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宋明道学与蒋介石的早年修身——读蒋介石未刊日记(2)

1月18日：“上午，外出冶游，又为不规则之行。回寓次，大发脾气，无中生有，自讨烦恼也。”

1月25日：“途行顿起邪念。”

可见，这一个月内，蒋介石时而自制，时而放纵，处于“天理”与“人欲”的不断交战中。

第一个月如此，第二、第三个月，也仍然如此。

2月29日：“戒绝色欲，则《中庸》‘尚不愧于屋漏’一语，自能实践。污我、迷我、醉梦我者惟此而已，安可不自拔哉！”

3月25日：“迩日好游荡，何法以制之？”

3月27日：“晚，又作冶游，以后夜间无正事，不许出门。”

3月28日：“色欲不惟铄精，而且伤脑，客气亦由此而起。”

3月30日：“邪念时起，狂态如故，客气亦盛，奈何奈何！”

4月17日：“晚，游思又起，幸未若何！”

6月27日：“色念未绝，被累尚不足乎？”

7月2日：“抵沈家门，积善堂招待者引余等入私娼之家，其污秽不可耐，即回慈北船中栖宿。”

当年7月3日，蒋介石遇见旧友陈凌民，畅谈往事，蒋自觉“往行为人所鄙”，因而谈话中常现惭愧之色。这以后，蒋又下了决心，日记中多有自我批判、自我警戒的记录。8月7日日记云：“世间最下流而耻垢者，惟好色一事。如何能打破此关，则茫茫尘海中，无若我之高尚人格者，尚何为众所鄙之虞！”可见，蒋有保持“高尚人格”的念头，因此“为众所鄙”始终是蒋介石心头的梦魇，迫使他不得不有所检点。8月9日日记云：“吾人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23日日记云：“午后，神倦假眠，又动邪念。身子虚弱如此，尚不自爱自重乎！”

当时，“吃花酒”是官场、社交场普遍存在的一种恶习，其性质类似于今人所谓“三陪”中的“陪酒”。9月6日，蒋介石“随友涉足花丛”，遇见旧时相识，遭到冷眼，自感无趣，在日记中提醒自己交朋友要谨慎，否则就会被引入歧途，重蹈覆辙。11月6日蒋介石寄住香港大东旅社，晚，再次参加“花酌”，感到非常“无谓”。这些地方，反映出蒋介石思想性格中的上进一面。

1921年全年，蒋介石继续处于“天理”与“人欲”的交战中，其日记有如下记载：

1月18日：“我之好名贪色，以一澹字药之。”

5月12日：“余之性情，迩来又渐趋轻薄矣。奈何弗戒！”

9月10日：“见姝心动，这种心理可丑。此时若不立志奋强，窒塞一切欲念，将何以自拔哉！”

9月24日：“欲端品，先戒色；欲除病，先遏欲。色欲不绝，未有能立德、立智、立体者也。避之犹恐若污，奈何甘入下流乎！”

9月25日：“日日言远色，不特心中有妓，且使目中有妓，是果何为耶？”

9月26日：“晚，心思不定，极想出去游玩，以现在非行乐之时，即游亦无兴趣。何不专心用功，潜研需要之科学，而乃有获也。”

11月26日：“欲立业，先立品；欲立品，先立志；欲立志，先绝欲。绝欲则身强神卫，而足以担当事业矣！”

12月1日：“陪王海观医生诊治诚病。往游武岭，颇动邪思。”

12月8日：“荡心不绝，何以养身？何以报国？”

道学家主张，一念之萌，必须考察其是“天理”，还是“人欲”。倘是“天理”，则“敬以存之”；倘是“人欲”，则“敬以克之”。上述日记，大都属于“敬以克之”一类。

1922年，蒋介石继续“狠斗色欲一闪念”。日记有关记述仅两见。9月27日云：“遇艳心不正，记过一次。”10月14日，重到上海，日记云：“前曾默誓除恶人，远女色，非达目的不回沪。今又入此试验场矣，试一观其成绩！”次年，也只有两次相关记载：3月1日云：“近日心放甚矣，盍戒惧来！”6日云：“出外闲游，心荡不可遏。”两年中，蒋介石仅在思想中偶有“邪念”闪现，并无越轨行为，说明他的修身确有“成绩”。

1925年，蒋介石在戒色方面继续保持良好势态。4月6日日记严厉自责云：“荡念殊甚，要此日记何用。如再不戒，尚何以为人乎！”11日日记云：“下午，泛艇海边浪游，自觉失体，死生富贵之念自以为能断绝，独于此关不能打破，吾以为人生最难克制者，即此一事。”这段日记写得很含蓄，看来，蒋介石打熬不住，又有某种过失。同年11月16日晚，蒋介石参加苏联顾问举行的宴会，在一批外国人面前“讲述生平经过、恶劣历史”，对自己的“好色”作了坦率的解剖和批判。

1926年全年安静无事，仅11月21日日记云：“见可欲则心邪，军中哀戚不遑，尚何乐趣之有！”

