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改革道路(2)

众所周知，包产到户作为中国改革启动的最重要标志，是由安徽小岗村几十户农民冒着生死风险发起的。但这项改革出现后招来许多非议，民间有顺口溜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政府中有官员说：“包干到户……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甚至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也认为：“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在反对包产到户的人群中既有高层领导，也有普通干部，还有一般群众，他们反对改革的原因不是结成了什么权力、利益联盟，而是出于某种思想观念。1980年代初随着个体经济发展，社会上出现关于雇工劳动是不是剥削的争论，也是同样的情况。很多人反对改革并不是为了维护所谓的既得利益，而是出于一种保持现状的本能。历史上也有很多例子，譬如满洲人建立清朝以后，汉人不愿意留辫子，可是强制实行几百年以后，到辛亥革命时要剪去辫子却很困难。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人们已经习惯了。同样，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几十年中，由于长期宣传灌输和政策执行，捍卫公有制和警惕资本主义复辟也成了多数人的习惯和本能。这就是在“村长换马”的寓言中，村民们一开始就反对引进斑马的原因。

推动改革的政治策略

那么，邓小平等改革领导人是不是一开始就认清了市场经济的方向了呢？有段历史很能说明问题。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作了一次没有公开的谈话。在这篇题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谈话中，邓小平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的时候，连包产到户的改革都很困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对中国大多数人而言简直是异端邪说，邓小平却直言不讳地说出来，可见他的观念是非常先进的。不过他当时没有公布这篇谈话，198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中也没有收录，直到1994年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时才公之于世。这表明邓小平对市场经济早就有自己的看法，但为了避免意见冲突，他没有公布自己的观点，而是提倡“不争论”，期待广大干部群众在实践中逐步取得共识。

就像“村长换马”的寓言中所描述的那样，为了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邓小平等改革领导人运用了一些政治宣传策略，对原有体制进行新的命名和包装，然后在新的命名下注入新的政策内容。例如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将中国经济体制概括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一种类似在马背上画白道道的策略。“有计划的”这个限定词，相当于告诉思想守旧的人，“计划经济”这匹马没有变。而在“商品经济”的名义导向下，很多市场化改革措施就容易出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是，1985年以后，中国政府开始大规模放松价格管制，承认计划外价格的合法性。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是一次重要的理论创新。因为社会主义既然处在“初级阶段”，就可以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措施，所以到1988年，私营企业通过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取得合法地位。这是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无法想象的。有了这些铺垫，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显得顺理成章。不过此时，距邓小平最早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已经13年过去了。

1992年之后，国有企业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这是因为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私营企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合法地位，迅速发展壮大。在私营企业的竞争冲击下，国有企业生存日益艰难。政府迫于巨大的财政压力，并受经济学界流行的产权理论影响，决定对国有企业实施股份制改造，即私有化。但由于“私有化”一词在政治传统上是禁忌，国有企业改革同样经历了“斑马换马”的过程。最初，在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提法是“产权明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将国有企业改造为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下属的股份公司。这就像是在马背上画白道道。接着，中央领导人又提出“抓大放小”，允许县级以下的国有股份公司向私营企业转让或出售。这就是把一部分画上白道道的马换成了真的斑马。1998年以后，随着改革深入，在“结构性重组”、“投资多元化”等政策舆论导向下，县级以上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也转向私有化。这不仅让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巨变，也重塑了市场发育和产业创新的基础，构成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核心动力。到了2004年，大部分中央直属企业和国有银行陆续在资本市场上市，至此，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和框架已基本完成——剩下的问题，就是寻找合适时机，把国有资产的股份向社会和公众转让。

对未来改革的启示

回过头看，“斑马换马”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典型经验模型。但必须承认，任何模型都有抽象和简化的成分，这个寓言并不能解释经济改革的全部问题。现实中类似“村长”的人不止一个，“村民”也分很多种，他们之间的观念分歧和利益博弈比寓言故事复杂得多。尽管如此，理解这个寓言背后的思想逻辑，对展望中国未来的民主、法治道路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首先，它告诉我们，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有一些障碍是由观念或习惯造成的。清除这些障碍需要时间和耐心，而非简单的武力斗争或利益分配。经济改革如此，政治改革亦如此。事实上，在中国现代民主化进程中，已多次发生“欲速则不达”的教训。正像张维迎所说，不管是清朝的君主立宪改革，还是民国的共和宪政体制，如果当时人们有足够的耐心，给社会更长的时间去调适，中国的民主化和法治建设结果可能比现在更好。但恰恰因为当时人们太着急，社会变革出一点问题，就认为失败了，立马诉诸新的斗争，寻找新的道路，结果导致更大的灾难。

其次，在自上而下的改革“顶层设计”中，政治家的观念和策略都非常重要。如果政治家没有正确的知识观念，看不到社会变革的正确方向，对社会有益的顶层设计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适当的领导方式和行动策略，再正确的改革理念也可能处处碰壁、无功而返。这是古今中外改革历史反复验证的道理。

