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国际的解散与蒋介石“闪击”延安计划的撤销

——论“第三次反共高潮”并未成“潮”

第三国际，又称共产国际，为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由列宁倡导，1919年3月2日成立于莫斯科。凡参加的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成立以后，在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过重大作用。但是，它过分强调集中统一，将苏联经验教条化，忽视各国共产党的自主性和独创性，不能适应日益复杂化的各国国情和各国共产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莫斯科草拟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同月22日，交《真理报》发表。至此，共产国际已经活动了24年。

一 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计划“重新研讨”国内政策

5月24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发表了有关报道，题为《共产国际解散，各国共产党应效忠其祖国，英美舆论大体表示欢迎》，其中引述了共产国际主席团声明中的部分文字，如：“在反希特勒大联合各国之中，一切大众，尤其工人先锋队之神圣任务，为以全力支持各该国政府之作战努力，俾迅速击溃希特勒徒众，并获得国际间以平等为基础之友好合作。”等等。蒋介石迅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当日日记云：

第三国际正式宣布解散以后，无论内容真假如何，但共产主义，尤其是苏俄对其主义上之精神及其信用必根本动摇，乃至完全丧失。此乃中国民心与内政之一大事，岂啻世界思想之一大转变而已。故以后对于国内共产主义之方针与计划，应重加研讨，是乃对内政策之重要时机，但知此为共产国际之改变方式，而事实上决非真正解散也。

共产国际实际上受苏联共产党中央领导，为苏共中央的国际政策服务。蒋介石富于反共经验，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只是“改变方式”，并非“真正解散”，但此事对共产主义，对苏联，都是重大打击，必将影响中国的民心与内政。他决定重新研究“对国内共产主义之方针与计划”，转变“对内政策”。

从希特勒进攻苏联起，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呼吁支援苏联。1941年，美国政府将苏联列入租借法案受援国名单。1943年5月，罗斯福派前驻苏大使、以同情苏联著名于世的约瑟夫·戴维斯访问莫斯科，面交亲笔信，提议与斯大林作个人会晤，以便促进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此际，苏联虽然取得了斯大林格勒的重大胜利，但也还迫切希望西方的支持。虽然共产国际早就有解散的打算，但是，苏共中央选择在戴维斯抵达莫斯科之后的第二天公布这一决定，也具有向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表达好意的表示。

5月25日正午，蒋介石举行参事会报，讨论外交形势、俄国对英美的政策转变等问题，认为解散共产国际是苏联与西方“积极合作”的重大举动。当日日记云：“此实为划时代之历史，而其关键全在美国总统之政策运用奏效也。”其后几天，蒋都在日记中继续评价此事。

5月26日日记云：“此次俄国取消第三国际，积极与美合作之表示，则倭对俄更不能不进攻矣。”

5月31日《本月反省录》云：“此实为二十世纪上半期之惟一大事，殆为世界人类前途幸福庆也，而吾一生最大之对象因此消除，此不仅为此次世界战争中最有价值之史实，且为我国民革命三民主义最大之胜利也。”

在研究共产国际解散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时，蒋介石也在研究如何利用这一时机。5月24日，他与陈布雷商谈“宣传方针”, “口授令稿”。25日，召开党务会议，“讨论对取消第三国际之态度与宣传方针”。他指示：一、对中国共产党问题，我应尽力向政治解决之途为最大之努力；在宣传上尤不可造成政府准备以武力解决之印象。二、对苏联应强烈表示亲善，以促其对华政策之继续演变。6月7日，他接见准备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周恩来和林彪。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武汉，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中国共产党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成立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图为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的周恩来。

