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卡曼坦与鲁鲁(6)
无论是谁与卡曼坦交谈，他必须要先想好，在每一个词组前有一个长长的、含蓄的、看似故意的停顿。所有的土著都堪称停顿大师，停顿，是为交谈开拓更广的言路。
卡曼坦此刻又停顿了很久，然后说：“我不相信你能写。”
我没有别的什么人可以一起讨论我的书，便把稿纸放下，向他询问原因。这才发觉，他很早就考虑好今天的谈话了，并且为此作了充分的准备。他站着，手背在身后拿着《奥德赛》，又慢慢把书放在桌上。
“瞧，姆沙布，”他说，“这是一本好书。从这头到那头都牢牢订在一起，就算你举得很高用力摇晃，它都不会散开。那个写书的人非常聪明，但你写的，”他继续语带轻蔑地说，还带着某种友好的同情心，“一页在这儿，一页又在那儿。如果别人忘了关门，这些就会全被风吹散落到地板上，你又会生气。这不会是本好书的。”他断言。
于是，我向他解释，在欧洲，自会有人能把所有的纸装订在一起。
“那装订完了，你的书比这本沉吗？”他边问边用手掂了掂《奥德赛》。
他见我没有立即作出回答，索性将书递给我，好让我自行判断。
“不，”我回答，“没这么重，可你也知道，图书馆里有些书比我的要轻得多。”
“那么，也跟《奥德赛》一样硬吗？”他又问。
我告诉他，把书装帧得这么厚实，是很昂贵的。
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又表示出他对我这本书抱有更大的希望。或许是因为他起初对这本书表示怀疑，后来又悔悟了，他把散了一地的稿纸一页页捡起来，放回餐桌上。可他还是没想离开，依旧站在桌旁，似乎在等待什么。许久，他一本正经地问我：
“姆沙布，书里写了什么？”
我为了向他解释，给他讲了一段《奥德赛》中主人公与独眼巨人的故事，主要讲述奥德修斯如何自称“非人”，如何剜出独眼巨人的眼睛，又如何逃离被绑在羊腹下的厄运。
卡曼坦兴致勃勃地听着，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那头羊与朗先生的绵羊一定同属一个品种，他曾在内罗毕畜展上见过。他又回过头谈到独眼巨人，问我那儿是不是吉库尤那样的黑人。我说不是。然后，他还想知道奥德修斯与我是否是同族人或是一家人。
“他是怎么说的，”他问道，“‘非人’这个词，用他自己的土语说么？请你说一遍。”
“他说‘欧蒂斯’，”我告诉他，“他自称‘欧蒂斯’，土语里的意思就是‘非人’。”
“你也要写相同的事么？”他问。
“不，”我说，“人们可以写他们喜爱的任何事，比如我可能会写你。”
卡曼坦刚刚才想要说点什么，这会儿又沉默了。他低头看着自己，悄声问我要写关于他的哪些事。
“我可能会写你患病，写你怎么出去放羊。”我说，“你觉得怎么样？”
他扫视了一下房间，含糊不清地回答：“西求伊（斯瓦希里语）——我不知道。”
“你害怕吗？”我问他。
他思考了半天，肯定地说：“嗯，草原上那些牧童们总有时会害怕的。”
“你怕什么？”我追问。
他不说话了。过一会儿，他的神情变得沉着而凝重，他望着我，两眼放着灼灼的光：“我怕欧蒂斯。草原上的牧童害怕欧蒂斯。”
没几天，我就听到卡曼坦告诉其他仆人，我正在写书，然后可以拿到欧洲装订，还说要花很多很多钱做得像《奥德赛》那么硬实。说着，他还把那本书拿出来展示，可他并不相信我这书的封面能做成蓝色。
在我家，卡曼坦有种很有用的天赋，就是：他什么时候想哭——我相信——他就一定会哭。
如果我很认真地责备他，他会直挺挺地站在我面前，以专注而哀伤的眼神注视着我的脸。偶尔，吉库尤人才露出这般黯然神伤的表情。接着，他的双眼鼓起，泪光盈盈。渐渐地，大泪珠一滴滴地滚落出眼眶，沿着脸颊流淌下来。我知道，这纯粹是鳄鱼的眼泪，若是别人这样，我根本无动于衷，可卡曼坦流泪就另当别论了。这时，他扁平的木头般的脸，似乎又沉浸在黑茫茫的，异常孤独的世界里——他曾在这世上沉浮多年。他会像放羊娃那样，悄悄拭去这默然沉重的眼泪。这泪珠令我感到不安，我以知罪感的角度来看待他，无形中就弱化了他的过失，也就不忍再继续数落他了。