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北伐时期左派力量与蒋介石的矛盾及斗争(1)

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被迫“请假”离国，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限制共产党人的整理党务案，逐步掌握了党权、政权和军权。其后，中共为了夺取革命领导权，曾和国民党中的左派人士团结合作，同蒋介石进行过几次斗争，取得一定胜利，夺回了大部分党权和政权，但是，由于未曾触动蒋介石的军权，最终还是失败了。

一、迎汪复职

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是国民党左派的领袖。中山舰事件后不久，在广州的苏联顾问就在内部文件中提出，“要使汪精卫复职”，让汪、蒋联合并团结起来[422]。但是，迎汪复职的口号却是由国民党左派之口提出来的。

1926年5月25日，彭泽民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提议：“汪精卫同志病仍未愈，本会应去函慰问，并申述本会热望其早日销假视事。”[423]

随后，江苏、安徽、湖北、广西等区党部陆续通电，要求汪精卫销假视事，主持北伐大计；于右任、经亨颐等并电请中央催促[424]。7月9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左派的迎汪要求更为迫切。8月初，国民党中央接到汪精卫7月16日的信函，汪表示，辞去在政治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中所任各职，“销假以后，或在粤，或在别处为党服务”[425]。何香凝主张借此请汪复职。8月10日，她在中常会第47次会上临时动议：“现在请汪主席销假者既函电纷驰，中央应分别答复及将原函电转汪主席。”[426]次日，吴玉章由沪到粤，何香凝一见面就哭道：“现在是跟北洋军阀决战的最后关头了；可是国民党内部情形这样糟，怎么办？一个人专横跋扈，闹得大家三心二意，这次战争怎么打下去，国民党怎能不垮台？”[427]自此，二人即不断联络左派，商量对策。

最初，国民党左派计划在攻克武汉后召开国民党三大或临时代表会议，实现迎汪打算。9月，确定召开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为此，顾孟余自愿联络北方左派，吴玉章亲到长江一带活动。他们制定了两项宣传原则：1.说明本党现状及3月20日事变真相；2.口号为“巩固本党左派与C.P.谅解合作”与“恢复党权，拥汪复职”。但中共中央认为：“第一项太利﹝厉﹞害了”，怕刺激蒋，要求“含浑一点”[428]。

蒋介石很早就认为，他和汪精卫之间“两雄不能并立”[429]，因此，对迎汪复职疑惧不安，在二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蒋介石故作姿态地表示过：“汪精卫、胡汉民两同志，我们大家必要请他俩出来，尤其是汪先生，我们必须请他赶速销假，主持党务。”[430]但实际上他强烈反对汪精卫回国复职。1926年8月20日，他从广东来电中得悉迎汪情况，认为其目的在“倒蒋”[431]。21日，中央军校全体党员电请汪精卫销假：“党国无人主持，即黄埔军校同志，亦如孺子之离慈母，彷徨歧路，莫决南针。”[432]

这对蒋介石刺激很大。他在日记中写道：“从中必有人操纵，决非大多数之真意，自吾有生以来，郁结愁闷，未有甚于今日也。”[433]由此，他进一步增加了对共产党的憎恨，日记说：“他党在内捣乱，必欲使本党纠纷、分裂，可切齿也。”[434]但是，这一时期，他因嫡系部队作战不力和进攻武昌受挫，受到唐生智的轻视和排挤，正处于困境，对共产党还不便强硬。

9月中旬，蒋介石派胡公冕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声称汪精卫回来，将被小军阀利用和他捣乱，分散国民革命的势力[435]。蒋介石这里所指的“小军阀”，显然包括唐生智在内。蒋介石担心，汪回来，会受到唐生智等人的拥戴，成为他政治上的劲敌。蒋介石要求中共维持他的总司令地位，并要挟说：“汪回则彼决不能留。”[436]9月16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开会讨论迎汪问题。会议认为：广东政府自中派当权以来，纵容官僚、驻防军及土豪劣绅摧残农会，杀戮农民，包庇工贼，打击左派学生，苛取商民捐税，迫切需要从政治上恢复左派的指导权。目前有三条路可走：1.迎汪倒蒋；2.汪蒋合作；3.使蒋成为左派，执行左派政策。