这一天，他正因为中国大量飞机被日机突袭炸毁而严厉批评周至柔，“大加斥责，继之以痛詈”，但是，他在和周、林谈话时却很平静，日记自称：“心平气和，应对自如。暴怒之后，应对敌党，能中和至此，殊非易易。”因为毛泽东在此前的函件中曾有愿到重庆“聆教”的客气表示，所以蒋托周、林二人带回一封给毛泽东的亲笔函，向毛问好，邀毛到重庆会晤。6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共处理之方针，外宽内紧，先放后收。”这时的《中央日报》上，只登西方世界对共产国际解散一事的评论，而不登中国方面，特别是国民党对此事的评价。复兴社分子张涤非于6月12日在西安召集会议，以“各文化团体”的名义致电毛泽东，要求解散中共，取消陕北特区。这一消息也长期压着，没有及时发表。同月13日，蒋介石日记云：“对中共应付与方针如计进行，尚能虚心自如也。”这里只说“如计进行”，但是，并没有透露其具体内容。

事实上，蒋介石正在命令胡宗南悄悄地准备一项“闪击边区”的军事计划。

二 “闪击边区”计划曝光，中共发动“政治攻势”

6月17日，蒋介石致电胡宗南，询问“对于边区之准备现至如何程度”，要求胡“详复”。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将原来在黄河边上防御日军的两个军调到陕甘宁边区外围，作进攻边区的准备，预定6月10日完成一切部署，听候蒋的手令即行进攻。其计划是，首先攻占关中分区的淳化、栒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县。这五个县城深入胡宗南统治区，通称“囊形地带”。6月29日，胡宗南复电蒋介石：“对边区作战，决先收复囊形地带。对囊形地带使用兵力，除现任碉堡部队外，另以三师为攻击部队，先夺马栏镇，再向北进，封锁囊口。”电称，预定7月28日进攻，一星期完结战局。旋得蒋介石批示：“可照已有岗电切实准备，但须俟有命令方可开始进攻，否则切勿行动，并应极端秘匿，毋得声张。”

蒋介石要胡宗南“切实准备”，并且“极端秘匿”，但是，7月3日，在胡宗南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就将有关情况紧急密报延安。中共中央得到密报后，立即行动。7月4日，朱德致电胡宗南，声称“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电报指责胡宗南的密谋：“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联邦之作战任务。”6日，又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及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徐永昌，呼吁团结，要求制止内战。10日，再电胡宗南，声称“若被攻击，势必自卫”。7月12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该文首先提出国民党将两个集团军调离黄河河防，准备进攻边区这一事实，然后向国民党提出尖锐质问。在很长时期内，延安一直担心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和日本侵略者妥协，走上和汪精卫同样的道路，因此，社论连续质问说：

这些国民党人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难道尽撤河防主力，倒叫做增强抗战么？难道进攻边区，倒叫做增强团结么？如果你们将大段的河防丢弃不管，而日本人却仍然静悄悄地在对岸望着不动，只是拿着望远镜兴高采烈地注视着你们愈走愈远的背影，这其中又是一种什么缘故呢？

社论接着批判国民党对中共的“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以及所谓“封建割据”等指责，文章说：

“鹬蚌相持，渔翁得利”,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两个故事，是有道理的。你们应该和我们一道去把日本占领的地方统一起来，把鬼子赶出去才是正经，何必急急忙忙地要来“统一”这块巴掌大的边区呢？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而却急于进攻边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夫！可耻也夫！

文章写到这里，就将国民党放到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位置上。接着，社论指责国民党内“专门反共的人们”是日本的“第五纵队”，所说所行，都和敌人汉奸一模一样，毫无区别。社论要求蒋介石下令把胡宗南的军队撤回河防，也号召爱国的国民党人行动起来，制止内战危机。

中共擅长动员群众和舆论攻势。7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

7月9日，延安三万群众举行紧急动员大会，号召边区人民动员起来，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其后，各地先后举行群众大会。

7月10日，陇东各界万余人举行紧急动员大会，表示“如果顽固派敢来进攻，就坚决地消灭它！”

7月11日，陕甘宁边区庆阳分区党政军万余人举行大会及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炮击边区，决心紧急动员，准备痛击顽固派的进攻。

