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中山舰事件之后(1)

中山舰事件之后，汪精卫为何突然隐匿，既而悄然出走？蒋介石为何一路顺风，掌握了国民党和军队的最高权力？在制订对蒋妥协、退让政策的过程中，苏联顾问的意见如何？中共中央起了何种作用？凡此等等，史学界都还不完全清楚。本文将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一、“反蒋联盟”的流产与汪精卫负气出走

1926年6月3日，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处代理武官谢福林（СейФуиин）[272]有一份写给莫斯科的报告，汇报中山舰事件之后的广州形势。该报告一开始就说明，它以鲍罗廷同年5月底的一份报告为基础，因此，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该报告在叙述蒋介石要求限制共产党的情况后说：这样，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1.接受蒋的要求，以避免一场灾难，否则，它将必然来到。2.采取类似汪精卫在“三二〇”期间为应付局势，而已为我们认为是不适当的措施，即组成反蒋联盟，依靠联盟的压力，迫使蒋不屈服于国民党中反共派的要求。（古比雪夫同志支持这一理论）

据此可知，“三二〇”期间，汪精卫曾组成反蒋联盟，企图采取措施，对蒋施加压力。汪精卫的这一做法得到苏联顾问古比雪夫（按即季山嘉）的支持，但遭到“我们”苏方的反对，被认为“不适当”。

该报告又说：

许多人相信，关于国共关系的决议并不能促使右派转变，蒋将被迫反对右派。例如，鲍罗廷发现，尽管蒋知道汪在“三二〇”及其后参加了反蒋联盟，但他仍然能使蒋相信，有必要让汪参加5月29日的会议，讨论北伐问题。汪已去巴黎的说法纯系谣传。[273]

这里，再次提到“反蒋联盟”，并明确指出，蒋知道这一事实。看来，研究中山舰事件以后的历史，首先要揭示“反蒋联盟”的真相。

在“三二〇”事件期间，蒋介石擅自行动，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等共产党人，包围苏联顾问住宅等做法引起了普遍不满；作为党政军领袖的汪精卫更为愤慨。据陈公博回忆，20日晨，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和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二人见汪，汪称：“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并称：“我在党有我的地位和历史，并不是蒋介石能反对掉的。”[274]当时，谭、朱决定见蒋，问他想什么和要什么。他们要求陈公博通知第二军副军长鲁涤平和第三军参谋长黄实，“嘱咐军人准备，以备万一之变”。其后，汪又询问来访的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你们能立刻到军队去吗？”[275]汪提这一问题，说明他有了调动军队的念头。

谭延闿、朱培德会见蒋介石的情况，据谢华回忆，谭曾经说了下面一段话：“总理逝世才一年，骨头还没有冷，你干什么呢？国共合作是总理生前的主张，遗嘱也说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你现在的行动，总理的在天之灵能允许吗？”[276]谭的原话未必是这样说的，但谢华当时是谭部政治工作人员，此段话必有一定根据。综合考察谭延闿当时的态度，他对蒋提出质问是可能的。

同日，宋子文、李济深、邓演达先后来到苏联顾问团住址，表示对蒋介石的不满；谭延闿、朱培德继至，称蒋介石为“反革命”，提议“严厉反蒋之法”。苏联顾问团并得知，汪精卫虽正抱病昏卧，但也称蒋的举动为“反革命”。顾问团的印象是：“全体皆对蒋表示反对。”[277]

谭延闿、朱培德提议的“严厉反蒋之法”，有关文献没有说明内容，但是，在蒋介石已经动用武力的情况下，只能是以武力对付武力。据亲历者的回忆，谭延闿曾饬令准备专车，拟赴韶关调兵（当时第二军驻扎北江一带）[278]。周恩来也回忆说：“这时，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不满”，“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279]。还有人回忆，听说汪精卫当时曾主张，“二、三、四、五、六军联合起来，给我打这未经党代表副署、擅调军队、自由行动的反革命蒋介石”[280]。谭延闿处事一向以沉稳圆滑著称，他跑到苏联顾问团去提议“严厉反蒋之法”，并准备去韶关调兵，如果不是出于汪精卫的授意或同意，这是不能想象的。

