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卡曼坦与鲁鲁(3)
我们无从了解，也无法想象，他们对我们手中的牌究竟惧怕些什么。我个人觉得，他们更害怕的是我们的言行举止——因为你惧怕磨难，惧怕死亡，但更怕突如其来的恐怖之声。尽管如此，有时还是难以辨别，因为土著擅长以假象惑人。在“夏姆巴”，有时清晨你会遇到石嘴鸡从你马前穿过，它假装翅膀已经折断，生怕猎犬将之捕获。而事实上，它的翅膀安然无恙，也不怕会被猎犬追捕——它能选择适当的时机呼地一下子飞走——而让它们一群雏鸡安然地待在附近的某个地方。原来它是在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与石嘴鸡相同，土著出于其他某些更深层次的，我们预料不到的原因，也会佯装对我们有惧怕之心。或者，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归根结底来说，可能竟是某种怪异的戏谑，这些看似腼腆的人们根本不怕我们。白人在生活中的冒险精神远胜于土著，有时在狩猎或庄园里，一到紧要关头，在那我与土著伙伴四目相对的瞬间，我就能深深感受到彼此间距离的遥远。他们对我的冒险精神表现得无法理解，这让我不得不去反思，在生活中，他们或许在本质上更喜欢深水下的鱼——我们永远不会如此——他们永远也理解不了我们对溺水的恐惧。我觉得，他们之所以有这种信念，有这般游泳的艺术，全是源于他们仍旧秉持着我们祖辈早已丧失的一种常识的缘故。非洲，相比于其他大陆，更能给我补上这一课：上帝与恶魔是永恒的共同存在的权威，不是彼此的永恒，而是旅进旅退的共同永恒。土著既不会将不同的个性混淆，也不会分割其本质。
在游猎中，在庄园里，我对土著越来越熟悉，并缔结了稳定的关系，与他们成了好朋友。我无法不去正视这样的事实：我永远无法深刻地了解或理解他们，但他们却将我看得一清二楚。在我自己还没下定决心的时候，他们就预感到我要作出什么决定。某段时期，我在吉尔吉尔地区有一处小庄园，我住在帐篷里，坐火车往返于恩戈与吉尔吉尔之间。不过，只要吉尔吉尔下雨，我就会临时决定返回恩戈。当我抵达吉库尤车站时——距离庄园还有十英里——我的一名佣人会牵着一头骡子来迎接我回家。我追问他们是如何得知我会归来的消息，他们转过脸去，神情特别不自然，好像是受到了惊吓或是被惹恼了。就像，若一个聋子执意要我们解释交响乐给他听，我们也是会有这种表情的。
每当土著面临突发的状况和声响，因我们而产生安全感时，他们会心不设防地与我们攀谈，这远远比欧洲人之间的交谈更为坦诚。他们并不能为我们所依赖，但为人极为真诚。一个好名声——威望——对于土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他们就像共同编排了一套对我们的赞美之词，事后没有一个伙伴会出尔反尔。
在庄园的生活，总是孤独的。在夜的寂静里，指针绕着时钟一圈圈游走，仿佛生命也随着每分每秒，从你身上滴落下来。你是多么急切地盼望能与白人侃侃而谈啊。我却始终感到此种沉寂的气氛掩盖了土著的存在——他们好像与我分乘两架飞机，飞翔的轨迹是平行线，回声却此起彼伏地传来。
土著全身上下，从肉体到血液，都属于非洲。高耸于大裂谷里的龙戈诺特死火山，河岸边的一棵棵偌大的含羞树，大象与长颈鹿，所有这一切都无法与土著相比——寥廓风景线上的渺小生灵，他们才称得上是真正的非洲。一切都是对同一意念的不同阐释，一切都是对同一主题的不同展现。这不是异类原子的同类集聚，而是同类原子的异类集聚——正如橡树叶、橡树果与橡树制品之间的关系。我们忙碌地穿着长靴来回穿行，常常显得与大地景观格格不入，然而，土著与风景却相当和谐。当这些高大瘦削、黑肤黑眼的人们一起旅行时——总是排成一列行走，因为土著的交通要道也都是狭窄的小路——他们翻地，放牧，举行盛大的舞会，为你讲故事，这是非洲在漫游，在翩翩起舞，在给你欢娱。在这高原之上，你的脑中浮现出诗人的佳句：
我发现
土著之伟大高贵
移民之枯燥乏味
自我来到这里后，这块殖民地已经或者正在发生变化。我竭尽所能地精确写下我在庄园的经历，写下与这块国土及栖息于高原和森林的人与动物相关的轶事，而这一切，也许都蕴含着一种历史的意义吧。
一个土著小孩
