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惊天大计——维新派计划谋杀慈禧太后(2)

还在1909年，康有为在给英国人濮兰德的书信中就曾说：“盖自前年八月，庆、荣、刚诸逆贼欲弑皇上，而假托于仆，诬以进毒丸，欲杀弟而即弑皇上，一起两得；既而足下见救，弟不可杀，则改诬以围颐和园。”[23]当时，光绪是西太后的阶下凶，康有为泄露“围园”密谋必然会危及光绪。现在囚人者与被囚者都已经死去，康有为觉得时势不同了，因此在《上摄政王书》中作了某种透露，而这遭到了梁启超的强烈反对，声言“戊戌密谋，鄙意谓必当隐讳”，要求老师和他统一口径：“以后发论，跟此一线，以免异同。”

确实，梁启超比他的老师精细。载沣虽然是光绪的亲弟弟，但他的地位是西太后给予的。把“围园”这样的密谋提到载沣面前，就会使他处于十分为难的地位：“非伤德宗，伤孝钦，为监国计，实无从理此曲直。”肯定密谋是正义之举吧？这就要证明西太后不义；而且，光绪与密谋的关系也无法交代。如果光绪知情，这就有悖于“孝道”；如果不知情，又难免失察之过，和改良派力图塑造的光绪形象大相径庭。这一时期，梁启超还有一封给肃亲王善耆的书札，中云：“德宗皇帝之仁孝与英明，皆天下所共闻也。以仁孝之德宗岂其对于太皇太后而有此悖逆之举？若谓全由康有为主谋，德宗不预知，试思德宗岂昏庸之主，由疏逖小臣之康有为得任意播弄者耶？”又云：“使德宗而与闻康之谋，德宗不得为仁孝也；使德宗而为康所卖，是德宗不得为英明也，而德宗岂其然哉！”[24]康有为的《上摄政王书》中也有类似的一段话，当即梁启超的“僭改”之一。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梁启超的内心矛盾。他权衡再三，只有“力辩戊戌绝无阴谋”，一切均由袁世凯“虚构”，“专归罪于彼一人”，这样，就可以撇开西太后的关系，“而事易办”，载沣下决心惩办袁世凯就容易多了。

梁启超力主掩盖事实真相的另一考虑是“开放党禁”。载沣摄政后，康有为、梁启超除活动倒袁、惩袁外，同时还企图为戊戌一案平反，其内容包括：抚恤“六君子”，起用因参与变法而被罢斥的维新党人，允许康、梁等合法地从事政治活动等。如果包围颐和园一类密谋泄露，必将增强反对力量，惹起许多麻烦，不如矢口否认来得干净。所以，梁启超又告诫康有为，不能再“出岔”了：“党禁之开必非远，然忌我者众，贼虽败而死灰尚未尽，今后所以处之者，益当慎重。”

对梁启超的考虑，康有为深以为然。所以他不仅同意梁启超的“僭改”，而且终其身一直守口如瓶。1926年，当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在《申报》上发表时，曾经有人认为“个中人物，只有南海”，希望他出面“证明是非”，但是，康有为却保持沉默，“始终未有只字相答”[25]。康有为的疏忽之处在于，他没有想到毕永年留下了一份日记，也没有将梁启超的密札销毁，使得我们在“确证”之后，还可以“补证”。

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26]

戊戌政变前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任何讲述维新运动史的专著都不能不阐述它。关于夜访情况，袁世凯的《戊戌纪略》和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在这两份资料中，袁世凯的《纪略》写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1898年9月29日），距谭嗣同夜访不过11天，为当事人亲笔所记，属于直接资料；梁启超的著作，其内容当据谭嗣同转述，且系流亡日本后追记，属于间接资料，而且，梁启超晚年还曾自述，《政变记》并非“信史”，其中有个人“感情作用”支配，将“真迹放大”之处[27]。因此，袁世凯的《纪略》似应更为可靠。但是，由于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奸大憝”，彼认为“一生善于作伪”，所以，尽管他信誓旦旦地保证《纪略》的真实性，仍然不能为人们所取信。有关夜访等记载，史家们宁可取梁而弃袁，其结果是使戊戌政变的真相长期得不到正确揭示。

本文将对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做出评估，并由此探讨戊戌政变中一些扑朔迷离的问题。

一 袁世凯的《纪略》主要情节可靠，而梁启超则有意隐瞒

袁世凯《戊戌纪略》的主要情节是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他带兵包围颐和园，除掉西太后。

对此，《纪略》记谭嗣同拿出一份事先写好的拟上光绪皇帝的奏章，内称：

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28]

当袁世凯询问谭嗣同，“围颐和园欲何为”时，谭嗣同直言相告：“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谭嗣同所称颐和园中的“老朽”，当然指的是慈禧太后。

这是维新派精心设计的一份完整的政变计划，分两步。第一步，诛荣禄。其理由是荣禄向慈禧太后献策，借九月天津阅兵光绪皇帝巡幸天津之机，废弑皇帝。关于此，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记谭对袁世凯称：

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康南海自编年谱》云：

乃嘱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

又记袁表态云：

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远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

在以上记载里，梁启超、康有为为一方，袁世凯为另一方，双方记载相较，在第一步杀荣禄上完全一致，可见双方记载均属实。

维新派政变的第二步是杀慈禧太后。其进行步骤是：袁世凯带兵入京，包围颐和园，由维新派自己的人动手杀掉慈禧。关于此，毕永年《诡谋直纪》记钱惟骥奉梁启超之命，试探毕永年态度时曾说：

顷梁君谓我云：先生之意，其奏知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围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未知毕君肯任此事否？[29]