3月20日这天，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也曾到苏联顾问住址，提议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毛泽东并提出，动员所有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依靠驻防当地的叶挺独立团的力量，争取第二、三、四、五、六各军的力量，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281]。有关资料说明，谭延闿曾经找过毛泽东，向他提出反击蒋介石的主张。谭延闿此举，也可能出于汪精卫的授意或同意。

至此，谢福林报告所称汪精卫组织的“反蒋联盟”的轮廓就大体清晰了——它是在蒋介石已经动作的情况下，为“应付局势”，企图联络第二、三、四等军的力量（也许还包括共产党人），进行反击。

然而，“反蒋联盟”很快就胎死腹中。尽管专车已经备就，谭延闿却突然中止了韶关之行。

21日傍晚，蒋介石以探病为名访问汪精卫，只见汪“怒气勃勃，感情冲动，不可一世”[282]。但是，23日，汪精卫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迁地就医”，不知所去。

这些情况之所以发生，就在于苏方认为汪精卫的“反蒋联盟”及其措施“不适当”，主张并实行妥协、退让。尽管季山嘉支持汪精卫，但是，他对于用兵和与蒋介石破裂都还有顾虑[283]，而且，当时在广州，有比季山嘉地位更高的联共中央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苏联考察团团长布勃诺夫在。

20日下午，蒋介石根据季山嘉的要求，撤去了对顾问团的包围。随后，季山嘉派助手、军事顾问团副团长鄂利金（Ольгин）[284]去蒋介石处。

鄂利金对蒋“稍加责言”，蒋则“百方道歉”[285]。这以后，布勃诺夫亲自出马，偕鄂利金再赴蒋介石处，商谈以后问题。蒋提出俄国顾问“许多错误”，应允次日上午至布勃诺夫处再议。21日，蒋介石爽约未至，顾问团得到消息称：蒋介石“不愿同俄国顾问共事”[286]。当日，苏方在广州人员会议，认为“广州市内力量对比对国民政府不利，省内力量对比对国民政府有利，需要赢得时间，而要赢得时间就要作出让步”，因此，决定“尽量设法留住蒋介石并争取恢复他同汪精卫的友谊”。[287]为此，会议决定撤去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副团长鄂利金及顾问罗加乔夫的职务，派索洛维也夫以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参议名义与蒋介石磋商。22日，索洛维也夫会见蒋介石，询问：系对人问题，抑对俄问题？蒋答：对人。索洛维也夫称：只得此语，此心大安，今日可令季山嘉、罗加乔夫各重要顾问回国。[288]同日上午10时，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索洛维也夫列席。会上，汪精卫虽仍对蒋介石擅自行动表示不满，但由于苏方已经作出撤换季山嘉等人的决定，退让、妥协的局面已经形成，汪精卫已无可奈何。因此，会议决定：1.工作上意见不同的苏联同志暂行离去，另聘其他为顾问；2.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3.李之龙受特种嫌疑，应即查办。[289]这样，蒋介石的行动就得到了承认，政治上又赢了一个回合。会后，汪精卫就隐匿不见，失踪了。

王若飞在作党史报告时曾经指出过：“三二〇”事件后否定反击蒋介石计划的是布勃诺夫[290]；显然，主持苏方人员会议，决定撤换季山嘉、罗加乔夫等重要顾问职务并令其回国的也只能是布勃诺夫。他于当年2月率领考察团来到中国，负责调查并研究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显然只有他才能作出上述重大决定。

汪精卫当时以苏联为靠山，和季山嘉又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现在，面对蒋介石的进攻，苏方不仅不支持自己反击，反而向蒋介石低头，撤换季山嘉等人，汪精卫如何不生气？失去靠山，他就无所作为。

于是，先之以决定隐匿，继之以决定出走。值得指出的是，尽管他于5月9日已经离开广州，转赴法国，但鲍罗廷对此却毫无所知，还在期望争取他和蒋介石一起会谈，讨论北伐问题。这只能说明，他对苏方既失望，又愤懑，心头有一口难平之气，因此，不告而别了。