卡曼坦是我的佃农的儿子，是个吉库尤小孩。因为佃农家的孩子们也在庄园里为我干活的关系，我自然和他们很熟。他们相信我房子的周围总会有趣事发生，所以，他们喜欢在这儿的草地上放羊。在我认识卡曼坦之前，他肯定已经在庄园里居住多年了，我猜想他一定像头病兽那样，过着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
有一次，我在庄园里骑马时遇见了他，他正在那儿放羊，他真是你所能见到的最可怜的土著了。他脑袋很大，身子却出奇地瘦小，胳膊肘和膝盖突兀地鼓出来，俨然像木棍上的痈疮。与大草原相形之下，他显得格外渺小，给你一种很奇特的印象：如此深重的苦痛竟也可以浓缩得这样小。我停下来同他说话，他却沉默着，似乎将我视若无物。他的脸扁平、瘦削，饱受折磨而极富耐心。他的双眸如死人一般，黯淡无光。看他这副惨兮兮的模样，好像挺不过几个星期了。甚至，你能够依稀看到专与死尸为伴的秃鸢从浅蓝而炽热的空中俯冲下来，在他的头顶上盘旋。我让他明天早晨到我家来，我好想办法治疗他的浓疮。
几乎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我都在给庄园里的土著看病，如所有的江湖医生那样，一般会有一二十个病人围着我。
吉库尤人惯于承受不测之事，对意外变故也已习以为常，处之泰然。他们不像白人那样，绝大部分都会尽量逃避未来的厄运。黑人对命运女神十分友善，心甘情愿一辈子被她握在手心。某种程度上说，命运女神那儿就是他的家——茅屋里他熟谙的，那黑暗的，扎根的深坑。面对生活中的任何变故，他都表现得镇定自若。在他于主人、医生及上帝之间寻找禀性的过程中，我觉得想象力应该是最重要的。也许正是基于这种力量，哈里夫·哈龙·拉希迪才能在非洲及阿拉伯人的心目中，保有理想的统治地位。和他在一起时，你预料不到下一步将发生什么，也不知道在何处能见到他。非洲人在谈论上帝的个性时，就像在讲述《天方夜谭》，或是在叙说《约伯》[4]的最后一章。而恰恰正是这些无穷无尽的想象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也沾了土著这一特点的光，享有了“医生”的美誉。我初来非洲时，曾与昔日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乘坐同一艘汽船。这是他第二十三次出门，进行睡眠症的医疗试验。汽船上有他随身携带的一百多只兔子和天竺鼠。他告诉我，他与土著交往的难题决不是出在他们缺乏勇气——他们极少会在面对病痛和大手术时流露出恐惧的心理——而是他们极其厌烦常规的治疗过程，不论是繁琐反复的疗程还是整个操作的规范化。德国名医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可是，随着我对土著了解的逐渐加深，他们的这一素质后来也成为我最欣赏的禀性之一了。他们具备真正的勇气：面临危险所表现出的由衷热情——对他们命运的宣告所作出的创造性回答——大地回应天堂之声的声音。有时我猜想，在土著的内心深处，真正忧虑的倒是我们喜欢班门弄斧的习气。在自诩为能者的那些人手中，他们死于悲伤。
我的病人在我房间外的平台上，静静等候。他们蹲伏着——瘦骨嶙峋的老人，一个劲儿咳嗽，眼珠骨碌碌转。一位身形苗条的年轻妇女，示意嬉闹的孩子保持安静。这些嬉笑打闹的孩子们，眼睛黑亮，只是嘴角擦伤了。母亲背着发烧的孩子——像晒蔫了的花儿挂在脖颈上。我常给一些烧伤病人进行治疗。吉库尤人夜里睡在茅屋里的火堆旁，那些燃烧的干柴或木炭会滚坍下来，落到他们身上。有时我的药库里断了药，我就改用蜂蜜，我觉得它的治疗效果并不亚于治烧伤的油膏。平台上的氛围活跃，震慑人心，犹如欧洲的夜总会。我一走出屋子，窃窃私语的声浪便渐渐平息下来。安静酝酿着种种不测的可能，而此刻，无妄之灾不幸降临到他们头上。土著总是顺从地随我挑选第一位就诊的病人。
我对医道并不精通，只是知道一些急救常识的皮毛而已。我碰巧治好过几个病例，而后又被广为流传，所以，我获得了作为医生的名望。并且，这个好名声并不会因为我犯下的灾难性失误而有所减弱。
人家都说我能保证每个病例中的病人恢复健康，但又有谁知道他们的健康周期在我的治疗下，也会有缩短的时候呢？那个时期我真该获得专业特许——明摆着我是一位来自伏拉维亚的高明医生——他们确信上帝与我同在么？有关上帝的信念源自于那些大旱之年；源自于夜间大草原上的狮群；源自于在孩子们独住的房屋旁边晃悠的花豹；源自于在大地上飞过的蝗虫群——无人知晓它们从何而来，所经之地，树叶都将被席卷而空。他们对上帝的信念，也从神妙莫测的欢乐时光而来——蝗虫群飞过玉米田竟未作停留，或者春季雨水多，又来得早，原野花草繁茂，五谷丰登。于是，我这个来自伏拉维亚的“高明医生”置身于真正的生活大事时，也只能做个旁观者而已。