转换“价格温度计”——市场发展的关键一步

旧的价格体系类似这样一个温度计，这个温度计里装的不是水银，而是不胀钢。现在，大家都感到这个温度计所指温度与实际温度极不相符，该换一个温度计了……但换一个什么样的温度计呢……我们认为，调整价格并不解决根本问题。它只是以新的不胀钢温度计代替了旧的不胀钢温度计。我们要的是水银温度计。

这是张维迎在1984年4月完成的一篇经济论文中提出的比喻。当时他还在攻读西北大学的经济硕士学位，自学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在这篇题为“以价格体制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文章中，张维迎把计划价格比作“不胀钢温度计”，把市场调节价格比作“水银温度计”，还提出以“双轨制价格”的过渡方式，使政府计划定价转向市场调节价格的思路。这是中国经济学界最早系统论述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文章。它有力地否定了当时通过计划核算去寻找合理价格的主流观点，对随后的价格改革政策和民营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求解经济改革核心难题

1984年前后，在各种条件的作用下，价格成为中国经济改革问题的一个核心。自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以土地包产到户和企业放权让利为重点，取得了不小成就。但随着时间推移，许多新的矛盾与问题暴露出来。例如，第一，农民收入波动。改革头几年，农民的收入随着产量提高而增长很快，但随后由于农业原材料产品涨价，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的局面。第二，企业待遇不公。新的企业改革政策允许企业留存部分利润，但以当时的价格核算，各个企业提留利润时苦乐不均，产生很多抱怨。第三，产业结构失衡。企业扩大了自主权，“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造成经济中过剩与短缺并存（加工业产品大量过剩，原材料产品严重不足）。第四，经济秩序“混乱”。农村改革催生了乡镇企业，城市改革又允许国有企业销售计划外产品，由此产生大量“黑市”交易，导致计划经济指标不能完成，以及乡镇企业争原料、“以小挤大”等现象。此外，还有一个最让政府头疼的问题：财政补贴——在计划经济中，政府要承担许多企业补贴，譬如原材料生产企业产品定价偏低，出口企业为换取外汇必须亏损，产品滞销的企业收入无法兑现等，都需要政府补贴。政府从农民手中收购产品，按计划价格出售给城市居民，也必须承担补贴。这样，由于改革之后农产品产量剧增，工业规模扩大，政府支付的补贴越来越多，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

这些问题的表现或根源，都指向同一个因素：价格。政府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从1979年至1984年，多次调整了农产品和重要工业品的价格。当时调整价格的理论依据是从苏联引进的政治经济学，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价格不合理的原因是政府定价没有遵循“价值规律”；只要遵循“价值规律”，合理的价格就可以计算出来。为此，政府在1981年成立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调集优秀专家和最先进的计算机设备，用投入产出法测算合理的价格体系。不过在当时，经济学家对合理的价格模型有争议。另外，理论测算出的价格转为政策时经常要打折扣。总之因为各种原因，人们看到的结果是：政府通过这些理论和方法作出的价格调整并没有解决问题。特别是1983年国有企业推广承包制试点以后，与价格有关的各种矛盾愈演愈烈，社会对此议论纷纷。政府担心，进一步调价可能带来的财政赤字和居民生活压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顾虑重重，久议不决，致使1984年前后，价格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难题和焦点，正像当时流传的一句顺口溜：“价格要理顺，理也理不顺。不顺也要理，越理越不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维迎发表了“以价格体制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这篇文章，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第一，价格不合理的根源是政府定价，价格调整不可能解决当时的矛盾，除非建立新的市场价格体制。第二，建议通过“双轨制价格”的过渡方式，使旧的价格体制转向新的价格体制。为了说明两种价格体制的区别，张维迎使用了“不胀钢温度计”和“水银温度计”的比喻。他在文章中指出：价格基本功能是反映供求信息、引导经济高效配置和综合平衡，就像反映天气变化的温度计一样；政府的计划价格好比“不胀钢温度计”，不能反映真正的资源、技术、偏好变动，反而会发出错误的信号，造成经济结构和利益关系扭曲；只有通过市场调节形成的价格，才能准确、及时地反映经济状况，就像随着气温变化自动升降的“水银温度计”一样。他认为，“调整价格并不解决根本问题。它只是以新的不胀钢温度计代替了旧的不胀钢温度计。我们要的是水银温度计。”价格改革应该放弃政府计划定价，转向市场调节价格。“价格体制改革的具体办法，可以参照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办法，实行双轨制价格，旧价格用旧办法管理，新价格用新办法管理……”也就是说，先将计划额度固定下来不再扩大，放开计划外产品的价格控制（即承认计划外产品交易价格的合法性），然后逐步减少计划内商品牌价交易范围，直到建立完全的市场价格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