并不是所有的话，明太祖朱元璋都愿意“听”，他毕竟是一国之主，他执掌的权力不是马皇后所能改变的。因此，马皇后只能尽力去游说他，尽量挽救一些生命。正因为如此，马皇后才不愿意就诊，即使大臣们都纷纷上表要求替她祈祷，寻访良医，她依然不肯吃药。马皇后深知自己如果吃药后依然无效，那么那些医生便要遭受责难，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产生，她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就诊。马皇后即使是在生命的尽头，也在牵挂别人。正是因为她秉性善良，所以明太祖称赞她：“贤后可与当年唐太宗的长孙皇后相比，毫不逊色。”《明史》的作者评价她：“从太祖备极艰难，赞成大业，母仪天下，慈德昭彰。”（《明史·皇后传》）
明太祖朱元璋自马皇后过世后，不再立后，他也是中国古代王朝里少数几个终生不再立后的皇帝之一，他为何能做到这一步的原因暂且不提，我们先重新提起故事开头的那场不为寻常的大雨。马皇后的去世已经使得明太祖朱元璋心力交瘁，而偏偏在送葬时又逢上这场莫名奇妙的雨，他的心情自然不会太爽快，这件事处理不好便会成为他撒气的借口，不免又要杀掉一些人。于是，他将为马皇后念谒的和尚找来问话，其中一个叫宗泐的说：“雨落天垂泪，雷鸣地举哀。西方诸佛子，同送马如来。”听后，明太祖朱元璋才平息了怒气。他平息了怒气，可是后宫众人却是悲伤难忍，于是她们写了一首歌来纪念这位贤德的皇后，其歌词如下：“我后圣慈，化行家邦；抚我育我，怀德难忘。怀德难忘，于万斯年；毖彼泉下，悠悠苍天。”
我们来谈谈为什么明太祖朱元璋不再立后，据史书资料，明太祖朱元璋在马皇后过世的那天痛哭一场，对于这样一个冷酷的君王，是什么样的情感使得他不顾帝王的威严泄露自己的软弱？马皇后究竟对明太祖朱元璋的皇帝宝座起了怎样的辅助作用？
纵观明太祖朱元璋的一生，无论是在他的前期奋斗阶段还是后期治理阶段，马皇后对他的帮助都非常大。前期奋斗阶段，郭子兴虽然赏识朱元璋，但他生性多疑，狡猾奸诈，又好听好话，轻信谗言，优柔寡断。在别人的离间计下，也曾多次猜忌朱元璋，对他多加监督。那次，郭子兴生气，将朱元璋禁闭在空室，罚他不许吃东西，马氏得知后，便偷偷地到厨房，“后窃炊饼，怀以进，肉为焦”。
而马氏习性节俭，“居常贮糗糒肺脩供帝，无所乏绝，而己不宿饥”。史书上说马皇后“有智后来，马氏为了解决朱元璋和郭子兴的矛盾，拿出自己多年的私房，逢机会进献给了义母，求她在义父面前为朱元璋求情。这样，才使得朱元璋在红巾军中的地位才逐渐稳定下来。鉴，好书史”，这就说明她是个有才华的女知识分子。所以朱元璋行军作战的文书、军令和随手写下的札记、备忘录，都交给她保管，她整理得井井有条，朱元璋需要查询，她“即于囊中出而进之，未尝脱误”（《明太祖实录》）。后期治理阶段，在后宫管理方面，马皇后可算得上是贤德至极。对于妃嫔宫人，如有因被皇帝宠爱而生下孩子的，她都非常厚待，并“命妇入朝，待之如家人礼之”。
同时，她又时常向宫人们讲述古代宫闱制度，还特地令女史官辑录宋朝贤后事迹，作为楷模，朝夕省览。有人说宋朝过于仁厚，马皇后则说：“过仁厚，不愈于刻薄乎？”一日，她问女史官：“黄老何教也而窦太后好乎？”女史回答说：“清净无为为本，若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是其教矣。”马皇后说：“孝慈都仁义也，讵有绝仁义而为孝慈者哉。”（《明史》卷《孝慈高太后传》）在明朝时期，后宫无违纲乱纪的事情发生，多半和马皇后以仁厚管理有关，而朝廷也多因为马皇后管理有方，未使得后宫过多干预朝政。
马皇后与明太祖朱元璋的感情是建立在深厚的基础之上，他们一起走过了人生的黑暗，迎来了生命中的光辉时段，在此过程中，不离不弃。马皇后拥有明太祖朱元璋的尊敬，却没有让外戚干扰朝政，也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势残害哪位贤良或者受宠的妃子，她一直以朱元璋的需要为需要，她用贤妻良母的身份发挥了忠臣的作用。