但现正处于北伐期间，走第一条路太危险，继蒋而起的李济深、唐生智可能比蒋还右；走第三条路有很多困难；走第二条路比较适宜[437]。会后，陈独秀对胡公冕表示：汪回有三种好处。第一，使国民政府增加得力负责人，扩大局面；第二，新起来的小军阀与蒋之间的冲突，有汪可以和缓一些；第三，张静江在粤的腐败政治，汪回可望整顿。陈独秀并称：中共只是在以下三个条件下赞成汪回：1.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2.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愈加充实、扩大蒋之实力，作更远大之发展；3.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438]由于蒋介石邀请吴廷康赴鄂，9月21日，中共中央与吴廷康会议，研究如何在汪、蒋、唐之间进行权力分配以避免冲突[439]。会后，吴廷康即与张国焘赴鄂。但二人赶到时，蒋介石已经赴江西指挥作战。27日，加伦劝蒋介石请汪“出任党政”首领[440]。在苏联顾问中，蒋介石比较相信加伦，因此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意见常常通过加伦转达。两天后，蒋介石接到了汪精卫的来信，其中心意思是解释中山舰事件，声明“前事无嫌”[441]。10月3日，蒋介石发出迎汪电报。内称：“本党使命前途，非兄与弟共同一致，始终无间，则难望有成。兄放弃一切，置弟不顾，累弟独为其难于此。兄可敝屣尊荣，岂能放弃责任与道义乎？”[442]该电表示，特请张静江、李石曾二人前往劝驾，希望汪精卫“与之偕来，肩负艰巨”。从电报字面看，确能给人一种情意诚挚的感觉，但是，张静江长期瘫痪，怎么能远涉重洋向汪精卫劝驾呢！

迎汪是为了抑蒋，但是，汪精卫其人，华而不实，脆而不坚，投机善变，并不是同蒋介石抗衡的理想人物。当年9月12日，共产国际远东局派到广东进行调查的使团曾经提出：汪精卫是“典型小资产阶级和相当脆弱的政治家”，对他不应作过于乐观的评价[443]。但遗憾的是，直到1927年下半年，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才痛苦地认识到这一点。

二、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

1926年9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召开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之后，曾经成立过一个议案起草委员会，成员为谭延闿、孙科、李济深、甘乃光、徐谦、鲍罗廷、顾孟余等7人。从9月14日起至29日止，共开过6次会。其间，左派曾拟提出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将中常会、中政会合并，另选13人组织政治委员会，它可以包括左、中、右三派，但主席及秘书必须是左派。左派的意图很清楚，即罢免蒋介石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张静江的代理主席职务。对此，张静江表示，这次大会不能提到主席问题，不能反对蒋做主席，声言“请汪复职”，“不啻拥汪倒蒋，余誓以去就争”。[444]会下，他又以“前方战事紧张”为理由，对鲍罗廷说：“要蒋先生辞去党政，无异反对中国革命，我们请你做顾问，并不希望你这样做的。”[445]在张静江的逼人气势面前，左派决定退让，结果，提案委员会未能提出该案。

联席会议全名为中央委员、各省区、各特别市、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于10月15日至28日召开，出席中央委员34人，各省区党部代表52人。由于中共中央会前指示各地组织“多派可靠、赞助汪的代表去出席”，“实在不得已再派我们同志去”[446]，因此，会上共产党人占1/4，左派占1/4强，另有一些半左派，中派和右派仅占1/4。会议主要讨论了下列问题：

（一）国民政府发展案。9月9日，蒋介石曾致函张静江、谭延闿，内称：“武昌克后，中正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447]18日，再电张、谭，声称：“中正离鄂以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非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448]蒋介石的意图是运用党和政府的力量控制唐生智。

中共中央看出了这一点，但担心国民政府迁汉后，“左派群众的影响愈少，政策愈右，行动愈右”，因之，持反对态度[449]。在讨论这一议案时，谭延闿作了说明，他认为：“现在的主要工作在巩固各省基础，这种工作以首先由广东省实施最为适宜”，迁到北方将与奉系发生冲突，“目前无急迁之必要”，“与其忙于迁移，不如先把各省的基础巩固起来”[450]。会议一致决定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