7月13日，晋察冀边区各界万余人举行制止内战、挽救危亡大会，通电全国，要求国民政府制止挑动内战的行径。

7月14日，中共太行分局召开反对法西斯内战挑拨分子、援助陕甘宁边区紧急动员大会，到会千余人，邓小平讲话。

此后，陆续召开大会的还有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以及绥德市等。

“闪击”计划在还没有付诸行动时就提前曝光，蒋介石于7月10日命令胡宗南停止行动。11日，复电朱德，否认有调动军队，进攻关中囊形地区一事。12日，胡下令撤退一个师及两个军部。13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董必武，告以“由于种种原因，蒋介石在七月十日不得不电胡宗南改变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决心，现在内战危机或可避免”。11日，又致电彭德怀，告以“延安紧急动员，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8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声称“此次反共高潮已被打退”。

其实，蒋介石只是命令胡宗南准备，“潮”尚未成，更谈不上所谓“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危险尚未过去，毛泽东显然乐观得太早了。

三 面对中共的“宣传反击”，蒋介石决定“犯而不校”

蒋介石认为，第三国际解散，苏联积极与美英拉关系，表明反共形势大好，因此，尽管延安方面又是发社论，又是开大会，但蒋介石并不重视。7月18日，蒋介石日记云：“中共对我陕北之准备，其所表现者为恐慌与叫喊，或能发生间接作用，能早就范。”又云：“对内政策，今日已有主动自在之运用余地，实为数十年来所未能获得之环境，尤其对共党为然也。”显然，蒋介石正处于志得意满的状态中，不过，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所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却使他很难受。7月21日日记云：“此次中共七七在延安《解放日报》所发表之言论，其对我个人发表之污辱与党政军恶口痛骂，乃为从来所未有，已将其暴乱、谬妄、背叛之劣根性发泄尽净。”他分析，这是中共内部分歧、毛泽东处于困难时的一种策略：“可知其内部分歧，不能维系，故毛泽东乃不得不用此制造我政府之压迫，以维系其内部于一时之策略，思之可怜可痛。”7月23日，蒋介石决定发布《劝告中共党员书》，说明对共政策。其内容大致如下：

甲、第三国际解散以后，期望中共能照其解散之要旨，真正成为忠于民族之国民，共同致力于反法西斯之战争。

乙、对中共方针，除对军令、政令必须贯彻统一，不论任何名义，除有妨碍抗战计划扰乱社会行动之外，皆取宽大为怀一贯之方针，无不任其自由。中国之军队只有国民革命军一个军队，中国之军令只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一个军令。

蒋介石的这一份《劝告中共党员书》强调“宽大为怀”，但又强调军令、政令统一，实际上还是要取消中共军队和中共所建立的抗日政权。由于是面向中共党员的，所以蒋又特别攻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声称“共产主义只有马克斯〔思〕化，决无中国化之理论，亦无中国化之可能。如有之，则共产主义中国化者，即陷于杀人放火、叛国殃民之流寇化、土匪化而已”。

第二天，蒋介石想起延安方面发表的社论《质问国民党》和接着发表的其他文章，愈想愈气，认为中共“既非仁义所能感化，则除武力之外，再无其他方法可循”，但他又认为：“时间未到，惟有十分隐忍，必以犯而不校之态度处之，不可小不忍则乱大谋。”同日晚，他与陈布雷商量《劝告中共党员书》的发表问题，陈认为，话说轻了，不好；说重了，也不好，“轻重皆非之时，惟有暂取静默”，用事实证明中共的反宣传“全出诬枉”。陈布雷还引用了《论语》中的“天何言哉”一语，劝告蒋介石不要发表这篇文章。7月25日，蒋决定听从陈布雷的劝告，对《解放日报》社论“置之不理”。28日，蒋介石再次研究该社论，突发“奇想”，认为这是毛泽东“危害周恩来”的一项举动。周恩来和林彪离开重庆后，于7月9日到达西安，13日离开。蒋介石认为，毛泽东选择12日发表社论，就是为了激怒国民党，扣留周恩来。因此，他决定让周平安回到延安。日记写道：“决以犯而不校处之，并使周安全回到延安，试观其内部如何变化也。以后对共匪方针，只有促成其内部变化，乃比用兵进剿之策略胜过千万矣！故对共除军事防范特加严密外，其他一切皆应放宽为主。”其实，周恩来早在7月16日就已经回到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蒋的这一则日记，以及他分化毛、周关系的想法，说明他对于中共和当时的中共领导层非常无知，而且情报极其迟钝！

