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人文素养(2)
实际上，这意味着，教文学和阐释文学都应该以比较的方式。判断斯宾塞，如果没有体悟意大利史诗；评价蒲柏，如果没有理解布瓦洛；考察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和亨利·詹姆斯的作品成就，如果没有密切关注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那这些要么是泛谈，要么是误读。正是学术界的封建思想，在英语研究和现代语言研究之间划下森严壁垒。英语难道不是一门脆弱但适应力极强的现代语言？在其发展史上，它随时受到来自欧洲各种世俗语言和欧洲修辞及其文类传统的挤压。这个问题比学科之争更加深刻。宣称一个人只能熟知一门语言，宣称作为民族遗产的诗歌或作为民族传统的小说只能在本民族有效或至高无上，这样的批评家是关闭了原本可以开启的大门，是封闭了原本可以去感受同等伟大成就的精神。民族沙文主义在政治领域掀起了轩然大波，但在文学中没有位置。批评家（在此，他再次有别于作家）不是一个固守自家花园的人。
批评的第三个功能是最重要的功能。它关注于对同时代文学的判断。同时代文学和近代文学之间有区别。近代文学在不断困扰着批评家。但是，显然，批评家对于同时代的艺术有特殊的责任。他不但必须追问，是否代表了技巧的进步或升华，是否使风格更加繁复，是否巧妙地搔到了时代的痛处；他还需要追问，对于日益枯竭的道德智慧，同时代艺术的贡献在哪里，或者它带来的耗损在哪里。作品主张怎样用什么尺度来衡量人？这不是一个容易系统阐述的问题，也不是一个能够用万能的策略对付的问题。但我们时代不是一个平常的时代。它是在非人道的压力下沉重前行的时代，是经历过罕见大规模恐惧的时代，距离可能的毁灭并不遥远。当然，一个人也可以奢侈地享受超然，但是就怕承受不起。
这将导致一个人追问，比如，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的才华是否用来提供感伤的施虐，塞林格洛可可式风格的大师手笔是否在表现一个逐渐虚弱消失的荒谬人生观。它会导致一个人追问，加缪戏剧、甚至是除了他第一本小说之外的所有作品的平庸，是否就象征着他持续的含混，暗示着他雕塑般庄严但空幻的思想轨迹。我们是去追问，不是去嘲笑、审查。这区别非常重要。在自由进入作品的地方，在批评家真心渴望不同意见甚至反对意见的地方，追问会有丰硕的成果。而且，相对于政客或审查官员盘问作者，批评家只盘问作品。
在本书中，我一直关注人文素养(humane literacy)这个概念。在与活死人的伟大对话（我们称为阅读）中，我们不是被动的角色。在不止是白日梦或因厌倦产生的欲望冷漠的地方，阅读是行动方式。我们参与在场，我们参与书中的声音。我们允许书中的声音进入我们的内心深处，尽管不是完全不设防。一首伟大诗歌，一部经典小说，挤压在我们身上，它们攻击、占有我们意识的稳固高地。它们对我们的想像和欲望产生作用，对我们的抱负和最秘密的梦想施加影响；这是一种让我们受伤的奇怪主宰。焚书的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艺术家是不可控制的力量：自凡高以来，西方的眼睛看见松柏，无不注意到树梢上面冒出的烟火。
那么，请尽可能地与文学同道。一个人读了《伊利亚特》第十四卷（普里阿摩斯夜会阿基琉斯），读了阿廖沙·卡拉玛佐夫跪向星空那一幕，读了《蒙田随笔》的第二十章，读了哈姆莱特对这章的引用，如果他的人生没有改变，他对自己生命的领悟没有改变，他没有用一点点彻底不同的方式打量他行走其中的屋子，打量那些敲门的人，那么，他虽然是用肉眼在阅读，但他的心眼却是盲视。读了《安娜·卡列尼娜》或普鲁斯特的人，在心灵的深处，能不体验到新的虚弱或需求？