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件令人心烦意乱的事。但我相信，基于我们之间存在人类真正的了解，卡曼坦自知，我看透了这些后悔的泪水，并不值更多的价钱——而事实上，与其说他自己把眼泪看作一种哄骗的手段，倒不如说是他在更高的权威前摆出的一种姿态。卡曼坦扬称自已是个基督教徒，我却并不了解他是怎么定义这一名词。曾经，我有一两次试图盘问他，可他却回答说，我信奉什么，他便信奉什么；甚至，他说我本人一定明白我信奉的是什么，既然这样，那我再问他也就没有意义了。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遁词，在某种程度上，倒确实是他自身信仰的坦露。他将自己置于白人的上帝之下，在服侍人时，他随时准备执行任何命令，却不屑于去深究工作制度的合理性——这制度恰恰很可能就像白人自己的制度那样，被证实为并不合理。
有时，他碰到我的行为与他所信奉的苏格兰教会的教诲相冲突，他会问我究竟是谁对谁错。
令人惊讶的是，土著为人不心存偏见，因为你原以为能在这些未开化的人们中寻得某些愚昧的禁忌。我以为其中的理由是他们熟悉各种民族和部族，而且非洲地区人们的交际频繁，首先是古老的象牙商人与奴隶，我们的时代正是移民与狩猎大动物的猎人的时代。几乎每个土著，乃至草原上的小牧童，在他的岁月里都直接与一系列不同的民族打过交道，从西西里人到爱斯基摩人，英国人，犹太人，布尔人，阿拉伯人，索马里人，印度人，斯瓦希里人，马赛依人，以及卡维罗多人，等等。通过不断地接收种种外来思想，土著遂成为拥有博大世界观的人，而不是乡巴佬、省城人或传教士——这些人都在一个统一模式的社会里成长，形成了一套固定的观念。白人与土著之间，大都会由此产生误解。
以你个人的名义向土著表示你代表基督教，是颇有风险的经验。
我家的仆人中，有一个名叫基他乌的年轻吉库尤，他来自吉库尤自然保护区。他是一个热爱观察、热爱思考、心思细腻的佣人，我很喜欢他。三个月后的某一天，他求我为他写一封推荐信给我的老朋友谢赫·阿里·比·萨里姆——蒙巴萨沿海县县长。基他乌曾在我家见过此人，而他现在却说他想去那边干活。我对他刚熟悉了家里的常规便匆匆离去的举动甚为不满。我对他说我宁可给他加工资。不，他说他不是为了更高的工资而离开，而是他不能再耽误下去了。他告诉我，他心意已决。他早在自然保护区就下定决心，要么信基督，要么当穆斯林，只是还没决定到底该信哪一位。因为我是基督教徒，所以他便来我的庄园干活。他在我家干了三个月，以便观察基督教徒的日常行为与习惯。他打算再去阿里那儿干三个月，观察穆斯林的情况，然后再作抉择。我相信，即使是主教遇到了这样的事，也会与我同感：“我的上帝，基他乌，他应该到这儿来时就告诉我的。”
按照传统，穆斯林不吃任何外人宰杀的肉类。这就在外出狩猎时成了一个难题：你只能带少量的干粮，仆人的食物全要依赖你打到的猎物。你打到一只羚羊，你的穆斯林仆人就会飞快地奔过去，赶在羚羊断气前亲手割断它的喉咙。你注视着他们燃烧着的眼睛，内心万分不安。如果你看到他们垂头丧气地站着，那就是说羚羊在他们动刀前已经死了，而你必须另找一只，不然你的搬运夫们就得挨饿。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我坐着牛车出门，在我出发前夜，我碰巧在基加贝遇到穆罕默德·谢里夫。我问他是否能依照法律先赦免我的仆人，等我们射猎回来再说。
谢里夫很年轻，但很睿智。他同法拉赫与伊斯梅尔谈了谈，宣布：“这位女士是耶稣的门徒。她在开枪时会说，或至少会在心里默念‘以上帝的名义’，这就使得她的子弹与正统穆斯林的刀一样干净。你们就可以在这次旅行中吃她打的东西了。”
各教会间的互不容忍，削弱了基督教在非洲的优势。
每逢非洲的圣诞之夜，天气通常都很热，我总要骑马去法国教会望午夜弥撒。当你穿过金合欢树林带，你能听到远处回荡在清新燥热的空气的教堂悠扬的钟声。当你到达教堂，人们早就围聚一堂，雀跃不已，内罗毕的法国和意大利店主都带着家眷赶来，修道院的修女们也悉数到场了。土著们穿着色彩鲜亮的服装，成群结队地簇拥在一起。壮观的大教堂点起几百支蜡烛，与教士们自制的彩色玻璃画相辉映。