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给马皇后上尊号为孝慈昭宪至仁文德承天顺圣高皇后。嘉靖十七年（1538年）又上谥号为孝慈贞化哲顺仁徽成天育圣至德高皇后。在古代，尊号越长就代表地位的越尊贵，可见马皇后地位之高。
阿亮，你秀逗了吗
洪武七年（1374年），一座名为镇海楼的建筑在广州的越秀山上立起，为现知最早的五层楼，得到了数位骚客的称赞，如明末清初的屈大均赞叹道“其玮丽雄特，虽黄鹤、岳阳莫能过之”，自清朝后“名楼冠全城，名人雅集，遂成一景”。
这样为后人所赞美的楼究竟是何人所建？据明代安徽休宁人叶权的记载：“朱亮祖创始，后火毁。嘉靖中复建，重檐叠槛，高逼霄汉，梁栋榱拱，窗户磴道，五层间寸寸悉铁力木为之。木大者两抱，人行其中，宏窑如洞室，闳敞壮丽。下瞰一城，万山北接，大海南开，长江如带，可谓伟观！中州欲构此楼，安得此美材为之哉！”
由此可见，镇海楼的雄伟壮观为世人所惊叹，而建造者朱亮祖却并没有如他所建之楼一般引人尊崇，反而多令世人所不齿，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再者，镇海楼是“岭南地区现存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一座楼阁式建筑。坐落在城北的城墙之上，高五层，俗称“五层楼”，建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其后成化、嘉靖、清康熙年间多次重修。1928年大修时将木柱楼板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
“镇海层楼”是清代羊城八景之一，登楼远眺，羊城景物如在眼前。在有关这座楼的介绍中，我们能看到其历史发展及建造等相关信息，却单单看不到有关其建造者的详述，即使是简介也没有。如果不是建造者无名或者无相关信息，即是此地人民特意为之。但依前人记述，已大概可以判定此楼为朱亮祖所建。如此说来，就极有可能是当地百姓厌恶朱亮祖，不肯记其名。那么，朱亮祖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使得人民深恶痛绝。
其实，朱亮祖与徐达、蓝玉等人一般，是追随朱元璋多年的老将，也是明朝的开国功臣。他本是元末时被元朝任命的一名义军首领，在朱元璋攻打宁国的战役中被擒获。朱元璋因其作战勇猛将其收为部下。但不料，没过几日，朱亮祖又重回元朝队伍，再一次与朱元璋为敌，没过几日，却又再次被朱元璋生擒。这一次，他终于心服口服地为朱元璋效力。随后，他在进攻张士诚、陈友谅及方国珍的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之后，他又屡立奇功，深得明太祖朱元璋的赏识。朱亮祖于洪武三年（1370年）被封为永嘉侯，洪武十二年（1379年），受命镇守广东。
元末时，广东被军阀占据，军事力量强大，即使在被明朝统治后，依然存在较顽强的军事根基。正因为如此，当地百姓对军人抱有很强的畏惧心，即使是官衙，也不敢与之相抗。而朱亮祖又是一武将，不讲道理，因此其行为更加猖獗。他依仗侯爵的身份，又持明太祖朱元璋特派镇守广东的命令，在这双重权力下，他日复一日地骄纵，不仅自己行为不检，还放纵其下属兵肆意妄行，不可一世。一时间，广东风气是乌烟瘴气，百姓们叫苦不迭。因为地方官怕惹祸上身，对朱亮祖及其党羽的所作所为熟视无睹，对百姓的诉告声避而不见，所以，朱亮祖便认为在广东没有人能与他抗衡，大为得意。恰恰在他最得意忘形的时候，逢上了一个软硬不吃的小小的县令道同。
道同是河间府人，蒙古族，以孝敬母亲出名。他在洪武初年被举荐，后又成为县令。从道同的血统来看，他是个正直的人；从其至孝的名声来看，他必定是一个道德观念极强的人。这样的一个人与没有道德观念的朱亮祖相遇，只能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的局面，同时，这又预示了道同的悲惨结局。