好的阅读要冒巨大的风险。它会使我们的身份、自我变得脆弱。癫痫病人在早期阶段会做一个独特的梦，陀思妥耶夫斯基讲过：一个人突然觉得脱离肉体而飞升，他回头看见自己，顿时感到疯狂和恐惧，因为另一个人进了他的身体，他再也没有回去的路。灵魂感到这种恐惧之后，会茫然摸索，直到骤然苏醒。当我们捧读一部重要作品，无论是文学还是哲学，无论是虚构还是理论，都会有同样的灵魂震颤苏醒的感觉。这感觉或许就逐渐完全地占有我们，我们像中了魔一样，在敬畏中前行，在残缺的认识中前行。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却依然能够无畏地面对镜中的自己，这样的读者，也许从字面上说，能够识文断字，但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不过是白丁而已。
传统价值的共同体已经破裂，词语已经变得扭曲而廉价，经典形式的叙述和比喻被复杂而短暂的方式取代，阅读的艺术，真正拥有识文断字能力的艺术，必须修复。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作为健全的读者阅读，以精确、敬畏和快乐为榜样。相比于创造行为，这是次要的任务。但它从来没有这样重要过。没有批评，创造本身或许也会陷入沉默。
逃离言词（1961）
1
耶稣使徒告诉我们，太初有言。但他没有肯定地告诉我们，末日如何。
他本应用希腊语来表达希腊文化中的“逻各斯”观念才合适，因为正是继承了希腊—犹太文化遗产，西方文明本质上才具有话语特性(verbal character)。我们今日视此特性理所当然。它是我们经验的根茎；在它之外，我们难以随意地表现我们的想像。我们生活在话语的行为中。但我们不应该认为惟有在话语的母体中，精神的言行才是可以想像的。有些知识和感官的现实模式不是建立在语言上，而是建立在其他诸如图像、音符等可以交流的力量上。有些精神行为扎根于沉默。它们难以言说，因为话语怎能公正地传递沉默的形态与活力？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
在有些东方哲学中，比如，在佛教和道教中，灵魂被视为摆脱了肉身的桎梏，穿过顿悟之境（这境界能够用高妙精确的语言呈现），朝上飞升，直抵愈加深邃的沉默。“思”的至高至纯境界是“廓尔忘言”。妙不可言的东西总是在语言的疆界之外。只有打破语言壁垒的灵视，方能登堂入室，大彻大悟。获得了彻悟，“道”才不再忍受语言必然掺合的杂质和碎片，不需要符合句法中天真的逻辑和线形时间观。在“大道”中，过去、现在和未来融为一体。正是语言的时间结构，使之人为分离。这才是关键。
得道的僧侣或道士，不仅要逃离世俗行为的诱惑，还要逃离言词。他隐入山洞、道观或寺庙，是沉默的外像。就连刚上这条苦旅的信徒，也得到教导，要对语言的面纱保持怀疑，只有摆脱它才能进入澄明。禅宗公案（我们知道双手拍打的声音，那么一只手的声音是什么？）是帮助初学者逃离言词的训练。
西方传统也知道超越语言进入沉默。天主教中的特拉普派(Trippist)就强调缄口苦修，像高柱苦修者(Stylites)沙漠教父那样放弃言词。十字架上的圣约翰对沉思的灵魂表达了庄重的敬意，因为摆脱了俗言的羁绊：
我来到世界时一无所知，
我离开世界时一无所知，
因此我超越了一切可知。
但是，在西方人看来，这种经验等级不可避免地带有神秘主义的气息。无论我们对于神秘主义的神圣多么恭维（恭维本身就表明了态度），纽曼(Newman)大主教的俏皮话代表了西方主流态度：“神秘主义”(mysticism)始于“雾”(mist)终于“疯”(schism)。几乎没有西方诗人（或许但丁除外）劝人想像超理性经验的权威性。在《天堂》结尾的柔和光线中，在一片光明之前，我们接受了盲视与洞见。但是，当帕斯卡尔说，宇宙空间的沉默令人恐惧，他更接近于西方古典的主流感觉。对于道家，完全相同的沉默传达的是宁静和对神仙的模仿。
言词的首要性——在话语中能够言说和交流的言词的首要性——是希腊—犹太智慧的特征，并被基督教所继承。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意义的世界，设法在语言的支配下管理现实。文学、哲学、神学、法律、历史艺术，都是努力将人类的所有经验、人类有记录的过去、人类的现况和对未来的期许，统统包含在理性话语的疆界之内。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的《法典》、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中世纪文学的世界史纲、《神曲》，都希望无所不包。它们神圣见证了这个信念：一切真理和真相，除了顶端那奇怪的一小点，都能够安置在语言的四壁之内。
