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历史和文学不同。文学可以虚构，表现生活中可能有、即将有或根本不可能有的事物，需要充分展开想象的翅膀。一个想象力不发达的作家绝不会是一个好作家。历史则容不得想象。它表现已逝的过程，一切必须是曾经发生过的，而且必须是信而有征的。一事不知，一缺则事如。没有可靠的根据，历史家不能下笔叙述任何一个细节。有时，历史家也会做出某些推论，但是，推论只是史家对历史可能性的一种分析，还有待于验证，不能视之为信史。历史学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史料的特殊重要性。可以说，没有史料，就不会有历史学。任何人，要写出部优秀的历史著作，都必须下大功夫，花苦力气，充分地掌握史料，单凭个人聪明，或单凭几条食而不化的理论原则，或者什么新方法之类，都是无济于事的。
近十多年中，著者有几次赴海外访问的机会。所至之处，均以收集中国近代史料为事。记得第一次去日本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时，对那里收藏的大量日本近代名人档案发生强烈的兴趣，于是一意在其中淘筛有关中国的史料，所获颇多。其后，又去日本外交史料馆和防卫厅研究所查阅，那两处的有关史料之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古话，汗牛充栋了。我去美国访问时也有同样的感受。由于韦慕庭（C. Martin Wilbur）教授等人多年的辛勤工作，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收藏有大量中国近代名人的口述历史及档案。其中仅顾维钧一人，藏品就有九万余件。我原计划在哥大停留一个月，一看情况，不得不设法延期。最后停留了三个多月，尽量减少其他活动，将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都用来阅读，离去时还只能说略有涉猎。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档案馆收藏着宋子文、张嘉璈和许多美国来华人士的档案，其价值之高，当不亚于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至于华盛顿D. C．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和美国国防部、财政部等处，其收藏有关中国史料之富，当可与日本外交史料馆相匹配。
国民党人在离开大陆时将大批重要档案移存台湾。国民党党史会系统的藏于阳明山，原国民政府系统的藏于“国史馆”，还有若干档案分藏于“中研院”近史所、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处。1996年，我应邀赴台访问，有机会在上述单位阅读档案，发现那里的收藏相当丰富、完整，系统性强，史料价值也高。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学人如果不能利用那里的档案，将是很大的缺憾。近年来，台湾有关机构加强了历史档案的开放程度，国民党党史会的档案已经开放到1961年，除了会议速记录之外，其他资料均可自由索阅，自己动手复印。
近代中国和古代中国的不同点之一就是中国真正成了世界的中国，和世界的联系空前地增加了、复杂化了。可以说，近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各种变化无不与世界声息相关，互为因果。因此，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就必须认真收集、研究海外的各种有关中国的史料，包括中国人散落、存放于海外的档案。前些年，史学界曾经讨论过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从何处突破，我以为，认真收集、研究海内外各种有关史料，应是造成突破的条件之一。如果有一天，日、美、英、德、法等国的中国问题档案能充分利用，前苏联保存的中国问题档案、共产国际档案，台湾保存的蒋中正档案都能充分开放的话，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面貌将焕然一新，许多扑朔迷离的历史疑案将水落石出。
海外许多国家或地区都把历史档案视为全民的共同财富，实行人人平等的阅览利用原则，开放的程度都很高，利用也极为方便。有些档案，目前虽不开放，但都有年限，到了年头，一定开放。那里的历史档案管理人员的职责，就是为研究者提供最大的方便。日本外交史料馆和美国国家档案馆都设有专人，为研究者详细地介绍馆藏状况，千方百计地为读者提供咨询服务。有时候，在你离馆之后，他还会写信通知你，又新增加了什么与你的研究有关的资料。我的一个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告诉我，为了保证所有的资料都及时地、充分地为读者利用，美国国家档案馆甚至规定，馆内人员不得利用馆藏档案写作（有别的办法奖励那些精通业务，热诚为读者服务的专家们）。我还听澳大利亚学者骆惠敏教授说过，他有一次去伦敦英国档案馆查阅，工作人员告诉他，有关资料已被外交部借走。骆惠敏教授表示坚决要看，结果，档案馆立即通知外交部，限期交还。
本书是著者海外访史的初步成果。一部分曾经发表过。有些文章，如《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须磨村密札与改良派请诛袁世凯的谋划》、《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等，因已收入作者所著《寻求历史的谜底——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一书，分别在大陆和台湾两地出版了，这里不再收录。
我到海外访问的次数不多，每次时间也都不长。一管窥天，一勺测海，而且，还有不少带回来的资料未及利用，之所以先行出版这一部分者，一是为了引起同行的重视，共同努力，一是为了及早对盛情相邀或给予了各种帮助的海外学者们有所汇报，同时也是为了不使书太厚，好卖一点。在学术著作难销的今天，这似乎是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清人龚自珍词云：“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慨叹的是书生无用。历史学研究过去，似乎连“纸上苍生”也谈不到。不过，历史学自有其自身独特的功用，还是不可或缺的吧！是为序。
著者
1997年7月于北京东厂胡同1号508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