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 周期的乱

治世虽亦恒有，但终免不了乱；而且一治一乱像是周期循环的。此乱又何自而起？这就是“人心放肆”的那一句老话。人心放肆则天下将乱，这在经验阅历多的老年人感觉得非常敏锐而清楚的。盖中国旧日所以为治之道，原在一种自反的精神，人人向里用力（说已见前）。放肆便是力向外用，悖乎治道，安得不乱？此放肆可于三方面见之：君主一面、士人一面、众庶一面。其所以流于放肆，殆有从乎事实所不得不然者。试分别言之：

一、君主一面——凡创业之主，多半来自田间，知道民间疾苦；自己又很聪明，知道如何自处，如何处人，故能安众庶。及至传了几代下来，天资浸已平庸，又生于深宫，长于妇人女子之手，于外边的问题一切隔膜，甚至如晋惠帝问告歉岁者曰：“胡不食肉糜？”之类。这时虽有谏官、讲官，也无所用。昏淫暴虐，重刑恣杀，横征苛敛，一味向外用力，而不知自反。试检史乘，几乎成一定之例。

二、众庶一面——天下承平日久，众庶的子孙渐渐繁殖起来，人口加多；而生产技术无进步，生产不能增加（这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定的）；一遭天灾（这是农业社会所最怕的），吃饭成了大问题。此时决不能再向里用力了；再向里用力，为生理所不许。若上面君主昏暴，官逼民反，下面有野心家煽动，则饥民变为流寇，殆也为历史定例。

三、士人一面——不独君主、众庶到一定时候各要有问题发生。即在士人亦然，承平日久，爵禄弥觉可羡，熟软侧媚者日进，而高介之士沉隐于下。士风士习浸浸偷敝，于君主不能谏诤，所谓教化也虚应故事。他们方贪慕于外，一心作官，不自检束，如何能尽其指点旁人向里用力的职分？验之历史，例不可逃。

如前所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者，至此乃君主、士人、众庶三面都落到向外用力，社会秩序自不能维持，天下大乱。大杀大砍一阵之后，皇帝就推倒了，人民也死伤无数。久之，大都都受不了这种痛苦；于是人心厌乱。此时再有创业之主，出来收拾残局；隐居不仕之士，也抱着悲天悯人的心怀，出而救民水火；而人口也已减少好多；那末，不久又可规复治道，天下太平。但承平日久又要乱。乱久又治，治久又乱；社会构造的效用这样一断一续，遂成为历史上周期的一治一乱。

我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曾分析人生所遇到的问题有三不同。其中第一问题是人对于“物”的问题，为当前之碍者即眼前面之自然界——此其性质上为我所可得到满足者。第二问题是人对于“人”的问题，为当前之碍者在所谓“他心”；——此其性质上为得到满足与否不由我决定者。而人生应付问题的态度也有三不同。其中第一态度是两眼常向前看，逼直向前要求去，从对方下手改造客观境地以解决问题，而得满足于外者。第二态度是两眼常转回来看自家这里，反求诸己，尽其在我，调和融洽我与对方之间，或超越乎彼此之对待，以变换主观自适于这种境地为问题之解决，而得满足于内者。在人生第一问题下，当以第一态度应付之；在第二问题下，当以第二态度应付之。西洋近代文明，盖人类处于第一问题下，发挥第一态度，而创造出来的；而中国过去文明则为人类文化之早熟，于人生第一问题未得解决，遂发挥人生第二态度。此其故，盖以中国社会构造特殊，将对人的问题提到前边来，对物的问题却放在后（说已见前）。数千年聪明才力之用，在此（人的问题，向里的态度）而不在彼（物的问题，向外的态度）；文化之发育，社会秩序之形成，在此而不在彼，显然可见。然这里不免有两层牵掣：

一层是人生落于第一态度则易易，进于第二态度则较难。人眼向前看，自是开初一步；及至转回向里用力，乃更大进了一层。反省、节制、自己策勉，所需于心理上之努力者实甚大；而不反省、不节制、不自策勉，乃极易易，不成问题之事。

一层是人生第二态度固于此时有必要，而第一态度于此时也同时有其必要。盖从人与人的关系以为言，则此时固以第二态度为必要，而第一态度殆无所用之；——此其异于西洋社会者。然从人与物的关系以为言，则此时固以第一态度为必要，而第二态度又殊不适用；——此其不异于西洋社会者。（参阅《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小字本一六六页。）两个必要交陈于前，两个态度乃迭为起伏交战于衷。

有此两层牵掣，于是就有两个结果：一是数千年的中国人生，时形其两相牵掣，而文化便有许多暧昧不明的地方，让人家看不清楚。一是数千年的中国社会一治一乱交替而叠见。所以要想明白中国历史上周期的乱，还要如上为根本探究才行。（参看《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八六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