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美国后现代社会的“死亡之书”（译序）(2)

小说男人公杰克·格拉迪尼教授，是山上学院由他创建的“希特勒研究系”的系主任。小说中，他与第五次婚姻的第四任妻子芭比特（他的第四次婚姻是与第一任妻子复婚），以及他们各自多次婚姻中所生的四个子女—杰克的儿子海因利希（14岁）和女儿斯泰菲（9岁）、芭比特的女儿丹妮斯（11岁）和小儿子怀尔德（3岁）—生活在一起。四个一起生活的孩子，居然不是同父异母，便是同母异父：这就是美国后现代社会中典型的所谓“后核家庭”。婚姻来得快也去得快—杰克和芭比特结婚也尚不足两年。如此容易失败的婚姻，使得家庭成员们都来不及搞清楚家中事情的来龙去脉，于是，家庭便成了“世上一切错误信息的摇篮”（第17章）。

除了格拉迪尼一家六口之外，杰克的同事默里·杰伊·西斯金德和“戴乐儿”研究项目经理格雷先生，也是美国社会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美国后现代社会的典型产物。默里在山上学院“美国环境系”讲授关于摇滚乐之王—“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和车祸的研究。他对于看电视和超市购物这两大精神和物质的消费行为推崇备至，认为前者是“美国式的魔力和恐怖”的体现（第5章），后者则是当代消费社会的宗教仪式（第9章）。他一方面企图引诱芭比特（有论者认为他实际上已经得手），另一方面又去挑唆杰克杀人（第37章）。他既是苏格拉底式的雄辩哲学家，又是诱惑浮士德博士的靡菲斯特式的魔鬼。那位“格雷先生”，真名叫威利·明克，也与默里一样原本是外国移民，然而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我是看美国电视”和通过“美国式的性经验（譬如他与芭比特的性交易）……学会英语的”（第39章），或者说正式成为美国社会的成员。他从事的工作，也正是研制象征美国高科技的药物“戴乐儿”（第25章），去满足对此种商品需求量最大的美国消费者。

德里罗在《白噪音》中，成功地运用了许多具有讽刺意义的巧妙意象来展现和批判美国的后现代社会。美国学者汤姆·勒克莱尔指出，《白噪音》作者不厌其烦地描写的那台垃圾压缩机（第8章、第34章），简直就是美国后现代社会自我折射的绝妙象征。当杰克像密探似的取出机器中压实的垃圾团时，他看到的是“一尊具有讽刺性的现代雕塑”，它所藏纳的正是“消费意识的阴暗面”（第34章）。而描写了美国消费社会林林总总丑态的小说本身也是一台这样的垃圾压缩机。《白噪音》中另外一个重要意象—“美洲照相之最的农舍”（第3章）—则被批评家弗兰克·伦特里契亚称为德里罗笔下“两大美国场景”之一。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作为景象的农舍本身，由于被照相和到处标示，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它的影像反而成了人们意识中的美国场景。

德里罗在《白噪音》中旨在展现美国后现代社会而着墨最多的，是格拉迪尼一家去超市购物和被伦特里契亚称做“两大美国场景”中的另外一个场景—在家中看电视。对此，德里罗在上述与安东尼·德克蒂斯的访谈中声称，这是“对于日常生活和平凡时刻重要性的意识”使然。他的宗旨便是从中“发现日常性中的光辉”（“to find a kind of radiance in dailiness”），即揭示美国后现代社会生活的本质或真谛。

四、“美国死亡之书”

德里罗在与亚当·贝格利的访谈时曾经这样说过：“如果写作是思考经过提炼浓缩的形式，那么提炼得最浓缩的写作，也许就会终结为关于死亡的思索。”小说《白噪音》即是作者“关于死亡的思索”的产物。它表现了当代美国人对于死亡的意识，并且在深层次上分析了美国式的死亡。因此，德里罗的研究学者马克·奥斯蒂恩认为，《白噪音》可以标题为“美国死亡之书”（The American Book of the Dead）。

读者在这部“美国死亡之书”中可以看到，杰克的德语教师霍华德·邓洛普在他的破桌子上，放着一本德文书：Das Aegyptische Todtenbuch—《埃及死亡之书》，而且按邓洛普的说法，它还是“一本德国的畅销书”（第29章）。杰克的同事默里更是对古人和现代人、东方人和西方人关于死亡的认识有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持独到的见解。默里告诉他的学生们：“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研究过《度亡经》（Bardo Thodol），或称《西藏死亡之书》（第15章）。他关于后工业社会中“现代死亡的特征”的见解，实在是非常精辟：“知识和技术的每一个进步，都会有死亡的一个新种类、新系统与之相匹配。死亡就像病毒那样会适应。”因此，在后现代社会中，“死人离我们更近了”，我们已经“与死人生活在同一个空间中”，这就验证了2600年前中国春秋时代思想家老子关于“死生为一条，可不可为一贯”的论断（第21章）。

默里在“山上学院”校园里，与杰克一起作苏格拉底式的散步时，巧舌如簧地引经据典，发表了一篇关于死亡的雄辩讲演。他循循善诱地使杰克相信，人类的死亡恰恰是由恐惧造成的。因此，“假如我们能够学会不害怕，我们就可以永生”。然后，这位苏格拉底式的人物，露出魔鬼靡菲斯特的狰狞面目，用他的奇谈怪论唆使杰克去杀人：“想一想，在正面对抗中杀死一个人，在理论上是何等振奋人心……杀死他，就是获得生命的得分。你杀的人越多，你的得分就越多”（第37章）。默里的理论后来真的成了杰克的实践（第39章）。

