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北伐时期左派力量与蒋介石的矛盾及斗争(3)

为了迫使蒋介石同意按原议迁鄂，武汉的左派们决定动员群众的舆论，并施加财政压力。当蒋介石还在武汉的时候，湖北省党部代表大会正在召开，会议发表通电，表示对国民政府暂驻南昌“深滋疑虑”，要求蒋介石“根据前议，定鼎鄂渚”[491]。17日，发表第二号通告，指示各级党部、各团体共同通电要求[492]。此后，省总工会、省学联、汉口市商协陆续发表通电。2月5日，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又联合呼吁全国各级党部一致电请。蒋介石承受的舆论压力愈来愈大。与此同时，宋子文则将蒋介石所需军费1300万元暂扣不发，急得蒋介石派亲信、军需处处长徐桴到武汉催领。宋子文称：“湖北财富之区，筹款本易，现政府在南昌，一人办事不动。”[493]徐桴无奈，只好电劝蒋介石：“我军命脉，操在宋手，请总座迅电慰勉之，先救目前之急，再图良法，万不可操之过急，致生重大影响。”[494]2月4日，宋子文亲赴江西斡旋。群众的舆论蒋介石可以不理，但军费不能不要。8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第五十八次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至武汉。但同时决定，派徐谦赴美，戴季陶赴苏，这一决定貌似公正，而实际上是打向临时联席会议的一根棍子。

至于中央全会，则被推迟到俟东南战事告一段落以后。

经历重重风波之后，迁鄂之议再次定下来了。2月9日，宋子文自南昌致电武汉，说谭延闿等三数日内即可莅鄂。但日期屡变，仍不见人影。20日，南昌各界召开欢送党、政迁鄂大会。会后，仍不见人员启程。武汉方面真是望眼欲穿。21日，临时联席会议召开扩大会议，决定：1.结束联席会议；2.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即日正式开始办公；3.中央执行委员会3月1日以前在武汉召开全体会议[495]。

迁都之争以武汉国民党左派的又一次胜利而告一段落，但是，谭延闿等还滞留在南昌，风波并未平息。2月22日，南昌方面声明：在党部与政府未迁以前，武汉方面不得以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名义另行办公。

次日，蒋介石在九江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维经斯基谈话，指责鲍罗廷“执行分裂国民革命运动的政策”，声称政府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迁往武汉，但鲍罗廷必须离开，同时必须在党内确立严格的纪律。他激愤地表示：“政府在这里。汉口那边想成立第二个政府。”“我们，政治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认为目前形势非常严重。我们准备决裂。”[496]

形势确实非常严重了。

四、恢复党权运动

迁都之争中，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专制跋扈有了进一步的感受，为了限制其权力，他们决定开展恢复党权运动。

徐谦接到蒋介石要求撤销鲍罗廷顾问职务的电报后，非常紧张，立即电邀在宜昌工作的吴玉章回武昌商议，吴玉章表示：“这不是鲍罗廷个人的去留问题，这是蒋介石对中央、对政府的蔑视，我们一定不能让步。”[497]2月9日，部分在武汉的国民党高级干部集会，决定由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顾孟余5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从事党权集中”[498]。2月11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社论，提出：“整顿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扩大党的威信，要使我们的党真正能够成为一个最高权力机关，真正能领导一切实际工作。”[499]13日，湖北省、武昌市两党部召开会议，宛希俨提出，党已经出现了一种“危机”，“失去民主集中制性质，而具有一种独裁的趋势。这种现象，我们如果再让他继续下去，将来势必会使党和个人两败俱伤”[500]。15日，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第九次会议，邓演达、顾孟余、张太雷、叶楚伧等30余人与会，由顾孟余报告党务宣传情形，会议通过《党务宣传要点》：1.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于党；2.统一党的指挥机关，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3.实现民主政治，扫除封建势力；4.促汪精卫同志销假复职；5.速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一切问题；6.以打倒西山会议派的精神，对待一切党内的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然后才能铲除党外的危害本党的官僚市侩；7.军队在党的指挥之下统一起来，准备与奉系的武装决斗[501]。在此前后，安徽临时省党部代表团、七军政治部等纷纷发表宣言，呼吁恢复党权，一时舆论沸腾，群情激昂。