卡曼坦来我家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来临时，我告诉他，作为教友，我将带他一起去望弥撒，我还以教士的口吻向他讲述了那儿能看到的种种美景。卡曼坦听了显得甚是激动，穿上了最好的衣服。可是当车到门口来接我们时，他却焦虑不安地折回来，说不能跟我走了。他回避了我的追问，不肯向我透露原因。是的，他确实不能去，他发现我带他去的是法国教会，而苏格兰教会在他住院时曾严厉禁止他与之往来。我告诉他，这一切都是误会，他必须立刻跟我走。我的话还没说完，他就突然在我面前变得如石头般僵硬，翻着白眼，昏了过去，满脸冷汗。
“不，不，姆沙布，”他喃喃地说，“我不跟你去。我知道，在那大教堂里有一个姆沙布很坏很坏。”
我听了这话，感到十分沮丧，但我想还是把他带上比较好，圣母玛丽亚可以开导他的思想。教堂里有一座与真人差不多大小的圣母塑象——蓝白相间。尽管对话于土著而言是难以想象的，但他们常常会对雕像印象深刻。于是，我承诺一定会保护他，这才把他带上了车。当他紧跟我的脚步踏入教堂时，他的忧虑旋即消散了。这刚好是法国教会首次举办的圣诞弥撒，教堂里还有一尊巨大的雕像——耶稣出世——一个神龛及圣神家族，刚从巴黎运来，沐浴着蓝天熠熠闪烁的星光。雕像周围有一百多只玩具动物、木牛以及洁白的棉毛羊羔，所有这些都丝毫没有考虑到它们尺寸的大小，一定在吉库尤人内心激起阵阵狂喜的波澜。
卡曼坦信奉基督教后，便不再害怕接触尸体了。
在这之前，他害怕尸体。当人们用担架把病人抬到我房前的平台上，那个不幸的病人死在那里时，他不像其他人那样，会帮我忙把死者抬回去，也不和别人一起退回到草坪上。他一动不动地站在路边，就像一座又小又黑的石碑。我不明白，为什么吉库尤人不怕死，却一点不敢触碰尸体，而怕死的白人倒敢搬动尸体。如此，你又一次感到了现实生活中，他们与我们大相径庭。所有农民都知道，这个领域内，你是难以支配土著的。如果你能立马打消这个念头，那么必然可以省掉不少麻烦，因为土著确实宁死都不会改变自己的方式。
而如今，卡曼坦内心已不再恐惧，甚至他的亲友害怕死人，也会遭到他的奚落。甚至，他在现场炫耀，以夸耀上帝赋予他的力量。有时，若我有机会，也会考验他一番。在庄园那段日子里，我和他曾抬过三次死人。一个是吉库尤姑娘，在我屋外被牛车轧死；第二个是位吉库尤小伙子，在森林砍树时被砸死；第三个是白人老头，他曾住在庄园里，替庄园出过力，后来又死在了那儿。这位双目失明的老丹麦人，是我的同乡，名叫克努森。那次，在内罗毕，他跌跌撞撞摸到我的车前，作了一番自我介绍，便央求我在庄园里给他一间房子，因为他别无栖身之所。那时我正在裁减咖啡园里的白人职员，正好有一间空平房可以租给他。他在庄园安顿下来，住了六个月。
在高原上庄园的人中，他可称得上独一无二了。他是地地道道的大海的创造物，好像与我们在一起就成了一只断翅的信天翁。他整个被生活压垮了，他不仅患病，而且酗酒，驼着背，红发变成了白色，近乎一种奇异的颜色，好像他的头上撒满了灰烬，又像是在盐里渍过，显出点点的白斑。然而，他身上所迸发出的火焰，却是任何灰烬都无法将其掩盖和抑制的。他在丹麦一个渔民世家出生，做过水手，后来成了非洲探险的先锋之一——且无论哪阵风将他吹来。
老克努森一生尝试过不少事业，相较之下，他更喜欢同水、鱼、鸟打交道，但无论在哪方面都没什么成就。有一次，他告诉我，在维多利亚湖畔，他以前经营过技术很先进的捕鱼企业。那个地方绵延几十英里，有世界上最好的鱼网，还有一艘摩托艇。但他在二次大战中失去了一切，他追忆的这场悲剧里，最伤心的是一次致命的误会，或者说是一位朋友对他的背叛。实际情况怎样我就不大清楚了，因为这个故事他给我讲了很多遍，但几乎每遍都不一样。老克努森每每讲到这里，心情都异常沉重。无论如何，他的故事里总有某些情节是真实的。为了赔偿他的损失，在他在庄园居住的这段时间，政府会每天支付他一先令的养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