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活得虚假... 唱歌鸟儿的巢...
在牛津... 一个小疙瘩...
在大教堂里... 欢笑...
我逐年成长，内心的冲突也愈加明显，我开始觉得我活得虚假，我是在化装舞会上。我的女性实质无法用言词说清，是裹在男性伪装中的。精神病学家常问，这是否使我有种犯罪感，实际上恰恰相反。我觉得既然我想移植到女孩身躯中去的愿望是这么强烈，这么始终不衰，我只有力求最佳状况即内心的和解：我认为这种印象并非出于家庭或家人的影响，而是幼年在牛津的经验形成的。
牛津造就了我。我是那里的本科生，大半生在那里拥有一所住屋——还写过一本记述牛津的书，加倍实现了我自己的占有标准。但是更加重要的是，我的第一所住宿学校也在那里：牛津的校徽、标准和传统支配了我的童年，使我初次得知家庭之外，我那望远镜看到的范围之外，另有一个世界。我希望，我对这个地方的观感不带感情色彩——我对那里的缺点也知道得太清楚了。不过，牛津的完整性虽然遭到损伤，还是给我留下了一个我在世上最钦佩的形象：这么古老和真实，吸取了时间，也像射入三棱镜的光线那样有改变，以这过程丰富自身，除了不容忍之外一切都能容忍。
我谈到牛津时当然不仅指牛津城或牛津大学，甚至也不仅指当地的气氛，而是指整个思维方式，指那种世界观，或者说是指一种文明。我来的时候是个异于常人的孩子，体内有对立的两种倾向，若非我从牛津文化——实际上是英国的传统文化中吸取了灵活性和自得其乐，只怕我早已在反常儿童的最后休养所即精神病院里完结了。因为牛津精神的核心周围有那崇高而勉励人的真理：世上根本没有任何共同准则。我们大家全不一样；谁也不是全盘皆错；去理解人就是要原谅人。
我于1936年成为牛津大学的一员，那年我九岁，当年的校历上有我的名字。这倒并非因为我是什么神童，而是因为我起先在那里的基督堂学院的唱诗班学校上学。学院宏伟无比，其附属教堂实际上是牛津主教管区，学院还自办一个职业唱诗班。这里的体验给予我的影响要比我从别处受到的都持久，任何其他类型的学校都不可能那样奇妙地满足我内心的渴求。我在基督堂学院的那些年里内心产生了一种纯洁无瑕的观念，即圣洁感和脆弱感。我逐渐悟到这就是女性气质——就是歌德在《浮士德》末尾数行里说的：“永恒的女性气质引导我们升华。”
当时的大教堂唱诗班学校校址在城中心一条狭窄弄堂里，高墙两堵，阴暗可厌，唱诗班学校实际上只限于唱诗班成员自身——总共十六个男童。学校是个中世纪式的机构，我们按中世纪方式生活——一座牛津阁楼中会歌唱的鸟的窝。我们可以组成一个板球队，但人数太少，光自己打不起来
。我们也演剧，不过是小型的。学校的音乐会很短，这是件幸运事。不妨说我们的一切都是按习惯行事的：我们在圣弗里德斯怀德大教堂（后来我才伤心地发现，这位牛津圣徒在别处都被认为即使不是完全虚拟也是不可靠的）演唱圣诗，为那宗旨牺牲了一切。我们受的教育是充分的，但也必须是无定规的：我们必须一天两次戴上方帽，围上伊顿式白色宽领并穿上飘动的长袍排成一行，越过圣阿耳代特街去大教堂——因受游客注视而颇为得意。好玩的是，有时一队警察同我们擦肩而过，个个戴了头盔，脚蹬沉重的皮靴，大步踏向街上的警署。
现在的教育家若来视察一下我们的教育状况就不免惊骇：我们学校必定在英格兰最小的寄宿学校之列，这显然妨碍了我们的智能类型。不过，我把我在那里的时间看成一种慈爱的美。我常想，在那维多利亚时代之后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时的习俗必定扭曲了我的性观念。男子是干重的、难的活：挣钱，打仗，痛打犯了过失的学童，穿靴戴盔，临危不惧，豪饮啤酒；女子则从事文雅、轻柔的活动：治疗，抚慰，绘画，穿绸衫，唱歌，欣赏华丽的衣衫，赠送礼品，受人崇拜等等。我们家里偏偏不承认这些差别，谁也不曾想爱好音乐和华丽的衣衫等是女性气味十足：我自己的女性观念是高尚而非强有力，宽恕而非惩罚，给予而非攫取，帮助而非带头的。牛津表现这种差别的方式似乎在加的夫以至伦敦都是不可能的。我又急于要对牛津那些优点有所反应，的确感到自己屈从于一种特定的女性影响。从当时到现在，每当我想到牛津就称之为“她”，这已成为习惯——有一次某评论家埋怨说，这是为了讨好而追随维多利亚时代最拙劣的文人的先例。