可见，袁世凯关于维新派政变的第二步所述，也属实。毕永年是谭嗣同的生死之交，维新派计划由毕永年动手，执行慈禧太后的死刑，所以，谭才对袁说：“此事在我，公不必问。”稍后，又再次对袁强调：“去此老朽，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30]

由上述可见，袁世凯关于谭嗣同夜访的主要情节的记载不仅是可靠的，而且是准确、适度的，没有夸张之词。反观梁启超的有关记载，则只有诛荣禄的第一步，对第二步，则坚决否认，称之为诬蔑、捏造之词[31]。不仅如此，而且在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形势变化，康有为有透露之意的时候，梁启超还认为“必当隐讳”，要求康有为继续保守秘密，“望此后发论，跟此一线，以免异同”。[32]

袁和梁的记述，在大关节上，到底谁可信呢？

二 《纪略》大多数的次要情节也可靠，

仅在少数问题上有掩饰和美化

袁世凯《戊戌纪略》不仅主要情节可靠，其次要情节，许多地方也可以一一考实。现择其要者分述如下：

1.英舰游弋问题。《戊戌纪略》称：初三日将暮，“得营中电信，谓有英兵船多只游弋大沽海口，接荣相传令，饬各营整备听调，即回寓作复电。适有荣相专弁遗书，已调聂士成带兵十营来津驻扎陈家沟，盼即日回防。”查台湾中研院所藏总理衙门收电档，八月初二日，聂士成致电荣禄云：“昨下午六点钟由营口来兵船七艘，三只泊金山嘴，四只泊秦皇岛，风闻系英国兵舰。”同日，又电云：“现外国兵轮已泊塘沽口内。”八月初三，荣禄即据此电告总理衙门。可见，《纪略》所称“英兵船多只游弋大沽海口”一事，确有来历。又据八月六日天津《国闻报》载，聂士成军确于初四、初五由芦台拔队来津。可见，《纪略》所称荣禄调聂士成军来津驻扎，亦系事实[33]。

2.反间计问题。《戊戌纪略》载，谭嗣同为了打动袁世凯，曾特别提出，荣禄阻碍袁世凯晋升。谭的原话是：“此人（指荣禄——笔者）极其狡诈，外面与公甚好，心内甚多猜忌。公辛苦多年，中外钦佩，去年仅升一阶，实荣某抑之也。康先生曾先在上前保公，上曰：‘闻诸慈圣，荣某常谓公跋扈不可用’等语。此言甚确，知之者亦甚多。”关于此事，《康南海自编年谱》记，当年六月，康为了离间袁世凯和荣禄的关系，曾派徐致靖的侄子徐仁禄对袁说：“我（指康）与卓如、芝栋、复生屡荐于上，上言荣禄谓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两者完全相合，特别是“跋扈不可用”云云，竟完全一致。

关于反间计，《诡谋直纪》也记载，康有为曾对毕永年说：“吾已令人往袁处行反间之计，袁深信之，已深恨太后与荣禄矣！”

3.电召湖南好汉问题。《戊戌纪略》称，谭嗣同曾对袁世凯说：“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关于此，《诡谋直纪》记：毕永年曾建议发电湖南，催唐才常入京同谋，得到康、梁、谭三人赞同，连发两电催促。

4.光绪皇帝密谕问题。《戊戌纪略》记，谭嗣同曾向袁世凯出示光绪皇帝的密谕，其内容大概为：“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

关于此谕，杨锐儿子后来交出的正本为：“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并且随时有几鉴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将袁世凯所述和密谕正本相较，虽有长短之别，但精神实质完全相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没有提到康有为这一点上，二者也相同。

《戊戌纪略》又记谭在袁面前埋怨说：“朱谕在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朱谕，在三日前所发交者，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我，几误大事。”查有关记载，光绪皇帝的密谕是七月三十日交给杨锐的，但杨锐惊恐不知所以为计，直到八月初三才通过林旭交到康有为、谭嗣同手里。这些情况，足证《纪略》有关记载相当精确。

5.袁的推宕策略问题。《戊戌纪略》记，袁世凯没有答应谭嗣同立即回津举事的要求，而是推到九月天津阅兵时动手。袁称：“九月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关于此，《诡谋直纪》载，初四一早，毕永年向谭嗣同询问夜访结果时，谭答称：“袁尚未允也，然亦未决辞，欲从缓办也。”两者所述相合。

6.举荐张之洞。《戊戌纪略》记袁世凯初五请训时，曾向光绪皇帝推荐张之洞，说是“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

按，袁世凯在七月二十九日从天津奉召到北京时，即有推荐张之洞的打算。当日，钱念劬致电张之洞云：“袁臬明后见，欲请帅入枢。”[34]

根据以上六条，可证在若干次要情节上，袁世凯的《戊戌纪略》也没有说谎，其记述基本可靠。

袁世凯有无不老实之处呢？当然有。其一，上引《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袁世凯称：“杀荣禄乃一狗耳！”关于此，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所载更为详细具体。不仅有对话，而且有对话时的神态。据该书，当谭嗣同说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时，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之后，必然向康、梁作详细汇报。袁世凯的这一表态必然给了康、梁以深刻印象，所以几年之后，康有为想再次利用袁世凯的时候，曾经给袁写过一封信，内称：

中国岌岌危亡，横睇海内，能救者惟公耳。八月三夜之言，仆犹记之，慷慨而许诛尔朱。中间之变，殆出于不得已。盖闻尔朱已先调董、聂之军，无能为役，杀身无益，不若留以有待。此实志士之苦心也。

函中所称“尔朱”，当即荣禄；所称“八月三夜之言”，当即“诛荣禄如杀一狗”的慷慨表示。给袁世凯本人写信，自无捏造袁本人言行的可能[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