朱亮祖到广东后，很快与当地的地痞流氓勾连在一起。有了朱亮祖这座大山做依靠，本来在道同管理下嚣张气焰渐渐消失的恶霸们又重新活跃起来，甚至更加放肆。道同是一个疾恶如仇、爱民如子的人，他对这种情况十分痛恨。尤其是恶霸们看到奇珍异货时，便会恶意压低价钱收购或者明抢。为了得到他们中意的货物，这群地痞们几乎是不择手段地达成自己的欲望。商人们对此很是气愤，却又很无奈。如若他们不服，恶霸们就会想尽办法折腾他们，或诬陷或强行抢货，还有可能将他们送到牢中，吃一番苦再“清白”地出来。因此，商人们只能咬牙忍痛割爱了。道同为了遏制这种情况，设下一个局，在这些地痞们对商人进行敲诈时，派人将他们抓获，又拷问其背后者，一并抓捕。然后为他们上了枷锁，游街示众。百姓们及商人几乎要喜极而泣了，无一不拍手称快。但防不胜防，有几个漏网之鱼逃逸了，前去找朱亮祖求救。朱亮祖因为气味相投再加上身边小人的谗言，便一口答应了。
他派人将道同请至家中，大设宴席，准备在飨食一番后向道同要求放人。但道同并不为所动，只是将所抓之人的罪行一一道来，意思是这些人的罪行已是罄竹难书，您不必费心为他们谋划了。同时，他规劝朱亮祖：您被赐予侯爵的身份，又奉皇命镇守广东，应该善待黎民，远离奸恶小人。这本是一番肺腑之言，但偏偏朱亮祖不领情，反而认为道同在挑战他的威严，这让他怒不可遏。于是，次日他亲自带人将那些地痞流氓抢走，并砸毁枷锁。虽然他以蛮力达成了他的诺言，但实际上丢尽了脸面。为此，他怀恨在心，对道同的怨恨与日俱增。因此，他常利用自己的权势大肆地打击报复道同。
朱亮祖明目张胆地抢人，明晃晃地跋扈，使得更多的坏人纷纷来投。他们一方面希望借朱亮祖的东风发展自己，另一方面则是害怕如果不依附，麻烦的便是自己。其中，一个罗姓的土豪最为猖狂。他送了大量的金钱给朱亮祖，拉近关系后，又将自己美貌惊人的女儿送给了朱亮祖，结成了姻亲关系。
这样一来，罗家兄弟几乎无所顾忌，行凶逞恶，无恶不作。道同的案几上呈满了百姓们的状纸，更有一些人拦轿告状。道同十分为难，他想将罗家兄弟抓捕归案，按律法办事。但是，又怕朱亮祖会再次出面阻挠，让自己功亏一篑。他左右为难，进退两难的局面让他苦恼不已。最后，基于他对百姓的同情心和对朝廷的忠心，他还是下定决心逮捕罗家兄弟。这一次，他秘密派人将罗家兄弟押进官衙内，准备审问判案。消息却不胫而走，朱亮祖这次带军队闯进县衙直接抢走了罗家兄弟。
道同十分愤怒，却深知自己一人之力不足以与朱亮祖相抗。他思前想后，认为自己已没有退路，于是决心拼死一搏。他连夜写好了奏章派人发往京城，这奏章上列满了朱亮祖的罪行。但没等他的奏章到达，这边却揣测到了他的举动。朱亮祖身边的人建议道：与其被道同参上一状，不如先下手为强。于是，朱亮祖让人拟好奏章，快马加鞭送往京城。
快马与普通的传送还是有区别的，这区别直接导致了朱亮祖的奏章先于道同的奏章到达朱元璋手中。朱亮祖在奏章中将道同好一顿污蔑，说他不尊重长官，又与一些刁民勾结。这些刁民不是前朝余孽，就是前军阀的匪类，这看得朱元璋怒火中烧。再加上朱亮祖以一个侯爵的身份弹劾一个小小的县令，想必这个县令肯定犯下了弥天大祸，因此，朱元璋下令将道同处斩。朱亮祖得知消息后，派人买通了使者，让其弃船改骑马，快速来到广州，处斩了道同。
道同死了，他的折子也到了朱元璋手中。朱元璋看着这字字血泪、行行泣诉的奏章，便知自己被朱亮祖蒙骗了。于是，他立马派人前去追回对道同的判决。不料，派出的人回来禀道：道同已死。朱元璋思索：按寻常的速度来说，这时候还是应该追得回上谕的。这其中，必定是朱亮祖捣了鬼。朱元璋越来越气，他派人将朱亮祖及其长子朱暹押上南京，准备问罪。
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初三，朱亮祖父子被押至南京。朱亮祖一见到朱元璋便不停地叩头求情，希望能得到宽恕。但是，朱元璋不听他的解释，而让武士对他们进行鞭刑，鞭打至两人命绝身亡。
朱亮祖就这样死了，但朱元璋在其死后没有剥夺他的侯爵称号，依然让他以侯爵身份入葬。这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是，他的死并没有消弭他在广东留下的坏影响，当地百姓对道同的怀念和对他的怨恨是成正比的。因此，镇海楼上没有他的记述也是可以被理解的。