那些风景区大部分纯属自然美景，我也就乐在其中了。每天下午我们都到基督堂学院草坪上的运动场去。这是默顿学院高墙下的一片长方形草坪。回想起来，我觉得我爱这个地方简直着了迷，就如诗人马维尔爱他的花园：
我经过时绊倒在瓜上，
我跌倒在草地上，陷在花里了。
墙角种有三种大栗树。牛津夏日的下午，我常在芬芳馥郁、万籁俱寂中躺在树下潮湿的长形草地上，没有人瞧见，灵魂出窍了。青蛙跳上来，好玩极了；蚱蜢在我眼睛旁边的草上颤动；牛津的钟声缓缓报时；若听到有人喊我——“莫里斯！莫里斯！你一定在家！”——我知道他们是不耐烦继续找下去的。马维尔认为伊甸园里最好的时候必定是亚当在园里踽踽独行的时候，而我生平在各个地方，包括各风景名胜区和各城市，总是感到一种在我看来实际上是性的引诱。这种性的引诱比肉体上的性感要纯洁，但同样令人兴奋。我认为这种乖僻然而恰恰同我的情况相符的感情来自多年以前那一个个打板球的芬芳的下午：
追逐人间美人的诸神，
仍是在树下终止了赛跑，
潘果然快步跑在绪任克斯后面，
得到的是芦苇而非美女。
牛津别的诱惑便没有那么显而易见了。我爱这个地方的外观，也爱这个地方的观念。我爱这里的古老和古怪，这里的礼仪、怪僻和古迹。我爱常可从学院各窗户里瞥见的书城和每天都在周围见到的杰出人士的面孔——基督堂学院大厅里高台子上的政治家、哲学家，讲坛上威严有如武士的神学家，亥伊街上自言自语的狂放学者。我爱基督堂学院牧师团在朝向汤姆广场的宏伟的牧师团大厦里为我们安排的圣诞节晚宴。当时的蜡烛有多高！多么美味、多么富于营养的蛋糕！高级教授这时抛开了他们可畏的庄严神态，原来如此！我们得到的礼物又是多么使人振奋——盖有主教或者名誉院长堂堂火漆印章的黑便士邮票信封！我们最后辞别时用尖嫩的童音轻轻道谢——“真太感谢了，先生！”“您太周到了，先生！”——只见那些老牧师在前门的窄缝里点头道别，目光中流露出倦意，但他们的面容看来又有多么高兴！
我并未真正知道牛津的各项宗旨，还认为没有必要去探询。牛津近在眼前就够了，不是非解释说明不可的事物，仅仅是生活本身的一个部分而已。在我看来这里是这样一个地方：这里的人显然受到鼓励用他们自己的时间和自己的办法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和乐趣，大学是个理想的风景区，特权阶层子弟可在这里的树丛、山岗和草坪间作短暂的漫游——这种观点我至今未变。
这些都是使我这样的领悟状态的儿童兴奋不已的影响。他们鼓励我的差别感和纯洁感。学校本身就是理智而不讲亲切的：没有人因为我的诗意心理而称我甜姐儿，也没有因为我每露出阴部便面红耳赤而认为我傻。我除了越野赛跑之外厌恶其他运动项目，但也没有谁因此看不惯我。而且，据我想，校方变得更加敏感，察觉我有些心神恍惚便尽量设法使我好转。想起有一次神入至今心有余悸。一天我在女舍监房间里不知是报告要一份安吉尔牌乳剂呢还是收集一些补过的短袜，她突然抓住我的双手说她可否给我看点东西。她说话时面带甜蜜而认真的笑容，我估计不外是珠宝盒里的家庭小饰物或者某个亲爱的人的照片。谁知她走到窗边拉上窗帘，脱下身上的衣服。我看到了她相当瘦削的身子，穿了件粉红色的缎子套裙，听到她带牛津乡土音的话：“不必感到困窘，亲爱的，你难道不是常看到你母亲脱下衣服么？”
最使我兴奋的影响还要算大教堂生活对我的影响。我从来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至今还是希望欧洲各大教堂能贡献比祈祷多些理性的礼仪。不过，我的反对偶像的主张不针对那些真正虔诚的英国国教会大教堂。如果还有那一类教堂，则堂里的正式祈祷书一定未遭篡改，《圣经》一定还是詹姆斯王钦定本，暴躁的新娘到了那里也会合掌许愿今后从命，堂里的气味是葡萄汁和蜡烛味，膝垫是主教管区母亲协会绣的，那里的牧师吐字纯正如同他们的乐音的颤动，金盘在玫瑰色的窗户下面闪闪发光，讲道时风琴手亲切地斜倚在楼厢上，节庆时《C调斯丹福曲》《荒野曲》或者《教士扎多克》的轰鸣声响彻整个教堂，晚祷结束时远处那个穿教士长袍的人在高高的祭坛前举手祝福，飘来的微弱而奇妙的祝祷声隐约可闻。这种种情景都是我在牛津基督堂学院大教堂时感到万分满足的，而我就在他们那些仪式的祷词声中一天天沉思默想自己身上的奥秘，感到不可思议。