四 蒋介石决定进攻延安，风暴将起

蒋介石思想中常常存在许多矛盾，因此在政策上，也常常举棋不定。抗战初期，他摇摆于战与和之间，和中共结成联盟后，他摇摆于“抚”与“剿”之间。所谓“抚”，即是用“政治方法和平解决”；所谓“剿”，则是军事进攻。在延安方面发表《质问国民党》一文后，尽管蒋已经决定对中共以“放宽为主”，但是，进入8月以后，他的军事进攻的念头再度泛起。

当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该书宣扬只有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在第七章中，蒋介石含沙射影地指责中共在陕甘宁等地建立的边区为“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是“武力割据”，宣称“无论用何种名义，或何种策略，甚至于组织武力，割据地方，这种行动，不是军阀，至少亦不能不说是封建”。该书并称：“如果这样武力割据，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存留一日，国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轨道。”蒋介石这样写，实际上是在为武力进攻边区制造舆论。7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陈伯达所著《评〈中国之命运〉》。8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再次发表历史学家吕振羽的文章，批驳《中国之命运》。蒋介石认为，延安方面对《中国之命运》的批判意味中共将坚持“割据”，用“政治方式和平解决”的希望已经完全失去，“不得不准备军事”。8月7日，蒋介石日记云：“共匪复乱，不能挽救。此时在我以延长至有利时机再加讨伐，一面应积极准备，好在危机已过，匪乱不能妨碍我抗战大局也。”次日日记云：“共匪非武力不能解决，惟在减轻其程度而已。”

延安方面的“宣传攻势”让国民党的“闪击”计划提前曝光，自然，很快传到国外。不仅俄国人担心，也让美国人不安。8月6日，苏联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在莫斯科发表《中国内部发生严重问题》一文，宣称重庆政府中的投降与失败主义者要求解散中共军队，对日进行光荣议和，其结果可能促成内战或日本之胜利。同日，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也得到消息：国民党限中共于8月15日之前“归顺”政府，否则“采取对付办法”，急得马歇尔立即派员向宋子文递送急电称：“现值我同盟国正应全力应付日本之时，如所报属实，诚可焦虑，能否即设法避免此种情事？”宋子文立即电蒋报告，他猜测，美方消息可能源于苏联“密告”，表示“一时无法查悉”。蒋介石接到宋的报告后，大为吃惊，但他立即肯定，这是俄国的宣传深深地影响了美国，嘱咐陈布雷即时回电解释。日记云：“俄国一方面发表中国局势严重将有内战之消息，一方面对美国政府当局造谣宣传”, “可知俄国谋我之切与其所谓解散共产国际者皆欺世妄诞。”日记同时指斥中共“为俄作伥”, “其罪恶则又甚于汉奸十倍”。这样，他就又觉得必须尽快以武力消灭中共了。当时，美英联军已经进入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垮台，苏联红军正在库克斯克与德军决战，苏军胜利在望。蒋介石8月13日日记云：“共匪之制裁非在欧战未了之前解决，则后患更大也。”“对共匪计划，无时或忘。”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该书宣扬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并含沙射影地无理指责中共陕甘宁边区为“变相军阀”“武力割据”，为武力进攻边区制造舆论。图为《中国之命运》书影。