虽然朱亮祖的死是他自己导致的，但朱元璋的态度也是一个成因。朱元璋杀意一起，便没人能阻拦。在判处道同的时候，他没有审问后再下决定，而是听信一面之词，直接下了死令。这也是朱亮祖的悲哀，如果朱元璋愿意听审，或许会念及旧情，留他一命。这真是一报还一报。
李善长，为何你总给自己挖坑
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大封功臣。其中，他在如何分封李善长的问题上说：李善长虽没有战功，但其在后勤保障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也应该给予大的封赏。于是，封李善长韩国公以及其他的一些官职，每年俸禄四千石，爵位可以世袭。最重要的是朱元璋赐给丹书铁券，可以免去李善长两次死罪，其子一次。就是这个在李善长眼里是莫大的赏赐的丹书却成为他悲剧晚年的一出滑稽戏。因为，这个保命良药并没有保住命，却反而成了他满门被斩的刽子手。仅仅过了二十年，在朱元璋还在位的情况下，李善长被杀了，在此期间，虽然他的保命符一次也没有用过，但却已经过了保鲜期。
实际上，论起李善长的死，并不全是朱元璋导致的，起关键作用的还是他自己。在众多的开国元勋中，只有两人被赐予了丹书铁券。一是徐达，另一个则是李善长。这足以证明朱元璋是非常宠幸他的，但为何又在后来狠心地杀他一族？这就不得不细数李善长自明朝起始直至他死时为自己挖了多少个坑了。
明太祖朱元璋之所以能够在乱世崛起，成就大明王朝近300年的历史，依靠的除了自身的资质能力之外，还有一个由他身边的老乡所组成的淮西集团。淮西帮的势力是很强大的，其作用也相当于李唐时期的关陇集团，为朱元璋的建国大业提供了非常大的支持。其中不乏一些能人智士，李善长则是这个集团中数一数二的人物。
在登基后，朱元璋登上大位，淮西集团中位处最高的就是被朱元璋拿来与汉朝刘邦的萧何作比的开国丞相李善长。他虽像萧何一般被皇帝仰仗，也在建国后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内，高居其位，享受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贵，但最终却没有萧何那般幸运。在最后，他所依靠的淮西帮在朱元璋眼里也就像关陇贵族在武则天眼里的一般了，遭受各种打击。这是他为自己挖下的第一个坑。试想，如果不是因为淮西帮这个巨大的力量，朱元璋是否能如此顺利地完成大业？正是因为朱元璋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他才会格外小心这个集团。而执掌淮西帮大权的李善长自然不可避免地成为他心中的一根刺。同时，李善长的性格也为他挖下了第二个坑。
李善长外表宽宏大量，但内在却是极其记仇小气。如果他是个小人物，那么这种性格于他而言没有多大的危害，但是恰恰他位居高位，手握大权，这种性格便会极其可怕，甚至能对皇权起到一定的威胁作用。笑面虎比那种外表凶恶的人更为可怕。如参议李饮冰、杨希圣二人，只是因为稍微触犯了一下李善长的大权，便被罢官，并且割李胸乳，使其惨死，对杨施以劓刑，致其残。即使是智者刘伯温也没有逃脱他的毒手。李善长有一亲信名李彬，任职于中书省，因为其贪赃枉法被御史中丞刘伯温按律判斩，李善长找刘伯温为其说情，希望刘伯温能够给他这个面子，但是正直的刘伯温依然秉公执法了，于是李善长记恨在心。正值明太祖朱元璋对刘伯温有了猜忌之心，李善长就趁机向皇上参了刘伯温一本，使得刘伯温被迫辞官回家休养。
而李善长却忘了，朱元璋既可以对刘伯温起疑心，也会排挤他。后来，他也被迫辞去宰相一职，由汪广洋补上。但即使这样，也丝毫没有撼动李善长的权力之心，他仗持自己的功勋，也依靠朝中大臣多半是他栽培的，在皇上对无为的汪广洋起了厌烦之心，他便上奏皇上，推荐了胡惟庸。胡惟庸，一开始只是一名小吏，因送礼给李善长逐渐攀上了高枝，后因李善长的推荐逐渐获得了高位。而胡、李两家也结为了兄弟子女的姻亲关系。这样一来，他举荐胡惟庸也是说得过去的。然而，在胡惟庸被诛时，关系如此亲密的李善长竟然避免了，实在令人想不通。但这却是朱元璋的最后善举，他希望李善长明白：即使你是开国功臣，但如果你犯了罪，我依然可以办了你。可惜的是，李善长并未理解朱元璋这一行为，反而不加收敛自己的行为。胡惟庸案已经为他挖了第三个坑了，如果他再不反省自己的行为，那么，情况便会越来越危险。可惜的是，他依然如故，继续为自己挖坑。