对错生性别现象的调查多半附加了神秘色彩。古代贤人总是在跨性人身上看出某种神圣的东西。同情我的朋友察觉到，在我自己的困惑状态的核心里有某种灵感。在无神论者看来或属荒唐可笑的这种灵感，我自己是在大教堂的那几年里最早感觉到的。有五年之久——节假日除外，我每天都去那里参加礼拜式。那里的建筑、音乐、壮观场面、文学、暗示、联想和尊严等一切都对我的内省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我对那座建筑的熟悉程度可说不亚于自己家里，或者应该说我熟悉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因为唱诗班席上看不见的小礼拜堂和圣坛是我们难得有事进入的，那些壁龛又是只在举行典礼的特别日子才进入生活的，平日藏在阴影里，队伍散场后留下的小旗子与蛛网并悬在幽暗里，有时被寻求独处的、孤寂地低下头的人推来推去，好似隐匿起来了。但是灯火辉煌的唱诗班席像是成了我自己的地方，困惑——我的难题正是在这里而非别处变成目的的。
古老的圣堂有助于形成许多秘密，我的秘密同这座大教堂的外形、音响及类型简直融成一体了，所以直到今天，我每次回到那里去做晚祷还是感到一种共谋的气氛。我在堂里发现一种短暂的应验、一种奉献。在唱诗班学校我越来越感到我在朋友中是个替身。不知情的人出于好意，期望我同他人一样，我只能默默地退缩一旁，不无隐痛。就说那位女舍监，她把秘事透露给我，要是我也把自己的隐秘告诉她，她无疑会早早打发我上床或者给我开无花果糖浆处方——不妨说，往后二十年我在医学界无非也是得到这样的反应。有时我寻思这一切是不是一种惩罚。莫非我在前世为人时做了什么可怕的事，要受到这样的惩处吗？还是我要在来生中得到补偿，投生为一个桑雅·赫妮或者狄安娜·窦萍？别的时候我又想，只要忍受这苦难，一切便都解决了。我坐在牙医的手术椅上或者可怜地躺在病房里或者被迫第一个坐上跳板往冰冷的水池里跳时，我是在扮一个自己出演的神秘角色：我时常听人夸我勇敢，这话告诉我勇敢一词是怎么个含义，因为我果真是一分一秒地挨过不愉快的时间作为求得我的解脱的奉献——只是为了在天堂积累德性。
但是，我们每天在大教堂过的钟点里我仍能是我自己。我在那里完成了某些幼稚的涅槃，我的法衣上有粉红色、白色和大红色，又真的受到音乐、言辞和背景的激发，我无论如何不是个严格意义上的男孩，我的天真状态业已经历了某种神化，这是我至今向往的境界——这种魔力没有我在栗子树下的断念那么直接，但是其解脱更加彻底。说不定这是修女的感觉。我感到那地方的精灵必定赞同并完全理解我那些愿望。他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做礼拜的某些崇高感的片刻启蒙了我心目中的女性原则。我们的法衣就好像有心要否定我们的男性身份。我认为，基督教故事里的全部人物中最美丽的是圣母玛丽亚，远比基督本人还要完美和神秘。她在各福音书中飘然出现，生疏而高贵，本身就是个不解之谜。
这种诚实然而不免过于感伤的方式使我升华，我开始梦想用什么办法可以甩掉我身上的这张表皮，显露出体内的纯洁——永远解脱出来，进入天真状态。我每晚为这祈祷。每天那段祝愿恩赐的祷词——“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爱以及圣灵的情谊永远与我们同在。”——之后有片刻静默。据我想我那些学长前辈都在这时祈求宽恕或者启迪，我却年复一年，在整个童年期间每晚都悄悄地在这当儿塞进一句不那么高雅却同等虔诚的吁请：“求上帝让我变成女孩。阿门。”
上帝怎么才能把我变成女孩我一无所知，我自己对我这个心愿的详情也无疑仍是模糊的。我还根本不知道两性有何差异，根本没见过一丝不挂的女性肉体，我的祷告并非出于理性而是纯属本能。但这种强烈冲动势不可挡，抑制不住，在大教堂的那些年头似乎得到神圣的鼓励。我感到好像有股强大的力量正等候有朝一日帮助我。我没有灰心丧气，从气质上说我是个乐天的孩子，从境况来说我是个幸福的孩子。我限定自己把我的秘密当作一种预兆而不是作为负担珍藏在内心。博马舍笔下的理发师说得好：“我让自己见什么都笑是唯恐会哭出声来。”我不想使人感到以为我自己体内已经完成了某种上帝的旨意：说来不过是我童年的种种影响，英国人的容忍精神，牛津的风度和激奋状态以及基督教形式的慰藉在我的困惑问题四周交织成了自身的魔咒，来缓和并赐福给我的困惑。我想，在读者看来，错生性别的冲动未免有些滑稽，但是我从未认为这是难为情甚至违反自然的。我赞同歌德的话。