抗战初期，在各方推动下，国民党决定邀请各方人士成立国民参政会，作为咨询性的民意机构。8月14日，蒋介石决定利用参政会宣布并判决其所谓中共“破坏抗战之罪状，警告其速归顺中央，完成统一”。17日下午，蒋介石“研究陕北地形与剿匪计划甚久”。18日上午，蒋介石致函胡宗南。同日，将“对共匪军事准备”、“对共匪宣传计划”、“对共匪之总方略”作为今日三大要事，要求“切实决定，以便付之实施”。一方面，他在日记中为自己打气，“不能再事被动消极，顾忌太多”；另一方面，他又要求自己“熟虑断行”, “不敢出以孟浪之举”。24日决定召胡宗南来重庆，同时拨发胡准备金1000万元，闪击延安计划即将进入实质阶段。

蒋介石开始估计进攻延安后的各种可能情况：甲、持久不能解决；乙、倭寇乘机进攻洛阳、西安；丙、俄国干涉，进攻西安；丁、中共向晋西、陇东、宁夏逃窜；戊、在国民党军反攻倭寇时扰乱后方。8月25日，蒋介石用半天光景研究国际与国内形势，做出结论，在日记《杂录》中写下了一份详细计划。计划分中共问题、苏俄问题、中共与苏俄关系三大部分。他说：

中共问题，无根本消灭之法，但不能不有解决之方案。如果始终要用十军以上兵力防剿陕北之匪区，则不如先捣毁延安巢穴，使之变成流寇，无立足余地为上策。

这就是说，蒋介石经过反复长考之后，终于下决心要进攻延安，使中共中央放弃延安，成为“流寇”，然后以十军部队在后方各地，一面防范，一面搜缴，各个击破，分别肃清。

计划规定以三个月为“积极准备时期”，以威胁与压迫之手段，造成其内部之恐怖状态；以宣传与政治手段为主，而以军事力量为从。关于进攻时机，蒋介石选在日苏和战未决与德苏战争未决以前，认为这是最“有利之时机”。计划写道：

延安必须于德俄战争未了之前与倭俄未确切妥协之时，更须于我对倭总反攻之前，从事肃清为妥，过此则无此良机，如是共匪坐大，中国莫救矣。

蒋介石为什么选择这一时机，主要考虑的是苏联因素。在蒋看来，如果苏联的对德战争胜利，或者苏日妥协，苏联都将能腾出较多力量来支持中共，不利于蒋的反共军事。他认为，在亚洲大陆，苏联必然与英美“平行瓜分中国”，也必然要利用中共，所以必须“冒大险，赌存亡”，解决中共问题。

接连几天，蒋介石紧张研究“进剿陕北计划”，开始调动兵力，如：调青海骑兵两团到陇东，令宁夏方面积极准备中共向西突围等。他甚至开始研究外蒙古地形与道路，大概是为了堵住中共向北转移吧！同时，蒋介石也在拟订“对共匪罪行宣布之重点”。8月29日开始写了四条，后来又写了五条。显然，这是为了从舆论上加以配合。31日，他在《本月反省录》中写道：“共匪不灭，则对内对外之隐忧皆不能消除也。故一切问题，皆应集中于剿共一点。”又在《本月大事预定表》中写道：“对共匪宣传与进剿方略之决定。”

第三国际解散后，蒋介石即计划进攻延安。不过，他极端保密，只向胡宗南个人透露，军事委员会的要员们都蒙在鼓中。直到9月1日，他才在会报会上向徐永昌等出示手示，拟即令准备进攻延安、边区、中共等。9月3日，他与陈布雷、王世杰商量，提议由军事委员会或政治部正式宣布中共“罪状”，使中外人士皆能了解其“奸谋”。9月5日，他决定对边区和中共部队进行“隔离”，不再承认其为中国军队，更不承认其为抗战团体，预定解散第十八集团军在重庆的办事处，封闭中共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同日，蒋介石召见胡宗南，“研究对共方略”。……