当上丞相的李善长在此时，已经是站在了事业的顶峰，应该为自己的以后做打算了。毕竟，他的位置已经够高了，再升就升到了皇帝宝位上了。如果他能够回顾一下前人，看那些同样是帮助皇帝打下江山的功臣在最后都选择了什么路，那么，他的后来也不会如此凄惨。令人遗憾的是，他没有回顾，他也没有为自己打算，他只是徜徉在荣华富贵中无法自拔，享受着来自上面的嘉奖和下面的传颂。
于是，他没有看见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国后便泛舟湖上成为一代富甲；也没有看到曾为朱元璋献上“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而为朱元璋赏识的朱升在明朝建立不久后便“归老于乡”。他只看见自己手中的权力，所以，注定成为悲剧。在这个没有战事、社会稳定的情况下，他没有选择急流勇退，只能成为皇帝肃清朝政、稳固皇权下的牺牲品。这也是他为自己挖的另一个坑。这么多的坑，足够他栽好几个跟头，终于，年事已高的他在挖最后一个坑时，耐不住了，倒下去了，再也没有爬起来。
之前说到李善长的宰相位置是被汪广洋顶替了，而他自己算是被朱元璋劝退的，但朱元璋对他的态度已经是前所未有的好。因其养病离职，朱元璋赏赐他临濠土地若干顷，守坟人一百五十户、佃户一千五百户及仪仗士二十家；又封其兄弟李存义及其儿子为官，又将他的一个儿子招为驸马。这种礼遇对于李善长来说，已是值得骄傲的事情。但是，他还是没有满足。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李善长已是77岁。也许是因为年少时对金钱的着迷，他的贪婪欲望与他的年龄一起随着时间增长。他因为要盖私房人手不足向汤和借用三百士兵，这在当时是极为平常的事情。但是，汤和已经看出朱元璋对李善长的不满情绪了，于是他便向朱元璋密奏了此事，朱元璋听后自然不开心。
同年四月，都城内因为犯罪要被流放的罪犯中有李善长的亲戚丁斌等人，因此，李善长不顾国法森严，向朱元璋求情。朱元璋非常不高兴，因为李善长僭越了法律，枉顾了他的威严，于是他勃然大怒。只是，此时的他也许没有想起刘伯温依法判决了李彬，却惨遭污蔑的事情。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想要你命的时候，就是欲加之罪也何患无辞！于是，朱元璋派人将丁斌等人押入牢中，细细拷问，没想到却真的拷出了一件事。那就是李善长参与了胡惟庸的谋逆。
这下糟糕了，朱元璋本来就对胡惟庸一案敏感不已，这正好又把朱元璋内心的那把火点燃了。他尤其对李善长在胡惟庸拉其入伙时所说的“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耿耿于怀，他认为李善长身为朝中重臣，却隐匿参与谋反，举棋不定，持观望态度，这非常可恨。于是，他判决诛杀李善长全家七十余口，只有其子因为是驸马的缘故得以幸免。这次，李善长是真的栽倒了，永远爬不起来了。
或许，李善长到死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手持免死丹书，却依然不能避免被诛杀。其实，李善长只是不了解什么是皇权，即使是免死丹书又能怎样，那不过是皇上高兴时赐给你的荣宠，不能取代皇帝，在他不高兴的时候，他可以收回去，因为那是他给予你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大过他的。可悲的是，李善长却认为他可以凭此高枕无忧。