蒋介石的忏悔不仅见于日记，也见于他的《自述事略》中。例如，他自述辛亥前后的状况时就自我批判说：

当时涉世不深，骄矜自肆，且狎邪自误，沉迷久之。膺白冷眼相待，而其所部则对余力加排斥，余乃愤而辞职东游。至今思之，当时实不知自爱，亦不懂人情与世态之炎凉，只与二三宵小，如包、王之流作伴遨游，故难怪知交者作冷眼观，亦难怪他人之排余，以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也。且当时骄奢淫逸，亦于此为尽。

民国元年，同季回沪，以环境未改，仍不改狎邪游。一年奋发，毁之一旦，仍来自拔也。[86]

膺白，指黄郛，蒋介石的把兄弟。从这份《事略》里，可见当时蒋众叛亲离，为人所不屑的状况。本文一题《蒋主席自述小史》，当系中年之作。这时，蒋显然已经成为“党国要人”，但他不但不隐讳早年恶迹，反而有意留下相关记载，这是极其不易的。

三、惩忿

蒋介石除“好色”外，性格上的另一个大毛病是动辄易怒，骂人、打人。为了革除这一恶习，蒋介石也进行了多年修养。

《易》经《损卦》云：“损，君子以惩忿制欲。”后来的道学家因此将“惩忿”列为修身的重要内容，要求人们控制自己的感情，避免暴怒，也避免恶语伤人及相关行为。蒋介石对此也很重视，日记云：“须知修身之道，首重惩忿，其次则窒欲也。”[87]

蒋介石深知自身性情上的弱点。1919年1月3日日记云：“近日性极暴躁。”同月7日，黄定中来谈报销问题，蒋介石“厉斥其非，使人难堪”。

事后追悔，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近日骄肆殊甚，而又鄙吝贪妄，如不速改，必为人所诬害矣。戒之！戒之！”几个月之后，蒋介石接见邓某，故态复萌，“心怀愤激，怨语谩言，不绝于口”。这样的情况发生多次，蒋介石“自觉暴戾狠蛮异甚。屡思遏之而不能”，因此，写了“息心静气，凝神和颜”八字以作自我警惕之用，还曾有意阅读道学著作，用以陶冶性情[88]。

然而，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种弱点如果已经成了性格的一部分，要改掉是颇为艰难的。1919年6月27日，蒋介石感叹说：“厉色恶声之加人，终不能改，奈何！”7月29日再次为“会客时言语常带粗暴之气”而对自己不满，在日记中写下“戒之”二字。但是，蒋介石有时刚刚作了自我检讨，不久就再犯。同年8月5日，蒋介石与陈其尤谈话，谈着谈着，“忽又作忿恚状”，蒋深自愧悔，但是当晚继续谈话时，蒋“又作不逊之言”。这使蒋极为苦恼，日记云：“如何能使容止若思，言辞安定，其惟养吾浩然之气乎！”

除了骂人，蒋介石有时还动手。

1919年10月1日，蒋介石访问居正，受到人力车夫侮辱，不觉怒气勃发。居正家人与车夫辩论，发生殴打，蒋介石见状，忿不可遏，上前帮力，自然，蒋介石不是车夫的对手，反而吃亏。接着，又“闯入人家住宅，毁伤器具”。蒋介石自知理屈，他想起1917年在张静江门前殴打车夫，被辱受伤一事，真是与此同一情景。当日日记云：“与小人争闲气，竟至逞蛮角斗，自愚实不值得。余之忍耐性，绝无长进，奈何！”

蒋介石打车夫毕竟只是个别情况，更多的是打佣人。1920年12月，蒋介石在船中与戴季陶闲谈，戴批评蒋“性气暴躁”，蒋声称“余亦自知其过而终不能改”，认为要杜绝此病，只能不带“奴子”，躬亲各种劳役。

1921年4月，蒋介石因事与夫人毛氏冲突，二人“对打”，蒋介石决定与其离婚。4日，蒋介石写信给毛氏的胞兄毛懋卿，“缕诉与其妹决裂情形及主张离婚理由”。正在此时，发现毛氏尚未出门，又将毛氏“咒诅”一通。当日，蒋在日记中自责说：“吾之罪戾上通于天矣！何以为子，何以为人！以后对母亲及家庭间，总须不出恶声。无论对内对外，愤慨无以之际，不伸手殴人，誓守之终身，以赎昨日余孽也。”然而，自责归自责，蒋介石仍然时发暴性。见之于日记者有下列记载，试为分类。

（一）打骂佣人、侍卫、下级

1921年4月7日：“叱吓下人，暴性又发，不守口不詈人之誓，记过一次。”

1925年2月21日：“自误饮水，迁怒下人，逞蛮殴打，尚有人道乎！记过一次。”

1925年2月22日：“吾勉为庄敬宽和，以药轻浮暴戾之病，则德可进，世可处也。叫人不应，有顷始至，又逞蛮根，日日自悔而不能改之，所谓克己者，如斯而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