第二天早上，卡曼坦出乎意料地出现在我的房前。他站在那里，与另外三四个人稍稍隔了些距离，直挺挺地杵在那里。那张半死的脸上，似乎还流露着他对恋栈生活的某些情感，现在决心碰碰运气，再做一次尝试，以争取留住生命。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表现得自己是一个优秀的病人。叫他什么时候来，他就什么时候来，从未缺席过。告诉他隔三四天来，他也准会照做。能记住这个数，在土著中算得上是卓然不群了。他以我前所未见的从容与坚忍承受着治疗痈疮的痛苦，就这点而言，我也许早该将他树为榜样。但我没能这样做，因为，他同时也让我忧心忡忡、焦虑不安。
极少，我真的极少遇到这么一个充满野性的创造物，一个如此与世隔绝的人，以某种坚定执著的顺从，脱离周围的生活，封闭起自己的心。我能够让他回答我的问题，但他从不主动说一个字，也从不正眼看我。他没有丝毫怜悯之心，嘴角总是带有轻蔑的嘲笑，自恃他比别人懂得多那么点——当其他病孩泪流满面地清洗、包扎伤口时，他从来不屑一顾。他无心与周围世界发生任何接触，他经历过的遭遇已经伤他太深了。他在痛苦中灵魂所显示出的刚毅，正是属于古代武士的那种刚毅。我想，再没有比惊吓他更坏的事情了。他的放牧职能，他的哲学，都使他有充分的心理准备面对最坏的可能。
所有这些都体现于高贵的行为举止中，我想起普罗米修斯的宣言：“痛苦是我的要素，一如仇恨是你的要素。即使今日你将我肢解，我也不屑一顾。”“啊，你把最坏的事都干出来吧，你是万能的！”但对于卡曼坦这副小小的身躯，这是令人不舒坦的，令人寒心的。我想，当上帝面对着这个小人物所表现出来的风度时，上帝又是何意？
我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注视着我，向我叙述他的经历时的情景。这该是我们相识一段时间之后了吧。那时我已经放弃了第一种治疗手段，正在尝试新的办法——我在书中查阅到的热泥敷法。我太急于求成，以至不慎将泥弄得太烫了。当我把热泥糊在他的腿上，为他绑纱布时他喊了一声“姆沙布”，并瞥了我一眼。土著这样来称呼白人妇女，只是发音上略有不同，而这个印地词语如此被赋予了不同的涵义，成为了非洲语汇。此刻，卡曼坦口中发出的声音表示求助，也表示警告，就像一个忠实的明友在规劝你不要再做那些事。事后，我是满怀期待地回味起这一幕的。尽管我有当医生的雄心，也为泥太烫而不安，但我依然很高兴，因为这毕竟是野小子与我之间的第一次相互理解的目光。这位沉溺于苦难中的不幸儿，所能期望的除了苦难还有什么呢？而今，他从我的身上所期望到的，却再也不是苦难了。
然而，虽然我为他量身定做了疗程，可情况却不见好转。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为他清洗、包扎腿疮，但这种腿疮远远不是我所能治愈的。通常一处腿疮稍有好转，不久后，在新的部位又长出脓疮了。最后，我决定带他到苏格兰教会医院去就诊。
这一决定是至关重要的，它孕育着满满的希望，给卡曼坦带来了深深的触动——他并不愿上医院。他的与世无争全赖于他的牧童天职和哲学，可我坚持开车送他去教会，安排他住到一长排病舍之中。他在焕然一新、神秘难测的环境里，禁不住瑟瑟发抖。
苏格兰教会的教堂与我的庄园相邻，位于西北十二英里处，海拔高出五百英尺。而法国的罗马天主教会在庄园以东十英里处，海拔低五百英尺，地势较为平坦。我对这两个教会都没什么偏见，私人关系都不错，却对他们互相之间无法调和的敌对感到遗憾。
法国教士们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常与法拉赫一起骑马到那里去，参加礼拜天早晨的弥撒，一则可以讲讲法语，二则是骑马去教堂饶有一番情趣。这中间有很长的一段路，穿过森林局种植的金合欢树林带。清晨，这些树在空气里弥漫着新鲜雄浑的松树般的芬芳，甜美得令人雀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