蓝玉，你总是心太贪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蓝玉受命瓦解北元残军。当时的北元皇帝脱古思帖睦尔深居捕鱼儿海，此地易守难攻，且离明朝政治中心南京甚远，他便自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于是越发肆无忌惮，不时地欺辱一下明朝的北疆。蓝玉率兵出发后，脱古思帖木儿没有得到消息，依然做着他的黄粱大梦，没有任何防御措施。虽然明军是孤军深入，但因一路没有敌军的追击围堵，甚为通畅，再加上后方支援力量充足，所以，并没有为此次远行带来困难。
突袭的那天，正好遇上风沙，黄色的灰尘漫天乱舞，分不清人影。于是，直到明军来到北元汗帐的大营之外，才被元人惊觉。但为时已晚。蓝玉大胜，俘获人员有脱古思帖木儿的次子地保奴、嫔妃公主一百二十三人、官员三千余及人口七万七千多，战利品有马驼牛羊十五万多头，以及大量印章、图书、兵器、车辆等物。剩下的只有脱古思帖木儿及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来、丞相失烈门等数十人未在降兵行列。这一战役，稳定了明朝边疆，使得明朝的统治更加顺利。但就在这么大的功劳下，蓝玉却被朱元璋杀了，当时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我们还原历史，来探究蓝玉被杀案后究竟隐藏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蓝玉是常遇春的妻弟，本来隶属于常遇春麾下，因其战功显赫，逐渐被提升。常遇春死前向朱元璋力荐蓝玉，但朱元璋并未完全相信。直至蓝玉用他的战绩证实了常遇春所言非假，朱元璋才逐渐开始重用他。
洪武二十年（1387年），是蓝玉军事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朱元璋任命蓝玉为右副将军，与大将军冯胜、左副将军傅友德等人率兵征讨纳哈出部。纳哈出部盘踞东北，其首领纳哈出是元朝世将，在元灭亡时曾被明军逮获，后放回，但仍与明朝对垒，积兵积粮，养精蓄锐，伺机与明朝争夺中原。在此期间，蓝玉屡立战功，但中间发生一件意外，使此次征讨伤损过重。
这次意外的发生源于明朝招降。在用武力出击纳哈出部的同时，明朝又派人前去招安。纳哈出看大势已去，便决定先投降，派人到大将军冯胜处请降。冯胜闻讯非常高兴，随即派蓝玉前去受降。蓝玉特设了一个酒宴去迎接纳哈出。席间，纳哈出端起酒杯敬蓝玉，蓝玉并未接受，而是将自己的战服脱下，让纳哈出穿上，意思是你得先向明朝称臣，你的这杯酒我才可以喝。但是，纳哈出不乐意，反而与其随从用本民族的语言窃窃私语。一时间，席上陷入僵局。此时，常茂经身边人翻译获悉纳哈出有逃跑的打算，于是当即上去阻挡。混乱之间，两方动起手来。纳哈出不幸受伤，后被带至冯胜处。虽然冯胜以礼相待，但纳哈出部还是听闻首领受伤。明军在回程途中，遭纳哈出部余众伏击，几乎全军覆没。回京后，冯胜将常茂带到太祖朱元璋处，让其服罪。朱元璋认为冯胜和常茂皆有责任，收回冯胜的总兵印，后拜蓝玉为大将军。
自这以后，蓝玉的人生越发辉煌了，仿佛在一刹那间，他就像一堆干柴被点燃后冒出了耀眼的火光一般的璀璨，他的名字将与开平王常遇春及中山王徐达的名字一同被载入史册，他将与这些明朝的开国功臣们一起享受来自世人仰慕的目光及赞美的言语，他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人生追求，站在了人生的最高峰。但随着成功而来的，不仅仅只有名誉、赏赐，还有杀人不见血的怀疑、嫉恨。月盈则亏，盛极必衰，这些都预示着蓝玉将要迎来怎样的噩梦。