现在，这信念不再具有普世性。自弥尔顿时代以来，对它的信心就开始下降。这种下降的原因和轨迹为理解现代文学和语言的背景提供了强烈的启迪。
正是在17世纪，真理、现实和行为的诸多重大领域开始退出语言描述的疆界。17世纪之前，自然科学主导性的趋势和内容是描述性的，这样说大体正确。数学中象征记法的光辉历史源远流长，但数学也是可用于语言描述框架并在其中具有意义的语言命题的简略表达方式。数学思想是有些重大例外之处，但仍然受制于经验的物质条件，而经验的物质条件反过来听命受制于语言。在17世纪，这不再是惯例；一场革命开始了，这场革命彻底改变了人与现实的关系，彻底改变了思想的面貌。
随着解析几何的公式化表达和代数函数理论的出现，随着牛顿和莱布尼茨对微积分的发展，数学不再是一种依赖记法，不再是一种经验工具。它变成了相当丰富、复杂、有力的语言。这门语言的历史是逐渐走向不可译的历史。把古典几何学和古典函数分析的过程回译成对等语或近似语，仍然存在可能。但是，一旦数学进入现代，开始显示出强大的自主观念，这样的翻译变得越来越不可能。高斯(Karl Friedrich Gauss)、柯西(Augustin Louis Cauchy)、阿贝尔(Niels Henrik Abel)、康托尔(Moritz Benedikt Cantor)、魏尔斯特拉斯(Karl Theodor Weierstrass)等人构想出的形式和意义的伟大建筑，以日益快速的步伐从语言中撤退。甚或可以说，它们需要并发展属于自己的语言，要像话语交流中的语言一样具有同等表现力，同样精巧。在这些语言和普通语言之间，在数学符号和语词之间，桥梁变得越来越脆弱无力，直到最终坍塌。
不同的语词语言之间，无论句法的背景和习惯多么遥远，总存在可能的对等，即使实际上的翻译只能达到大致近似。中文是表意文字，借助解释或词义能够翻译成英语。但没有字典将高等数学语言的词汇和语法与语词语言的词汇和语法对应起来。我们不能将李群运算或n维流形性能背后的程式和记法“翻译”成数学语言之外的任何词汇或语法。我们甚至难以解释。解释一首好诗，结果可能是一段蹩脚的口水话；但在影子和实体之间有可辨别的连续性。对拓扑学中一个复杂的命题进行解释，可能完全让人不知所云，或者只有转换进入另一个特定数学语言的分支或“方言”。高等数学涉及的许多空间、关系和事件，与感觉材料没有必然的关联，它们是发生在封闭的公理系统内的“现实”。你只有用数学语言来讲它们才有意义和规范性。这种数学语言，脱离了最基本的层面，不是语词语言，也不可能是语词语言。我注意到，完全不懂对方生活语言的拓扑学家，却能够使用他们学界公用的无声语言，有效地在黑板上共同演算。
这个事实意义重大。它已经把现实的经验和认知分裂成不同的空间。在西方，自17世纪以来，精神生活进程中最具决定性的变化，是越来越大的知识领域接受了数学的模式和做法。正如经常有人指出，一门研究，只要能用数学方式结构起来，就标志着从前科学状态进入了科学状态。一门科学内部的公式化和统计方式的兴起，给了它动态可能性。数学分析的工具把化学和物理学从炼金术改造成它们今日所是的可预测性科学。因为数学，星星才走出了神话进入天文学家的工作台。随着数学深入一门科学的精髓，这门科学的概念，其创造力和理解力的习惯，也就逐渐难以还原为我们的普通语言。
如果说，不能用切合它们的语言（也就是数学语言）来表达它们，就只好乞灵于我们现在宇宙模式的那样基本观念，如量子、不确定性原理、相对守衡、原子弱交换中的非对称，这样做，即便不是不负责任，也是傲慢自大。没有了数学语言，这些词汇就如鬼影，装点着哲人或记者的吹嘘。因为物理学不得不从俗语中借用这些词汇，其中一些词似乎就保留了一般意义；它们穿上了隐喻的外衣。但这是一种幻觉。当一个批评家设法将不确定性原理用来讨论行为绘画，或者讨论当代音乐中运用的即兴演奏，他不是把两个经验领域联系起来，他只是在说胡话。[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