乌云密布，风暴将起，中国再次面临严重的内战危机。

五 蒋介石悬崖勒马，紧急刹车

国民党高层对进攻延安的意见并不一致。9月1日的会报会，当蒋宣布进攻计划时，徐永昌当场就表示时机未到。他说“如尚能容住时，则发动时间实有再容忍至敌不能大举进扰之时为妥。否则敌必乘机扰我关中，而共党亦必窜乱甘省。当此时，敌已因之张目，英美或且停顿其进援。”9月4日，在重庆黄山官邸会上，徐永昌再次表示：对共产党，“尚应敷衍”。徐的这些意见逐渐对蒋发生影响。

9月6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会议内容之一是由中央秘书处向会议提出《关于中国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案件总报告》，然后通过《关于中共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案件之决议文》。这两份文件最初由幕僚起草，蒋介石不满意，认为前稿“内容几乎全为共匪宣传其实力强大”, “拙劣已极”！后稿则“实不能用”。他慨叹道：“本党文字力量，亦薄弱至此，非亲自动笔，几无法公布，奈何！”他不得不自己提笔修改。在这一过程中，他反复思考，反复征求意见，终于决定抛弃原来进攻延安的打算，再次倾向于以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

会议开幕之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指责中共“诋毁政府，造谣惑众”，已成为“敌寇变相之第五纵队”。这是蒋为“总报告”所定下来的反共基调。但是，蒋介石要求先写上一段：

应说明政府对中共无其他要求，只求其放弃割据地盘，服从军令，遵命调赴前线，不再集中部队，阻碍北战场榆林至绥远交通线，实践其廿六年之宣言，则中央仍予以一视同仁，不仅不忍弃绝，且必爱护有加。

同时，他要求在“决议文”中增加一软一硬两条：第一，对中共里边的“爱国自爱分子”, “如能自拔来归，则应予以优容，并量才器使，俾得为国效命”。第二，对中共里边的“政府理喻德化，皆已失效”的“集团”, “人人可得而制裁之”。这就说明，蒋这时计划对中共采取军事进攻与政治分化两手举措。

9月8日，蒋介石产生了对中共“不用武力讨伐”，而用“法纪制裁”的想法。蒋在日记中写下四条理由：甲、中共干部之间、上下之间已经离心离德，只要持之以久，中共将不攻自溃，如在此际讨伐，反而促进其团结。乙、对中共用兵“无异割鸡而用牛刀，若果持久不能解决，徒长匪焰而与敌寇以复活之机”。丙、今日中共，已非江西时期可比，只须“封锁匪区，使之自缚阴干为唯一方略”。丁、中共的强项在宣传，在希望美国干涉，吾人所应最注意者，唯此一点。日记的这一段显示，蒋介石又倾向于不进攻陕甘宁边区了。

9月9日晚，蒋介石召开会议，讨论“总报告”和“决议文”草稿。参加者对其中“取消中共军队番号”等内容意见不一。孔祥熙称：“辞意已成必打之势，恐英美以我内战，停止援助。”蒋介石和刘斐二人坚持原议，认为“不如此，中央成何体统”。徐永昌提出质疑：“此虽系声罪，不致讨，但意在于讨。如准备讨之，第一是时间是否不当？其次是否居于被动？”辩论中，戴季陶、王世杰和外交部次长吴国桢等陆续加入讨论。吴报告称：苏联大使和比利时大使谈话，对“中央将进攻边区”表示愤慨。王世杰建议，须俟英美对日军事再进，与苏联关系进一步明朗化时，方可对中共严责。孔祥熙再次发言，担心此举将使英美推迟打击日本。蒋介石坚决主张发表“决议文”，会议同意蒋的主张，但决定将取消中共军队番号等“处分语”删去。当夜，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中共的处分要点：甲、《新华日报》之监视；乙、共籍参政员资格之取消；丙、各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之封闭。对于中共在重庆的电台与秘密通讯机关，他一时没有想好处置办法，只写了“应重加考虑”几个字。