在恢复党权运动中，孙科、邓演达、徐谦尤为活跃。孙科曾激愤地对陈公博说：“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502]他于2月19日发表文章，指责二届二中全会变更党章规定，设立常务委员会主席，“差不多在政治上是一国的大总统，在党务上是一党的总理”，“不知不觉就成为一个迪克推多”[503]。邓演达也撰文指出：“国民革命的成功，总是工农的力量作主，不应再把政权操到其他反革命人们手上。”[504]他要求大家认识目前斗争的性质，是封建与民主之争，革命与妥协之争，成功与失败之争。

孙科、邓演达的文章反映出武汉国民党左派的普遍情绪。2月22日，左派以中央常务委员会名义召集会议，决定接受21日扩大联席会议的要求，于3月1日召开二届三中全会。23日，发表《中国国民党党务宣传大纲》，不点名地指责张静江以监察委员代理常务委员会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使党的意志无由表现，造成“朕即国家”的状况[505]。次日，武汉三镇15000人集会，拥护恢复党权运动。会议由董必武主持，徐谦讲话提出“一切军事、财政、外交，均须绝对受党的指挥”。会上第一次喊出“打倒张静江”的口号。[506]下午续开庆祝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在鄂办公及上海大罢工示威大会，到会群众达20万人。

尽管武汉的恢复党权运动如火如荼，左派们也义愤满腔，但是始终没有正面批判蒋介石，并且仍然期望他勒马回头。2月25日，根据邓演达的提议，派陈铭枢、谢晋2人，携带26人的联名信件和拟在二届三中全会上讨论的各种提案前往南昌，和蒋介石磋商。函件表扬蒋介石“军事上屡建奇功”，表示相信蒋“定能体现总理建党之意与北伐将士为党效死之决心，使本党威权普及于军事势力所及之地”[507]。与陈、谢同行者还有蒋介石派到武汉来刺探情况的陈公博。

对武汉左派的恢复党权运动，蒋介石恼怒异常。2月19日，他在南昌发表演讲，自称是“本党的忠实党员”，“总理忠实的信徒”，“如果中正想成为一个独裁制，把持一切，操纵一切，如果中正有这样要做一个军阀的倾向，岂但本党各同志可加中正以极严厉的处分，中正随时都可以自杀的”。他又说：“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508]两天后，他再次发表讲演，声称：“联席会议是没有根据的，如要提高党权，就要取消汉口的联席会议。”还说：“我以为只有徐谦是独裁制，他以没有根据的汉口联席会议，自居主席，不受党的命令，这才是独裁制。”讲话中，他一方面表白：“中正并不会反对共产党，中正是向来援助共产党的。”但又说：“如果今日左派压制右派，那我就要制裁左派”，“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509]这些讲话，预告了他要采取某些严厉行动。但是，这一时期，蒋介石的财政问题还未解决，不具备和武汉左派彻底决裂的条件。因此，在谢晋等人到达南昌后，他的态度不得不作某种“转变”。

在听取陈公博的汇报后，蒋介石即命陈替他起草拥护中央的通电。

2月27日，他发表《对〈党务宣传大纲〉宣言》，语中含刺地表示：“个人之左右，固须严防；党团之操纵，尤须注意。”但是，《宣言》也表示，同意“巩固党部之最高权”，改进中央政治会议、军事委员会等机构。《宣言》并称：“个人无事业，革命即为中正事业；个人无利益，全党及民众之利益即为中正之利益。所希望各同志于此次《党务宣传大纲》，一致接受。”[510]28日，蒋致电宋子文、孙科，声称“各同志所拟提案，皆中正夙昔主张，完全同意，深望党中同志共体党之存亡，一致团结”[511]。他要求二届三中全会延期一星期召开。武汉方面接受蒋的意见，决定将会议延至3月7日。

3月2日，陈铭枢先行返汉。3月3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开会讨论二届三中全会问题。谢晋和谭延闿有交谊，此时谭已为谢晋说动[512]。何香凝、陈公博等也都主张赴鄂与会。经长时间讨论和诸人苦劝，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全体在赣委员6日启程，但第二天，蒋介石又表示，通电服从中央并非他的“本意”[513]。他再次要求会议展期，表示谭延闿等5人可以先行，自己须待朱培德去樟树镇检阅军队后一起动身。5日，在为谭延闿等饯行时，蒋介石慷慨地表示：“党部、政府迁鄂，南昌同志誓拥护到底。”[514]但又说：“他们能等我，等到3月12日开会，就相信他们有诚意；假使提前举行，其虚伪可知。”[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