二、苏方的妥协逻辑及其“利用蒋介石”的政策

布勃诺夫决定对蒋介石妥协、退让，有他自己的逻辑。在他看来，“三二〇”事件是由“军事工作和总的政治领导方面的严重错误引起的”，这表现在：1.不善于预见国民政府内部的冲突及其在军队中的反映。2.过高地估计了广州领导的力量和团结一致。3.未能及早揭露和消除军事工作中重大的冒进做法。4.参谋部、军需部、政治部的集中管理进行得太快，没有考虑到中国将领们的心理和习惯。5.将领们受到过分的监督。他说：“中国将军们脖子上戴着五个套，这就是参谋部、军需部、政治部、党代表和顾问。”[291]他提出，顾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越权，不应该承担任何直接领导军队的职责，任何过火行为都将吓跑大资产阶级，引起小资产阶级动摇、复活军阀主义、加剧左右翼矛盾等严重后果，从而激起反共浪潮。

不能认为布勃诺夫的分析完全没有道理。苏联顾问在帮助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确实有缺点。例如，顾问将中国共产党、共青团以至于国民党一概视为自己的“政治领导”之下的组织，经常包办代替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工作。1925年7月1日，鲍罗廷、加伦、罗加乔夫、切列潘诺夫、斯切潘诺夫、列米等顾问召开军事会议，除决定向国民革命军各军派出顾问外，居然决定由顾问直接出任军职。例如，由罗加乔夫任军务处长兼总参谋长，由切列萨多夫任军务处副处长兼副总参谋长，楚巴廖瓦任军务处通信调查部主任，郭密任总司令部政务处处长，马玛也夫任军务处情报科科长等。[292]顾问团的一份报告说：

参谋团是军事委员会的专门机构。我们的军事指挥者（团长助理，按，指罗加乔夫——笔者）的正式位置是总参谋长顾问，但他实际上担任总参谋长……当时下列部门从属于参谋团：作战与情报局（包括通讯服务）、管理与检查局、军需局、海军局……我们作为指导者被称为这些部门首长的顾问，但事实上是这些部门的头头。

12月末，我们甚至占有海军局局长（按，指斯米尔诺夫）和空军局长（按，指列米）的官方位置。不过，一有机会，他们必须再次成为顾问。因为我们作为指导者占有官方位置政治上不方便，再次成为顾问不会丝毫有损于我们的影响。[293]

显然，越俎代庖，或顾问权势过大都会引起国民党人，特别是军官的反感。

1925年11月1日，季山嘉代替加伦出任华南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的作风、性格和鲍罗廷、加伦都有明显的不同。他上任之后，大刀阔斧地致力于加强军队的集中管理。顾问切列潘诺夫回忆说：

接替加伦任南方政府总顾问的季山嘉（古比雪夫）就比较直来直去，他错误地认为，南方军队中的转折时期已经过去，现在该是转向严格集中，并使军队具有明确任务、划一组织和统一纪律，服从于中央军事机构的时候了。[294]

军队必须有统一的指挥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季山嘉的做法本无可非议，但是，急于求成，方式简单粗暴也必将引起国民党人和军官的反感。在这一过程中，他和力图掌握军权的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也必将加剧。王若飞说：季山嘉“不以同志态度对待国民党，以自己为统帅，引起了国民党很多不满”[295]，指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

纠正缺点、错误以及某些急躁、冒进的做法都是必要的，但是，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中的作为，主要是为了打击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打击汪精卫，和左派力量争夺领导权，布勃诺夫看不到这一点，其决策的错误就是必然的了。

3月24日，布勃诺夫使团离开广州，蒋介石到布勃诺夫住处送行。据称，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谈话中，蒋介石“表面上很诚恳，想为自己辩解并对3月20日事件作出解释”。这一情况加强了苏联顾问们的印象：“蒋介石能够留在国民政府内，也应该留在国民政府内，蒋介石能够同我们共事，也将会同我们共事。”[296]

季山嘉被撤职后，于3月24日随同布勃诺夫等一起回国，接替他的职务的是斯切潘诺夫，蒋介石称之为史顾问[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