10日上午，徐永昌打电话给蒋介石，说明三点：1．如判断中共即将大举出扰，或认为国军利于进剿，则“决议文”的语气可以加重。2．如判断共军“大举出闹尚有待”，或缓以时日对国军有利，则“决议文”可以写得“再轻”。3．此时中共如“窜甘宁”，则日寇有窥视关中的可能，因此“决议文以轻缓为佳”。下午，蒋介石打电话给徐永昌，询问对“决议文”是否仍有意见。徐答：如共军“窜扰甘凉”等地，日寇进窥关中，而我又不能在短期内肃清共军，则共军又可能进入新疆，得到俄人帮助，共同占领新疆，则其祸患将超过九一八事件。徐的意见对蒋起了作用。当晚，蒋介石约集文武干部开会，再次从“法律制裁”后退，认为从国际环境与战争局势考察，“尚非制裁之时机”，决定将原定隔离边区及取消中共军队名号两点“完全取消”。

11日晚，蒋介石约集三十余人召开座谈会，其讲话的调子完全改变。他表示：中美英苏四国协定未成，滇缅路尚未开通，贸然进攻，万一不能速决，后果至为恶劣，故目前仍以“避战”为上。蒋提出三种处理方式：1．封锁而严厉处分；2．声罪而不致讨；3．一字不提，而同时在英美宣传其“罪行”。他称此为“曲线的对付”。何应钦则称：全会既开，纵不用书面，亦须有口头报告，或者轻描淡写地作一决议。当日蒋介石日记云：“如我进攻迁延不决，则匪势更张，国际舆论对我更劣。如我能速战速胜，则匪不过迁移地区，不能根本消除其匪党，而我国内战既起，复不能根本解决，则国家威信仍有损失。”他决定，对边区“围而不剿”, “用侧面与非正式方法以制之”, “万不宜公开或正面的方式应付也”。

1943年8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因车祸去世，蒋介石接任国民政府主席。这是他自1931年12月15日辞去国民政府主席以来再次出任该职务。图为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的合影。

12日全会例假休会。中午，蒋介石召集相关人员再次会商。他提出，不决议，不宣布，只将“总报告”译出，向英美宣传。他征询徐永昌的意见，徐称：如无所表示，国际间不免猜测、疑虑，建议历述中共的“不法自私”事实，要求其实践抗战开始时的诺言，期以“自新”。第二天的会议进程表明，蒋介石采纳了徐的意见。

13日为全会最后一天，由中央秘书处宣读经蒋介石修改的“总报告”。该报告从军事、政治、经济等三方面对中共进行全面指控，声称中共“六七年来破坏抗战，以及违法乱纪之行为，事实俱在，无一不与该党所发表之共赴国难宣言相违背，理应早予依法处治”，但是，报告最后仍然表示希望中共“实践诺言，服从中央，使政令、军令保持统一，意志力量得以集中，以求抗战之胜利”。其后，蒋介石即席“指示”：

个人以为全会对此案之处理方针，要认清此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如各位同意余之见解，则吾人对共党之言论，无论其如何百端挑衅，其行动无论如何多方扰乱，吾人始终一本对内宽容之旨，期达精神感召之目的。

随后通过的《决议文》声称对中共，将“不惜再三委曲求全，加以涵容”，希望中共能遵守抗战初期的宣言，“幡然自反”。

上述文件表明，蒋介石此时继续坚持反共立场，其对中共的敌视、仇视丝毫未变，但是，由于对日抗战仍是当时的首要任务，也由于美苏两国都不赞成中国内战的国际压力，以及中共多年来所表现的顽强生命力和战斗力等原因，蒋介石一时还不能也不敢彻底破裂国共关系，不得不停止原定的进攻延安的军事计划。

一场严重的内战危机避免了。1943年年末，蒋介石在《感想反省录》中写道：“十一中全会期间，反复穷究，密察利害，以后改变计划，放弃军事行动，于是全局危而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