蓝玉大胜后班师回朝，是一件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于是，朱元璋对他大加封赏，并赐予其太子太傅的称号，这个称号是一般人可望不可即的，本来应该感恩戴德，但偏偏，不是一般人的蓝玉非但没有感激之言反而抱怨累累。“西征还，命为太子太傅，玉不乐居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两公下，曰：‘我不堪太师耶！'‘比奏事都不听，益怏怏。'”（《明史·蓝玉传》）由此可见，在朱元璋心中的赏赐在蓝玉这里却成了嘲讽。蓝玉也不曾料到，他这番泻火的言论会为自己招来灾祸。他只是认为自己可以担任太师，他不比一同出征的宋国公、颍国公差。因此，他满腹牢骚，而朱元璋却是满腹不满。朱元璋的不满情绪在蓝玉一次次的违纪行为下越积越高。终于，爆发了。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瓛上告明太祖朱元璋，说蓝玉伙同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伯何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人欲在朱元璋前往南郊进行亲耕藉田的这一天举事。
朱元璋听后十分生气，便以谋反罪将蓝玉逮捕投入监牢中，灭其满门，牵连三族，杀其党羽共计一万五千人左右。史载：“狱具，族诛之。列侯以下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明史·蓝玉传》）随后，朱元璋又特撰《逆臣录》，发至全国，让官员及其百姓都知蓝玉的罪行，并以儆效尤。此案牵连人数仅次于胡惟庸案，被称为“蓝玉案”，又常常与胡惟庸案联系在一起，并称“胡蓝之狱”，是洪武四大案（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蓝玉案）之二。
从胡惟庸案来看，蓝玉是否谋反还有待考证，毕竟洪武年是朱元璋大杀功臣的时候。但蓝玉又是与朱元璋风雨共济的，如果不是谋逆，朱元璋又为何杀他？根据蓝玉对于太傅这一职位的评价，便可知他肯定是一个不懂礼数的人，性格也是极其粗鲁的。这样的一个人，在显赫的战绩前往往会变得骄躁，而恰恰这种骄纵正是皇帝最不能容忍的，这世上岂能有人比他还嚣张？这看似安全的性格在某个特定的时段也将会成为被杀的理由，因此，蓝玉的谋逆罪不可论断，即使史载也不完全能信，因为记事的人在当时肯定要忠于皇权的，是否遮掩了真相也不一定，当事人已死，死无对证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斐然的战功使得蓝玉自恃功高，有了不少违纪的行为。“蓝玉尝占东昌民田，御史按问，玉怒，逐御史。北征还，夜扣喜峰关，关吏不时纳，纵兵毁关入，帝闻之不乐。又人言其私元主妃，妃惭自经死，帝切责玉。初帝欲封玉梁国公，以过改为凉，仍镌其过于铁券。玉犹不悛，侍宴语傲慢，在军擅黜陟将校，进止自专，帝数谯让。”（《明史·蓝玉传》）
蓝玉的这些行为让朱元璋难以吃得消，所以，他决定动手了。他为蓝玉安了谋反的罪名，但蓝玉究竟是为了什么要谋反？真的是为了太师这个称号吗？显然不是。因为蓝玉这样的一个粗人，压根不会有主天下的想法。明末清初的史家谈迁说：“蓝凉公非反也。虎将粗暴，不善为容，彼犹沾沾一太师，何有他望！富贵骄溢，动结疑网，积疑不解，衅成钟室。”这是说蓝玉这个人比较粗鲁，不懂得讨他人欢心，而且虚荣好面子，所以才会骄奢跋扈，引来杀祸。这样一个对于朱元璋没有大威胁的人依然获罪了，追其缘由则是，他不会对朱元璋产生威胁，却会对他的继任者及大明江山产生威胁。
朱元璋是武将，是靠武力征服了天下，所以在他心目中，武者远远比文官威胁更大。加上太子朱标病亡，皇孙朱允炆接任。但朱允炆性情更为仁厚，所以他害怕，害怕在他死后，他的功臣将会挟太子以令诸侯，而此时常遇春、徐达等武将已死，剩下的只有蓝玉，所以，他要想方设法办了他。于是，他便计划着要为他的孙子守住大明的江山，着手肃清朝廷。终于被他找到了借口，累积蓝玉的嚣张行为，揭露他的谋逆之心，将他投进狱中，杀其家，灭其族。心头大患除掉了，朱元璋松了一口气。
而蓝玉这个一生极其显赫的军人，在最后，没有死在战场上，也没有死在敌人的刀枪下，而是死在自己一直追随的为之效命的人手中。他以悲凉的姿态结束了他辉煌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