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 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的几个要点——教化、礼俗、自力
社会无秩序，则社会生活不能进行。人类历史自昔讫今，所谓国家者，殆皆应于此必要而来。国家一面防御外来侵扰，一面镇抑内里哄乱，其道恒不离乎武力统治；秩序与国家二者殆不可分。顾中国从来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者，其道异是。试从二千年来政治上之消极无为一加考察，不难有悟。
中国历来政治，以不扰民为一大信条，以政简、刑清为理想，人所共知。“为士、为农，有暇各勤尔业；或工、或商，无事休进此门。”此县衙门所悬楹联。则虽亲民之官，犹且以毋相往来诏告民众，其消极为如何！吕新吾《治道篇》：“为政之道：以不扰为安，以不取为与，以不害为利，以行所无事为兴废除弊。”言之最得窍要。古传“汲黯卧治”，暨“曹参为相，饮酒而不治事”，皆不外此理。盖远自西汉以来，便已如是。究其所以致此之由，半为外面环境使然。中国自秦、汉以后，变列国分争之局面为天下一统，虽有外邻，在文化上均不堪与中国相较量；由是缺乏国际竞争。中国疆域之广，如在欧洲，不知要分成若干个国家。在欧洲小国林立，国际竞争激烈，彼此间多为世仇，人民自然要靠国家保护自己，对国家很亲切；国家要人民以与邻国竞争，也自必干涉一切，而不能放任。反之，在中国正无妨放任；其理易晓。然真使中国政治趋于消极之有力的正面原因尚别有在。
此即在其社会之缺乏阶级，其政治构造之非阶级统治，于此有一段旧文，可资参照：
尤可注意者是中国的皇帝。他是当真的“孤家寡人”，与欧洲封建社会大小领主共成一阶级，以与农民相对的形势大不同。除了极少数皇亲、贵戚以外，没有与他共利害的人；而政权在官吏不在贵族，又失所以扶同拥护之具。官吏虽得有政权，是暂而非常，随时可以罢官归田；而且他生长民间，所与往还因依之亲戚、族众、邻里、乡党、朋友一切之人，又皆在士、农、工、商之四民；其心理观念、实际利害，自与他们站在一边。于是皇帝乃一个人高高在上，以临于天下万众；这实在危险之极！所以他的命运亦要他自己竞竞业业好生维持。此时他不能与天下人为敌，只能与天下人为友；得人心则昌，失人心则亡。他亦与四民一样有其前途得失成败之大道；其道乃在更小心地勉励着向里用力，约束自己不要昏心暴气、任意胡为。有所谓“讲官”者，常以经史上历代兴亡之鉴告诉他而警戒他；有所谓“谏官”者，常从眼前事实上提醒他而谏阻他；总都是帮助他如何向里用力，庶乎运祚其可久。（《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八四页）
故我尝言中国有统治者而无统治阶级，唯阶级统治乃可有强大之国权；一个统治者其势孤弱无力。中国政治之趋于消极。正在其无力以事积极（非消极不可）。消极无为，盖所以善自韬养，保持其力。
虽然孟子尝倡导行仁政，而经验的结果，大家都颇知道还是不必有政治的好——国家政府不必作事为好。有人说一句妙语：“近代的英国人，以国家为‘必要之恶’；中国人自数千年之古昔，已把国家当作‘不必要之恶’了。”政治虽不必要，但教化则为必要；此所谓教化并不含有一个信仰，只是教人人向里用力。人人向里用力，各奔前程，则一切事他们都自谋了，正无烦政府代谋也。——这正是最好的“中国政治”。如此，天子及代表天子之官与庶民之间，乃疏远而成一种无交涉状态，免得相碍、相冲突，而庶乎得较久之相安；真有所谓“无为而治”之概。（同前书八六—八七页）
天下事每出于反面逼成，而不出于主观要求；若说是“无为而治”源于黄老哲学之理想，则误矣。
由是可以晓得：此不要政治的政治，实源于其不像国家的国家——一切国家都是阶级统治，而此独非。中国古时创业之主有言：“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此盖谓不能以武力统治，而要必布德泽，兴教化。武力之用不来全在缺乏阶级以为操用武力之主体（其理后详）；教化之所以必要，则伦理秩序有赖以维持。
从来中国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者，不在武力统治而宁在教化；不在国家法律而宁在社会礼俗。质言之，不在他力而宁在自力。贯乎其中者，盖有一种自反的精神，或曰向里用力的人生。请从两面分释之：
一、从伦理本位的社会构造，让人人向里用力。每一中国人，统为其四面八方由近及远的伦理关系所包围；其日常实际生活，触处都有对人的问题。这问题比什么都迫切；如果人的关系弄不好，则马上不了。——父子、婆媳、兄弟、夫妇等关系一弄不好，便没法过日子。乃至如何处祖孙、伯叔、侄子以及族众，如何处母党、妻党、亲戚、尊卑，如何处邻里、乡党、长幼，如何处君臣、师弟、东家伙伴、一切朋友，种种都是问题。本来人类生活第一是对付自然的问题；而中国人于此乃将对人的问题提到前边，将对物的问题却放在后边。（此问题之转移，为中西方化不同一大关键。）人之对物，须眼睛向前看，力量向外用，有了困难，要从外面去求解决。若对人则不然。如不得于父母者，只有两眼转回来看自家这里由何失爱，反省自责，在自己身上用力，结果如何，不得期必，唯知且尽我心；此为最确实有效可得父母之爱的方法。其他各伦理关系，要也不出此例。盖关系虽种种不同，事实上所发生问题更复杂万状；然所求无非彼此感情之融和，他心与我心之相顺。此和与顺，强力求之则势益乖；巧思取之则情益离；凡一切心思力气向外用者，皆非其道。
二、从职业分立的社会构造，让人人向里用力。在阶级对立的社会，其形势逼着人向外冲去以求解决，而职业分立的社会则相反，前已言之。此以大体上人人机会均等，各有前途可求，无当前为碍者，力气乃无可向外用之处。而前途命运全在自求，则惟有自立志、自努力、自鼓舞、自责怨、自得、自叹，……，一切心思力气，转回来，转回去，只能在自家身上用。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处处训练人向里用力。从前一面所得的教训，如反省、自责、克己、让人、学吃亏……；从后一面所得的教训，如勤俭、刻苦、自励、要强……；贯乎其中者要皆一种精神而已。虽君临天下的天子，曾也不能外乎此道（说已见前）。所以我们可以借用一句古语：“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而果得如是，则各方伦理关系都好，各项事业又发达，便成了太平盛世。此其社会秩序，殆由社会自尔维持；无假于外力，而寄于各方面或各人之自力；是礼俗之效，而非法律之效；彰彰甚明。教化之为用，盖在培植礼俗，引生自力；于此正不可或少。
世称中国文明、印度文明、西洋文明为世界三大文化系统，各有其特异之点。在印度，最使人诧异者为其宗教之偏畸发达，什么都笼罩在宗教之下。在西洋，最惊人的是其征服自然的科学技术。若中国，则其大可异处即此社会秩序自自然然能维持是已。中国人或不自觉其可异，然试从文化比较，或审乎社会进化之序者，即不能不推为人类一最伟大的成功。西洋之有识者，盖已多言之矣。（近二三十年，虽政治乱于上，而在下之乡村社会一样能过日子，不失秩序，是其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