（二）迎汪案。这是会上斗争最激烈的议案。事前，徐谦曾要求张静江早日发表蒋介石迎汪电，但张坚持在各议案之后再提出，并称，“汪系个人的事，不用过事张皇”。右派还扬言，要提出欢迎胡汉民案以为抵制[451]。

18日，江苏、上海、安徽、浙江4个党部将该案作为临时动议提出，内称：“当此党政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同志主持军事于外，一切建设政治与党务，非有能提纲挈领如汪同志者主持大计于内，不足巩固革命基础，实现党政真精神。”[452]该案有山西、山东等25个党部附署。在此情况下，张静江才无可奈何地公布了蒋介石的电报，但又表示，不知何处可以寻汪，受到与会代表的嗤笑[453]。会议决定推何香凝、彭泽民、张曙时、简琴石、褚民谊5人会同张静江、李石曾即日前往劝驾。随后，江苏代表张曙时提出：此时非汪、蒋合作不可，应表示对汪、蒋同样信任，以免人家挑拨。甘乃光等附议。于是，会议又决定电蒋，“表示竭诚信任与拥护”[454]。

（三）中国国民党最近政纲案。中共中央在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迎汪问题后，即指示广东区委：“极力向左派表示诚意的合作，与左派共同制定一左派政纲，给左派一行动的标准；同时又使蒋不能反对此政纲，在此政纲之下表示我们仍助蒋。”[455]联席会议上通过的“最近政纲”即体现了中共中央的这一意图。政纲共105条，对内提出：“实现全国政治上、经济上之统一”，“废除督军、督办等军阀制度，建设民主政府”；对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重行缔结尊重中国主权之新条约”。在妇女待遇上，规定“妇女在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及社会上一切地位与男子有同等权利”；在农民问题上，规定“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禁止重利盘剥，最高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保障农民协会之权力”；在工人问题上，规定“制定劳动法，以保障工人之组织自由及罢工自由，并取缔雇主过甚之剥削”。[456]这是一个具有一定民主主义精神而又能为各派所接受的纲领。

（四）民团问题案。当时，各地民团大都掌握在土豪劣绅手中，成为镇压农民运动、威胁国民政府统治的反动武装。会上，通过了甘乃光、毛泽东等提出的《关于民团问题决议案》，规定民团团长须由乡民选举，禁止劣绅包办；不得受理民刑诉讼；已有农民自卫军的地方不得重新设立民团；凡摧残农民之民团政府须解散并惩治之等。这就为改造民团、限制民团权力提供了根据，有利于农民运动的发展。

（五）执行本党纪律及肃清反动分子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曾决定向西山会议参加者叶楚伧、邵元冲、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林森、张知本等提出警告，责令改正，限期两个月具复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认为叶、邵二人已有表示，未予议处；石瑛等8人迄无表示，均开除党籍。同时决定“本党统治之地域内，不许西山会议叛党分子居留”。

（六）请办沈鸿慈案。沈鸿慈原为中山大学学生，组织反共团体“司的派”，声言“预备从广州出发，再冲锋到全省、全国去，打杀了假革命的CP”[457]。左派学生将沈扭送国民党中央要求惩办，但张静江认为“案情并不严重”，他把持下的监察委员会则认为沈“反对CP之假革命者则有之，仍未达到反对本党之程度”，仅予警告处分。联席会议期间，广州市警察特别党部所属组织纷纷要求惩办沈鸿慈，提案不点名地指责张静江等“袒彼反革命之徒”。会议要求张静江就沈案处理作出说明，张委托陈果夫报告。在张曙时、孙科二人责问下，陈表示：“自应从严办理。”

结果，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沈鸿慈的党籍，驱逐出境。

会议最后一天，丁惟汾突然提出，联席会议只是中央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不能变更或推翻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如有此等错误，即是违背总章，违背总章必是无效的”。于是，发生会议权能问题的激烈辩论。吴玉章指出，“联席会议决议即须切实通过，只有第三次全国大会方有修正之权”，得到通过。

联席会议以左派的胜利结束。中山舰事件后，左派士气不振。此次会上，左派扬眉吐气，屡次向右派进攻，而右派则处于防御地位。但是，由于会议未能就改组领导机关问题作出任何决议，国民党中央的权力仍然掌握在蒋介石、张静江手中，因而，左派的胜利只是局部的，并且只是书面上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