人类对于死亡的意识和关于自身生存的认识，是贯穿该小说的一个悖论，那就是“人类生存的讽刺性意识：我们是地球上最高的生命形式，然而因为我们知道别的动物所不知道的事实，即自己迟早都不免一死，于是愁苦难言”（第20章）。关于死亡的挥之不去的念头和对于死亡的恐惧，时时处处地困扰着杰克和芭比特（第4章、第20章、第26章等），并且支配着他们的行动。

约翰·N.杜瓦尔指出，杰克为了压抑死亡恐惧和拒绝死亡，正做着三件事情—看电视、购物和研究希特勒。一家子坐在沙发里看电视、听其中插播的商业广告，按弗兰克·伦特里契亚的说法，已经成为后现代社会中“两大美国场景”之一。《白噪音》中的格拉迪尼一家人每逢星期五晚上，都按女主人芭比特的要求，坐在一起看电视（第4章）。“我们寂静无声地看着房屋在大团流动的山熔岩中被冲进海洋，一座座村庄整个儿倒塌、起火。”（第14章，第71页）然而，电视模拟的灾难和死亡，只能在观众中产生迈克尔·W.梅斯默所说的审美的“距离”和尤金·古德哈特所说的“麻醉效果”。于是，灾难和死亡的恐怖荡然无存。与电视业相关的商业广告，也已经渗透进美国人的深层意识，并产生虚假的“超越”。超市和大商城，是美国社会物质富足的象征；到超市去购买一大堆种类繁多的商品，杰克便觉得是“给我们灵魂深处的安乐窝带来安全感和满足”（第5章）。

除了看电视和购物这两种所有美国人都在进行的活动，杰克还有属于他个人的第三件事情—希特勒研究。但是，正如默里所指出的，杰克一方面要把自己“隐藏在希特勒和他的事业中”；另一方面，他还要利用它来增强自己的“重要性和力量”—两者都旨在保护自己不受死亡的威胁和伤害（第37章）。某天黎明时分，当芭比特的父亲突然出现在后院中，惊慌失措的杰克误以为是死神造访，他竟然抓起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将它“紧紧地抱在肚子前”（第33章）。他从事希特勒研究的内在动机暴露无遗。这样的动机也外化为芭比特从事慈善事业和给老年人教授正确的活动姿势等。但是，所有这些仍然无济于事，不能解决他俩的死亡恐惧。于是，芭比特选择以性交易获取“戴乐儿”；杰克则选择以暴力抢夺这种神奇的药丸，并通过杀人来赚取“生命的得分”，以实现他拒绝死亡的最终目的。

《白噪音》中对于空中毒雾事件的描写，读起来像是“灾难恐怖小说”。但是，德里罗的创作别具匠心。首先，正如负责事故中疏散居民工作的是一个名叫SIMUVAC—意思是“模拟疏散”行动计划—的组织一样，德里罗不是以传统的亚里士多德或柏拉图的“模仿”（mimesis），而是以鲍德里亚式的“模拟”（simulacrum），表现了一场恐怖事件的“超现实”（hyperreality）。其次是，作者在此并未描写死人场面，而是强调“尼奥丁衍生物（在人体内）的寿命为三十年”，从而使杰克心理上对于今后漫长的岁月充满极度的恐惧。最后，德里罗安排一个男人拎着一台微型电视机，向逃亡的人们展示空白的电视屏幕。如果说电视对于恐怖、灾难和死亡的模拟，让观众产生“审美距离”并发挥麻醉作用的话，那么没有被电视报道的空中毒雾事件，就使人们悬疑丛生，从而感到最大的死亡恐惧和威胁。

讨论后现代主义杰作《白噪音》，不能不谈及那个被杰克称为“后现代的日落”（第30章）。“自从空中毒雾事件发生之后，日落就漂亮得让人消受不起……那轮原本已经灿烂辉煌的落日，一跃而为赭色的、宽广的、高耸云霄和如同梦幻的空中景致，透露着恐怖。”工业污染造成了这种杰克所称的“美学上的飞跃”（第22章），约翰·弗罗将造就它的空中毒雾事件称为“空中审美事件”；按照利奥塔关于“现代美学就是对于崇高的审美”和“具备了崇高，死亡问题就归入美学问题”的观点断言，对于这个“后现代的日落”及其透露的死亡恐怖的审美，就是对于崇高的审美。保尔·莫尔特比将唐·德里罗尊奉为“后现代主义的典范作家”。

小说的最后一章中，除了那个“美丽和恐怖的日落”，作者还描写了怀尔德在州际公路上骑着他的小三轮车左冲右突，十分惊险地逃脱了死亡，以及铁匠镇的老年居民在重新排列了货架的超市里茫然失措。显然，作者是在传递一条重要的信息：未来的人类也许能够幸运地驾驭死亡，但是也许仍然像过去和现在那样，时时处处地笼罩在死亡恐惧的阴影之下—这就是唐·德里罗留给读者思索的重大问题。

2002年8月10日初稿

2013年3月25日修改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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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白噪音》作者唐·德里罗为新版译本审读了这篇“译序”（原拟作为“译后记”）的英文稿，并表示：“本人赞赏这篇‘译后记’对于《白噪音》所表现出的深刻见解，我诚望这些见解将得到本书读者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